张勇 | 唐宋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演变

文化 2025-01-21 20:46 四川

唐宋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演变

摘要：唐宋时期，在西南地区政权长期鼎立对峙和内外意识增强的背景下，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出现了重大变化。唐代中后期，初步形成了“巴蜀内地汉族区—沿边民族地区—徼外蛮夷地区”的三重格局民族地理观。两宋时期，沿袭了三重格局的民族地理观，认识更为完整和系统，并且发生了一些变化。

关键词：唐宋；三重格局；西南；民族地理观

民族地理观是人们对一定区域内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整体性认识与划分观念。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族地理思想，近些年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对于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黎小龙先生曾撰文分析了周秦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萌生、形成和嬗变历程，对早期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但目前学界对汉晋之后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仍缺乏系统的探讨。而在汉晋之后的唐宋时期，人们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展开深入的研究。

一、唐代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根据已有研究，秦汉魏晋时期形成了多家关于西南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认识，其主流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巴蜀——西南夷”的观点，即认为巴蜀核心地区为华夏地区，之外的地区为蛮夷地区，将西南地区划分为巴蜀（华夏）、西南夷（蛮夷）两大民族地理单元。[2]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部分西南夷地区被纳入到了汉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内，人们逐渐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南夷地区）有了一定的区分。例如，《后汉书》中出现不少“徼外”之称，范晔借此将西南夷分为“徼内”和“徼外”两大类。但此时人们对西南民族地区徼内、徼外的划分还比较模糊、混乱，并未成为一种系统的民族地理观。这种情况到了唐宋时期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汉晋时期，尽管西南地区部族众多，也曾有一些小的民族政权，但都未形成足以和中央王朝相抗衡的势力。进入唐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的局势出现巨变，先后崛起了吐蕃、南诏等强大的民族政权。随着西南地区南诏、吐蕃与唐朝鼎立对峙格局的出现，以及时人华夷有别、内外之分意识的加强，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早在武后时期，吐蕃已崛起于唐朝西部，垂拱五年唐欲发兵从雅州出击生羌，因袭吐蕃，陈子昂上《谏雅州讨生羌书》反对。他说：“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吐蕃……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乱生必由怨起，雅州边羌，自国初已来未尝一日为盗；今一旦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惧诛，必蜂骇西山；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连兵备守；兵久不解，则蜀之祸构矣。”[3]陈子昂认识到，蜀之西为雅州等地边羌，边羌之西则为吐蕃。蜀（内地汉族区）、边羌（沿边民族地区）、吐蕃（徼外蛮夷地区），构成了时人眼中西南地区西部板块的三个民族地理单元。南诏崛起于南部后，西南地区南部板块也出现了和西部板块相似的民族地理格局，在时人眼中便构筑起了关于西南地区“巴蜀内地汉族区—沿边民族地区—徼外蛮夷地区”的民族地理格局认识。如果说汉晋时期“巴蜀—西南夷”的观点可称为两重格局的民族地理观的话，那么唐代“巴蜀内地汉族区—沿边民族地区—徼外蛮夷地区”的观点，则可称为三重格局的民族地理观。

对于不同的民族地理单元，时人有不同的认识。唐朝统治区域外的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由于长期与唐朝相对峙，彼此间的民族敌对意识强烈，唐人自然视其为蛮夷地区。时人称南诏政权内的民族为“南蛮”或“南诏蛮”，从整体上视南诏地区为蛮夷地区。此种观点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当属《蛮书》（又名《云南志》）。该书记从西川成都至南诏都城的途程，一到南诏界就称“云南蛮界”。[4]显然，就如同其书名“蛮书”所反映的一样，时人完全视南诏地区为与之相对峙的蛮夷地区。对于吐蕃，新、旧《唐书》等史籍都将吐蕃作为民族政权单独列出，并记载了大量不同于汉族的独特习俗。在唐人眼中，吐蕃是西羌之种，称其为“国之寇雠”，[5]是与唐相对峙的徼外蛮夷之地。

对于唐朝统治区域内的西南地区，时人秉承“华夷有别”的观念，将其划分为巴蜀内地汉族区和沿边民族地区，并认识到两者的作用各不相同。人们认为巴蜀内地汉族区在唐朝处理西南边疆及民族问题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史籍所称剑南节度“西据吐蕃，南平蛮獠”，[6]是唐王朝控御与之相抗衡的南诏、吐蕃的重要基地。而沿边民族地区是内地汉族区与民族政权地区之间的一个过渡区，唐人对该地区的范围、民族及作用都有一定认识。

首先，唐人认识到，沿边民族地区的范围较广，在巴蜀内地汉族区之外的西部、南部、东南部皆是蛮夷聚居区。因此，唐朝在沿边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州县，主要有剑南道的松州、茂州、雅州、黎州、嶲州、戎州、泸州与江南道的黔州及其都督府。这些地区的蛮夷民族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尽管部分地区也有汉人与夷人杂居，但人们更多地将其看作是蛮夷聚居区。

其次，时人还从整体上对该区域的民族类型及分布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划分。例如，《新唐书·地理志》将松州、茂州、雅州、黎州、嶲州等都督府所领168羁縻州称为“羌州”，将戎州、泸州、姚州、黔州等都督府所领92羁縻州称为“蛮州”，总体上将沿边民族地区分为羌区和蛮区。当然，人们也认识到沿边地区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除了羌族和蛮族两大类外，还包括獠人等族群。

再次，人们认识到沿边民族地区在地理阻隔、军事力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些地区大多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地势险要，被唐人看作是能阻拦吐蕃、南诏进攻的天然地理屏障。如陈子昂所说：“吐蕃羯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久有日矣，然其势不能举者，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而不得窃食也。”[7]西羌地区“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是防止吐蕃入侵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屏障。后人对这些地区的阻隔作用也多有认识。在军事力量方面，时人认识到这些沿边地区的民族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一是这些民族可直接参与到唐对吐蕃或南诏的战争中来，唐朝多次联合一些沿边民族的兵力，攻打吐蕃或南诏。二是由于沿边民族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可使其为向导。三是唐朝可招募沿边民族为军队，以助其守边。

二、宋代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沿袭与变化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政权局势发生了一定变化，西部吐蕃分裂为诸部，南部大理替代南诏，各自控制的范围都有一定的盈缩。不过西南地区整体的民族分布格局并无大的改变，加之宋人的内外意识和民族观念更为强烈，因此，人们所持的仍是三重格局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并且更为明显和完整。

北宋的曾巩在代宋神宗草制的诏书中说：“西南之地，延袤万余里，外临殊俗，内杂溪谷，诸蛮列州成县，以保安吾民。”[8]“外临殊俗”，指在宋王朝统治区域之外（徼外）是不同于汉文化的蛮夷地区；“内杂溪谷，诸蛮列州成县”，指在宋朝统治区域之内（徼内）杂有“诸蛮”，统属于羁縻州县。在这段话中，曾巩将“西南之地”分为宋王朝徼外的蛮夷地区、徼内的羁縻州县和隐含在他话语中的汉人居住地区。换而言之，他将西南地区完整地划分为巴蜀内地汉族区、沿边汉夷杂居区、徼外蛮夷地区等三个民族地理单元。除了曾巩外，其他宋人对此种民族地理格局也多有认识。如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中说：“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9]可以看出，范成大认为内地是汉人的普通郡县，其外为“溪洞” 与华杂居的近省羁縻州，羁縻州之外为“化外”蛮夷地区，这也是三重格局民族地理观的体现。如果说唐中后期三重格局区域民族地理观才初步形成的话，那么宋人对三重民族地理格局的完整论述，则说明“巴蜀内地汉族区—沿边汉夷杂居区—徼外蛮夷地区”的观点已成为系统的主流观点。

对于宋朝西南统治区域外的民族政权地区，宋人仍视其为徼外蛮夷地区。尽管两宋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西南地区的南诏、吐蕃诸部与宋王朝之间的战争减少，对宋朝造成的威胁不大。但受消极边疆思想的影响，宋朝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仍然视大理、吐蕃为外藩，视其地为蛮夷之地。在两宋统治者及知识分子看来，大渡河以外的地区已属徼外蛮夷地区，当与交趾等国并列。高宗称：“（大理）遐方异域，何由得实？”[10]在《宋史》的编列中，也将大理、吐蕃列入《外国传》，与交趾等国同列。这些都反映了时人仍视徼外的大理、吐蕃地区为外藩，为“遐方异域”的蛮夷之地。

对于统治区域内的西南地区，宋人仍将其分为巴蜀内地汉族区和沿边民族地区。宋代对西南徼内汉、夷地理格局的认识，和唐朝相比大体相同，又稍有变化。其变化之处，一是认识到徼内的汉族区有一定程度的扩大。隋唐时期，由于晋末獠人入蜀，巴蜀地区的很多州县都分布有獠人，新、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之52府州郡中，32州有獠人分布。但巴蜀地区的獠人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逐渐融合于其中。到了宋代四川内地的獠人已基本融合，在南宋人编写的《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书籍中关于四川内地獠人的记载寥寥无几；四川周边虽仍有獠人分布的记载，但较之隋唐时期已大为缩小。这反映出随着四川内地獠人等民族逐渐与汉族融合，加之大批汉人迁入边地，汉族区的扩大已为时人所认识。

二是看到沿边地区汉夷杂居并逐渐汉化的趋势。由于汉族移民大量迁入沿边地区，原本以蛮夷民族为主的边地逐渐变为汉夷杂居之地，宋人对此杂居状况有大量记载。这些沿边地区在汉夷杂居、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蛮夷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如南平军本“南獠之故地”，“自唐宾服，开拓为郡。今衣冠宫室，一皆中国”，“四民迭居，冠婚相袭，耕桑被野，化为中华”。[11]这些记载体现了宋人对沿边地区汉夷杂居并逐渐汉化的深刻认识。

三是对沿边民族地区的重要性认识更为突出。两宋时期人们意识到沿边地区在战略位置、兵源补充、市马贸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加之宋朝的国力大为衰退，在与民族政权的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宋人视沿边民族地区为“藩篱”，倚之为屏障。曾巩称“西南之地”，“诸蛮列州成县，以保安吾民”，就是主张西南地区以诸蛮夷羁縻州为“藩篱”，保境安民。对于四川西部的氐羌，宋人称“武都氐羌，至杨氏而始，大其后遂为阶成、兴凤等州，为蜀之藩篱”。[12]四川西南边境的邛部川等东蛮部族，唐宋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藩篱”作用，但嘉定九年“邛部川逼于云南，遂伏属之”，人们因此感慨“其族素效顺，捍御边陲，即折归云南，失西南之一藩篱”。[13]这些都说明了宋人对沿边民族地区“藩篱”作用的重视。

南宋时，北方的政治、军事格局发生了巨变，这也影响到了时人对西南民族地区（包括沿边民族地区和徼外蛮夷地区）的认识。宋室南渡后，西部大散关以北为金人所占据，金在四川北面对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南宋将金视为最主要的敌手，在与金抗衡的时候，也考虑到了四川沿边民族。南宋人认为如果金人联合四川黎州、雅州、石泉军、叙州等地的蛮夷民族一起攻宋，则四川危险。这说明南宋意识到，在与金对抗时沿边民族地区有着重要的作用。

时人看到，四川南边的民族政权有大云南、小云南、乌蒙、罗氏鬼主国以及其它小国；沿边羁縻的蛮夷有卭部川、两林蛮、虚恨蛮、马湖大江蛮等，“皆与蜀之诸郡接”。南宋人仍大体将西南民族地区分为徼外蛮夷地区（即民族政权地区）和沿边民族地区。但有所变化的是，吴昌裔将徼外民族政权和沿边诸蛮放在一起分析，认为这些民族地区一旦被蒙古攻占就会使“蜀边腹背受敌，而湖右之腹心先溃可不畏哉”。可见，南宋人认识到在与金、蒙古对峙中，不管是沿边民族地区还是徼外蛮夷地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秦汉魏晋时期，盛行的是“巴蜀—西南夷”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到唐宋时期，在西南地区政权长期鼎立对峙和华夷有别、内外之分意识增强的背景下，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唐代中后期，初步形成了“巴蜀内地汉族区—沿边民族地区—徼外蛮夷地区”的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人们对不同的民族地理单元有不同的认识。两宋时期沿袭了三重格局观，并且认识更为完整和系统。同时，两宋时期的民族地理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认为汉族区有所扩大，意识到沿边地区汉夷杂居并有逐渐汉化趋势，对沿边民族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更加突出。与唐人将沿边地区主要看作蛮夷聚居区不同，宋人更多地将沿边地区看作汉夷杂居区。

进入元明清时期，由于西南地区的政权对峙格局业已消除，三重格局观不再是主流，但其中的部分认识仍对明清的民族地理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宋人对沿边地区汉夷杂居的认识，到明清时期就演变成了西南民族大杂居的民族地理观。限于篇幅，明清的民族地理观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按：作者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文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赵力兴

▽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

西南边疆

本公众号由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办。经方国瑜、江应樑等前辈开拓、建设，我们在林超民、潘先林等教授带领下，沿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前行。公众号分中国民族史、西南文献、西南边疆三个主题，汇集基础研究和前沿资讯，供研究生、本科生学习交流。

最新文章

汪高鑫 |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以史书编纂体裁为中心的考察

周昕晖 | 从日记到纪程：锡珍稿本纪行文献考论

邱江宁 | 蒙古人的世界征略与13-14世纪的纪行文学繁荣

张晓非 | 辽金易代之际金夏关于辽宋旧疆问题的交涉

李路 | 慕容鲜卑社会农耕、游牧经济转型实态与边疆特征———以公元3—4世纪的辽西地区为中心

黎爱：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集部之研究特色丨【学术研究】

孔迎川 | 西方舆图所见元明清时期中国疆域形象辨正

白鸿叶 | 国家图书馆藏边疆舆图整理研究

成崇德 | 论清朝的舆图与疆域的形成

何志国 | 论西南与湖北早期佛像的关系

张勇 | 唐宋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演变

陈建明 | 近代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布道及其影响

段晓林、石建荣 | 民国文献整理出版年度报告（2019）

段晓林、攸扬 | 民国文献整理出版年度报告（2020）

雷亮 | 民国文献整理出版年度报告（2021）

雷亮 | 民国文献整理出版年度报告 (2022)

梁冬丽 | 明清小说的西南时空书写

王胜军 | 康熙理学与西南边疆及土司地区的治理

宋键 | 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立

薛毅 |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煤矿及其作用

刘志英 | 近代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互动

杜芝明 | 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及演变

刘贤 | 论民国时期陈垣的交游世界——以基督宗教界为中心

苏超 | 陈垣先生遗珍：北师大回校展考析

藏书报 | 为史学大师陈垣遗珍开专场，重磅信札文献集结西泠秋拍

新年快乐

刘岩朱明贤|近代日本对西南地区的调查及文献研究

申爽|文化政治视阈下的民国“读书运动”再考察

论文研读 | 史春风：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读书运动研究

杨峥杨静李灵杰：民国时期的阅读推广与社会阅读

吴心怡杨园章|从边地看中国：19世纪中叶一位广东高州士人的京旅纪程

林谦一郎|西南夷一南蛮—西南诸夷：中国历代正史中有关南方民族称呼变迁

周思成|元代海运变迁新论——以“事故粮”之统计分析为中心

前方云大，祝你成功上岸！

戴佳辉|晚明海洋贸易中的“船引”研究

段旭颖|清代的牲畜税、牲畜捐征收与商品经济发展

清雍乾时期广州贸易中的行外商人——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

世界的中国工人：殖民主义、中国劳工与滇越铁路

高守轩｜数字人文视角下古籍资源知识挖掘与可视化研究 ——以《隋唐演义》为例

学术前沿｜数字人文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应用路径及发展策略

郭宇张俊峰｜清代蒙盐入晋与山西中北部盐业市场的变迁

刘锦增|清末新疆建省后协饷问题研究

潘先林霍毅｜重新发现“西南学”——江应樑先生西南研究的学科构建历程及其当代意义

讲座预告｜赵成杰：数字人文视野下古籍整理的办法及创新

讲座预告｜姚勇：从历史到现实—西藏边境与川甘青涉藏州县的田野经验

时鹏飞｜明代碑志文本的形成、流变与传播

彭志｜明中后期坊刻本的版权观念

王卫平︱林纾早期翻译活动（1898—1912）与晚清国族话语

新书：李大龙《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

分类

时事

民生

政务

教育

文化

科技

财富

体娱

健康

情感

旅行

百科

职场

楼市

企业

乐活

学术

汽车

时尚

创业

美食

幽默

美体

文摘

原创标签

时事社会财经军事教育体育科技汽车科学房产搞笑综艺明星音乐动漫游戏时尚健康旅游美食生活摄影宠物职场育儿情感小说曲艺文化历史三农文学娱乐电影视频图片新闻宗教电视剧纪录片广告创意壁纸头像心灵鸡汤星座命理教育培训艺术文化金融财经健康医疗美妆时尚餐饮美食母婴育儿社会新闻工业农业时事政治星座占卜幽默笑话独立短篇连载作品文化历史科技互联网

发布位置

广东北京山东江苏河南浙江山西福建河北上海四川陕西湖南安徽湖北内蒙古江西云南广西甘肃辽宁黑龙江贵州新疆重庆吉林天津海南青海宁夏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英国西班牙新西兰韩国泰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荷兰柬埔寨俄罗斯巴西智利卢森堡芬兰瑞典比利时瑞士土耳其斐济挪威朝鲜尼日利亚阿根廷匈牙利爱尔兰印度老挝葡萄牙乌克兰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希腊南非蒙古奥地利肯尼亚加纳丹麦津巴布韦埃及坦桑尼亚捷克阿联酋安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