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 杨静 李灵杰：民国时期的阅读推广与社会阅读

近代中国，西方列强入侵，社会剧烈变革，中西文化激荡，新学与旧学激烈交锋，藏书形成了传统藏书楼衰落与近代图书馆兴起互相交融的局面。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外接触日益频繁，一些驻外使节和出国留洋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近代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办馆模式和技术，这些诸如图书馆为民众服务的先进理念、先进办馆模式与传统社会的藏书楼形成强烈的对比，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藏书楼模式，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掀起了建立新式公共图书馆的热潮。

近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的主要区别，就是从传统的“重藏轻用”转型至重视图书的流通、使用，从而淘汰沿袭千年的知识精英教育，迎合救亡图存社会语境下的平民教育，使中国近代图书馆迅速成为一个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在社会大背景下呈现出社会性、教育性的特征，并兼有教育业的创新型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的流通图书馆的业务重点在于图书的流通，而不以收藏、保存资料为己任。民国流通图书馆之嚆（hāo）矢浙江流通图书馆对其如是定义：“流通图书馆者，搜集中外古今图书，用各种流通的方法（阅览、到馆借，通信借，陈列、巡回、车送和代理）使无地处、时间、性别、保证等的限制，而无所取酬的借予全社会的民众阅读，以达其普及教育之目的”。

民国时期的流通图书馆充分体现了我国近代图书馆民众化的发展方向，在普遍资金匮乏的前提下，以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为己任，通过降低或减免借阅费用保证民众阅读权利、引导民众阅读倾向；同时，通过巡回借书、通信借书、车送借书、代理图书等方式实现图书主动推送；并提供书籍常识、书目信息、读书方法等方面的指导，辅助民众阅读，这均是图书馆开放、平等、免费精神的体现。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中国近代图书馆脱胎于旧式藏书楼，很多图书馆从藏书楼采用新制到藏书楼皆行改称一步一步而来，一些图书馆是新创设的，但也受到藏书楼的影响。藏书楼的历史很长，影子也很长，就连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共图书馆的绍兴古越藏书楼也脱不了名称上的承继。

沿袭称谓倒是小事，但是沿袭积习却与图书馆的使命有点不相称。图书馆人在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图书馆与藏书楼割舍不了的联系让图书馆人满怀历史的自豪感，他们在追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的时候，通常将时间推至西周甚或更早，“吾国图书馆事业，发物最早。老氏掌柱下为藏书最早之职官，刘向校书天禄阁，乃校雠（chóu）之滥觞。周之外史，秦之兰台，汉之白虎东观，唐之集贤院，宋之崇文秘阁，明之南雍，清之四库馆阁，此国家代有图书馆之征也”。

但是另一方面，藏书楼这一机构是必须要批判的，不批判将无以正形。事实也是如此，藏书楼在近代图书馆产生以后，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要说藏书楼不乏优秀的传统，藏书楼主人中也不乏具优秀品德者，似乎也是人所皆知的事实，所以作为整体受此笔伐，与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

梁启超先生在1902年至1906年间在《新民丛报》中发表了现在被称为“新民说”的言论，他认为：“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擦，筋脉已伤，血轮已固，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怯弱，涣散混浊，而国能立者。”他的这番国民重塑理论在当时社会风行一时，不能不说是迎合了多数国民的心理需求。

新民丛报（图源：国学网）

既然国民教育是大势所趋、全民所向，一般机构当然也予以配合，但是，藏书楼和藏书楼式图书馆却有点不识时务、背道而驰的意思，把书放到一般民众不容易接近的地方，甚至就不让一般民众看。即使不作为教育的主要机构，这样的做法无疑也会招致众多炮轰。而在西方，此时的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提升国民修养的中心机关，在普及教育方面比其他机构要有效得多，中国人在参观的时候，往往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变革中的中国更需要哪一种就豁然开朗了。中国人素来讲究“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藏书楼被放到了要“破”的筐子里，延及藏书楼式图书馆。

从藏书楼这一名称就可以看出，历来藏书楼，都重一个“藏”字，把“藏”作为首要职责，官藏、公藏、私藏无不如此。所谓的“藏”，正如很多图书馆人批判的那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把书放置在多数人不能及的场所，“一究其用，则或皮禁苑秘府，第凭帝室之鉴赏，或藏深山穷谷，徒供处士之研寻，与民众无与也”，二是设置障碍不允许他人借书与阅书，“无论为帝王独创或巨室私建，大都只许近臣密友钩稽校阅”。也正因如此，古代的典籍在论及某藏书家将书借予他人之时，常引为美谈，与“秘不示人”或视子孙将书“鬻与借人”为不肖比起来，借书确实是一种美德，甚至是“恩典”。

清代结集《四库》，特建江浙三阁，皇帝大开“恩典”，允许士子抄写，但也仅此而已。士子以外的各界，难得观光，江浙两省以外的人，更属无缘。杜定友先生对这类现象提出了严正的批评，他认为：“藏是目的，用是手段，若藏而不用，与藏石头又有什么分别？”

一个“藏”导致了书的效用不行或不能尽行，形象地说，造成了书的死亡，当把书作为一种藏品拿来把玩的时候，书就与它的实际意义相隔甚远，且越去越远了。“学者罕能得窥美富，几使文化工具为一二豪贵之族所据为私有，而蓬门荜户之士，虽志切向学，莫有资势，不得纵观秘籍以发展其天赋才力”，不用书的人占有多量书，要用书的人见不到书，这是书的不幸呢，还是人的不幸？

书籍“死”了更形象的指代是因为火烧、虫蛀、水冲等属于“五厄”或者“十厄”范围内的灾祸而在世上消失。书有很强的保存前代文化的作用，“犹得抱残守缺，上以溯先民之典型，下以立一代之制度，使中华衣冠文物不随兵火而沦陷”。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是假设地球遭受了一次大的浩劫，只要留下一座图书馆，凭借图书馆里的藏书，人类文明很容易重建。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说法，两个条件很难满足，一是所有其他的机构都没有了，二是唯有图书馆存在。但书可传抄复制的特性近似等于图书馆的不会消失，一本书没有了，其他书还在，也就像郑樵在《通志·校雠略》里表述的，书的存没不会导致知识的存没。而如果是，秘藏的图书呢？

“私者如绛云楼公者如文渊阁，所藏图书善本付之一炬，至堪痛惜”，“朝廷藏书，所嘉惠士林者，究属有限，私人藏书，消磨岁月，夸耀豪富，装饰园林，关起门来不肯借人一观，蠢鱼侵蚀，子孙变卖，甚至一把火消灭”，对火烧藏书一事，人们是心有余悸的，这也是批判的导火索之一。藏书对很多藏书家而言，甚至比性命还重要，但是这样的藏书方式，却事与愿违地成了书籍毁坏、散佚的最大根源。

藏书楼应以保存文化为重任，但藏书楼对保存中国文化的贡献甚少。浙江归安藏书家陆心源的后裔曾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只要有能够建造藏书楼（公共性的），他们愿意捐献所有的藏书。民国初年，捐书的事情比较多，这是痛定思痛之下的无奈之举，源于藏书楼可见之弊端。

延续了厚重历史的藏书楼，随着社会教育的兴起，到民初进入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藏书楼之更名为图书馆就是明证。但即使是改名了，沿袭着旧习的图书馆却也比比皆是。“我们国家藏书事业，确是直至今日还很少切实的进步。昔日的藏书楼，今日多易名为图书馆，但是其内容和办法还多是依然换汤不换药的。由古之道，行于今之世，坐使改进无功，人事两困；一方面文化难为普及，不识字的民众，到处皆是；另一方面实施教育的图书馆，或形存神亡，或守株坐困，驯至旧闻荒芜，新智否塞，文化呈停滞不振之象。”

坐守顽固习性的第一种表现是把图书馆盖在人迹稀少的深山里，仍然脱不了只藏不用的毛病，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二图书馆都是如此。这样的地方对“雅人逸士”们来说，倒是不错，穷读古圣贤书之余，还可以游目骋怀，大发孰乐乐于此的感慨，但“不是精通古今之道学先生，即是骚客名士”能有多少，“一年三百六十天还不知道有没有三百六十个读者进大门。”更可恶的是书籍不准外借，门口挂一虎头牌子“书籍重地，闲人免进”。

苏州图书馆前身即“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

图源：图谋博客@王启云

第二种表现是以官来做图书馆管理者，或是图书馆管理者多少带有点做官的心态，“管理事务的人都是做官的，人民要看书，得官的许可”。这些管理者，在藏书楼时代，做的是“编辑一部附着考证版本的目录”而已，现在仍然做着典藏编目的工作，毫无长进。“说到民众的需要，开放的方法，当然不是名流式馆长（由退休官更充任）所能、与所愿顾及的了”。管理者如是，馆里的办事员也都效仿着行事，对于穿着考究的，倒还欢迎，短褐布衣的，就不那么客气了，“即使他们（短褐布衣者）幸而能够索书披读，恐怕馆里的职员，对他们还要特别的监视”，把自己放到贵族的地位，不愿意降格去迎接一般民众。

第三种表现倒不是针对人的，而是针对书的，护书如护宝，自然也就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了，不能不说是对书的真正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图书馆管理者“因搜书的破费和困难，看得非常郑重，束之高阁，藏之深密，不可轻易使它散失一些”，这和很多藏书家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正如中华图书馆协会批评的，“后世殆于讲求，寝失本义，藏之中秘，惠不逮民，肩之私家，施不及众”，图书馆管理者所需要的可能是关于书的“本义”的教导。

第四种表现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读者，这和图书馆人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图书馆远一点，往返一趟多费时间，但是需要书的或是了解图书馆价值的人都还是会来的，如果图书馆把开放时间定得很短，让人一次来回读不了几本书，中间再有点曲折，借书交个押金，领书手续麻烦，书换来换去，办事员又没有好脸色，需要的书可能借不到，没有能告知书在哪儿的人，这对于读者来说不是读书，是故意讨委屈来了。“人们并不是不爱好阅读，图书馆内容及其各种手续之隔膜，或认识之不足，借书视为畏途，因此借不到所需要的书，会让人逐步产生到读书对他们并无所助的感觉”。

很多图书馆人感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一般人对图书馆存有的鄙薄及漠视的态度，但更多的人尝试着从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问题入手寻找答案。他们以为是图书馆自身引起了部分人的误解，以至于表现出不应有的态度。

杨立诚先生认为：“我国之有图书馆，由来久矣，而效用不彰，社会漠视，何欤？以办理者多未尽其职责耳。盖图书馆者，非仅藏典籍已也，举凡宏教育、敷文化指导社会，靡不与有责焉，又非徒为求学参考之所已也，举凡关于引起阅者之兴味，养成其读书之习惯，辅助其学术之研究，亦皆与有责焉。”这些责任却并未很好地尽到，“在许多地方经营的人还抱着旧日的态度：一种以为图书馆是藏书的地方，一种以为图书馆不过是供少数学者参考资料的地方，以致旧日图书馆，有如衙门，升堂入室，颇觉有高深莫测之慨，书库更不常开”。“图书馆的事业永远不会同大众发生什么关系的，它的使命至多是藏几本书便算完了，一个图书馆只要有盛书的地方和管理书的人，等待着看书的人就是了”。图书馆经营者都以为是平常的，就更没有理由相信一般民众会将图书馆当作与其一生有深切关系的机构了，无怪乎很多民众不知道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在哪里，怎么进图书馆或怎么用图书馆了。

“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揭图书馆的短，是为了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以自身之最大努力，跻身于社会重要地位，改变社会轻视之状态。对藏书楼及藏书楼式图书馆的批判，规定了图书馆发展的大致方向。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社会化与生活化

蒋廷黻先生在其力作《中国近代史》中表达过一个精彩的观点，“（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只要走出了第一步，就不得不走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我们可视之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

这一模式与很多情形是耦合的。图书馆人或是观瞻实体，或是浏览文献，易见外面的“藏书楼”与既有印象是如此不同，不同则要比较，相较之下多数人会有这样的认识，外面的那一种更贴近于自己的社会抱负，与此同时就要对传统藏书楼进行反思和批判了。批倒之后若无更好方案替代之，又不符合“有总聊胜于无”的逻辑，也就不得不进行藏书楼的重建了。重建的先兆就是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藏书楼去替代现有的藏书楼，或新建什么样的图书馆来满足传统藏书楼所不能满足于民众者，环环相扣。

思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先转移一下话题，来谈一副对联。上联是“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下联是“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三声的“好”是正好、适合的意思，四声的“好”是喜好、偏好的意思。上联分别是三声、四声，下联分别是四声、三声，上下文文字相同，意思也是可以讲得通的，青春少年，意气勃发，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却不高兴读书，老是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式读物内容晦涩，难以阅读，没有相当阅历者不容易读懂，没有相当指导者也不容易读懂，一肚子的强迫和不愿意，也就不能好好读书了。等到进入了社会，才发现这个叫做“社会”的系统并不似想象中美好，遇到很多事情需要解决却无从下手，经人提醒才发现书中有解决之道，可是在发现读书的必要并逐渐偏好读书的时候却又因了种种的限制不能好好读书。晚了，也悔了。

[明]徐渭 作 对联

这样的情形甚至是常态，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年轻人需要阅读帮助，二是成年人也需要读书机会。有助于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机构很多，学校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虽然图书馆也能够在人年少的时候助人读书，但往往只是被视为一个辅助性的机构，即使学校图书馆也是如此，体现的是一种一贯而来的思维定式。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已经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事业因其先入而为主体，在经济性方面具备其他机构所难以承担的比较优势，因此也就更值得发挥其优势了。但是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图书馆是社会化的机构。而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是先天就具备的。

杜威先生曾经说过：“古代的图书馆，譬如贮水池，是一种死物，发生不出什么效力；现在的图书馆，譬之如喷水池，其所集之书，能循环活用，流动不止。”与中国的一句古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颇为契合。也就是说，从前静态的图书馆和现在动态的图书馆中间是有断层的，如果用连续的眼光来看，可将之看作是一个较大的坡度，需要一定的动能去克服，怎么克服呢？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小缘先生认为，“古代图书馆贵在保存，多设于山林，为文化结晶的机关，是贵族式的，现代图书馆贵在致用，多设在城市，为文化宣传的机关，是平民式的”。他的意思是，图书馆不仅要在物理上，也要在逻辑上离一般民众近一点。

在另一篇文献中，他又做了进一步补充：“古之藏书楼，重在保存，今之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皆所以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者也。”民智、民权、民生，李小缘先生的现代图书馆标准可谓点到了实处。

民国初期的图书馆虽然有其保守的一面，整体却朝着李小缘先生阐述的方向前行，这是个别图书馆无法扭转的。在这方面，金敏甫先生有更为详尽的概括，一共六点，褒贬分明。趋势之一是由保存的趋于使用的，“在国家，则所以保存典籍，使古今图书，永世珍藏，丝毫不至散失，如此而已，在私人，亦每多尽力搜藏，以为珍玩”，“民国以来，因西洋潮流之输入，深知徒事保存，殊无意识，于是乃注意使用”。

趋势之二由贵族的趋于平民的，“图书渐次公开，而不复为贵族阶级所独享。唯其时虽云开放，尚限于智识阶级，故不免为一般荣者之专利。殆至近数年来，社会人士，更感普及教育，不能徒恃学校”，已经意识到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意义，另外四点是，由深奥的趋于实用的，由主观的趋于客观的，由形式的趋于精神的，由机械的趋于专门的。

其实，言语表述虽有不同，内容却无实质性差别，可以用董铸仁先生的话对比金先生的“趋势说”，董先生说：“近数十年来，人文愈著，民智益启，而册府艺林，遂随时代以俱进，辞尚方而如闾巷，去岩穴而赴闹市···贵族而平民，由特殊而普通，由珍玩而实用，由储藏而公开。”可见，图书馆需要和正在走向民众、走向开放、走向社会在图书馆人那里，已经是一种共识了。

概括一下，以上所言的大致为三点：第一，图书馆是动的，第二，图书馆的动是以书就人，第三，图书馆就的人是全社会的人。凡此种种，如金敏甫先生的“趋势说”似的，既是一种描述，也是一种指导，为图书馆深入民间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样的描述也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了社会化的重点，可以窥得图书馆人最重视的是什么、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希望得到改进的是什么并且探得其在实践中努力的大致方向，正如李絮非先生的识见，“标明的特征可作为改进的标准。”

正如现今将“开放”和“平等”作为现代图书馆两项最主要的特征，如果上述内容可大致定义为“开放”的话，“平等”在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话语中也不少见，尽管可能被置换为“一视同仁”或是“相同对待”。

其实如果用另一种更形象的说法解释平等，就是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图书馆内不必要的限制在内容上实际上一直都是相当清晰的，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认识与今人认识几乎是一致的，包括“时间的限制、性别的限制、程度的限制、职业的限制、年龄的限制、金钱的限制、手续的限制和陈列的限制”。

图书馆人认识到，解除这些限制，对一个正常形态的图书馆来说，既为“应然”，也为“必然”，“图书馆之招待阅者也，无贵贱，无老幼，无男女，无主仆之别，而皆一视同仁”，“其于读者，无宗教之异，无国籍之分，无阶级职业之别，无男女老幼智愚贤不肖之殊”。对于使用图书馆的目的，也不因其大其小、专业或不专业而区别对待，“或参考，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遣之资”皆无不可，什么人都可以用，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也都可以用。

这也就对图书馆搜罗图书作了规定，“图书馆之置图书也，无古今，无中外，无派别，无主义”，“无中外，无古今之别，惟择其善者而藏之，此种精神，实为共和之真谛”。旧时，读书通常含有维护阶级和治人的作用，书远远超出了本身内容所赋予它的价值，成了一种象征，藏书也成了身份和阶级的体现，大多数藏书家都是有一定官阶、资产或者名望的。

但是到了教育平等，并且要求民众接受最低限度教育的时代，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与社会趋势发展是较为一致的。原来没有平等的条件，也就没有平等的观念，产生不了平等的需求。图书馆正在彻底改变藏书楼：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能使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

在塑造理想的新式图书馆这一范畴内，民国时期图书馆人关注得最多的应该是图书馆在社会化方面的缺陷，也就是图书馆因开放性和平等性上存在的不足而不能够深入一般民众的生活中，不能带动社会阅读的问题，很自然地，下一步就是如何高效率地建设这一新事物了。

一个社会越是开放，就有越多创新的机会，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全面进入转型阶段，创新不断，但是也有影响创新的，不惟外因，还有内因。最大的障碍来自观念的持续性，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们努力地在做，破除掉他们认为该破除的，树立起他们认为该树立起来的新式图书馆形象。

图书馆的社会化，用通俗的讲法就是，一般民众能够进图书馆。而图书馆的生活化，涉及的问题就是，一般民众乐意进图书馆。要创建不同于传统藏书楼的图书馆，社会化居于首位，先得让人进，所以说社会化是新式图书馆区别于藏书楼和旧式图书馆的第一要义。但是社会化要达成，就不能不尊重和适应社会生活，否则就好像是在建一座空中楼阁。这里所谓的“生活”，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生命活动，更多地含有与劳作相对的意思，与“消遣”“休闲”或“休憩”至为接近。

图书馆若要真正地与社会打成一片，就不能置“生活”于不顾。但是另一方面，从藏书楼而来的图书馆对“生活”一直都是忽略的，对提供生活化的内容是排斥的，这种自命的清高使得他们不屑与百姓琐事扯上关系。

国家藏书机构自不待言，就连体制相对灵活一些的私人藏书楼，对这一点的强调也是淋漓尽致的，并且一直影响近代的私人和公共图书馆。如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古越藏书楼章程》就明确将自身的职能强调为“考治学术之沿革”。以学术和研究为正事，以正规学校的学习为正事，很容易让民众在读书和正事之间画上等号。

古越藏书楼（图源：微博）

事实却并非如此，读书可以是一种休息，读书也可以是一种疗养，其实古人就有读书可以养生疗疾的说法，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不正确的观念让大多数民众对图书馆这一机构望而生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一般民众而言，民众是生活的，他们也是属于生活的。

图书馆对生活的忽略，对“研究型”读者而非“消遣型”读者的偏好都表明了图书馆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但作为一个社会化、平民化的文化机构，图书馆若要成为社会大众集散地乃至精神汇聚的实体，就要去适应和引领生活，这是必需的。只有把进入的门槛放低，才能把事业做大。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考察科学的社会作用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时指出：“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科学世界在自己建构过程中，偷偷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就必须回归生活世界。”从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记载来看，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图书馆对生活的忽略和排斥正严重阻碍着图书馆深入民间，不解决这个问题，图书馆的发展将步履维艰，甚至一无所获。

正如上文所言，在我国传统社会制度与核心精神体系中，读书一直被神圣化，与读书有关的图书馆也有被神圣化的趋向，并且由于图书馆体制的高度封闭性将这种误解酝酿得极其醇厚，以至于一谈到图书馆，“小孩子畏惧，大人以为劳苦”。同为文化事业，尽管有公益和商业的区别，电影场、戏院甚至包括出版业在民国时期的高度繁荣刺激了图书馆，图书馆人在思考，民众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呢？

“我们现在所更加需要的，是较浅近较切近于大多数人生活的小图书馆，有如戏院、电影院、咖啡馆、茶馆一样，每个村镇都要有一所，而每个城市都有若干所，再不足，设置流通图书馆”。显而易见，他们的逻辑是朝着“使民众于生活、于休闲和消遣之中得到智识上和道德上的利益才是扩大图书馆事业的必然途径”方向发展的。

更为典型的是杜定友先生的“三化”论，即图书馆要生活化、消遣化和家庭化。这三点有明显的统分关系，消遣化和家庭化是对生活化的补充，是图书馆深入生活的手段。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四化”相仿，“三化”既是手段，也是目标。

陈际云先生随后进行了补充，概括出“六化”，其主旨和“三化”是一致的。杜先生的说法是：“研究专门学术，和听戏一样重要。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顾了学问，而不顾生活。其实脱离了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学问可言。所以生活比较学问，还要重要。”如果将生活作为一个很大的概念，图书馆本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现在的要求就是，图书馆要成为一般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先生有一句话点明了图书馆生活化的内容，即图书馆的内容和办法，要切合于民众的生活，要求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经常会碰到新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改良。

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问题通常是已经出现过的，是不新的，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记载前人或他人经验的，图书馆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部分图书的作用以求解决一般民众的个别问题。听戏应该是民国时期比较生活化的一项活动，就像李小缘先生以民众看戏以后产生到图书馆借戏书的需求为图书馆吸引民众之机会一样，杜先生也很喜欢用看戏、听戏来打比方，来比较去图书馆看书，可能一是为了提醒图书馆注意自己生活化的一面，二是鼓动民众以轻松的姿态去图书馆，可能还有让民众监督图书馆的意思。

“到图书馆阅书是一种消遣，和学术研究并无轻重之分，和去夫子庙听戏，是一样的有价值”，“在图书馆内看戏，看的是古今中外圣贤伟人所做的戏，我相信比平常的戏还要好看，还要有趣”，因为是发表在图书馆刊物上的，与其说是讲给民众听的，不如说是给办图书馆者听的。与之相同的，“我们到图书馆来，何必一定要谈什么学问，看什么书报，就是看看什么图画相片，也未始不可”，就说得更直白了。

把图书馆当作家庭，实际上指的也是这个意思，民众回到家里是为着休息的，可以用各种姿态以各种方式获得精神愉悦。杜先生提倡角色上的换位，读者是图书馆的主人而不是客人，图书馆要让读者享受到在家庭中所能享受到的乐趣，以此作为考量，方能怎么便利怎么做，“取最宽大主义，不要诸多麻烦”。此外，还对图书馆的非生活化作了严厉的批评：“照现在的图书馆，就是请我们去光临，我们也不愿领教，去过一次的，再也不想旧地重游。过其门而不入。”

如果依上述说法行事，就意味着默认了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现代图书馆，其成绩优劣，标准是读者的数量。生活化的目的就是要引来读者，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要与其他的文化事业和社会娱乐事业争夺民众，生活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读者数量标准的产生，而读者数量标准也推进了图书馆的生活化。读者数量标准在民国期间基本上算是一种共识了，“图书馆中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社会来馆阅览者的稀少”，“单看图书馆数量的增加，而没有阅者的增加，根本不能算是进步”，普通图书馆的读众数量，实与其成绩为正比，图书馆无人阅览，就不能成其为图书馆云云。

除了号召生活化之外，改进图书馆内部的设备和方法，使之与生活化的号召相匹配也是急务，“既然在目的上，和主义上，与前大大不同，所以在方法上，也应该有相当的改变”，陈颂先生如是说，“所以图书馆宜尽力保持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环境和空气，使人乐于常来，安于久留，而开馆时间之少限制，目录之便于检查、书籍之便于取还，尤为引人来馆之要点”。

陈训慈先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民众图书馆要保持着相当优美的环境，和引人入胜的情趣，更应在不妨碍秩序范围中，使阅读者有相对的不受拘束的自由”。

董铸仁先生更是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面讨论：馆址宜适中，因为民性趋便，简则易从，其标准便是四通八达，车马称便，无曲折之道路，无溪山之阻塞，使读者欲来即来，不费几许踌躇；布景宜优胜，使读者见而爱之，当如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展卷其下，喧闹不闻，虑念全消，则读众之来此不欲即去，去之而必欲复来；设备宜卫生，凡寒风之屏障、烈日之阴蔽、光线之明朗、空气之流通、温度之调节、书籍之消毒、几案之整洁、无一不当讲求；选购书籍宜以读众为标准，当地之风俗习惯如何，民众之思想背景如何，其生活状况如何，职业等级如何，智识程度如何，在其主观上所欢喜研究者为何，在其客观上所极感缺乏者为何等。

孙福熙先生有两点特别说明了图书馆生活化的必要：第一，严正的教育不容易为民众接受；第二，工作和消遣本就不容易分离。以前的这种强行分离实在是由“读书限于某一阶层”的错误观念引起的。这种错误观念，让图书馆疏远了民众，看不起生活化的内容，但是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境中，图书馆反而也被民众看不起，一般民众视之为可有可无的文化鸡肋，对图书馆存有鄙薄及漠视的态度。为了改变这样的态度，图书馆人确实做了许多努力，实践着自己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要以自身的努力去改变现状的决心。

民国时期图书流通事业

时至今日，“流通图书馆”一词已经很少被人提及，只化为“图书馆史”范畴内的一两个词条，但在民国时期，流通图书馆及流通事业，一时灿烂如花，绽放于风雨飘摇之中。

流通图书馆

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简称“浙江流通图书馆”，又作“浙江私立流通图书馆”，创始于1925年4月，创办人为杭州邮政职工陈独醒先生。原名“浙江邮区流通图书馆”，1926年取消“邮区”二字。初设馆址于湖墅，1929年春迁至皮市巷新开弄，1932年修理鼓楼为馆舍。1937年12月杭州沦陷，该馆蒙受极大损失，一度停顿。1946年复馆。1949年后被浙江图书馆接收，为浙江图书馆鼓楼流通站。

浙江图书馆（图源：浙江图书馆官网）

浙江流通图书馆设图书、流通、宣传、事务四部，创业初期设馆长一人，主任一人，掌书及管理二人，车夫一人。全年经费360元。1928年秋，始由杭州市府每月补助30元，教育厅亦予以一次之津贴，不足之处仍由陈君筹资维持，始有容纳200余人的阅览室。依陈君的说法，流通图书馆之事业分为九大端，一劝人读书，二到馆借书，三通信借书，四陈列图书，五巡回图书，六车送图书，七代理图书，八设立各县露天阅报牌，九发行中国出版月报。凡是能够尽绝流通图书之能事的，浙江流通图书馆一一涉足，并另有两大端为事业之补充，即1932年出版“流通图书馆教育小丛书”、同年组织“均益读书会”。

浙江流通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之嚆矢、之首创，其首创之精神却是需要十足的勇气作支撑的。“公益的事，教育的事，有钱有势的人不屑干，没钱没势的人干不起，有学间的人无暇干，没学问的人不能干，老的干不动，小的不配干，别人干，不放心，自己干，没闲空，干得好大家抢来干，干得失败众人都来骂”。

处于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没有一种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是不可能创办流通图书馆的，即使办成了，也易中途夭折。热爱，用杜定友先生的话来说，叫做“迷”，陈独醒先生是“图书馆迷”，迷上了图书馆流通事业。“他们夫妇俩，以正当职业所收入，每月除最低生活费外，悉充图书馆经费。积之数年，现有图书一万五千余册，流通浙江六十余县，向他们借书的，年有三四万人，他们每月工作十余小时，始终不懈”。这小小的房子，两三个办事人，十几架图书，进进出出的借书人，来来往往的邮包就是浙江流通图书馆所有的精神和事业所在，不过，尽管“地方不大，办事的人很少，但是所做的事业，竟胜过了经费充足的省立和市立图书馆”。

浙江流通图书馆，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社会认可，被认为是“20世纪图书馆界的生力军”。自此以后，浙江的省立县立图书馆一律增设流通图书部，各省考察社教之先生、学校参观之团体、各地民众图书馆及通俗图书馆之参观和通信质询络绎不绝，陈先生深感口讲与指画有顾此失彼之虞，不能尽其所言，又不克悉如彼愿，对来信也无暇覆致，并为引起一般人对流通图书馆事业之注意与同情，撰写了《怎么叫做流通图书馆》《图书为什么要流通》《怎样办理流通图书馆》《图书馆为什么要劝人读书》四本小册子，将其办理流通图书馆的心得和经验传播至国内各地，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流通图书事业的发展。

彼时，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各地相继成立流通图书馆，影响较大者有：杭县县立教育流通图书馆（1928年）、临安教育流通图书馆（1929年）、私立佛山流通图书馆（1929年）、上海市立流通图书馆（1930年）、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1932年）、诒福流通图书馆（1933年）、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1934年）。并有图书馆设立流通事业部，如湖北省立图书馆在1928年便致力于图书流通，成为国内省立图书馆中首家能将全部图书自由借出馆外者。

其他的图书流通事业有：天津和汉口的通信图书馆、南昌市府的巡回文库、天津市立通俗图书馆的图书代办处、北平教育局的巡回图书，1928年浙江流通图书馆设开架式巡回书车，继之而起的有长沙民众教育会、南京省立民众教育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及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1930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起组织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以制度形式促进各图书馆在流通事业方面的合作。

陈独醒先生在流通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大潮中仍然担当旗手，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在南京召开，陈先生在席上大力呼吁并申请教育部通令各省从速筹办流通图书馆，此事之前，教育部已责令各省教育厅促成各省立县立图书馆加辟流通图书部。此事于1930年在教育部方面得到落实，尽管在执行的过程中打了一定的折扣，却不能不可谓给图书馆流通事业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浙江流通图书馆如是定义流通图书馆：“流通图书馆者，搜集中外古今图书，用各种流通的方法（阅览、到馆借，通信借，陈列，巡回、车送和代理），使无地处、时间、性别、保证等的限制，而无所取酬的借予全社会的民众阅读，以达其普及教育之目的。”借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型”分析这段话，就成了流通图书馆（信源）用各种流通方法（渠道）向全社会民众（受众）提供所搜集之图书（内容），民众得到有书读的实惠和便利（效果）。

流通图书馆教育之特点

浙江流通图书馆成立伊始，就有人表达了这样的疑问：“既然已经有了图书馆，为什么还要设立流通图书馆？”这一举措是否属于标新立异之举？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容易回答的，因为存在特定的历史场景。现在的一般观点认为，“流通”导致了传统藏书楼和近现代图书馆的分野。

民国初期，态势却并不明朗，甚至在民国十九年出版的《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一卷）中，仍视“整理旧籍”为图书馆第一要义，通篇并无“流通”一说。这一时期，除了少数图书馆外，多数图书馆已经允许各阶级民众到馆阅览图书，从图书馆方面来看，似乎已经尽了他们的能事，其实在民众方面，还是得不到阅书的好处。一是“无论农工商兵，依然保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定例。上了年纪的男女老者，以及为家务羁绊，为子女牵累的女性，心向往之”，图书馆沦为少数文人学士的专利品。二是图书馆数量太少，“省立图书馆，一省一个，县立图书馆，也是寥若晨星，有了开办费，没有了维持费，有了维持费，就没有了添书费，捉襟见肘，窘态毕露，挂了块招牌，勉强支撑”，办理图书馆者，不只是不愿意到民间去工作，还以严格的章程，使来馆阅读者，受到种种限制，民众对图书馆不敢问津，不乐尝试。

流通图书馆一改一般图书馆之消极态度，变被动为主动，允许民众将书籍拿回家里、店里、厂里、营里去读，民众或者足不出户，写封信从邮局里将书借来读，或请图书馆令车夫将书送去给他读，或当巡回车过路店门、家门的时候，向其借读；再不然，或要求将大批的书送到他厂里、公司里、营里来陈列。“流通”图书不仅帮助一般民众摆脱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还助其摆脱经济方面的约束。

民国初期的图书价格相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较高的，陈独醒先生曾经感慨：“薄薄不满二十页的一本民众文学和儿童故事，也竟卖价到八分，一角，这事在有钱的人，当然并不稀奇，可是没钱的人和苦学生，恐怕有点承担不下，只好不买不读了。”这样的情形下，谁愿意读书？

“我自问我的月入，比委员大人果然比不上，比之小学教书匠，和卖力的劳苦工人，要高上三倍到四倍，买了这区区几部书，不容半年读，尚且要影响得如此田地（指节省一年的零用费和购书费）。”流通图书馆通常以资格审查和一定的保证金作为进入门槛，保证金作为一项制度更多强调形式上的信用。

因为，首先，保证金一般是随时可以退还的，很难存到银行中去获取利息（不排除有这样的事实）；其次，借书的金额一般不以保证金的额度为限，一元的保证金一般可以借阅价值十元的图书，甚至更高，流通图书馆的风险并不能凭借小额的保证金得以规避。相反，据沈祖荣先生介绍，韦棣华女士在武昌推行巡回文库的时候，各学校机关不敢接纳，恐怕一有损毁，要负赔偿责任，经向他们再三声明，书籍之损失，若非出于有心，并不负赔偿之责，这才得到对方的认可"。

此类事情反复出现正是说明，流通图书馆是以承担风险来保证民众以较低的经济成本获得阅读机会的。申报流通图书馆更是以“不取费用、不必保证、手续简便”，甚至连印件也免费，在流通图书馆中独树一帜。

流通图书馆也从图书流通中获得一定的收益。这种收益体现在用尽量少的经费办尽量多的事，如以更多更快更好的方式提供服务，向更多的地区提供服务，或者是改善藏书结构。某书在架上，常年无人顾问，并且馆员也不设法使它活用，这叫做“藏死书”或者“死藏书”，把它们搬到要读而不得读的人的地方去意味着图书效能的增加。即使是有人利用的图书，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稍久，便呆板了，民众对它兴味减少，甚至因此不到图书馆了，这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将它们换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化呆板为活动，化乏味为有味，使图书重新产生活力，这也是图书效能增加的一种方式。并且，用省下来的钱可以另购图书，高践四先生称之为经费的“化一为五”或“化一为十”。

饥荒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的不流通，而图书的不流通则产生图书的饥荒和图书馆经费的短缺，进而可能引发国家的知识灾荒。消极的以搜集文献和保存国粹为己任的藏书楼式的图书馆，并不能表现出它对社会一般民众的功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图书馆的民众化，流通图书馆是民众化中最彻底的一种。就其范围和服务对象而言，不是偏于一隅，简于设备的一般图书馆所能比拟的。流通图书馆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精神，是活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找人的而不是等人的，是平凡的而不是高贵的。然而在其平凡中又体现了高贵的一面，不仅帮助了不得读书之人，也影响了不要读书之人。

对图书流通事业的评价：

1934年，浙江流通图书馆对9年来的馆务情况做了一个总结，提供了这么一组数据：“1930年，到馆阅览的每天有35人，共计阅书220册，如果在电费上有着落，开放夜馆，据估计，成绩应当能增加三分之一，到馆借书的，全年计5134人，通信借书的，全年计7372人，借书者北至绥远察哈尔，南至广西云南，巡回图书阅览人数，全年计21775，陈列图书阅览人数，113548人（此为1929年数字），车送图书阅览人数，全年计8474人，代理图书1934年才开始，只有三处，因在推广中，未统计，但是成绩也不差”。再做一个横向的比较，1932年3月，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服务人数达到7740人，同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为5600人，四川省中山图书馆为3000人，成都市立通俗图书馆为4000人左右。

1929年、1930年成绩显著，只是其中小说书所占的比重较大，为了扭转这样的情形，从1931年开始，浙江流通图书馆一方面不收小说，另一方面对专门借阅小说者每年纳费一元以示限制，结果不到半年，借书成绩的统计线，居然由最高峰降到最低度。

“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失望，我们更不因此改变态度，以徒求借书人之多，而夸耀自己的成绩，因为我们只晓得办图书馆为教育，为文化，为补救失学，为便利读书”，同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也对藏书做了一番类似的清理，图书馆人深刻地认识到，图书馆之图书是用来代替民众颓废的嗜好，转变民众娱乐风气的，一方面，扭转图书馆不愿借、不能借的问题，促进图书迅速、普遍地流通；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阅读方向，在社会物质消耗增多的情势下，为把民众从烟酒、化妆品、游戏场所、电影场拉回来，为振兴民族精神而不懈努力。

小说流通社也促进了图书的普及，由于小说较科学书要有趣生动地多，使得小说流通社在推广方面甚至比流通图书馆的效率要高，但是其目的并非为普及教育，救济失学，而是要拿书做一种货物，取其可以迎合民众的心理来投其所好，以达赚钱的目的，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扭转社会风气是一方面，扭转图书馆界、教育界的观念是另一方面。一般图书馆在民众阅读方面的失败可归于两点：一是过于抬高自己的身价，不乐于降格去迎接民众，导致图书馆的神秘化；二是民众不愿意努力求之，或者受种种限制不能求之。于是，双方各走各的路，没有接近的机会。陈独醒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譬喻：“正好像卖珠宝的商人，把他值钱的珠宝，密以裹之，深以藏之，直到有人来向他顾问，才许给他瞧一瞧，要是买者不知道他是珠宝商，而卖者也不知道他要买这珠宝，岂不是两个人都错过了机会吗？”是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那么，是民众主动一些还是图书馆主动一些来得容易呢？当然是图书馆。流通图书馆采用的正是“降格以迎之”的态度，用脚踏车送、用书车送，甚至沿街叫卖，一扫过去封闭之弊病。

即使是这样，流通图书馆和民众之间还是有诸多误会和不理解。比如，民众经常误将流通图书馆等同于小说流通社，甚至将图书馆误作藏书楼，认为是不能借书的，要借书就要找小说流通社，而不少流通图书馆的私人兴办性质又让人误会其带有营业性质。误会和不理解可以通过流通图书馆方面的努力得到消除，可气的是不良之国民性带来的恶作剧。浙江流通图书馆去募款的时候，很多人不但不捐一文，连捐册也始终不还。马一民先生为公益事业的不可为、为流通图书馆事业之艰辛放声一哭，不过，哭归哭，擦干眼泪就可以了，脚步却始终没有停下。

这么多人的尽心竭力使得流通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也达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全盛时期。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为浙江流通图书馆题词“唤醒众人”，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惕题词“天下为公”，中央委员经享颐题词“兴教救国”，中央委员李济深题词“有教无类”，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题词“智识渊数”，教育部长蒋梦麟题词“广播智识于民众”，中央研究院干事长杨杏佛题词“普及教育、日新月异”，图书馆学家杜定友题词“有志意成”，图书馆学家陈叔谅题词“图书之用贵乎流通”。其中的嘉奖和赞赏之意不言而喻，以为公之心唤醒民众，以坚韧之志普及教育，辛酸可陈，勇气可嘉，结果可喜！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推广与宣传

民国时期图书馆为了能更好地服务民众，能让广大民众更好地认识图书馆的价值和更多地了解图书馆的利用方法，做了各种形式的努力。

开放时间的调整

图书馆开放时间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的调整时期，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间又有反复的调试，以适合当地民众的需要。图书馆开放时间，对图书馆来说，定的时候可能随意性较大，将自己作为一般的机构，随大流而定，一般为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就发现这个时间的制定与图书馆被谁使用关系很大。如果考虑到有的图书馆节假日也随其他机构一起放假，那么，能够使用图书馆的人将寥寥无几，而被“挤出”的大部分民众，都是图书馆在推行社会阅读时希望拓展的对象。如果按照既定的时间，那么无论图书馆在其他配套设施方面做得如何好，读者总是有限，不仅工人和农民没有办法利用，就是图书馆的现有的主要读者机关人员和学生教员，也因上班或上课不方便光顾。这就使得图书馆开放时间的制定成了图书馆与社会阅读的关键问题之一。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开放时间，因图书馆种类不同，长短不一，最长的时间常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整天开馆，短的也有每日只开到两三点钟的。一般参考图书馆较短，通俗图书馆较长，市镇图书馆常每日开馆，乡村图书馆或隔数日一开。这是改革前的图书馆开放时间。开放的时间过短，造成了一个虽然没有不准读者入内的规定却无形地排斥了读者的事实，晚间不开，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图书馆的利用率，使真正需要阅读的民众，没有接近的机会。以上实际谈了两点：一是图书馆开放时间段需要挪移，二是开放时间普遍需要加长。

一些事实刺激了图书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图书馆在开放时间上的改革。大世界、戏馆、电影场，都在晚上开放，并且也只有在晚上有较好的生意，而此三者，皆是图书馆人以为社会堕落现象之根底，竭力要取代的对象。

大世界（图源：微信公众号@乐游上海）

在这一场较量中，商人对社会需求的敏感与图书馆竭力维持其神圣形象的保守形成了极度反差，结果差异也很大，即使花钱，大量的民众也还是到了图书馆的对立面。

改革势在必行，图书馆人意识到，办夜校、办日夜银行实际上是社会进化的一种现象，图书馆必须学习，打破惯例，适应潮流，顺乎环境，在开放时间上采取宽大主义，才能有出路。

图书馆界刊物作了一次又一次讨论，终于引发了事实上的变革，各图书馆相继出台开放时间调整的文件、公告、通知。以浙江省立图书馆为例，他们将总馆阅览时间，加以延长，定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晚上六时至九时。施行以来，阅者颇感便利。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午间和晚间各有一小时的时间中断，这是馆员的用餐时间，不过据观察，此时远道阅者或中午来借书还书者，不能入馆而徘徊于门外以久待为苦者，亦不少。浙江省立图书馆又进行了局部调整，定上午八时到下午九时，连续开放，馆员轮流司管理之职。

这是1931年2月的事，到了1934年9月，浙江省立图书馆又实行例假日不停阅览、通年日夜连续开放制度。陈训慈先生称，此乃浙江馆与福建馆踪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后的调整。可见，时间的调整，由一馆影响另一馆，波及者众多，浙江馆的调整又影响了浙江省内的县立图书馆。而无锡县立图书馆也有相同的开放时间，可能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调整有关。

总体上来看，图书馆开放时间是趋于延长的，也有图书馆认为不能墨守旧法，要依据需求来灵活调整。依据的原则为馆员的多少、气节的寒暖、地方民情的根据、商市启闭时间、工人聚散机会等。如冬天迟开，夏日早开，农村的可从下午开到晚上，问津者少时，可由一二馆员兼职，此为个别调整。

天津图书馆曾经发布一则公告：“如果你昼间因为职务的关系，无闲空到图书馆去，那么就请你晚间到图书馆去吧！因为天津市的图书馆，有许多的是夜间仍继续开馆的；并且各图书馆的例假，有的在星期一，有的在星期二，都不在星期日。”看来，这个例假也是可以调换的，可以用阅览民众少的日子来替换周末和节假日等阅览民众多的日子，图书馆馆员的生活和一般民众的生活节奏是错开的，民众忙则图书馆闲，民众闲则图书馆忙，这叫反其道而行之。

关于在夜间开馆，也有图书馆遇到了困难，经过试验认为“力难续办”，如北平市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增加夜间开放时间7：30-9：30，但终因电灯煤水的费用之高与服务的民众数量之少之间的矛盾而不得不放弃。

图书馆展览

图书的阅读和消费是前后关联的，也就是说，了解了图书以后，对图书的阅读需求才可能会起来。展览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图书。陈豪楚先生认为，展览有助于“资观摩而励精进者”，就像民国时期盛传的英国“水晶官”展览会使英国人认识到它并非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家而开其淬励之端那样。展览会这种形式并非全由国外来，尽管近代享誉全球的巴拿马博览会等都在国外，但是中国也不乏展览会功能的大型集会项目，如市、互市、集等。所以，中国人办展览会，也是经验丰富的，图书馆引进展览会这种形式也是自然的。

图书馆开展览会，是为了引起一般人对图书的兴趣，进而谋求图书馆事业之发展、社会文化之推进。具体而言，图书馆展览一是使得民众得于某类图书，触类旁通，多所认识，二是使得某项集会运动，得因图书佐证参考，益其信仰与效果。展览品不必尽限于图书，照片、报章、地方文献、器物等都在收罗展览之列。

展览，尽管罗列的是实物，对民族精神却有一种导扬的效果，“中国之书籍绘画及金石等，艺术之精，夙为世所称道，而自欧化东被以后，此种固有之艺术精神，渐归寥落；而书籍文物中寄托之民族精神，亦受其影响而有衰颓之势”，所以要以智识指导生活改善事业，图书馆此类东西多，做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当然也不限已之所藏，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了一个筹赈水灾展览会，征求了大量的公私藏书，随馆内藏书一并展出，满目琳琅。

图书馆办展览，辅助阅览，发扬学风。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先，闻风踵起者渐多。安徽省馆举办了寿县古物展览，陈列新收文物，陕西省馆举办了中算图书展览，察哈尔省馆举办了书画展览，浙江省馆举办了丁氏文物展览等。

对当时整个图书馆界都有影响的展览，有以下五次：一是京师图书馆展览会，北平图书馆协会发起，1925年开始，北平中央公园为会场，陈列的物品，大都是精本和古本书籍，计有宋、金、元、明刊本约二百余种，敦煌石室写经三千轴，此外还有《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数种，对于图书馆事业虽没有较大影响，但也是文化上颇有价值的事情；二是上海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学展览会，1926年，除了古本精本之外，以图书馆的设备用品表格等为主体，此外还有图书馆学书籍中文西文数百种，极一时之盛；三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文件展览会，1925年、1926年，展出图书馆章程、规则、目录、签条和成立小史、组织概况等，计有一个多月，对于图书馆界有莫大的影响；四是四川的图书馆展览会，1926年，展出珍本、奇书，分为十二类，陈列各种物品，附有详细的说明；五是全国教育展览会的图书馆组，图书馆文件和照片为大宗，书籍次之。

京师图书馆（图源：搜狐新闻）

尽管展览方式，随机应变，不一而体，却颇受欢迎。浙江图书馆由本馆选取并外馆征借，举办了一次文物阅览会，三日之内参观者累计达到9000人，据称“携眷同游并挈孩提者大有人在”，也有数日俱来者，浙江图书馆大受鼓舞，于当年又一连举办了“九一八”国耻图书展览、科学图书展览、现代德国印刷展览、儿童图书展览并参加了浙江省情展览会。1931年，山东图书馆开了“秦汉砖瓦展览会”，并编印和发送小册子《砖瓦图书为什么要开展览会》《到图书馆去》等小册子，呼吁民众到馆看书。展览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条件下，将图书馆的理念、信息、形象、知识和影响展示给公众，彰显了图书馆的实际力量和作为，达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图书馆讲演

图书馆标语

标语虽短小，但是发布在报纸、壁报、布告、传单、信封、贺年卡、明信片、电影幕布、无线电台等介质上，成群结队，也有铺天盖地的气势。标语的写作，陈影鹤先生认为，“往哲嘉言，未尝不可采用，若词句艰深，烦赘，违反时代潮流者，则不如自行拟定”。对标语的评价，一以进步性言，二以简短明了、简单易懂言，三以真实言。不可夸张或言过其实，不可自矜，敬重读者，不可发布有损图书馆尊严的言论。

用哲人嘉言是为了提高劝说的效果，如梁启超先生的“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读书趣味”，吕叔简先生的“道理书尽读，事务书多读，文章书少读，闲杂书休读”，陈东原先生的“要领略书中的兴趣，既然领略着兴趣了，自然日日离不了他”。更多的是图书馆依据自身情况拟出的标语，这些标语很能体现它们的自我定位和服务对象。

介绍一些刊布在各刊物上广为流传的标语，可使我们近距离地观察标语的写作，标语的语势及内容。

“民众图书馆是理论的实验室！民众图书馆是万事的问津处！要进德修业请到民众图书馆去：要宽裕生计请到民众图书馆去、借阅图书是民众的权利！归还和爱护图书是民众的义务。”

“本馆是为民众而设的教育机关；本馆有新旧图书供众阅览；本馆有各种报纸可以随时来看：图书馆是智识的泉源；图书馆是各界的俱乐部；图书馆是高等的游艺场；图书馆是教育的流通处；失学的人可以到本馆来看书；我们知道中国需要的是什么。”

“图书大开放，读书大运动。男女阅书不分界限，贫富贵贱阅书不分阶级。打倒贵族式的图书馆，建设民众的流通图书馆！”

比喻、对比、排比等增强语气和说服力的，能够引来注意力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都会用上，当然也会有反问和设问的方式。某省立图书馆门口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图书馆是为你们每人预备的地方；爱研究学术的，请进来！爱看新鲜小说和有趣味的图画杂志的，请进来！想知道时事和解释疑问的，请进来！想求清静读室和精神愉乐的，请进来！”

这样诚恳和欢迎的语气比比皆是。凡是与图书、读书、借书相关的内容，都会出现在标语中，“劝朋友读书是益友！介绍朋友加入图书馆看书比送一件礼物给朋友还强！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借书证是送朋友的最好的礼券”“读书如同交朋友，爱护那一类的书就表示你要与那一种人做朋友”“希望是最光彩的，因为这是一件事业的萌芽，惟正当的希望可于书中求得之”。图书馆能否与读者接近、能否得到发展，完全依赖于民众对图书馆的印象如何，而宣传这样的观念，没有比大规模发布标语更好的形式了。

图书馆流通事业，实际作用很大，对民众的观念改变也是很大，但是就观念宣传而言，走个路、寄个信或推个车的，一是范围有限，二是成本较高，做得实在不够。图书馆阅读指导端赖于民众对图书馆已有认识，标语广告则不同，介绍的，传达的，收费的，免费的，正式的，非正式的，花样繁多，铺天盖地，民众对广告这一形式较为熟悉，能够循着广告来借书的读者也是潜在读者群中对图书馆需求程度较高的，可以成为图书馆的忠实读者。

浙江流通图书馆于1927年4月印发两万份“浙江流通图书馆是人人的家庭图书馆”标语，附有小字“印有书目，函索即寄”“自己晓得，还请告人”，在一二个月之内，收到索取书目和书的函件居然有一千多封，大大高于其意料中数目。“从这之后我们的借书事业，才从发源地的杭州，一点一点推行到全浙各县各镇了”。

浙江流通图书馆于1927年、1929年、1930年先后大规模印制标语三次，都有不错的效果，借由这些标语，可得当时图书馆标语的大概内容。一是劝人读书，此类标语数量最多，如“多读一日书，就有一日的进步，人生的生存力也就增高了些”“没有钱买书，不算可耻，有书给你，不要读，那真可耻”“上茶坊酒肆去是堕落的，到图书馆去是上进的”；“二是介绍图书馆，如“举办图书馆比办学校还要紧，因为图书馆是全民众的教育机关”“中国社会缺少图书馆，是文化落后的第一大原因”“社会无图书馆，好像人没有脑子一样”；三是介绍和宣传本馆，如“书从哪里来，向浙江流通图书馆去借”“馆址在哪里？在杭州，中皮市，新开弄”“浙江流通图书馆的事业，是要使全社会的民众，人人有书读”“有读书的心，而无力买书，更无时间到图书馆去的，请快点到敝馆来借”；四是传达近期状况的，如“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又添了许多新书，你为什么不来借”。仅此一家就发布如此之多的标语广告，可见其时之盛。

图书馆广告

广告从属于宣传，但是对图书馆来说，广告这一宣传形式是特殊的，不仅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在形式上是创新的，而且图书馆广告在今日也不易见到了。其繁盛之景有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不禁让人唏嘘，故作一节，以表强调。

民国时期图书馆广告的产生，必须追溯它的两个来源。一是190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组织了一个图书馆广告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注意、研究和使用图书馆广告为宗旨，研究广告成为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随着新的广告方式、广告材料不断涌现，广告对民众生活日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诱导了办图书馆者对图书馆广告的研究和利用。民国时期的大上海是什么样的？最先想到的很可能是刊登和放置在杂志、报纸、路牌、电影场、戏剧舞台、车身、橱窗、霓虹灯上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诱人广告，香烟、药品、日用百货的大广告牌林立，商业气息浓厚。

从当时办图书馆者反复强调图书馆广告与商业广告不同、以正视听的态度来看，图书馆确实是受到了商业广告的极大影响，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众对商业广告的认知水平。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刊物，也刊载有酒楼的广告，很能说明广告和图书馆的密切程度和互渗范围。

当时办图书馆者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周纳一切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方式为图书馆服务，达到普及图书馆的目的。沿街走巷是一种，流动书车是一种，展览会是一种，图书馆广告更成典型。他们深知，图书馆和商店一样，也要利用广告宣传的方法。广告的用处不一定限制在商业性质的事业中，公共图书馆扩张图书事业，也要用它做宣传的利器。这种认知是有前提的，即没有读者，不能谓之图书馆，办图书馆业绩如何，是以读者数量为衡量的。比起“书籍重地，闲人免进”的旧式图书馆政策和观念，是很大的进步，比起没有“欢迎读者”的指示，也是一种进步，前者产生了“挥之使来”的矛盾，后者像守株以待兔，也很是消极。

所谓图书馆广告，借用陶述先先生的概念，指图书馆努力利用种种方法来使民众明了、认识、利用及援助图书馆，不单指正式广告，新闻的宣传活动，及其他预定劝诱的计划，并且对于广告稍有影响与有关的物事，也须顾到。图书馆广告，是对图书馆的内容与方法、图书馆的新事业与新发展、图书馆的状况和成绩等的广而告之。

广告之目的在于引起民众注意，或通知民众某事。商业广告如是，图书馆广告亦如是。双方之不同实因双方的主体性质不同，商业广告，志在谋利，在多卖出东西。图书馆的目的，在求图书馆有充分的使用，是公益的，这一点决定了，图书馆广告在利己和利人上是统一的。其特征是实事求是，用杜定友先生的话来讲叫“自助助人”，既是推销自己，也是服务民众，而商业广告中时常会含有不真实信息。明确双方的不同是提高图书馆广告公信力的必要举措，无怪乎图书馆方面反复强调这一点。

关于图书馆广告的目的，或称之为功能，陈影鹤先生作了一些概括：“扩大阅览人数、辅助图书流通、使大众明了图书馆之意义、增加讲演会展览会出席人数、免除社会上对于图书馆事业之误解、获得经济之补助、图书之捐赠、引起大众研究图书馆学之兴趣、博征大众对于图书馆之意见。”不同的图书馆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发布图书馆广告，但是客观上发生的“溢出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图书馆事业因之受益。

民国时期阅读推广评价

权力不平等常常衍生出其他社会不平等。图书馆与生俱来地成为矫正这类不平等的公器之一，图书馆应该在机会平等情况下向所有人开放，或许这仅仅是最低要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会平等往往是无奈的假设，而创设机会本身只会提高事业的成本，挤出其他发展可能性。机会平等本就不易达到，倘再设门槛，进入者越少，则事业也就不能以“公共”二字相称了。

民国时期诸多图书馆与图书馆人，他们不因民众出身、天赋、品行、财富的差别，不拿民众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简单相交换，甚至一心维护民众权利，至可敬佩。办图书馆者，对这一道理大多是懂的，这叫“道德直觉”，图书馆应该是这样的，然而如何由“道德直觉”转化和上升为制度上的可操作性，不知者却有不少。

从道理上讲，图书馆对平等的追求表现但不仅限于：第一，不对来馆阅读的读者有任何歧视，不论他们在职业、年龄、文化程度、户籍、性别、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别，保证他们能够公正、自由地利用图书馆；第二，在一个不尚阅读的社会里推行劝读，用种种办法吸引人们到图书馆来阅读，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放下自己的尊严；第三，帮助没有能力阅读者；第四，对因种种限制“拉”不过来或没有条件到馆的，就将“服务”送出去。

做到第一点并不困难，其他几点却不无困难，所以应该加上“力所能及”的限定，但是当我们翻检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历史，看到图书馆人在条件更加艰苦的情况下推行社会阅读的百折不挠的勇气，我们才会明白权利、平等对图书馆意味着什么，“力所能及”在很多例子中也就成了托词。

国际图联著名的《格拉斯哥宣言》和《图书馆与可持续发展声明》不约而同地强调，要着手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国内业界也痛感图书馆缺失了一种精神，图书馆的一些服务偏离了平等轨道，呼吁重续图书馆精神的历史链条，要求精神以更为厚重的方式回归现实。图书馆界的一些实践活动，比如送书下乡、对监狱犯人读书权利的维护都让人眼前一亮，无疑是对呼吁的回应。

但是考虑到民国时期图书馆人所处的地方是如此狭小，所有的经费是如此短缺，所用的设备是如此简单，而服务的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广告、乡村图书馆、农民图书馆、民众图书馆、通俗图书馆、聋哑图书馆、军营图书馆、图书馆代办处、轮船图书室、流通图书馆、巡回文库、流动车书，甚至是手摇一个小铜铃、背负一个小书箱，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令人敬佩。

七八十年前的图书馆有很多改名为“民众图书馆”这件事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助益。在这期间，也有不少图书馆成为“通俗图书馆”“普通图书馆”，道理是一样的。“目前许多新创的图书馆，前面都加了民众二字，这绝不是为时髦的趋势（步教育馆、学校、识字处、茶园更名为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民众识字处、民众茶园之后尘）而加的，乃是为图书馆革命运动而显示提倡的表示，做一个鼓励工作的标记”。

尽管少数图书馆有“换汤不换药”的嫌疑，多数图书馆却都会不同程度地思考，图书馆与民众有什么关系，什么是真正的民众图书馆，如何能够把民众工作做到家？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民众图书馆实际上是民众的教育机关，是“因人、因地、因时、因事，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途径，来实施以图书为中心的教育”的机关，要在民众最多之时以最便利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原则是，“以最少的经费，购最通俗的书报，指导一般民众，灌输生活常识，须引起民众的注意，和一般的民众切实联络，处处要把民众做本位”。民众便以此为断。对于主动求变的图书馆来说，这是一种动力，对于被动的图书馆而言，这是一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