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迎川 | 西方舆图所见元明清时期中国疆域形象辨正

戴维·伍德沃德关于地图的定义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地图是一种便于从空间上理解人类世界的事物、概念、境况、过程和事件的图形展示方式”。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的再现物，它只是一种中介，人们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于世界的理解。李孝聪也认为，要研究和使用前人编绘的地图，不但需要注意地图的史料价值，而且不应忽视编图者、绘图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以及编图人和使用者的目的。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总图的绘制与历史时期西方各种不同的“中国疆域”观念直接相关，体现出对历史中国疆域形象的认识。自13世纪到清代，欧洲学者绘制的地图成为西方认识欧亚大陆、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这些地图里的中国疆域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模糊无形，到“契丹—蛮子”分异，再到与“鞑靼”对立的“长城以南”的“China”，最终于清代被描绘为一种“板块拼合帝国”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本土观念“定义”“赋予”世界其他地区空间意义的体现。不断变化的地图与文字材料，共同建构了西方想象中的中国疆域形象。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手段进步，海内外舆图的数字化突飞猛进，不仅推动了古地图研究的发展，也使得古地图通过网络传播影响公众认知的作用明显增强。在此基础上，西方学界将其“发现中国”历史过程中的地图绘制演进作为研究热点，来展示西方制图“科学化”指导下“绘制愈加正确的中国地图”，中国本土的“天下图”“全图”反而失去了自我解释的正当性。如《早期西方印本中国地图》的封面与扉页上都采用了“长城以南的中国舆图”，这种歪曲的表达对读者认识中国疆域的潜在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在承认西方绘图技术进步的同时，更要认识到他们所建构乃至制造的“中国疆域形象”存在歪曲。

近年来，国内学界愈加强调构建中国本位的中国疆域理论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发掘并诠释历史中国自身的观念与理论，破除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概念桎梏”。地图作为国家疆域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与此密切相关。国内地图学史研究积淀深厚，在梳理中国“全图”“总图”相关舆图的演化脉络，以及中西“中国地图”绘制技术与方法上的互动等问题上成果颇丰。对古代中国自身“天下观”和“疆域观”的研究，也应该重视大量的“总图”“天下图”和历史地图集等舆图文献。以地图为史料，要将其看成一种主观的表达，关注地图中的空间、地理认知。对于这些有体现“历史中国疆域形象”效用的舆图，卜正民称之为“全图”，即“完整的地图”（complete map）；张佳静总结为古人绘制的，类同于今人的全国总图、世界地图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描述以亚洲为中心的欧亚等洲的地图。“西方中国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命题，现有研究已然揭橥地图在其中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笔者借鉴学界已有的舆图概念与分类，以西方刻画中国疆域形象变迁的主要阶段与代表性地图为线索，对比中国本土舆图与地理志书等材料中的疆域观念，力图对元明清时期西方认识中国过程中的“中国疆域形象”演进、影响、局限以至有意图的歪曲加以分析。

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一般以“赛里斯”（Seres）指中国，但当时的欧洲人并不了解中国的“地理形状”或者“疆域形象”。中世纪最大的“T-O”系地图《赫里福德地图》根据古罗马时代学者奥罗修斯的著作绘成，该图就以“赛里斯”指称中国，将之放置在地图左上角（东北方向）的亚洲大陆边缘，只有简单的介绍：“越过沙漠最先遇到的就是赛里斯人，丝绸服装即来于此地。”随着罗马帝国衰落，阿拉伯势力控制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欧洲对中国的认知长期没有显著变化。直到15世纪，一些托勒密版世界地图里中国仍是这种几乎无形状可言的模糊形象。

约13—14世纪，经东来的西方使者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鄂多立克，以及马可·波罗等人不断介绍，欧洲的中国知识更加丰富。中国的称呼从“赛里斯”转为“契丹”或“契丹—蛮子”，中国的疆域形象也开始浮现于欧洲绘制的地图之上。柏朗嘉宾于1245—1247年出使东方，在《蒙古行纪》中，柏氏第一次向欧洲提及了“契丹”这一地区，“鞑靼地区位于东方一隅……契丹人（Kitai）以及肃良合人（Solangi）地区均位于其东部”，“他（成吉思汗。——引者注）在该国的一大部分领土上取得了胜利……契丹的强大皇帝被击败了……但一直到现在，他们尚未征服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因为它位于海面”。“契丹皇帝”显然是金朝皇帝，金朝彼时已为蒙古所灭，而“位于海面”的“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则是南宋，柏朗嘉宾认为金与南宋同为“契丹”。这种混淆一方面因柏朗嘉宾对于金、南宋的消息都是在漠北道听途说，其次则可能反映了当时金与南宋皆自称“中国”的认同。柏朗嘉宾的记叙在欧洲教会上层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鲁布鲁克在行前就读过他的著作，后者在1253—1255年出使蒙古。鲁布鲁克《东行记》第一次向欧洲明确指出，古代的“赛里斯”就是“契丹”：“大契丹（Great Cathay），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Seres，原译作丝人。——引者注）。”该书对“契丹”的记载更加丰富，“从我见到蒙哥汗的地方到契丹，南和东之间是二十天路程”，“该国内有许多省，大部分还没有臣服于蒙古人”。鲁布鲁克显然也认为金与南宋同为“契丹”。13世纪末开始，《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流布，马可·波罗将元朝皇帝统治之地分为三个部分：“鞑靼”“契丹省”“蛮子省”（Mangi）。这些叙述模式不仅存在于同一时期众多欧洲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也影响了当时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使中国疆域开始有了具体形状。1320年，保利诺·米诺里塔修士为一部地理著作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就出现了“关于契丹王国和它的大汗”（“incipit regnum cathay”“hic stat magnus canis”）的描述。该图中，东亚位于左上角，有横贯东西的“几”字形大河和南方两条大河经过。米诺里塔修士认为“契丹”的“东边是海洋，南边是海洋和岛屿，西边是Tarse王国，北边被沙漠隔开”。他显然认为南北中国皆为“契丹”，其北方是一片相对模糊的东西向沙漠。1375年左右，由西班牙马略卡学派完成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在绘制中国部分时，采用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人游记的内容，标出了汗八里（北京）、行在（杭州）、刺桐（泉州）、明州（宁波）等30多个中国地名，将中国北方称为“契丹”（Catayo），南方称为“蛮子”（Manji），粗略地绘出了中国的海岸线，“契丹”的北部仍为沙漠隔绝。有“美洲出生证”之称的1507年瓦尔德泽米勒所绘世界地图中，中国就以“契丹”和所属的“蛮子省”被绘制呈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制图师弗朗西斯科·罗塞利（Francesco Rosselli）所制的系列世界地图中，中国的面貌亦大体如此。整体而言，因有东来使者的介绍，欧洲地图上的中国开始有了一些更清晰的海岸线、大的河流与山脉、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等。但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对中国的疆域版图还处于听说与旅行感受的阶段，并没有太全面、深入的理解，根据他们的著述而绘成的中国地理形象自然也相当“简易”，对内陆和北方地区，特别是北纬30°以北的海岸线仍然沿用了中世纪的信息绘制。中国在欧亚大陆上所占幅员并无固定比例，往往相当失真。不过，这些简易的中国疆域形象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中国疆域的内部区域划分问题上，尽管鄂多立克已经提到中国有“十二个省”，但无论东来使者还是当时欧洲的绘图师仍长期采用了“鞑靼”以及“契丹—蛮子”这种相当凸显族群色彩的划分方式。

这种划分方式固然与元朝“契丹”“蛮子”的习称，以及“四等人”制的差别政策有关，但并不能与元朝在灭掉西辽、西夏、金、南宋、大理等局部政权，建立了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实现长城内外规模空前的“大一统”之后，真正塑造并呈现的元朝疆域形象相等。元世祖忽必烈重用回回人札马剌丁主持编写《元一统志》并绘《天下地理总图》，“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发扬圣朝混一海宇之盛”，许有壬序曰：“我元四极之远……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元朝希望通过图志编纂，宣扬一种将域内各族“涣其群而混于一”的“混一大一统观”。元朝南方书商翻刻的南宋日用类书《事林广记》中地舆类目下增写“大元皇帝，奄有天下，混一南北”，书中所附《大元混一图》虽印制粗粝且信息杂糅、范围不全，但仍能体现出当时民间已对元朝疆域囊括宋、金、西夏旧疆的混一、一统状态有所感知。反映元末明初地理面貌的《大明混一图》对长城丝毫未绘，甚至连“内外分界线”的示意亦无，这可谓是承继元朝“混一”绘图思想的鲜明体现。

宋元时期开始，欧洲对中国的地理信息有了直接接触，地图中的中国也开始有了初步的地理形象。同一时期，中国本土的舆图，特别是天下图、王朝图也更多地被印制、发行，用以辅助塑造国家疆域一统观念。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两套系统对中国疆域形象呈现了不同的表达特点，欧洲绘制的中国舆图自开始就重在族群“分异”，以求得他们认为更“精确”的地理信息，中国本土的舆图绘制则非常重视“疆域混一”的整体面貌。

元明更迭后，明朝与北元蒙古长期纷争对立。至明中叶，明朝不仅重新修筑起自辽东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而且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边重镇”抵御蒙古。长城南北政权的这种对峙状态也反映到了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上，对西方的中国疆域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元朝覆亡，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往来陷入低潮。但还是有康蒂等前往东方的欧洲人或者沙哈鲁使团等阿拉伯人，能够向欧洲带去一些中国的新消息。15世纪中期成图的《热那亚世界地图》与《毛罗地图》，虽然仍基本延续了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疆域的“契丹—蛮子”模式，却在中国（契丹）北部、紧邻汗八里城（北京）处已绘出了东西向的绵长山脉，山上绘有许多城堡，可见欧洲已开始对中国长城有所听闻。

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欧洲探索中国的又一次高潮。16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向远东、中国派遣了众多使节、传教士。这些使节或写信传回其见闻，或将其经历著书出版，使西方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更多材料。较早的记述如皮雷斯的《东方概要》、巴尔博扎《东方纪事》、维埃拉《广州来信》、伯来拉《中国报道》、克路士《中国志》等。另外，如巴罗斯汇集相关材料写成的《亚洲十年》等书中也有对中国的介绍。这些著者通过印度、东南亚搜集中国信息，或者到过广东等南方沿海省份，对中国地理划分，特别是沿海一带有一定了解，印象之一就是中国的疆域非常辽阔。如维埃拉提到“中国的领土分为十五个省区”并列出省名，就是指明朝两京十三省。巴罗斯认为中国的北部“天寒地冻，鞑靼人在那里居住……双方交战不断”，还提到了中国的长城是为了防范“鞑靼人”，有关中国本土的一些地图会将长城绘出，认为中国“包括十五个王公诸侯国”。总之，这些著述对中国的国名、行省、主要城市、长城等多有记载。在葡萄牙、西班牙的搜集下，《古今形胜之图》等地图也在这一阶段传入西方。欧洲对中国地理的了解不断增加，1561年前后意大利制图家加斯塔利（Giacomo Gastaldi）制成的世界、亚洲地图中，山东、浙江等省名以及北京、宁波、广州等城市名已有标识。这都影响了奥特柳斯所制西方第一部世界地图集《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中国绘制。奥特柳斯1584年拉丁文版《寰宇概观》地图集内，收录了巴尔布达绘制的《中国新图》，这是西方第一幅单张并以中国为图名的中国地图，堪称“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此图方位上西右北，以今人眼光视之颇为粗略，如北方海岸线几成一条直线，长江与黄河水系未分，但该图向西方提供的中国地理知识远迈以往，如标出了明朝两京十三省名以及部分府州县名、绘出长城及星宿海（标为“Lacus”），宁波以南海岸线也与实际较为相近。此后近百年，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皆遵循《中国新图》奠定的“竖琴”模式。透过其中的图文信息，可以观察当时欧洲对中国疆域的理解。位于左下角的图名译为“中国（Chinea），原称中国（Sinarum）的地域，新的描绘”，图中不再有马可·波罗式对中国的“契丹—蛮子”图面注记，可见此图形成于欧洲涉华概念的托勒密体系（赛里斯）、马可·波罗体系（契丹、蛮子等）向“China”中国体系转变的过程中。长城附近的释文为“在山脉的边缘之间，针对这一带鞑靼人（Tartarorum）入侵的中国（Chin）国王建造了一道四百里格的城墙”。同时，图中中国最西北的省份为陕西（Sancii），颠倒了云南（Ivnna）与四川（Svinan）的位置，但总归绘者认为陕西、四川、云南位于中国疆域的最西部。“China”中国北部边界为长城、“中国—鞑靼”以长城为界二分、中国地域即为明朝两京十三省的观念，逐渐于欧洲形成，并因此系列地图更加牢固。

16世纪末至17世纪，传教士走进中国内地，接触到更多本土文献，中国更为具体的地理信息得以传入欧洲。罗明坚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等资料，绘制了西方第一部中国地图集。卜弥格、卫匡国也相继绘出了新的中国地图集（册）。这三部著名的中国地图集有一些共同特点：基本由“中国全图”与各省图等内容组成；对明朝各省所辖的府、州、县、卫、所都有相当详细且成体系的呈现；地图册内有大量文字内容对中国疆域、长城、政区体系，乃至中国的矿产、风俗、动植物等加以介绍。

这些入华传教士多与中国或欧洲上层有接触，他们的著作、舆图对欧洲的中国观、中国疆域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认定“丝国”（赛里斯）、“契丹”为中国（China）是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传回欧洲的重要信息。经这些文图流转，西方完成了中国与“China”概念体系的对接成型。此处的“China”在当时就是明朝，其疆域范围就是明朝的两京十三省（也包括辽东都司）。罗明坚称“中国”（Sinarum）被其居民称为“大明（Tamin或Tamgin）”，与北方的鞑靼“之间隔着高山与一堵长城”。卜弥格所绘地图集的拉丁文原书名为《大契丹，原赛里斯，今中华帝国，十五个王国，十八张地图》，一般简称《中国地图集》。《利玛窦中国札记》“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位置和版图”一章中，开篇就提出托勒密时代的“Sina”与马可·波罗讲述的“Cathay”，中国人自己称为“大明”，因交趾、暹罗人称其为“Cin”，葡萄牙人就称为“China”。17世纪初珀切斯改绘制作的《皇明一统方舆备览》拉丁文图名即为Descriptio chorographica regni Chinae（直译为《中国方志描述图》），该图英文版名为The Map of China。路易十四命宫廷绘图师桑松根据卜弥格中国全图所绘地图的法文名为Abrege de la Chine du R.P.M. Bouyn Jesuite（《耶稣会神父卜弥格绘制的中国地图》）。可见，在这个“China”中国体系成型的时期，耶稣会士所绘的“中国地图”实际上就是明朝地图，北元蒙古与明朝的对抗、长城等共同进入了转型完成的欧洲“China”中国疆域形象中。

17世纪上半叶明朝覆灭的历史过程，给正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震撼，明清鼎革这一事件也迅速经卫匡国《鞑靼战纪》等传到欧洲。欧洲开始认定马可·波罗时代建构的“鞑靼人”有不同类型，满洲人应属“东鞑靼”。在了解到满洲人联合部分蒙古部落攻灭明朝后，18世纪初欧洲地图上逐渐形成了“中国鞑靼”的概念，以表示这部分“鞑靼人”与“中国人”在同一政权统治之下，实际也反映了中国疆域的延展性。德国人约翰·霍曼1712年的《最新亚洲图》中，就出现了北方的“China Extra Muros Tartaria Chinensis”（中国墙外的中国鞑靼）与长城以南的“China”并立的绘法，两者分别绘以深绿与浅绿两种色块。英国人赫尔曼·莫尔1725年所绘《中华帝国与日本岛地图》中，长城以北地区则被标为“Eastern Chinesian Tartary”（东部中国鞑靼），由黄色粗线绘出，与长城以南绘为粉色的行省地域相区别，西侧则有所谓“独立鞑靼”图面注记。1726年，俄国使团将霍曼的地图集作为礼物送给了雍正皇帝，在清朝正与准噶尔部对峙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命传教士宋君荣等人对这些地图进行研究。此时清朝刚刚编绘完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后文简称“《全览图》”），《全览图》、俄国方面的地理信息与宋君荣等人的最新研究一同传回欧洲，加之欧洲已有的中国地理观念，这些共同促成了随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后文简称“《全志》”）而广泛传播及由唐维尔绘出的中国地图的出现。欧洲观念中长城南北分属不同“色块”“板块”的清朝中国疆域形象，也在杜氏著述与唐氏绘图中得到了突出表现。

如前，明末卫匡国等传教士已经完成了明朝中国观建构。这一时期，欧洲称明朝为“中华帝国”，更多因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或因其面积远较欧洲诸国更大。至雍正朝，清朝不仅在郡县之地完全取代了明朝，而且其统治早已跨过长城，初步奠定了东北远及库页岛，以北辖有内外蒙古，西北深入青海、西域，西南统一西藏的疆域格局。汉学家必须向教廷与欧洲民众介绍、解释这个从明朝变成清朝、规模上更为宏大的“中国”。杜赫德《全志》描述的“中华帝国”，包括清初十五省地域、“中国鞑靼”地区以及西藏、青海等部分。在《全志》中，杜赫德收录的第一幅地图，为唐维尔绘制的《中国与中国鞑靼及西藏总图》（Carte la plus gene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此图名亦可体现杜氏的“板块帝国”思想。随着杜赫德著作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加之欧洲自身的“国家”“帝国”“民族—国家”理论不断发展，西方对中国的国家想象也随之变化，“中华帝国”从着重指称明朝疆域广大，转而侧重指清朝是所谓“多元族群统治帝国”。

从元朝到清朝，从马可·波罗时代到杜赫德书中收录的唐维尔中国地图，“China”取代了“契丹”成为西方对中国的称呼，其间中国（China）疆域形象最重要的转变就是被固定在了“长城以南”，以至于幅员远迈长城的清朝疆域只能被视作一种民族与区域捆绑、彼此异质的“板块帝国”。元代，东来欧洲人与蒙古贵族接触较多，蒙古入主中原前，虽与所谓“契丹”相接，但长城始终没有真正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这与长城在自唐至元的时段内所起作用并不显著的状况颇为一致，唐朝、辽金的版图都跨越长城两边。在欧洲使者看来，无论是狭义的“契丹”（辽金），还是更大范围的“契丹”（包括南宋），其与蒙古并不以长城为界，而是多以沙漠等自然地物为分。其实后来的传教士基歇尔在所著《中国图说》中曾论及此，基歇尔提到：“我用‘契丹’一词不仅指中国疆界以内的地方，而且指在北面和西面同中国接壤的很大的地区，我这样做，并没有太大的错误，这是中国长城以外的广大空间。”但随着明代欧洲大量来华传教士反复进行的明朝之“China”就是“契丹—蛮子”“中国”的论证，不仅契丹的称呼被“China”取代，而且中国跨越长城的内涵也因明朝疆土的内缩消失了，“China”就此失去了指称长城以外地带的可能。可谓是“契丹”误读之后，复增“China”之误读。

《中国与中国鞑靼及西藏总图》并未有“中华帝国”“中国鞑靼”或“西藏”的图面注记，但约沿长江一线标注了字体明显大于各省省名及各部落名的“Chine”。韩昭庆提出，由于欧洲各国在拷贝杜赫德之书、唐维尔之图时，多未注意到“中华帝国”与“China”中国的差别，导致此后经常有人将明朝疆域绘作“中国”“中华帝国”的图幅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杜氏之书与唐氏之图深刻影响了欧洲对所谓“中华帝国”与“中国”“中国本部”之间关系的描述与绘图，张扬了一种“中华帝国”包含“China”等板块的模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信息，几乎全部参照了杜赫德的著作，该书将中国分为“中国鞑靼”（Tartarie Chinoise）与“中国自身”（Chine même）南北两个部分，孟氏认为二者并非统一国家，只是同处一个皇帝统治之下。在《论法的精神》英文版中，“中国自身”被翻译为“China itself”。1795年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所著的《中华帝国》一书，同样参照了杜赫德著作中的中国版图信息，他用“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一词特指长城内原属明朝版图的各行省所辖区域。有学者认为这是“China Proper”首次出现于英文文本中。

唐维尔绘图之后，欧洲对中国全图的绘制在18世纪陷入停滞，至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对中国商业利益的关注，欧洲出版的中国全图又复增多。19世纪中期，大部分欧洲所绘清朝地图已不再有“中国鞑靼”的图面注记，而多代之以“蒙古”等。这些地图对中国各地地理信息的标注更为细致，但从海岸线、山脉走向、图幅范围等整体面貌看，依然可见到唐维尔绘图的影响，且将行省地区与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分块绘制”仍非常明显。1828年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图》（Chinese Empire）就将整个行省地区用深红色粗线绘出轮廓。1835年版的类似地图则更加深了这条红色界线。1840年巴黎出版的《中国与日本帝国图》，在清朝范围之内也圈出了行省地带，并且沿长江单独标注“Chine”。19世纪80年代伦敦出版的《中国与日本帝国图》（Empires of China and Japan）中，在自葱岭到天津附近的宽度上标出了“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注记，而在沿长江一线又复写出“China”，同时也以较大字体标出西藏（Tibet）与蒙古（Mogolia）等。这种分块绘法对同时期美国的中国地图产生了广泛影响，1835年纽约出版的《中华帝国与日本图》（Chinese Empire and Japan）中，将中原、蒙古（包括东北、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区）、西藏用红、绿、黄三色分别表示，1847年与1861年纽约出版的两幅《中华帝国图》也将清朝行省范围与其他地区做了明显区分。这种“板块帝（中）国”的绘图思想、疆域形象对欧美中国边疆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内亚史、阿尔泰学的发展，开始有欧美学者采取一种“边疆本位”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边疆历史。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书中，开篇就是一幅“板块”状的“中国地图”，名为《中国内地及临近区域：早期扩展路线及中国本部十八省》，该图由美国地理学会绘制，将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单独列出，其实图中的“China”所指也是十八省地域。这幅图符合了拉铁摩尔书中“黄土地区、蒙古草原、满洲、中亚（新疆）、西藏高原”的篇章结构，但显然有意淡化了晚清民国以来在边疆建省的行为，仍将中国疆域“分块”绘制、研究、表述。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英文版附页中也有一幅“板块鲜明”的1150年东亚地图，南宋疆域被标识为“宋朝的中华帝国”，与之并立的还有“女真人的金国”等。格氏《中华帝国史》（法文本为Histoire de la Chine，英译本为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Chinese Empire）的书写及其关于中国疆域演进的看法非常有代表性，该书的“中国”地域基本也是指秦代奠定的长城以南的中原范围，元朝的统一才真正实现了长城内外的首次“统一”，这种统一在明代出现断裂，通过清朝对各藩部的战争才得以恢复，但清朝的统一仍然呈现出一种各部间的“块状联合”，部落王公们只对大清皇帝效忠。拉铁摩尔、格鲁塞对中国疆域的理解，显然受到19世纪以降就广泛流行的“板块帝国”绘图影响，如果将他们的中国史书写比作“演剧”，那么这些剧目背后显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块状中国”之“地理舞台”，他们的论著也常被“新清史”等研究流派视为重要理论源头。

中国地图史的很多内容是与中国政治文化密切关联的。疆土等同于政治权力，地图本身也被赋予了政治权力，地图与地理志对统治者宣称其统治是天命所归有重要意义，它还可以用于传播文化价值观和维护政治权力。古代中国在搜集、绘制官方地图时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对中原之外“四夷”地域的关注与“一统”观念的塑造。《后汉书·臧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言臧洪父臧旻达于从政，太尉袁逢问西域事，旻详言西域诸国情形，将其“大小，道里近远”等，“口述其状，手画地形”。隋时，炀帝令裴矩言西域山川险易等，裴矩进《西域图记》，将西域诸地“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倾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唐德宗令贾耽“修撰国图”，贾耽于是作《海内华夷图》，“缩四极于织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旧唐书》卷138《贾耽传》。《唐六典·兵部》记载：“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即便在最强调区隔“华夷”、分别内外的南宋，宋孝宗置于宫中的屏风仍“其背是《华夷图》，甚便观览”。可见，国家仍需要依照包含中原与边疆的总图指导行政。能够显示明朝官方地理、疆域观的《明一统志》中《大明一统之图》，并未绘出长城；除阴刻、阳刻形式不同外，对未受明朝直接管辖的区域，与山东、云南、宣府等省镇采取了近似的图面表示，即只在相应方位写出女直、兀哈良、北狄、哈密、西域、西番等，这种中原与边疆相当“对等”的绘法仍然能看出元朝“混一”绘图传统的影响。康熙《全览图》等清朝官方测绘的重要目的，就是获得国家特别是边疆地区更全面、准确的地理信息数据，进而向臣民呈现清朝定鼎后，国家面貌一新的“大一统”版图景象。这种广域地理信息支撑下的“国图”绘制，是汉唐以至元、明、清历代展示正统，塑造“混一”“一统”观念的有效方式。清代舆图名中频繁出现的“中外一体”“中外一统”等词，并非重在“中外”之别，而是强调内地与边疆的“一体”“一统”。清帝欲乘四海“一统”之势，打破宋明时尤重“德性”、贬损疆域广大、突出“华夷”区分的“正统”观，以利于清朝构建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体。“中国”在历史中国的语境中并非特指某一族群的政权，而是有“正统”的丰富政治含义，“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才是指称王朝疆域的概念。历史中国本土舆图中对“四夷”的持续描绘就是这种“天下观”的体现。

从其演进历程来看，“China”就是欧洲对明朝的想象与描述。清朝时期，欧洲人等更是按照“本部”“多民族征服帝国”等西方国家理论作为“文化套式”，来“凝视”作为“他者文化/概念”的中国与中国疆域。“契丹”中国概念中“跨越长城”的疆域形象，也被遮蔽在西方更为流行的理论话语之下。地理知识的产生，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调查、测量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然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人为塑造。近代以来，欧洲在世界地图上按照“西方标准”，以边界线和色块区分不同国家/政治体，这种以“科学”为旗号，由欧洲掌握的疆域诠释话语，成为帝国主义推动暴力殖民的合法性依据。地理学家哈姆·德·布利在给《会说谎的地图》所作序言中提及，在当下世界，地图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有可能给国家体制带来灾难，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通过地图侵犯他国主权”。历史中国的疆域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的复杂过程，囊括“中原”与“边疆”的“天下”观念是中国疆域凝聚砥定的依托所在。西方历史上的使臣、学者在“从外看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没能理解这一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凝聚过程。西方制图者将清朝疆域错误地诠释为片面强调区域特别是族群差异的“板块状中华帝国”。这种“板块”地图思想对此后西方的中国疆域观也产生了直接影响，至今尚或隐或现地存在于西方中国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