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规划师路在何方？

认识和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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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斐菲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本对话学术召集人 )

在城市更新时代，提升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已成为规划工作的导向与重点。为更好地传播规划理念，加强规划公众参与，保障规划实施，全国诸多省市近年来积极探索促进规划师走入街道、社区、乡镇村，以专业知识助力基层建设的工作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

广东省2014年起即由各个协会发起志愿者下乡活动，成立了“乡村志愿者委员会”，总计2000多名规划师参与；2018年开展“大师小筑”活动，由省内大师率领，针对小型公共设施和微空间开展设计实施。

上海市自2008年起以徐汇区为先导，结合风貌区开展试点，采取1+2模式(1位导师+2位规划师)，促进精细化管理，提高环境品质。之后杨浦、静安、浦东、嘉定等区纷纷跟进，结合“15分钟生活圈”等开展工作。2017年在全市16个区推行地区规划师。

成都市在2017年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制定了包括社区规划师在内的工作机制。如试点区成华区已经建立起自下而上的项目征集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

北京市自2004年首次提出责任规划师概念，之后北京规划院和一些高校即在老城历史街区、老旧小区、工矿厂区、传统村落等区域开展了多个责任规划师工作试点，同时不断与其他省市进行经验交流，从理论到实践都收获颇丰。经过10余年探索，总结了经验，于2019年5月10日出台了《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各区积极响应，开启了多种工作模式。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责任规划师工作专班”，北京城市规划学会亦成立了“街区治理与责任规划师工作专委会”，以确保责任规划师工作有序开展。

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开展150多天，工作专班和规划学会以大讲堂和沙龙等形式，针对责任规划师们进行了多次的培训，搭建了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各区、街道、规划分局、责任规划师团队分别进行了跟踪调研。在发现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针对规划师的“责”“权”“利”尚无清晰的考评标尺与完善的机制设计，导致有些街道对责任规划师的要求五花八门，部分规划师对自身工作定位也比较迷茫，影响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论坛结合北京市全面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契机，特邀请来自各地的学者及实践者共同探讨规划师扎根基层、以专业能力带动街区治理和规划实施的职责、权力与保障机制，共同书写责任规划师制度设计的纲领与规划实践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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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体雁

(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

最近在北京进行的城管执法改革的过程中，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责任规划师未来应该是随着城市管理职能的下沉而成为中国的基层管理部门，或者叫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

第一，规划是政府的重要公共职能，能够应对或解决市场或者是社会的某种失灵。抛开政治层面的问题不谈，城市的管理或者是街道的管理，未来应该是三分制：

一个是政府对公共空间进行管理。

二是城市公共资源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运营和服务。这种服务可以由两个方面的机构来提供，一是市场组织，一是社会组织。

三是政府的执法监督。北京专门有城管执法局，其他的地市在城管委或者城管局下面有城管执法队。

在这样一个架构下，责任规划师应该是进一步做实基层制度管理的安排。

第二，北京城市管理部门下沉的前提下，街道逐渐成为了一级的公共事务责任主体，也逐渐将成为法律职责的主体。街道办事处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公共规划部可能是北京市在进行责任规划师制度安排改革过程中一个出发点。他是介于家庭规划与城市公共部门规划之间的一个层级，是社会规划与政府规划之间的衔接。规划编制的过程应该是更加民主，实施的手段更加灵活，责任规划师除了照章办事履行职责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运筹帷幄的能力调度组织资源来实现。

第三，在这种情形下责任规划师的职能应该包括3个层级：一是街道的愿景或者战略的规划。二是组织活动。包括怎么儿童友好，怎么适老。三是要素规划，社区人才，资金信息，社区引资，怎么引进社会服务的企业。

责任规划师需要更综合更全面的能力，包括资源的分析和配置能力，经济核算的能力，资产运营的能力。对于空间运营和提升的能力。有效组织基层的公共服务或者城市服务的能力。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及公共秩序的能力。

我想强调一点，庞大的城市公共服务显然不可能完全靠基层的干部，也不可能靠市民自己提供，甚至也不可能靠目前发展还非常弱小的NGO组织提供。建议社区应该有一个街道公共服务运营商，或者平台商，类似于城市建设领域的总承包商，在这个平台上用专业化的方式选择专门的服务商，形成强大的街道或者社区的城市服务公共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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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维

( 成都市民政局机关党委书记 )

第一，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理念。

成都在基层治理领域的理念是“还权、赋能、归位”。

第一个理念是还权，还老百姓自治的权利。为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老百姓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自助互助的社区服务，政府明确老百姓有依法自治权力，同时承担自治的责任，老百姓自己联接资源，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等专业力量去协助居民，保障居民有自治的空间和场域。

第二个理念是赋能。没有经过训练、教育、引导，单个居民要做成什么事情非常困难，政府要让居民在实践中成长，资助社会组织去陪伴，去当教练，去引导，让居民学着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做一些有益于社区公众的事情。

第三个理念是归位。需要政府让渡空间(提供参与渠道)，需要规划的专业团队，也需要其他社会力量，还需要在地居民，各主体既要有责任边界又要相互协作，角色上要各归其位。

第二，社区发展治理的体制。

在社区治理体制上，成都市首创了一个市委工作部门——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都22个区市县都有这样一个对口的工作部门，这个工作部门是独立的有编制的，来牵头整合和统筹协调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工作。

第三，社区治理的机制。

成都市有两个比较好的基础，第一是每一个社区都有议事会，有社区协商的机制，社区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社区规划都有一伙社区精英、骨干、积极公民被推选出来进行民主协商，讨论决定居民自治领域的公共事务，促进居民的公共参与。第二是具有成都特色的赋能的机制，就是社区保障金。从2009年开始，政府每年给每个社区40万元左右，人多的社区有80万～90万，人少的20万～30万。这么一笔公共财政的预算，给到社区做居民们认为有价值的公共的事业，资助提供社区的公共产品，而且是本土居民团结起来用自组织自发展的方式去实施。光这一件事情政府每年投入15亿，已经投入136亿了。

有这些实践作基础，成都在社会创新领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社区营造，社区社会企业、社区基金会、老旧街区有机更新、社区规划师、信托制物业服务等等。还有一个与社区规划师密切相关的项目，就是社区公共空间的亲民化改造，社区规划师要根据老百姓的意愿结合专业的设计，以“专业+参与”这样的方式来推动公共空间改造项目落地。

第四，社区规划师的导入落地路径。

简单介绍两个有特色的区社区规划师落地的办法。一是成华区。成华区对社区规划师有3层制度设计：第一是在全区层面邀请了10多位国内比较有声誉的专家作为区级的导师团。第二是在街道层面有社区规划师团队，每个街道有1个，是直接在社区推动社区规划的跨界专业集合体，不仅仅有规划师，还有社工师、经济师、景观设计师、艺术家、历史学者等等。第三在社区层面有社区规划众创组，主要是项目利益相关方愿意来参与的一些人，众创组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居民的公共参与。

另一个是郫都区。郫都区的推动方式，是在区和街道这个层面有一个政府平台，这个平台上集合了供给方，也就是所有能够落地社区规划项目的组织、专家和团队，就是一个库，你可以在这个库里选专业性强的、以往业绩好的、气质相符的、跟你确认过眼神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士以及团队，把他们请来做在地的社区规划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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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明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委员 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

关于责任规划师，还是社区规划师，可能存在许多角度的认知。但是总体而言，这类工作将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在存量时代，我们面临的基本上都是建成环境。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无论为它取一个什么样的名称，都将会成为每一座城市的核心焦点，其性质与目标不会存有太大差异。但我还是更加倾向称之为社区规划师，因为其中存在“社区”这么一个目标对象，就意味着这类规划就是针对城市生活领域，使之能够更加宜居并且富有活力。

社区规划之所以复杂而且困难，是因为它不仅涉及物质层面的因素，同时也涉及到社区的组织与管理。总体而言，社区规划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是政府日常工作所难以应对的，于是就形成了对社区规划的需求。

同时，社区规划与我国现有体制中的城市规划又存有很大差异，因为无论是规划院所做的规划，还是城市管理所依托的规划，都是以用地作为载体，或者围绕用地组织进行展开；城市规划项目的委托者更多来自政府部门，具体操作者是执业规划师，并且以规划设计单位为依托。但是围绕着社区展开的规划工作并不必然如此，它不一定涉及用地问题，甚至也不涉及建筑的更新改造，也不一定存在业主或者管理方，难以按照一种规划项目的视角来进行看待。

社区规划是持久性的，它不存在一个特定的起点或终点，也不会表现为一张蓝图、一种方案。在很多情况下，当预设项目开始实施、碰到问题时，社区规划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介入其中，之前的图纸失去作用，不得不重新来过，进入另外一种工作周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区规划缺乏成效，它的专业性仍然无可替代。社区工作所面对的都是较为碎化和零散的环境。如何合理地组织空间资源，把它们配置到所需要的生活领域中去，是当前社区规划的重要内容。它可以表现为如何将废弃荒地转变为受人欢迎的小花园，如何将闲置空间进行有效利用，使之成为社区活动、服务设施的有效载体等等。在这写方面中，社区规划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体而言，社区规划在城市生活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于：社区规划将成为一种汇聚：

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基层单元，涉及到城市管理的很多领域，无论是来自各种部门的建设、管理、财务计划，还是来自日常工作中的整治、管理工作，都会在社区规划这个层面上进行汇集。

社区规划将成为一种衔接：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社区单元基本上都是以“街道”为载体。作为政府治理的最基层组织，街道会承接来自于上层政府部门、系统的各类指令、要求和任务，同时对下也要衔接到所辖范围的千家万户。

社区规划将引导具体落实：社区规划既要体现政府工作的主旨，也对接现实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因此它必须导向具体的落实过程，并且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社区环境各个方面的生活性细节，需要在规划与设计的过程中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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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 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局长，高级工程师 )

从规划管理部门工作的角度,我们的工作就是6个字:搭好台，服好务。注意不是唱好戏，我们把唱好戏的角色留给责任规划师，以及生活在社区里的居民。

首先是“搭好台”。

一是建章立制。根据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要求在区级层面建立专班，由区级的主要领导担任的组长,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和民政局、农业农村局共同牵头,与其他相关部门组成工作专班,从政府层面建立机制保障。制定了《朝阳区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工作方案》。

二是团队组建。确定了36个团队54名责任规划师的团队。我们给责任规划师起名叫“向日葵”，因为向日葵又名朝阳花，暨适合我们的区名，又契合责任规划师工作所追求的“朝’阳’而治”的目标，而每一位责任规划师叫“葵花籽”，平时一起座谈、与居民交流是“一起嗑嗑瓜子唠唠嗑”，等未来有经验了以后再形成一本“葵花宝典”，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团队有3个特色：第一个是采用“首席制+团队”，不是个人制。第二个是国际化，以适应朝阳区的突出国际化特征。第三个是依托大数据，通过高科技手段给责任规划师工作提供支持。

三是团队建设和组织保障。建立责师联盟，鼓励责任规划师与相邻街区的同行以及不同园区管委会自愿组成联盟，互学互助互补，共同进步。搭建强有力的专家库，有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街区治理和责任规划师专委会，还有朝阳区分区规划的专家委员会，都是我们的智囊团。

接下来谈怎么样“服好务”。

首先，进行培训。在4个月内组织了9门课给责任规划师。把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培训给他，把朝阳区的区情区况培训给他，把别的区县做得好的经验推荐给他，让责任规划师尽快熟悉和了解责任街区的各种相关情况。 

其次，做好考核工作。尽管已经做好了一套考核机制，但是现阶段还不太建议以严格的制度去进行考核，更多的应该是鼓励责任规划师去开展工作，鼓励街道接受责任规划师开展工作。

三是，组织活动。平均每两周组织一次，4个月内已组织了近10项活动。通过各种活动，使各方相互熟悉和了解，共同学习和提升，也在各类活动中形成了浓厚的团队意识。包括请他们参加项目审查会议、规划编制、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调研等工作中来，树立责任规划师的工作价值和权威性，也为责师提供坚强有力的工作后盾。另外还组织具体的实操工作，比如让他们下社区、进学校，走企业去讲总规，去交流；开展广泛的公众参与活动，开展老旧小区示范区的打造，消极空间的改造提升；组织儿童拼贴城市，组织居民美化家园等等。

最后，做好宣传。北京是首都，宣传工作非常重要，点滴小事就有可能会引发大的舆情。我们充分把握官方宣传主阵地，主动向区委宣传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报备，并向区委区政府、市城工委办报送工作进展，对接北京日报、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公众号、朝阳有线、朝阳报、北京朝阳APP、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等各媒体平台，及时报道各阶段进展情况。同时，充分发挥街区的主观能动性，对各自责任规划师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形成百花齐放的良好工作氛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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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楠

( 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 )

我本来是名建筑师，现在是社区工作者，和童明老师一样，和社区的大爷大妈们混在一起做一个社区工作者。我从2009年开始在南京的翠竹园社区做一些跟规划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组织各种活动挖掘社区的领袖，让他们组成各种各样的社群，偶尔对社区的公共空间做一些改造，比如带着小朋友做一些空间更新设计的工作。

在做社区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社区规划和社区治理有很重要的关联。政府希望社区有良好的治理的时候首先就要做管控，结果管得太死就发现没有活力，如果放任活力没有良好的引导又会发现没有秩序。做社区工作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有规划，包括公共空间的规划、人的行为的规划、服务的规划、活动的规划，还有他们相互的关联，这些工作光靠规划师、建筑师肯是不够的，只靠社区工作者也是不行的。

今天的主题是讨论责任规划师，我看过北京责任规划师的相关机制，主要是从规划口下来的，但我对这个定位有点担心，我担心会变成一个职能部门，变成一个二政府，成为规划局的延伸，这样会过度强调规划这一块的工作，而忽略了社区规划的总体性。社区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只是做一个空间设计就结束了，还有大量社会的工作，所以要做各种专业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像北京朝阳区现在做的工作把规划师、社工结合起来很好，这样责任规划师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群体相互协作可以避免单个人的知识惯性及缺陷。

我认为作为一名社区规划师，他的角色更多的可能是社会服务者，应该用类似于NGO的方式来解决政府相关的目标性的问题，他们要响应基层人员的呼声。很可能在未来的场景下，每个街道有责任规划师团队，每个社区里面还有社区规划师，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联度。希望由责任规划师的个体变成一个责任规划的机制。责任规划师具备的能力应该有内生性、自发性、支持性和枢纽性的作用，挖掘内生的能量，倾听社区内部的居民的声音。

在权力上而言，责任规划师的权力是由若干个主体让度给责任规划师，比如政府要让度规划和设计相关的权力，物业、业委会，包括居委会，要让度空间、管理上的权力，这样责任规划师才可能调动各方面的利益，让社区规划有一个良好发展。几年前我和一个澳大利亚规划师讨论的时候，他们社区规划的做法是通过社区规划发现基层的问题，通过民主决议产生的社区规划能够影响到上位规划，如果责任规划师可以通过社区规划的路径制定相关社区更新的规划，从制度上能够让上位规划发生改变，释放社区的闲置空间、改变交通的道路甚至土地的用途，那才能真正体现社区规划的价值。

回报这一块，不拿钱怎么生存呢？我们应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不谈要多高的收入，能够满足体面生存的收入还是应该有的。我们的保障机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市场价，未来我希望责任规划师的收入、回报应该是和常规的设计师和规划师一样，光靠情怀是活不下去的，而且对整个行业是不利的。从政府到基层，要把保障机制建立起来，当然保障机制不仅是钱的保障，更多是政策的保障，成长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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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炎

(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 )

社区改造的初心是，微规划、微更新与微治理“三微融合”；以规划为协商平台，在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中，以点带面地挖掘社区能人，让他们参与进来；通过小微改造，培育社区可持续优化的内生动力，以实现美好社区的共同缔造。简单讲，有两点:以居民意愿为本编制可落地的方案；培育社区自组织，为持续优化提供内生力量。按照区、街、社区的不同主导性，我分享3种模式，并基于上述初心赋予规划师的责任予以评判。

模式一：区-街-社区联动型。区规划局确定专业团队，对接街道与社区。专业团队调动社区力量，共同编制方案后，向街道和区里汇报，协商利益，敲定方案。优缺点：一是，上下联动、往复协调，确保了方案的可实施性。规划实施由区建委负责，其参照了规划方案，但又按“规范”作了修改。这些“不规范”恰恰是居民相互妥协后，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结果。规划和实施有所脱节。因此，要保证方案落地，专业规划师有必要切入实施环节；二是，将参与的居民聘为“社区规划师”，让他们在后期实施和营造中，发挥作用。但没有专业社会组织引导，这种自组织的能动性有限。

模式二：街道主导、区配合、社区全面参与型。街道定规划团队，引入社区。方案编制完成后，由街道提请区级负责部门，如房管局，组织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讨论并敲定最终方案。此后，由街道统筹，部门配合，实施改造。优点：一是，街道协调上下，统筹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各个环节，避免了职能部门间的不协调，保证了方案落地；二是，参与式规划中，街道聘请社会组织，跟踪规划编制过程，在方案完成后，启动社区营造。专业规划师介入到营造环节，确保了营造的质量。

模式三：区统筹、社区主导、街道配合型。社区自主申报。区规划局协调规划编制，要求社区自行聘请“众创”团队，要具备规划、建筑和社会服务知识的三类人群，意在融合规划和治理。问题很明显：社区无力识别优秀的专业团队，三类人群间的主导性难以协调，最后没有主导，规划编制质量堪忧。街道是被动服务的，区和社区之间，因行政层级之隔，沟通不畅。因此，原本意在促进“集体行动”的组织方式，变成了“集体行动失灵”。改造在规划编制环节就难产了。

（责任）规划师是社区人居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力量。前述模式，都在探索规划、政府、社区居民间的协同治理，希望通过规划的协商平台，以小微带全局，推动共治共享。综合来看，“区-街-社区联动、街道主导、区配合、社区全面参与，规划师与社会组织阶段性分工，前者主导规划编制、后者参与，后者主导后期营造、前者参与”的模式也许更能实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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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川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历史街区学部主任、高级城市规划师 )

首先，在规划转型期，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强调实施落地，这对规划院来说是一个挑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北京崇雍大街城市设计与综合整治提升的工作中，一方面在街道层面担任责任规划师，另一方面承担了街巷整治、街区更新实施的具体设计的工作。这两种工作很不一样，也给我们带来一些疑惑。比如在《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提到：“责任规划师一般不从事责任范围内的规划、设计和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现已开始的除外”。据此，责任规划师的任务是审方案，提建议，协调居民的参与，但实际上很多的街道、社区领导会说，你们既然提了那么多好的想法，不如帮我们把方案做出来吧。所以我今天抛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责任规划师到底应不应该做具体方案？

第二，对于责任规划师的门槛问题，我认为责师一方面需要协调居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还要有综合的专业技能。基层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责任规划师这一职业需要的多专业性，既包括规划技术层面，比如历史文化保护、道路交通、公共空间景观、资金运用、实施计划等方面，同时也包括公共参与、社会治理层面，尤其是在老城地区。在制度建立初期，责任规划师通常是建筑师、景观师等来兼职，很难通过一两名责任规划师去覆盖这么全面的知识面。因此，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对责师准入的标准有一个制度设计，引入多专业团队。比如在崇雍大街工作中，中规院就整合了院内多个专业团队来共同参与。

第三、责任规划师的职责问题。我认为责任规划师与传统规划师最大的区别就在“责任”这两个字。从“任”的角度来讲，是一种任务，是应激性的被动解决问题的工作，是阶段性的、有固定目标的基本任务职能。主要是推动规划实施落地。从“责”的角度来说，是对这个街道和社区居民的一种责任心，是全过程的伴随式的主动排忧解难。主要是促进公众参与，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

责任规划师是上下沟通衔接的非常重要的桥梁。但是这个桥梁应该是双行道，不是单行道，不光是将行政意志向居民业主传导，把技术规划向基层宣贯，同时也应该把基层诉求传导上去。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重要的是还能解决问题，把百姓的诉求凝聚成新的方案设想，使上面的行政管理部门能够认可，并且能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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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幸

(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高级工程师 )

我院是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下属事业单位，协助政府开展探索性实践，为制定政策奠定基础。因此，早在10年前我们就开始探索责任规划师这一制度，至今终于获得市区各级领导的认可，制定了《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并在全市全面执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开展了各种不同尺度、不同层面的尝试，从最初的小微更新项目的公众参与，到运营社会组织、公益基金和胡同博物馆，再到协助街道建立街区治理创新平台、协助市规自委建立市责任规划师工作专班。这些工作让我们亲身介入到不同维度的城市更新和社会治理之中，让我们跳出规划师视角又回归到这一视角，找到新时期责任规划师的位置。

在今年5月公布的《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中，对责任规划师提出了两方面的工作内容要求，一方面主要是协助规划主管部门和基层政府进行规划设计实施的审查把关，另一方面则是开展公众参与、了解社情民意，回馈于规划编制。从字面上看这项工作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联系紧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做好基层政府的助手。而要做好这份工作，我们应当扮演4种角色：

第一种是好的规划专业者。在专业领域内为基层政府提供好的规划意见，使好的想法合法、合规地落地。

第二种是积极的破冰者。任何城市更新型项目都不是单一解决空间问题，更要同时推动建立社区自治、挖掘社区文化、创新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因此责任规划师要主动打破行业壁垒，不局限于城建版块，更要与党建、社建、文化等各个基层工作版块紧密对接，建立立体的思维模式。

第三种是平台的搭建者。规划师不能包打天下，但应当具备全局统筹的视野，能够准确判断和找到实现一个目标所需要的合作方，并把各方安排在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位置。同时，规划师应当在各方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的“次优方案”，推动不同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把事儿办成。

第四种是实践者。责任规划师最终的价值在于，有没有创造出让大家真正产生幸福感、获得感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为了扮演好这些角色，我们需要具备规划专业能力、沟通协调和共情能力、系统性思维的能力，要参与到街区、社区的整体规划设计与发展之中。同时，责任规划师更要淡泊功利心、担负起社会责任，用对生活的热爱、对城市的热爱把我们共同的城市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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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良

感谢各位专家的发言。我也谈谈体会。

第一，针对规划师的责任和门槛。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试点探索，但关于责任规划师的角色定位还没有总结得很清晰，究竟是侧重服务基层的“全科医生”，还是规划部门在基层的职能延伸——“规划片警”，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导致了责任规划师在工作时不知道应该怎样侧重，尤其当基层实际诉求与上位规划要求产生矛盾的时候，协调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另外，基层事务十分繁杂，涉及多层级、多部门，且很多与规划无关，责任规划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应对？以之前的经验来看，沟通能力和统筹能力很重要。要能与街道社区、居民做好情感互动、建立互信，这样才能做好规划与政策的宣传工作。同时要意识到不能独立作战，要上升到能搭建平台，汇集多方力量，统筹策划运作。

第二，针对规划师的权力和回报。从前期北京开展的试点探索看，责任规划师大多是志愿者，有意愿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转型期去创新实践，并未想到回报。但如果形成制度，全面、长期推进，就需要有完善的机制，赋予责任规划师以相应的话语权及合理的回报，既包括相应的费用，也包括荣誉表彰，如此才能确保该项制度的可持续性。

第三，关于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推进，一定要循序渐进，把握好节奏，避免运动化。对街道而言，条件不成熟的不一定急着开展，可以自愿报名，规划部门协助配备人员。对规划设计单位及规划师而言，生产任务也很繁重，要做好平衡，不要兼顾不暇。另外，目前能够承担责任规划师工作的人员还很有限，可以考虑将责任规划师的范围扩展，大家从不同的领域来协助基层治理，其目标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社区意识、公众参与意识和有效的工作机制。

最后我想说，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让各方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吸引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最近北京电视台在做一个系列节目叫《我是规划师》，非常有意义。下面请每位专家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或者是期望吧。

观点或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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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楠

社区规划不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区单位、企业、居民共同的责任，但是目前状态下很多人不知道社区规划师是干什么的，也没有认识到社区规划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大家的宣传或者实际的做事，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了解社区规划，具备基本的公众素养，共同参与社区规划，让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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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川

在责任规划师制度建立的前期阶段，各地区的责任规划师应该是因地制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产生现实扭曲力场，凝聚共识，体现责任规划师的政策性、综合性和社会性，为中国特色的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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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炎

责任规划师路在何方？我认为得建立“培育”机制：培育街道主体，让其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培育社区和居民，鼓励居民参与，培训他们，使其成为生活在社区、服务于社区的“规划师”；培育接班人，包括社会工作者、基层干部、学生群体等，让更多人知晓并加入队伍，开创这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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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维

社区规划是创造社区公共生活的一个支点，希望各位专家一起努力推动全社会对社责任规划师相关工作的认知——责任规划师能够让社区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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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搭好台，服好务，让责任规划师、社区街道和人民群众一起唱好戏。希望各界给予我们支持，给我们点阳光，我们的向日葵和葵花籽儿就会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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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体雁

希望逐渐把基层的规划体系和责任规划师制度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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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明

八个字：多方参与，协力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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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幸

责任规划师制度还在探索阶段，但各个城市不约而同的实践已表现出对这项工作意义的认同，希望未来从制度保障等各层面能够给予一线工作者更多鼓励和关怀，让更多规划师参与到基层城市更新与治理的事业之中。

    文章来源    

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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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建业城市规划设计院  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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