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创新是尖的
——关于产业链、创新链
全球化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在新一轮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不再只是原料产地，而且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装配基地，相当一部分的制造业产品从发展中国家返销回发达国家，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描述“世界是平的”。二战后，全球共经历了四次产业转移，形成以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为代表的“全球化1.0”和东亚、金砖国家等后发地区崛起为代表的“全球化2.0”。
图1：全球四次产业转移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重要的世界贸易组团核心。自2008年以来，中国贸易组团的成员数量逐渐超过了美国组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团，除了传统的东南亚国家外，中亚、中东和非洲国家成为了中国的新兴贸易伙伴，这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世界贸易网络的地位。2000年左右，亚洲的供应链首位国家是日本，但是到了2017年，中国成为了供应链中心，整个全球产业链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叫做“有岸贸易”、“阵营贸易”，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阵营关系，对中国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
（参考文献：刘志高, 王涛, & 陈伟. (2019). 中国崛起与世界贸易网络演化:1980—2018年. 地理科学进展.）
图2：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变化
中美贸易战后由东盟10国发起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作为5个对话伙伴国之一，将强化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太平洋区域供应链格局，减轻逆全球化浪潮和疫情对区域的冲击力。RCEP的形成背后原因是跨国公司的力量，即跨国公司在中国巨大投资导致出现了“中国+1”模型。当前在国家战略选择下中国正在去产能化和新产能外移，将对我国生产格局造成很大影响。如果贸易型的“中国+1”转变为新产能的“中国+1”，全球资本不再在中国投入新产能，中国产业将面临巨大危机，需要将创新作为巨大经济体量和制造业的转型出路。
图3：RCEP和CPTPP的GOP、人口与贸易额占全球总比重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内循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长期以来，中国虽然是大国，却没能完全形成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而是以地方小市场为主，以至于无法真正具备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加速阶段，传统和新兴产业进行了国内的重新布局。学者提出了“大国雁阵模型”来解释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产业梯度转移过程。
图4：促进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文件出台
对于珠三角而言，人口红利消失后，受劳动力成本攀升影响，制造业优势减弱，需要积极寻求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转型。更重要的话题是产业链升级，劳动套利贸易在减少、全行业链条创新价值全面提升、中国产出份额高的电力机械、电子信息等领域也是全球创新升级的主战场，也决定了中国和长三角的创新转型势在必行。
在当前国际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创新必然成为国家战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试图通过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等手段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产业链的核心价值区段之外；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从经济效率优先转向基于安全韧性、地缘政治等多因素的综合考量。在此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我国应对全球生产网络重构挑战的重要国家战略，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共同发展愿景。
创新的空间格局也是重要的话题，我们讲“世界是平的，创新是尖的”，原因就是全球产业链切割的问题。研发普遍集中在少数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法治环境中，我国在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短板。近年来国内创新环境已经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形成上海、北京为代表的创新第一梯队，和深圳、杭州、广州为代表的创新第二梯队。创新，成为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选择。
珠三角的创新联系与创新格局
从产业链形成的角度，制造业的诸多环节不断外包，产业链在空间地域上的分布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以苹果手机全球价值链分布为例，把核心零部件、通用零部件、代工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价值链与地理结合起来，在地域上分布就出现了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而言，以产业转移带动创新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设备购买、设置标准实现技术溢出；第二阶段地方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研发网络（模块化、全球化）；第三阶段为开放式网络创新模式，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平台旗舰企业为核心，形成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某些程度上以互联网为基础，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但是现在被定义为无序的资本扩张。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也呈现了区域梯度发展。特殊经济体制实验从毗邻港澳的地区开始，从要素市场到产品市场、从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逐步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以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为例，特殊的政策与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区带来了原始的“区域资产”积累，形成了“关内”、“关外”的巨大差异。
图5：深圳的关内与关外
从创新的空间分布来看，珠三角各类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特殊政策区域。这就是我们讲的“创新空间”的概念，或者叫做“创新空间单元”。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发布的发明专利数据表征创新活动与联系，可以看到珠三角发展的三个阶段。从专利数量上来看，1978年-2000年，发明专利数只有1万多；2000年-2010年，专利数量超过13万；2010年到2020年150多万个，增速惊人。
第一个阶段（1978-2000年），东亚生产体系转移，承接台、港产业转移与投资。作为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受益者，中国形成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发达经济带，“广东制造”也因“世界工厂”而闻名。该阶段创新联系的原点在广州，对外联系以“深圳-台湾”为主。长三角承接台、港产业转移与投资，形成“卫星-平台”式的创新链接，创新呈现围绕科研机构、大学和外资大企业的点状分布。
图6：第一阶段：珠三角内外部创新发展情况
第二个阶段（2000-2010年），产业整体繁荣，本地创新活跃。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价值链的锚点开始从香港转移到内陆城市（深圳、广州）。本地创新对接全球，与腹地、长三角的创新联系增强，以全国-深圳、广州-珠三角内地城市-国内其他城市作为此阶段的发展线索。深圳市超越广州，成为珠三角地区与其它地区联系的主要城市，并在空间上形成了大量的企业为主导的新型创新空间，而广州此阶段仍以国有企业、高校为主导的创新空间单元占据主要地位。
图7：第二阶段：珠三角内外部创新发展情况
第三阶段（2010-2020年），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创新湾区。金融危机、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美大国博弈以来，中国与地方政府调整外向经济发展路径，启动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珠三角以创新发展为目标嵌入全球生产体系，以获得产业与经济发展的更多主动权，在空间上形成了广深科技走廊、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政策产业空间安排。从此阶段珠三角对外创新网络来看，珠三角区域创新已经成为全球/全国重要的区域节点，创新空间不仅产生本地溢出，同时开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外溢，产生了双向影响关系。从珠三角区域外部看，与国内重要的创新集聚区形成较强的创新联系，其中深圳-台湾仍然是首位创新联系。同时深圳、广州与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都市圈的联系逐渐紧密。广、深两个核心城市获得区域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形成强有力的区域创新增长极，创新空间以区域轨道网络的建设为支撑，从单元-城市-都市圈不断拓展。整个珠三角创新空间不断涌现，逐渐形成“深圳-东莞-惠州”和“广州-佛山”两个创新圈。
图8：第三阶段：珠三角内外部创新发展情况
总结这三个阶段，珠三角引进、消化、吸收、创造，在全球-地方（政府-市场）力量互动下，以制度与地缘优势成为全球、全国创新策源地。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政府-市场的正向反馈，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带动了区域政策向产业政策转移，高新技术企业在政策税收优惠减免的扶持下数量急剧增加，突破地域限制“遍地开花”。中央、省级政府的引导下，国家科技资源逐渐向广深创新科技走廊集中，带动沿线区域的创新发展。城际轨道再造产业区位，引导了创新空间扩散，实现了从点状创新到区域创新，实现了创新空间的演化、拓展。创新空间单元作为区域中创新要素的集聚区，在相对较小的空间边界范围内集聚区域大量创新要素，成为创新发展的高地。总体而言，珠三角创新在全球具有独特性，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三年排名第二，并且与首位“东京-横滨”集群的差距不断缩小。
图9：珠三角创新空间单元与轨道交通叠合分析
珠三角“三型五类”创新空间
创新的空间分布不是均质的，真正发生创新的往往集聚在少量空间，可总结为“三型五类”创新空间。
其中“三型”包括大企业集聚型、大学研究院所依赖型、中小企业创业型。
第一型是大企业集聚型，其作用机制为通过政策优势与廉价的土地成本要素吸引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带动就业与创新人才的集聚，再逐步推进创新空间的营造，创新城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二型是大学研究院所型，通过学校与科研院所集聚形成创新校区，集聚相关创新、创业企业集群依附在大学与研究院周边。
第三型是中小企业创业型，通过政府划定的特别政策性产业空间，投入初始的产业空间，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提供特别优惠政策给创新创意的中小企业，同时营造开放的市场环境，孵化中小企业成长，形成创新产业集群。
图10：珠三角“三型”创新空间单元总结与模式图
“五类”主要包括：卫星平台式、政府力量依赖式、轮轴式、马歇尔式、复合式等五种类型。
以深圳作为案例可以发现，早期以世界500强为代表，这些大企业给深圳带来创新技术转移，在90年代对南山、福田等地区工业园内开展大量投资建设，这就形成了卫星平台式的链接。
第二种政府力量依赖型创新空间单元的典型代表是广州天河五山科教创新区等高校和科研机构集聚地区，也是近年来深圳重点建设的领域，引入了包括深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先进技术院在内的众多高校和机构。
第三种围绕大企业的“轮轴式”创新空间单元的典型案例如华为、比亚迪、佛山顺德北滘美的工业园等，这种轮轴式创新空间单元也面临着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的风险，一是本地科技旗舰企业有可能成为科技贸易战制裁对象；二是资源过渡向大型企业倾斜有可能对中小企业形成挤出效应，不利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多样性发展。
马歇尔式创新空间单元是政府大力支持发展的创新政策区，既有政府带动下进驻的国企、科研机构，以及引进和成长起来的大型民企，还包括以政策区和产业集群优势吸引和培育起来的众多中小企业，典型案例如华强北、早期的南山、广州开发区等，其机制是政策性产业空间与自由的市场环境为产业集群营造“创新土壤”。如广州开发区依托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及再孵化的科技创新路径，培育形成了生物医药等一批新型产业。这些新型产业以区内孵化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演化形成了多面向的本地根植链，演化形成马歇尔产业区，同时又嵌入到“全球-地方”的多尺度网络之中。
（注明：选取创新空间单元中典型产业集群特征与模式进行归纳）
图11：珠三角“五类”创新空间单元总结
在创新城市形成过程中，中小企业创业是关键所在。以深圳为例，通过高技术开发区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产业空间，其创新单元的边界范围超越政策性产业空间范围成为珠三角地区乃至世界的创新策源地。目前深圳的创新要素中，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自企业，90%以上的开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发明来自于企业，形成了先大企业“顶天立地”，再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路径，这就是相信市场、依托市场的成效。
最后引用马特·李德利在《创新的起源》一书中说的，“创新是自由之子，是繁荣之母。”自由的环境是创新的土壤，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创新都是推动社会繁荣的理由之一。
文章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
作者 | 袁奇峰
图片来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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