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隋朝兴亡的教训（一）

隋唐历史三百年，我们主要研究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六十年。历史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其兴衰的原因，从隋唐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借鉴。到了隋唐时期，中国进入了继秦汉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唐代以后还有没有高峰？对此历史学家观点不一，如在文化上，两宋高于隋唐；在经济上，明朝也一定高于隋唐；在对外扩张上，元代也一定高于隋唐；就总体的综合情形，大家普遍认为隋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顶峰。隋唐时期各个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好，让人比较满意。中国在此时又迎来一个高峰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地利，是说隋唐时期是中国一个温暖期。温暖即指气候变暖。在古代，气候变暖对农业有利。就古代而言，文化分布主要在农业区和草原，农业区和草原的扩张和缩小取决于整体的气候变迁：如果气候变暖，农业区就会往北扩张；如果气候变寒，草原地区就会向南扩张。当进入了温暖期，利用这个大环境再加上人为元素，就有可能使得中原王朝顺势扩大。隋唐时期进入了温暖期，有利于农业地区的扩展。这是天时。第二，人和。人和主要指的是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的民族融合，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傅斯年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唐朝人和汉朝人的不同。唐朝人确实是以汉朝人为基础的，经过一个大的朝代变迁，北方民族南下，跟汉人杂交，形成了后来的唐人。唐人与汉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了很多少数民族血统，人口体质、素质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很动荡，但是中国人的体质得到了改善，所以相应地在文化上，对异族文化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唐朝是中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这个开放表现在法律政策上，但是追根溯源，它跟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上有关系，大家不再把异族看做严重的威胁，可以看做是一种资源，在唐朝享受多民族文化，无芥蒂之心。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制度在唐朝进入了成熟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经过了两期的发展：春秋战国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基本成熟的奠基期，秦汉时期可以看做中国制度的奠基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基本面貌，春秋战国给中国文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人的伦理、情操在这个时期形成。但这个时期政治制度很乱，所以秦汉时期一个重要的发展方面就是制度的发展。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变成一种制度表达，这是秦汉时期最大的功劳。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到隋唐的时候，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三期，所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思想文化成熟了、制度建设成形了、外来文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都纳入了国家的体制轨道。所以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期，跟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是有关系的。过去的历史不是空空如也，后继的朝代如何继承前朝的历史成果，这个讨论在我们现代并不充分，但在古代这个讨论相当充分。古代的政治家都是对历史精熟的，如何继承历史，这在古代的政治家而言是个基本题。所以历史的继承性在隋唐时期表现得非常充分。这也是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隋唐从大乱走向大治，这个时间不是很长。隋朝从公元581年建立到618年灭亡，经历了两任皇帝，短短的38年，但是隋朝实现了南北统一。隋朝对中国贡献有两大方面，一是在漫长的分裂过程中再次实现统一，而这个统一在此之前是很多政治家的理想，很多有志之士努力过，但都失败了，只有到了隋文帝建国八年之后（公元589年）灭陈，中国才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帝国。隋朝的统一是水到渠成，摧枯拉朽，很简洁地就完成了。除了军事政治的统一，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文化的统一，隋朝的第二点贡献就是在统一之后迅速进行制度改革，它开创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后半期最重要的制度，它的影响就像秦汉时期的制度对前半期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样，隋朝以后的中国制度，都受到了隋朝制度改进的影响。历史学家对隋唐制度的来源做了细微的研究，其中陈寅恪先生有两本史学代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讲的是隋唐制度的来源，就是隋唐时期承接吸收了中国以前历朝历代的制度。陈寅恪发现，隋朝的制度基本上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北魏北齐的传统，一个是南朝的传统，还有北周的传统。

三省六部制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书研究的是唐代政治的再次发展，为什么会出现武则天，为什么会有安史之乱？我们习惯讲隋唐制度、唐宋文学，这么规划的原因就跟这些学者前期的工作有关。陈寅恪把隋唐制度和前面的渊源搞清楚了，后来的学者也都沿着这个思路研究。隋朝制度建立的功劳是很大的，可以和秦朝的功劳相媲美。秦朝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的开篇期，在中国的第二期（春秋战国以后），秦朝的制度建设是最重要的，汉朝是在秦朝基础上的继续，基本的框架没有改变，所以秦朝的开创性是不予否认的。但是秦朝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隋朝的命运和秦朝很相似，也是功劳甚大，也是实现了统一，实现了制度改革和飞跃，也是很短命。但是随着他们的短命，之后继承的汉朝和唐朝，又是中国鼎盛的王朝，前一个王朝的短命和后一个王朝的鼎盛其实是存在着历史的必然联系，那就是接受了前一个王朝的教训，使得后一个王朝的生命力得以更多地延续。所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重要，研究隋朝的兴起，也要研究隋朝的衰亡。杨坚在位的时间是从581年到604年，他在位的时候，用了两个年号，一个叫开皇，一个叫仁寿，开皇一共是二十年，仁寿是四年，继承他帝位的是隋炀帝。隋炀帝的年号叫大业，大业一共是十四年，之后就进入了唐朝。隋朝两任皇帝三个年号，一共是三十八年就灭亡了，三十八年时间竟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隋朝的灭亡就跟秦朝的灭亡一样，长期吸引历史学家的不懈研究。从唐初已经开始研究隋朝的灭亡，我们今天也要研究这样的问题，这么大一个帝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快速地走向灭亡？其实从传统史学到如今的结论都差不多，就是隋朝的政治出现了问题。

扬州隋炀帝墓室

隋文帝之后是隋炀帝杨广，但其实杨广之前的太子是他的哥哥杨勇，晋王杨广成功地取代了他的哥哥成为了太子，成为了第二任皇帝。换太子这件事，从唐初开始，就被认为是隋朝的灭亡原因。可见，在皇帝制度下，继承人的问题绝对是关建中的关键，因为这个体制赋予了皇帝绝大的权力，他是可以做到为所欲为的。所以如果这个皇帝是个能人，他就可以把一个朝代引向高峰，如果是隋炀帝这样的皇帝，就可以将朝代引向灭亡。隋文帝总体来说是一个好皇帝，好皇帝希望找一个好的继承人也是情理之中的，可是他最后换了太子，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看人没看对。可是按他换的时候的想法，他一定是换的才对。隋文帝换掉了太子杨勇，那么杨勇出了什么事情导致被换掉呢？为什么杨勇会被替代呢？他本来是法定的太子，为什么要让杨广去代替他哥哥呢？我们从表层上看有两个因素，就是皇帝和皇后的因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教训。

隋文帝杨坚

隋文帝和他的妻子独孤皇后有很多优点，第一个是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据说年轻还没有当皇上的时候，隋文帝就发过誓，要坚持一夫一妻制，一辈子始终忠于皇后一个人。可是没想到后来当皇帝了，皇帝制度有三宫六院，但是隋文帝做的还是不错，史书记载，他的后宫都是虚位。史书记载隋文帝惧内，可能还是惧怕自己原来的誓言，总之有惧内之说。因为皇帝和皇后对一夫一妻制，男人的忠诚问题上有比较一致且强烈的共识。哪家大臣生了儿子，皇帝皇后都会送礼祝贺，但是有个前提，这个孩子一定是正室所生，如果是妾侍生了孩子，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有问题。他们以此衡量别人。太子的正妻元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娶的，但是太子不喜欢这个太子妃，他另外喜欢的是招娣云氏。皇帝皇后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太子妃就去世了，太子又要求把喜欢的女人扶为太子妃，可是皇帝和皇后怀疑太子妃死得有问题，怀疑太子因为要扶正小妾害死了原配。第一点便是在夫妻关系上怀疑太子有问题。第二，怀疑太子生活奢靡，有浪费倾向。隋文帝是一个特别节约的皇帝，皇后也倡导节约，能省就一定省，该用的也不用。节约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可是把自己的节约当做一个信条，去看所有的人和事，这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每年正月的时候，大臣要给皇帝贺正（拜年），皇上照例要请大臣们吃顿饭，皇帝就说，咱们也都不是外人，平时就很熟的，这饭就免了。大臣们接下来要去给太子拜年，太子说这个该有的礼仪不能免，就请大家吃饭，还有宫廷乐队演出。皇上听了就不高兴，好像太子有意买大臣好，这不是浪费吗？据说有一次皇帝看太子上马，发现太子用了一副特别奢侈的蜀地生产的马鞍，黄金打造，镶嵌宝石，皇上看了生气得不得了，就对太子有了意见。

隋炀帝杨广

相比较而言，晋王杨广的表现就很好，无论是在夫妻关系的表现上，还是在节约方面，表现的都让皇帝皇后很满意。据说皇帝皇后有的时候去晋王府视察，觉得他们的儿子太不容易了，每天只是读书。其实杨广有很好的音乐天赋，但是琵琶挂在墙上，落满灰尘，一看就是长期没有用过的，其实灰可以打扫掉，只不过是为了表示他没用过就不打扫，灰尘厚厚的放在那里。他和王妃关系很好，总是出双入对的，而且都是一些老太太伺候他们日常生活，没有美人在身边。所以皇帝皇后就很满意，认为杨广节约不奢侈，夫妻感情也好。杨广在统一战争中讨伐陈朝，立有军功，因此有了夺嫡之望，在各方面去迎合父母的爱好，表现得比较好，一方面恪尽职守，另一方面，他在离开长安去扬州跟母亲道别的时候，总是透露哥哥对自己不好，自己有时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归来。这样一来，母亲知道了兄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有没有矛盾，只是从杨广这里知道的，从杨勇那里看不出来，这都是杨广夺嫡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杨勇并没有犯什么实质性的错误，只是皇帝比较来比较去，觉得还是杨广比较好，所以宣布换了太子，并没有给杨勇申辩的机会。并且，让杨广来管杨勇，导致最后杨勇被杨广管疯了。杨广的夺嫡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被充分利用了。现在的历史不能证明杨勇有多么好，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杨广绝对没有那么好。后来的杨广以奢侈、淫乱后宫闻名，所以我们能得到一个结论：杨广的成功就是表演的成功，杨勇的失败在于他没有表演。当权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观众，你可能面临的最自然的场所也是一场戏，因为有的人需要利用你，所以要表演给你看，最高明的表演就是不露痕迹。杨广成功了，杨勇失败了，导致的结果是隋朝失败了，所以隋文帝的责任也是很明显的。你的良好爱好作为你的个人爱好是个好事情，但是作为有权势的人，你将自己的爱好上行下效，就有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观察风格，形成了一种习惯，而这个习惯就正好被别人利用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从韩非子的观点。

韩非子

韩非子认为，权力拥有者的权力越大，越应该谨慎，韩非子主张君主要一丝不苟，言笑都很注意，不能让部下有任何揣摩。让属下抓住了你的爱好，在韩非子看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一旦你暴露了你的生活偏好，一定会被臣下利用你的爱好来接近你从而获取你的好感，他由此获取更大的利益。韩非子讲，拍马是为了骑马，这个道理是讲的最透的，你有太清楚的好恶，你就容易被利用。所以当领导的一定要注意这个，一时一刻都不可放松。韩非子甚至教导君主们，睡觉都要一个人。因为你睡觉就有可能放松警惕，你有可能说梦话，你身边的人就会听见，因为你权力太大了，所以就算同卧的人也会利用你。所以他说皇帝和王后妃子都要分居，不能让她了解你的一丝一毫，否则的话很麻烦。所以在韩非子那里，当权者是很累的。隋文帝夫妻的好恶简直成了他们的人生观，就导致隋朝出了很大的问题。其实在亲情角度，这样讲是有违亲情的，但是在政治场合，这样又是情理之中的。韩非子的话虽然残酷，但是冷峻深刻。那么隋朝失败仅仅是因为换了太子吗？也不是，追根溯源，也能追到隋文帝那里去，他的国家治理也有严重问题。皇帝皇后节约给百官做出很好的表率作用，这是好事，但是他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一切，这就有问题。隋文帝时期有一项制度叫义仓，这是从民间来的一种制度，开始是老百姓中有这样一种抵抗自然灾害的措施，大家结社盖两个粮仓，每年往里放粮食，平时不吃，留着出现灾荒或者收成不好的时候，再把这粮仓里的粮食取出来大家吃，这就叫义仓。隋文帝了解这情况以后，觉得这办法很不错，就在全国推广。所以在隋唐时期，除了国家的正仓以外，有一个义仓。开始设立的时候也是采取民间的办法，多少家一个仓，自己设，自己盖，自己管理，权力都归民间使用，老百姓决定往里放粮，老百姓决定拿出粮食来吃。但是后来有人向皇帝报告，说老百姓目光短浅，灾害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就把粮食拿出来吃了，那真到严重灾害发生的时候岂不就没得可吃了吗？皇帝一想，觉得老百姓不可依靠，于是提高义仓的管理级别，开仓不由老百姓决定，而是由州县决定。后来又有人报告，说地方官总是要讨好老百姓，一有风吹草动，就开仓放粮。皇帝一想觉得地方官也不可信任，于是再一次提高义仓的管理级别，提到中央去管理了，规定所有地方要开仓放粮，要先向中央报告，皇上批准以后才能开仓。大家也知道皇上节约，一要求开仓放粮，皇上就会问你，怎么你们那里总发生灾难呢？是不是你地方官有问题？所以就导致官场一个普遍的现象，地方官能不报告就尽量不报告，不要得罪皇帝。对于官员来讲，一定是更在乎自己的仕途，因此隋文帝时期轻易不开仓，所以粮食就一直保存下去了。

我们从孔子时代就讨论这个问题，能不能一言一兴邦，或者一言一亡邦？在皇帝制度下，这完全是可能的，皇帝一个人的好恶就能导致国家出现大问题。像隋文帝这样，其实就导致了大问题，整个政府上上下下对老百姓不放心，给老百姓实惠的政策很难实行，官场就是这样一种文化。那么换太子这件事现在看来有深层的背景。太子对国家的治理有一系列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跟皇帝不一样，那就是国家少用民力。隋文帝统一了天下，就觉得天下没有更难的事能难住他了，所以打仗、战争，动员老百姓干活，他不在乎动员民力。隋文帝时代是中国一个分裂时代，战争对于国家来讲很重要，因为有敌对的政治势力存在。但是统一之后，天下基本上和平了，没有那么强大的政治对手了，一定要改换和平的手段来治理天下，要与民休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这是一个基本经验，这个经验是西汉之初获得的。

汉初人们讨论天下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秦朝为什么会灭亡。贾谊有一篇文章叫《过秦论》，被司马迁的《史记》大段采用，因为贾谊说得很到位。他说秦朝原来的政治对手很强大，山东六国都是它的敌对势力，但是秦国没费太大的力量就把各国统一了，秦朝怎么可能会失败呢？为什么陈胜吴广这样最普通的老百姓，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天下乱起来，就灭掉秦朝了呢？汉初时候讨论这事讨论得很认真，当时的结论就是秦朝“马上打天下”，又继续“马上坐天下”，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仍然采用武力的办法，最后惹怒了天下百姓。这个事情汉初讨论得非常成功，有一个思想家陆贾，他是一个读书人，每次见着刘邦，就会跟刘邦讲诗书的故事。刘邦没什么文化，亭长出身，他很生气，就指着陆贾鼻子骂，说老子我是马上打下来的天下，跟这些诗书有什么关系？陆贾跟着就反驳说，武力打天下是可以的，难道能用武力治理天下吗？你没看到秦朝的灭亡吗？如果秦朝及时改弦易辙，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的话，秦朝就不会灭亡，你今天的皇帝宝座也不会有。别看刘邦挺无赖的，但是好话从来都听得进去，就立刻放下架子，改了态度，让陆贾说说秦朝灭亡的原因。结果陆贾就给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叫《新语》，讲的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武力打天下之后，一定用文治的办法来治理天下，如果在文治的时代，你依然用武力的办法，你就会重蹈秦朝的覆辙。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课题，“文武之道，一张一驰”讲的就是天下统一完成以后，一定要改变政策。

隋朝这个事情做的不好，隋文帝打下天下之后，曾经说过要重文抑武，走文化治理天下的路线。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做，所以和平统一实现以后，隋朝的重大政策其实还是倾向全国统一调动民众干一件事，挖个壕沟，修个长安，都是重大工程，一直没有强调与民休息。与民休息其实是汉初的政策，国家没什么事，让老百姓自己干自己的。中国是农业社会，只要政府不多事，民间自然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的。汉初就是这样，从刘邦到惠帝、文帝、景帝六十年之后，到汉武帝的时候已经富得不得了了，原因就是坚持与民休息这种政策。隋朝没有，隋朝天下统一之后，还是不可一世，没把老百姓的事当回事，隋文帝动不动就要发动战争，跟突厥打，跟高丽打，而太子认为现在天下安定了，不应该动不动就发动战争，与民休息很重要。皇帝觉得太子总是与他意见相左，不像另外一个儿子晋王杨广那么乖，所以就把太子给换了。更换太子这件事并不简简单单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是因为在朝廷的重大政治路线上，太子和皇帝不一样。晋王杨广在统一南北攻打陈朝的时候是元帅，是最高的军事领导人，他有军功，在此以后他就坚持强调重视军事，这成了杨广的一个毛病。所以隋文帝之后，杨广在他父亲的基础上变本加厉，使用民间力量更加严重，干了很多大工程，比如重新修了洛阳城，挖通了南北大运河，还曾经在洛阳北边为了攻打突厥挖了一个大战壕，那就为了打突厥的，战壕挖完了，现在也看不见动静，也没有了，后来三次攻打高丽，用的民力比隋文帝还厉害，隋朝的危机其实更严重了，隋朝就是这么灭亡的，没能及时地改变政策，导致国富民穷的现象产生了，粮食积累了很多，但是就舍不得给老百姓吃，所以有隋末的民间起义。

北大的周一良教授专门写过一篇论文，就是讲隋末的暴动。隋末的暴动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发生，但是几乎都是因为一个问题——粮食。刚才说了，官场中人都在乎自己的仕途，而不在乎百姓的性命，所以一有自然灾害，百姓就普遍破产。民间没有积蓄，那就指望国家拯救，要求国家开仓放粮，而国家就不开仓放粮，所以老百姓就只能到粮仓旁边去等。所以隋朝末年所有的仓库周边几乎都围满了灾民，政府不开仓，灾民就在粮仓旁边饿死，没饿死的人就想到一个唯一的救命办法，就把这个粮仓打下来，救自己的命，救大家的命。打下粮仓政府肯定要镇压，那为了防备政府镇压，大家就武装起来。所以在隋末时期，几乎有粮就有兵，你要占有一座粮仓，就会有很多居民投奔你来，成了你的手下战士，农民起义和暴动就这么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隋朝就是这么灭亡的，它是土崩的，而不是瓦解的。总结起来，古代国家灭亡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土崩”，一种叫“瓦解”，“土崩”就是高速地灭亡，“瓦解”是一个慢慢消亡的过程，瓦解的王朝通常要挣扎很久，财政不行，军事也不行，老百姓也造反，自然灾害频繁，诸如此类，后来的唐朝、明朝应该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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