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自力：陶渊明的生活世界

我们在这里共同分享一下陶渊明的诗文，以及包括他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世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我的题目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从龙应台的一篇博文谈起》。

我相信这篇博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他这篇博文是在台大法律系的一次演讲。很容易搜到，题目就叫做《在迷宫中仰望星斗》。这个演讲主要是讲我们人文学科的文史哲三家的区别。他讲的文史哲的内容正好和我今天所讲的精神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相关。所以我把他的这篇博文作为一个缘起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他说的是文学，因为我们知道龙应台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当然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带引号的“文化局长”。在我们的视野中，他是一个睿智的文化学者，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因此他对于文史哲的理解都是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概括的。比如他说文学是白杨树的湖中倒影。说到哲学就是在迷宫中望见星空。那他对史学的概括，就是沙漠玫瑰的开放。这样三个概念。我在这里边给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陶渊明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和龙应台的博文里边所说的史学那部分相关。他对于史学的形容就是沙漠玫瑰的开放。所谓沙漠玫瑰实际上就是在沙漠中的一种特定的植物，这种植物可以风干，风干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把它放在清水里边，它又开放了，是历史的遗存。

对陶渊明来讲，他的现实世界离我们现在已经很久远了，所以我们对于他的现实世界只能通过史学角度，通过一些类似沙漠玫瑰的复原看到他所生活的世界。对于精神世界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他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儒、释、道三家的取舍和次序，构成他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他作为诗人身份的哲学思考有什么特点，这是我们所关注的。第三个就是艺术世界，陶渊明是怎样用他的诗歌来集聚在这样的世界中，构成了一个诗歌的王国。同时他在中国古代诗歌里面又形成了一个历史绵长的诗歌传统。所以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这三个方面。龙应台的博文，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下面我们直接切入到陶渊明的现实世界。

我们说到陶渊明的现实世界，对于古人来讲，对于他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讲。我们一般碰到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出入进退，也就是在现实中他要入世还是要怎么样，就是如何在社会上立足。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上古三代之前，大家都有这样的政治理想，所谓的“三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是立言，这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讲，价值观是一致的。对于陶渊明来讲，他处在晋宋异代之际，实际上是一个乱世，在乱世中如何去选择，这是对他的生存智慧，对他的社会理想的一种考验。

在异代之际的时候，他前半生在晋，然后进入到宋，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一个东晋时代的大诗人，他的大半生都是在东晋时期度过的。但是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是权臣当道，军阀混战，半壁河山沦于五胡之手，晋室处于风雨飘摇的过程中。一般来讲异代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是他的文人心态，强烈动荡不安和内心激烈的冲突的时期。

陶渊明像

对于西晋和东晋这两晋王朝来讲，一个是立根不稳，缺乏国家赖以维系道德人心的思想伦理准则；一个是生存危机接踵不断，觊觎王位的野心家层出不穷。在西晋和东晋，那种所谓的维系道德人心的思想伦理准则都是非常的微弱的。东晋偏安以后，野心家层出不穷。南北朝更是一个乱世。所以这一时期带来的社会心理，汉魏以来囊括宇宙的弘厉奔放和人文自觉的觉醒的思想倾向，转向远离社会人生的内心世界。

两晋世风的浮华奢靡、纵情任诞、清谈避世、平安自保，这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反应。南开大学的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指出，求安心态是东晋文人的主要心态，具体表现为“追求宁静的精神天地、追求优雅从容的风度、山水怡情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展、仙的境界和佛的境界”，这是东晋诗人的主要心态。而陶渊明的人生实践和他的诗歌创作最能表现他本人对于他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的一种反应和期许，就是他的取舍。同时也最能够充分说明他所开创的清淡诗风的丰富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诗学著作，就是钟嵘的《诗品》，其中指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陶渊明好像就是一个隐逸诗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隐士，他写的诗就是田园诗，就是反应他隐逸田园生活的诗歌。事实上，陶渊明从一个有社会理想、有政治诉求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彻底远离社会的隐士、田园诗人，我们看来好像是非常恬淡、浑身静穆的隐逸诗人，是有一个过程的。

因此我们说，我们要回到他所生活的世界，要回到他的精神世界中去探寻一番，然后才能够得出，所谓的他的隐逸诗、田园诗到底包括什么样的内涵。所以我认为陶渊明是田园诗人、隐逸诗人这不错，但是这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复杂的甚至是反复的过程，也就是说他并非是天生的隐逸诗人。

他首先是一个传统的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其次他是一个没落世族的子弟，他也有要光宗耀祖的理想，这足以说明他在政治上具有进取心，他一生中至少有五次出仕，最后才回归到田园；第三他又是一个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想的诗人，这就是他的人生实践和个人心态，既有他所处的东晋时代士人的共同特点，同时也有他自己的个性特征。

所以我们具体来看，我们要看到有关陶渊明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他的家世渊源，他的祖上可以说是功业赫赫，高祖是三国吴时期的扬武将军陶丹，曾祖是长沙郡公大司马陶侃，祖父是武昌太守陶茂。这样的将军大司马和太守在两晋时代当然还不够是名门世家，但是大凡封建文人都有一种寻根意识，尤其是要寻找他祖上有没有建功立业的，有没有赫赫荣耀的，我们现在立家谱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心理，哪怕是找到一个赐姓什么李张等等的，也是有这样一种光宗耀祖的心理。到了陶渊明的父辈虽然也做了官，但是已经没落了，在饱受儒家经世之学教育的陶渊明面前，他家世的荣耀和衰退就时时地刺激着他。这在我们中国文人当中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有很多文人都是这样，祖上有这样的荣耀，而他的父辈开始就慢慢地衰落了，家世的荣耀和衰退时刺激他，使他徘徊于积极进取和无可奈何之间。

他家世的渊源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他的性格特征。之所以陶渊明成为陶渊明和他的性格特征是有关系的。按照他的家世渊源，如果他要是去恢复祖上荣耀，应该积极进取，但是陶渊明的性格偏于纯粹的名士风度，像刘伶醉酒，右军袒腹，这些都是林下风流，他们佯狂傲世是有意而为的，也就是说名士风度往往并非是天性的表露，因为其中有外在于性格本身特质的东西。

对于陶渊明来讲，他性格中的名士风度就和那些佯狂傲世的竹林七贤这些魏晋名士有相当大的区别。我们在他的诗歌里面看到经常有这样的自我表白，比如说《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饮酒》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里面都提到他少年时期与世俗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爱好“在丘山”、“在琴书”。他第一次进入仕途，做江州祭酒的时候，不堪吏制，不愿意去做那些官吏所做的杂务，没有几天就挂印而去。这种性格造成的名士风度和门第衰落的出身就构成了陶渊明入世进取的严重障碍。

他的一生有五次出仕。第一次尝试了一下，然后就离开了官场，后来还有四次，屡仕屡退，屡仕屡退，最后退到田园，这样一个过程。使得他走向官场的动力何在呢？这是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所决定的。他的社会理想在他的《桃花源记》中有表述，他的诗歌里边也是反复提到上古生民，自给自足，充满了真善的社会，就是上古三代的社会，这是他的社会理想。但是他又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上古三代社会，社会上已经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像东晋诗人那样一头躲向自造的世外桃源。他明确地提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也就是说有机会来了以后，我还要去出仕，我还要进入仕途，要实现我的社会理想，为我的社会理想而奋斗。所以他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幕，第三次做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做刘敬宣的建威参军，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理想之下，然后走向他的这样一种现实的选择。

这三次出仕，表明了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他入桓玄幕，是在桓玄被推为反对权臣司马道子的军事盟主之后，而陶渊明出仕刘裕镇军参军，是在桓玄篡晋称楚，刘裕起兵反对桓玄，称恢复晋室之后。第四次他是做刘敬宣的建威参军。这是在原北俘军首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曾与他的父亲共同讨伐桓玄。那这三次出仕，都是在东晋政局最为动荡的时期。他都选中了对时局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就是要恢复晋室这样的人物。他在政治上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非常的鲜明的，这是他的一个现实的选择。

《陶潜赏菊图》宋朝赵令穰绘

另外一个政治态度，就是陶渊明与其他的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的人物不同的，就是他在政治漩涡中果断退出。他从桓玄幕退出，看来有一个偶然因素就是他的母亲去世了。其实不是这样，《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首诗里就说“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绝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在这里已经流露出他“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要离开的意思。“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绝萦”，不管有什么样好的职位，什么样好的待遇，都不被它所牵绊。如果这里边“庶以善自名”的含义还不够显豁的话，到了桓玄篡晋那一年，又写了一首诗，就是《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谬”是错和乱的意思。两年前，陶渊明发现桓玄有篡晋的野心，但是当时陶渊明的态度是明确的，诗人去贤而求善，必然是以桓玄之不善为前提的。所以在三年之后，刘裕起兵是讨伐桓玄，陶渊明就不顾丁忧需满三年的古志，毅然投入到刘裕的幕中，而且把刘裕幕视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就是“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他认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这样的表白是极为难得的。

所以我们说读陶渊明的诗，如果不了解他这样一番心路历程，恐怕读诗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这是不是陶渊明的诗。因此我们说对一个诗人的了解，首先要进入他所生活的那个现实世界里，进入到现实生活世界，我们就是要尽量复原他所生活的时代，从各种线索去发觉其中的蛛丝马迹。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会联想到像李白这样的人。李白一生在追求政治理想，他将当年进入朝廷做翰林待召作为他一生的荣耀，后来又被玄宗赐金还山，到60岁的时候，他还是一直在追求他的政治理想，还要建功立业，但是他做了永王李璘的幕僚，正好永王李璘和李亨兄弟俩在争皇位，李白站错队了，最后流放夜郎。对于李白这样的人物，我们觉得是非常自然的。对于陶渊明，可能我们觉得似乎这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情。陶渊明从一个金刚怒目的、有鲜明爱憎的、冰火相兼的、矛盾斗争的、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到后来浑身静穆的隐士、隐逸诗人，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已经做过多次的尝试，所以最后一次，他在现实中感到已经不能够实现自己真善的社会理想，已经不能够达到他的理想彼岸了，于是就短短地做了一段时间的彭泽令，然后就毅然归隐了。

 《归去来辞图》 元代钱选绘 

陶渊明的心态和当时的一些名士进行比较，比如说东晋的谢安有很多风流之举，携妓东山、诗酒宴乐、泰然处之这些著名的传说，他是一个风流名相；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写经换鹅，东床袒腹，这是名门士族的气息；戴奎也是一个著名的隐士，这些在《世说新语》这部志人的笔记小说里边都有非常生动的记录。陶渊明在走上仕途之初，难以做到像这些名相、名士、隐士那样潇洒风流。他一方面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对现实政治失望，还有对田园生活的怀念。在这样几种因素的困扰和交流之中，始终处在一个“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的矛盾、彷徨的状态。陶渊明对真和善的执着，对心理平衡的高度要求，最终导致了他走向田园。这一举动可以视为他在另外一个天地中追求真与善的努力，就是说他毅然决然地走向田园之后，他继续地追求他的这种社会理想。

在归隐之后，他大概有这三个方面的生活内容。一个就是躬耕，陶渊明之所以被后代人所敬仰，不光是他做一个隐士，而且他做的是一个躬耕的隐士，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认为躬耕是人生第一重要的。在他的诗中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穿衣吃饭，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如果做不到这样，难以做到自己养活自己。在躬耕中他体会到了耕耘的意义，意识到这是归隐之后求自安的首要条件，自安一个是物质方面，就是要裹饥腹。

另外一个是精神的方面，当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更多想的是衣食经营的重要。在他躬耕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富裕的农民，他有“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这样的亲身经历，我在读他《乞食》的这首诗的时候，觉得非常震撼。虽然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这如果是按照过去的那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个地主，而且是个富裕的地主。但是他的现实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所以他的隐居生活不是一派的田园牧歌景象，有这样的焦灼时期。

当他遥想“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这些上古圣王也躬耕，也稼穑，陶渊明就找到了精神的榜样，找到了精神的依托，所以他能够做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把艰苦生活变成了带有诗意的田园牧歌，他更多地体会到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他把躬耕当做自己归隐之后的立身之本，而且做到安贫固穷，在思想道德上，他要和那些上古圣人等同，要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这就和东晋谢安、谢灵运这些诗人悠游山水、移情田园大相径庭了。他的诗歌为什么能有这么多思想内涵，这么能够禁得起人们反复地吟咏，这和他的现实生活，和他的精神追求有非常大的关系。

第二个，他的生活的层面就是读书，然后怀古。第一个是耕，第二个是读，所以说耕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生活方式，陶渊明亲身实践了这种生活方式。他在《山海经》里面看到了种种的人物，看到了种种的传说。除了《山海经》这样的神话传说之外，他还读什么呢？诸子经典、史传、杂书、历代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历览千载书”，而“历览千载书”的结果是什么呢？“时时见遗烈”。他还是在这里面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慰藉，找到他的精神偶像，这是他在隐居之后的一些体会，沉浸在怀古的氛围里才能找到真与善，诗人好像能够在精神世界中与这些精神榜样相遇，能和他们对话就感到满足了。“俯仰争宇宙，不乐赴何如”，这种读书怀古的方式比一般的东晋诗人又执着得多。所以无论是躬耕，还是读书怀古，陶渊明都和一般的东晋诗人、风流士子不一样。

第三个方面就是饮酒交友，前人说陶诗篇篇有酒，虽然有些绝对。但是饮酒的确是陶渊明生活中尤其是在他隐居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五柳先生传》是一个自旷之作，“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有点近乎酒圣刘伶，然而人们读到“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为什么“空负头上巾”，用头巾来滤酒。“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这是酒醉者的睿智之言，在乱世，人们往往佯狂傲世，酒醉说一些醉话可以摆脱一些压力，可见他的饮酒是有清醒的成分在，“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我说的话我可以不负责任，否则他又怎么能在饮酒诗中，劝古人急流勇退，又怎么能挥之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 冯远 绘

陶渊明的交友也有大智若愚的特点。一方面是求欢快、融洽。“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如果想朋友了，马上就披衣去造访对方，谈多久都没有关系。在魏晋名士里边，这确实是非常值得人们羡慕的。王子猷去拜访戴奎也是“乘兴而来”，没有见到戴奎，后来他说，我已经到了他家门口了，“兴尽而往”，又回去了，没有见到戴奎，“何必见戴”。所以这是那个时期的人们，完全随心所欲，放任自得的状态。陶渊明也有这样的特点，“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另一方面，交友中他有他的原则，有严肃和清醒的成分，像周续之、刘遗民和陶渊明这三个人有一个名号，叫做浔阳三隐。后来周续之、刘遗民又出仕了，于是陶渊明就作诗去嘲讽这两个人，说“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就是和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陶渊明的交友和饮酒是有他的人格操守的，并非一味地追求潇洒风流。陶渊明最后谥号靖节先生，注重他个人的操守。

第四个，生活层面。弄琴、赋诗、作文，这是陶渊明成为中国文化名人，成为中国文化的某种符号、某种象征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弄无弦琴，赋诗作文，实际上是没有琴的，他做弹琴的动作，都是个人的情怀的一种寄托，都是反应他心路历程的手段。他读书饮酒、安贫乐道，《五柳树先生传》里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衔觞赋诗，以乐其志”。这个时期他吟诗作文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目的和自觉追求。

陶渊明 蒋兆和绘

他对自然节物的变化非常敏感，“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认真自得、忧思难忘都被融入这些我们读起来平淡无奇的诗文里，以致对其心理内涵的探寻全赖于他的全方位了解，需要知音。由此看来，当年陶渊明写下“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他还是希望能有知音来了解他的。这是我们对陶渊明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以及他的心路历程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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