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读史的智慧(下)

文摘   文化   2024-11-01 07:02   北京  


姚大力教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兼聘教授。


师风懿范


我今天讲的这个方法,如果用一个很深奥的词,那就叫做“历史考古学”,就是把知识当做考古的对象。我们老是以为我们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所有的人对同一个问题,都会获得同样的答案,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昨天陈鼓应先生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有“历史考古学”。如果你有这样一种意识,那么很多被我们看成是确定无疑的历史知识,你会觉得它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比如说四大发明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吗?我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会讲,那当然是了。对。它里面有历史事实的成分。可是我要问的是谁创造了四大发明这个概念?为什么你把汉朝的造纸,跟宋朝的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叫做四大发明。那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吗?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人的概念在参与,被我们认为事实的塑造,或者拿一个很时髦的词来讲,构建。


四大发明其实不那么重要,起码里面有一些不重要。张艺谋认为很重要,所以他那个开幕式就弄来弄去,火药放完了,差不多了,那就结束了。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在活字印刷以后,中国人印书99%的书是用雕板印刷术来印的。西方的活字印刷,古登堡活字印刷,你能证明是中国活字印刷传过去的结果吗?不能证明。那中国的活字印刷有什么意思啊?他发明了,他也不用。为什么不用啊?其实很简单,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活着的不是拼音文字的只有一种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那就是汉字。有人讲东巴文活着,东巴文哪里活着,东巴文只是在几个研究的机构里面活着。活字印刷最适合的书面语是什么语啊?就是拼音文字。


这个世界上的语言,最多也就50个字母,那个盘子要刻50个字母就够了。而古代中国一般有一点学问的人,他一写汉字,一写文章,起码要六七千个字。有一些还故意要炫耀他的学问的人,可能还要用到两万个字。排20000多字的字盘要很大,需要排字的人要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现实吗?另外你用谁来做排字工人,用举人吗?还是用秀才?一般的人,他都认不得那么多字,字都是反的。所谓弄一点字又接近,他排出来满篇都是错字。所以活字印刷对于汉字这样一个非拼音的字母,不是一个实用的方法。刻字都简单,木板嘛。当然现在我们的木头变得紧张了。对古代人来讲,这个木板很容易,很便宜,人工也很便宜。你越不识字,你越不会刻错字。你拿一个镜子照着一个书面的文本,反过来的你就照着它,你去刻,技术熟练的人就能做好。你识字可能倒刻错了。



按照这个逻辑,活字印刷没那么重要,应该排到四大发明里面但是没排进去的重要发明,就是汉字本身。广东,香港,浙江有好几种方言,这些方言我们根本听不懂,广东人自己也不能全听懂他们的方言。全亏我们的汉字,不管口头的发音有多大的差异,文字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经典保留下来了,我们对经典的解释保留下来,我们的书面文本在拖后腿,使各地方言的差异不会变得非常大。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也是拼音文字,香港人拼他的香港话,汉语就没有了,汉语就变化好几种语言了。西方的中世纪以前,他们用标准的拉丁语,书面语都是拉丁语,就像我们的古文一样。实际上各个地方读都有差异的,但是书面语是一样的,那就是一种拉丁语。到了十四五世纪以后,各地民族主义起来了,要用拉丁字母来拼各地的方言。用拼音来表达不同的民族的文字,不但把差异保留在书面文字里面,而且把差异固定化,扩大,定型,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就变成不同的语言了。


我们始终说汉语底下只有方言。实际上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差别恐怕比北京话和广东话的差别,要小得多了。可我们把它那个叫做两种语言,我们把中国的这个叫做同一个语言中间的两种方言。这个界定到底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还是有主观的东西放进去了?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思路你就发现,你都可以思考。四大古典小说。为什么是四大?为什么不是五大。《金瓶梅》为什么不能放在里面?或者还是四大,换一本为什么不可以啊等等。这样你就会发现,被我们认为是事实的很多东西,其实它不完全是事实。有我们的概念附加在里面。


顺着这个路子,我们可以问,真理到底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在中国受教育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真理当然是被发现的,真理是本来就有的。我去发现的。可是我们的思想真能让我们把握一个真实的,完全外在于你的主观思维的一个世界吗?你看得到那个世界吗?你要用语言去表达那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用语言这张网掺到客观世界里面去了。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是不是啊?所以历史很多的问题,我现在是这样看。可是有没有可能别的一个人,他不是这样看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正确错误的问题。


中国人认为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我们丝毫不体谅别人会有什么样的看法,认为那都是不重要的,或者他们都是错误的。我觉得在这点上已经被我们的教育,教成呆瓜了。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我们的意识已经渗透到被我们认为是独立于主观意识的外在世界,已经渗透进去了。


对于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精神,我们的看法也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个看法,春秋到战国的时代精神,对它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异。古人把它叫做礼崩乐坏,这是礼崩乐坏。孔子也在感叹礼崩乐坏,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礼崩乐坏?所以我现在想,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礼崩乐坏是怎么评价的?这是我的概括,但是不是我的看法,而是我尽量想更客观地概括。教科书告诉我们,从西周以来延续了几百年的制度体系,连同与它相匹配的贵族文化,在春秋中叶以后,陷入阶级瓦解的局面。这个阶级瓦解就用礼崩乐坏四个字去描写它。


怎么看礼崩乐坏呢?我们的书里面说,这是一个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所以我们一般都从铁器讲起。铁农具的产生,生产力提高了,井田制维系不下去了,因为生产力提高,把井田破坏掉,耕田耕到外面去。最先采取这种生产方式的,所谓新兴地主他的实力就增强的。而顽固地守着井田制作为经济收入的贵族,这些贵族有人说叫奴隶主贵族,也有人说不是奴隶主贵族,他们的势力减退了,就形成了造反。下面一级造上面一级的反,是不是啊?所以整个的过程,他的主旋律就是新兴的社会力量,排除腐朽的贵族势力及其文化,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这是我们的解释,就是排除腐朽势力,实现历史进步。既然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应当理所当然地肯定和欢迎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我们的教科书就是这样看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精神的变化的。



我们要有很重要的一个意识,如果我们有想象力,就要想一想,别人怎么看?这个别人包括中国以外的,外国人怎么看。我的意思不是说外国人的看法都对,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还有一个,中国人就只有一种看法。我们看一看古代的人怎么看。古代的人对礼崩乐坏最普遍的看法,就是把它看成是从理性到力战的变化。极其了不起的思想家顾炎武拿两个字去概括春秋中叶以前,就是贵族文化体系还没有完全崩溃的时候的时代精神,当然也更是西周的时代精神。他用两个字,就叫理性,尊礼崇性。那么战国的时代精神,应该用什么字去概括呢?这个不用等到顾炎武,几乎从最初的时候开始,人们就都普遍地使用两个字去概括,就是力战。因此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精神,在我们的教科书看来是一个实现历史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来拥护的一个过程。但是顾炎武和顾炎武以前的人,以及顾炎武以后的人,我等会要讲,他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从理性,讲礼讲性,变成讲力讲战的过程。那当然这个过程有什么值得赞成的?你看看究竟是谁在诲淫诲盗。这完全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关于这个问题有这样强烈的反差,因为我们根本不去看别人,不去思考别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顾炎武以后到谁呢?到钱穆。钱穆有本书叫《国史大纲》。到现在为止有人叫我推荐读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我还说钱穆这本书可以。但是钱穆有钱穆的问题,钱穆完全不管外国人的研究。有他的问题。但是我还只能推荐钱穆这本书。还有一本是吕思勉的书,叫《白话本国史》,或者叫《白话本国书》。我始终没搞清楚,这个本到底是白话本国史?还是白话,本国史我都没搞清楚。一本是写在20年代,一本实际上是钱穆在西南联大的讲课的讲稿。写在在30年代或者40年代后期了。到现在我就觉得,还是这两本书的味道好一点。


钱穆怎么看待春秋的时代精神呢?他连用三个极字,叫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你们去看那个书上,我们把它说成是腐朽阶级的虚伪的东西,是一文不值的,但是钱穆用三个极去描写它。他讲一直到春秋时代的人的精神,叫“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而战国是什么呢?钱穆说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一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没落的贵族。被我们认为这个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搞法家的那一套的,在钱穆看来他们是没落的贵族。而下层政治他讲的无非就是像孔子这些人,当然他们是不得势的,他认为他们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钱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们去思考一下,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追踪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讲的有一点过分。说我们都是喝狼血长大的。我觉得有一点道理在这种问题上。你看,我们的教科书就编得很好吗?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怎么解决?但是从春秋到战国的这个历史变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读史的智慧,实际上就是想象力。我对这个想象力有一个界定,就是读史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观察世界,也包括观察我们自己时候的一种想象力。要靠想象力来不断地激活我们的常识和良知。当我们用一个原则,甚至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把我们的常识和良知,整个的变成一致的时候,这个民族是很危险的。有想象力来激发我们的常识和良知,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才能有清醒的看法。


这个想象力从哪里来呢?我觉得有这么四点。第一点想象力来源于对差异的敏感。就是新鲜感,新鲜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重视差异,要把它看成重新发现的契机。而不是根据某些成见,某些原则,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来排除对不符合常识或者良知的立场、观点和做法的再思考。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在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原则。提倡这种原则,一定会走向暴力和暴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靠想象力来激活我们的常识和良知。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想象力来源于对多样化的可能与途径的充分的意识。对模糊和不确定性的敏感。它来源于对真理,尤其对绝对真理,对终极真理的高度的警惕。我建议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本书,它分析希腊悲剧为什么会出现,叫《善的脆弱性》。美国的一个女作家写的。她就分析了,希腊悲剧的产生就是认为善始终就是有一个至高的原则,任何事情跟这个原则碰了,那就导致悲剧了。她认为悲剧不应该发生,而发生悲剧的原因就是死死地认定一个原则,只有那个原则才是正确的。就是那本书我觉得对我们很有用。所以一方面对多样化的可能性和途径,要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对终极真理,对绝对真理要有高度的警惕。


第三想象力来源于对现实的交互感知。这个我其实已经讲了,交互感知就是,对同一个现实我们有某一种感知,别人也有某一种感知。发现差异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你要去发现,别人对同一个问题他是怎么看的?那就是一种交互的感知。第四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以赛亚柏林说的,认识和应对自然人文环境,在认识自然和社会问题时,我们不要有过分自信的整体论的倾向。这是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负资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柏林说启蒙运动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带着反启蒙的眼光去看待启蒙运动的历史遗产,为什么呢?启蒙运动带给我们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概念,整体论的看法。“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有,并且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人有能力获得所有这些唯一正确的答案。所有这些唯一正确的答案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与不和谐。它们在逻辑上和伦理上都是可以自洽的,因为真理不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他认为这是启蒙运动带给人类的负资产。我觉得它也是带给中国人的一个,尽管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充分地吸收启蒙运动所应该带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但是重新开始一个启蒙运动,这个口号是有一点危险的。因为启蒙运动也有它的负资产。就讲到这里好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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