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读《史记》的建议

中国古代史学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传统，自先秦时期就有，有的先秦史官为了保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冒犯了当时的统治者，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司马迁生活在汉代，汉代的君主专制制度比先秦时期当然更严酷，发展得更完善，所以他要秉笔直书那就更不容易了。为此，我们得从这个角度开始讲起。司马迁要继承先秦历史学家的那种优秀的秉笔实录的传统需要有更大的勇气，而他的《史记》确实做到了。我从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这个角度开始说起。

班固是东汉时期著名历史学家，他对于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有多个层面的评定和评论。因为班固的思想观念是非常官方化的，完全站在朝廷一方，而司马迁是一位有个人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所以两个人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班固在评价司马迁的时候，曾经有过政治上上纲上线的批判。但是班固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所以一方面他对司马迁有所批评，比如说批评司马迁政治观点不以儒学的观点为统一等方面，但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优点他也强调得非常鲜明。他讲《史记》是“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史记》中对人的赞美之词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有依据的；统治者所做的一些恶事也不会隐瞒，所以他说这是“实录之作”。怎么来理解“实录之作”呢？其实从司马迁笔下，我们最可以理解“实录之作”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另外一个是司马迁时代的当今皇帝汉武帝，我们就来看司马迁笔下是如何实录这两位历史人物的。

在司马迁的笔下，开国皇帝刘邦是一个多层面、立体的人物，他对刘邦也是立体性的评价。一方面司马迁讲到他的恢弘大度、知人善任，另外一个方面也如实地实录他的无赖习气、诡诈之术。特别是在讲到楚汉之争的时候，司马迁笔下记载了两个精彩的历史场景。

一个场景是楚汉之争的序幕之战。刘邦利用了项羽带领主力部队从都城彭城（今徐州）北上去攻打齐地的反抗势力田氏诸雄的机会，趁机率领五六十万大军，即所谓的五诸侯联军，从关中出了函谷关一路攻打过来。乘虚直入，占领了项羽的都城彭城。刘邦以为自己获胜了，整天和他的部下们喝酒庆贺，没想到项羽亲自率领精选的三万骑兵，一个回马枪，把刘邦的五六十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就是彭城之战。在这场战争中，项羽的神勇无敌和刘邦的指挥无方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刘邦战败之后逃命时，他的心腹爱将夏侯婴为他驾车，马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就在逃命过程中，夏侯婴看到了乱军中奔走着两个小孩儿，那就是刘邦和他夫人吕氏所生的一子一女。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这个女儿就是鲁元公主。两个孩子在乱军中奔走，生命随时可能受到威胁，夏侯婴就下车把这两个孩子给抱到了车上，这样车上的乘客由原来的两人增加为四人，载重量增加了。刘邦在车上听到后方楚军追兵的声音越来越近，他为了自己逃命，居然动手把自己的一子一女推到了车下，他跟夏侯婴说：“快跑！”夏侯婴说：“后边那个追兵还有点儿距离，主公不至于把孩子扔了。”夏侯婴下车把两个孩子重新抱上车来，而刘邦为了保证自己能够逃脱，居然一把宝剑逼上了夏侯婴的后心，说：“你把这两个孩子给扔了，我逃命要紧，你要不扔他们，我把你也杀了。”夏侯婴说：“你别动手，后边追兵还有一段距离，不至于这样。”为了防止这两个孩子再被他的亲生父亲推下车去，夏侯婴一手把两个孩子抱在自己胸前，一手操纵着驾车的马逃了出去。

这是一个故事，和我后面要讲的另一个故事，都属于楚汉之争的细节描述，从大局来说，无关轻重。可是这两个细节的描述，司马迁却非得把它给写上，为什么呢？司马迁感觉这两个故事都能够说明刘邦的人心与人性。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虎毒不食子”，有好多大流氓大恶棍，对别人可以很恶，杀人不眨眼，可是他也有护子之心。而我们这位开国皇帝刘邦，为了自己逃命，在并没有到生命绝于呼吸之间的程度时，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做出这样的举动，不顾父子父女之情。这是一个小故事。

另外一个小故事。楚汉之争正面战场到了很关键的时候，在成皋荥阳这一带，形成一个拉锯战。一开始，双方胶着，不分胜负，其实项羽曾经占据过更多的优势，但是由于刘邦派出的韩信领兵在外作战，开辟了侧翼战场，使得项羽在全国的对峙形势中慢慢处于不利的局面。项羽情急之下做了一件不太符合他一贯为人风格的事情：他让人把刘邦的老父亲绑到了阵前，传话给刘邦，让他到阵前对话。彭城之战，刘邦战败的时候，他的老父亲和妻子吕雉都被项羽所俘虏，押在项羽的军中做人质。几年的楚汉之争过程中，项羽对刘邦的家眷，尽管是押在军营里边，但对他们是以礼相待，根本没有加以迫害，更没有对刘邦的妻子有非礼举动。这是项羽的贵族气质，不像刘邦流氓似的在俘虏了对方的将领后，看到人家的女人漂亮就强行霸占了。项羽是楚国贵族，讲尊严，也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家眷。可是这一回他实在是急了，就做了一个不太像贵族的举动，传令在两军对垒的前沿架起了一口大锅，把刘邦的老父亲给绑在大锅旁边，威胁刘邦投降，传令刘邦如若再不投降，就把他的父亲给煮了。这对刘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两军的将士都在跟前，就看你汉王刘邦怎么回答。我们按照曾国藩读史的方法，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我们就是当时的汉王刘邦，项羽对你提出来这个要求，你该怎么回答？

第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是，乖乖地听项羽的话，传令汉军放下武器，保全我父亲的生命。这可以是一个选择，可是这绝不是刘邦的选择，这是儿女情长的人才可以做的选择。刘邦是争天下的大英雄，哪能为了顾全父亲的生命就可以放弃争夺天下至尊的位子呢？那么第二个选项，他可以不表态，继续作战，那这就是把他父亲的性命就送上了。因为项羽是在暴怒之下提出这个处置方案，刘邦如果不说话继续打仗，那他父亲就完了。刘邦再坏，也想保全父亲的生命，他第一不能投降，第二他又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我们看看刘邦是怎么回答的。刘邦当场就回答项羽，说：“项羽你我曾经约为兄弟（两个人在反秦的时候是联合作战的盟军将领，曾经有兄弟之约），既然约为兄弟了，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项羽今天非要把你的父亲给烹杀了的话，那么煮完了之后别忘了分我一杯肉羹。”

这句话一出，把项羽给搞懵了。项羽本来觉得这个办法应该挺有效，可是这话一说，明明是刘邦的父亲，怎么就变成了自己的父亲？而且这小子对于他父亲的生死根本不在意，还求分他一杯羹，那这样的话我煮了他父亲对他一点儿影响没有！项伯告诉项羽：“你和他争天下，不能煮了他父亲，这样名声不好。”如此，项羽居然就把刘邦的父亲给放了。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刘邦的这个回答。我认为这是刘邦的权变之计。既不投降又要保全父亲的生命，只有这个回答能奏效。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回答，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智慧的一种回答。可是从人性，从儿子对父亲的生命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能做出这个回答的只有刘邦这样的人。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握项羽会怎么处置他的父亲，如果项羽一怒之下真的让他的士兵把刘老汉给扔到锅里，他父亲就被煮了。所以，冲着这个小例子，我们看得出，刘邦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把争天下当成他最重要的目标，可以置父亲的安危于不顾。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他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他怎样对待自己的父亲。这是什么人性，这是什么父亲，这又是什么儿子！在楚汉之争那几年里，有多少精彩的历史瞬间，有多少决定了历史走向的重要的事情，司马迁是记不胜记。这两个故事要从政治史、军事史上来说，可以说无足轻重，但是司马迁就记下来了。这样一个片段的记载，短短的几句话，给后世的读者一个什么印象？但凡讲究点人心与人性的读者，都会感觉刘邦可以是争夺天下的英雄，是开国皇帝，但这个人的人品真是狠辣。这就是实录的一种。司马迁没有编，他记载下了真实的事情，让后世的读者对这样的开国皇帝充满着鄙夷之感。

中国古代有一个不太好的文化传统，叫做“成王败寇”，争天下的时候谁胜利了谁就是英雄，谁就是帝王，失败的一方总是被归为叛贼乱寇一类。可是也有反例，楚汉之争中的刘邦与项羽就是一个反例。多少年下来，历朝历代的读者，特别是富有情感的文人骚客，一讲到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很多人都表示扼腕叹息：那么正直的人，那么讲人格的人怎么就失败给这样一个地痞流氓式的人了呢？这是一种反例，这个反例就是司马迁的记载造成的。这就是实录精神的可敬之处与可怕之处。

略古详今指的是司马迁的一种记事方法，对古代的事儿记载的相对简略，对他所处的那个“当今时代”记载得比较具体。这个当今时代，讲得泛一点儿就是战国到西汉，讲得再具体一点儿其实就是秦汉历史。《史记》记事最精彩的是在秦汉史这方面。

怎样理解略古详今的叙事方法呢？司马迁讲自己是如何写书的，用了几个字叫做“略推三代，录秦汉”。三代是夏商周，年代久远，司马迁就简略地记载。“录”是详录的意思，这也就是说，他表明了自己把秦汉史当作记叙的重点。如果大略地统计一下，《史记》用了50多万字的篇幅，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这个时代这三千年的历史。其中，大概有将近一半的内容是用来记载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的，从时间跨度上，三千和一百的比例相差很大，可是这百年间的历史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记载。

最能够体现司马迁略古详今编撰精神的，当推世表的编纂安排。对上古的夏商周三代，合立一个“世表”，叫做三代世表，以每位天子的在位时间为一史，以略举大要；对近古的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则分立两个“年表”，逐年记事；而对动荡巨变的秦汉之际，则立“月表”，逐月详载历史演变的走向；进入汉代，则以分类年表的形式，别立六表，逐一记事，既条例清晰，又扩大了史表的记事范围。世表、年表、月表、分类年表的安排，真是匠心独运。“略古详今”的思想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发明，其他人未曾有过。在司马迁之后的历史学家有人也想模仿，但是都模仿不来。这是司马迁记事风格中非常鲜明的一点，他把自己的真实判断不公开地讲出来，潜藏在记载历史事件的自然的文字叙述之中，只要好好去读，一定读得懂他为什么这么记。我举一个例子来说，讲汉初的第一政治大案，韩信疑案。

韩信是汉家开国第一元勋，客观说来，如果没有韩信这个军事天才的帮助，刘邦要想战胜项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后来韩信在开国之后，不断地受到猜忌，后来受到迫害，两次被以谋反之罪受到处置。第一次“谋反”被抓之后，查无实据，但是汉高祖刘邦依然把韩信由原来的王（最初受封为齐王，后来改为楚王）改封为淮阴侯，并且不许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淮阴县，而是限制他在京城居住，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软禁。第二次说他谋反，干脆就把他灭了三族。一代开国元勋最后弄了个被灭族的结果！

他的两次谋反是否是冤狱？后世人有许多人是持冤狱这种看法的，为韩信的谋反案平反昭雪。古代文人有，现代的学者也有人继续在做。如果大家感兴趣，我有一本小书《韩信评传》，把历代学者对韩信是否是谋反各种不同的说法都罗列了一下，当然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分析与判断。后人所有为韩信平反的文章，所有的材料来源都来自于《史记》。可是想一想，司马迁是汉朝史官，韩信疑案是汉初的第一政治大案，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必须依据的就是当时朝廷对这个案子所做的结论，他要根据那个档案来写。也就是说，他不敢把韩信蒙冤受屈这事儿公开说出来。表面上他的文字叙述好像都是在用着汉家朝廷的原始档案的结论，可是他巧妙的记事，就给后人做翻案文章，给后人反思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了《史记》，就会产生“惜信憎刘之感”，为韩信感到惋惜，对刘邦表示憎恶。这怎么实现的？这就是司马迁在记载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和开国之后，刘邦与韩信之间那些相互关系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进行反思与重新思考、重新评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依据。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韩信第一次被抓住，被贬为淮阴侯之后，被迫软禁在京城里边。有一次他闲着无事，走到了汉朝猛将樊哙的府邸。樊哙是刘邦手下第一员猛将，参加过鸿门宴，打过许多恶仗。个人关系上，樊哙和刘邦是“一担挑”，两个人的妻子是姐妹俩，私交也很好。樊哙听说韩信来了，赶紧跑到门口来迎接，把韩信接到府中，对韩信特别敬重，一见面是跪迎，说了一句话：“不意大王！”我没有想到大王居然到我家里来了，感到特别荣幸。而此时的韩信已经不是王了，他已经被贬为淮阴侯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带着政治污点被软禁的侯。樊哙对他毕恭毕敬。等到樊哙送他出来之后，韩信走到大门口外边，回头哈哈一笑，说了一句话“不料想我韩信这一辈子居然落到了和樊哙一样的行列里。”两个人都是侯，樊哙这会儿是舞阳侯，韩信总自视甚高，在这里表现出来了，韩信的那种不善于自保也表现出来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樊哙。从个人情感上来说，他自然是应该站在刘邦一方的。而且樊哙在刘邦处理诱捕韩信的过程中全程参与。在韩信倒霉之后，他却对韩信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敬重。这个态度为什么会转变？我推测只有一种可能，樊哙参与了韩信谋反案的立案审案过程，他知道韩信所谓的第一次谋反完全是冤案。所以这位“一担挑”对自己的那个皇帝亲戚内心必然有某种不满，觉得皇帝太不够意思了，人帮你打天下，刚打下天下来你就把人给收拾了。如果他没有这个感情转变，应该不会对韩信那么敬重。这是一个可以推测的地方。

另外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韩信第二次被戴上了谋反的罪名被处斩，这个事情刘邦本人没有直接参与，是丞相萧何和当时的吕后两个人合谋完成的。所以有个成语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萧何当年的“月下追韩信”，韩信也不至于为刘邦再继续出力，韩信也就没有机会做汉军的大将，那么当然刘邦也开不了国；可是如果没有萧何作为韩信的老朋友，诱劝韩信到皇宫里去朝贺皇帝的征讨之功，韩信也不至于被杀得那么痛快。在萧何帮着吕后设计圈套把韩信杀掉之后，吕后割下了韩信的首级，将其装在了一个装有石灰的木匣里边，然后派人提着这个木匣去向刘邦报告。刘邦率军正在征讨途中，接到了信使送来的木匣，一打开韩信的首级在目。司马迁写到这儿，写了五个字“窃喜且怜之”，皇上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怜惜。这是种什么感情呢？高兴是正常的，他一直把韩信当成一个需要防范的敌手，现在这位潜在的敌手死了，他高兴，这是符合专制帝王的心态的。后边还有个“怜之”，司马迁写了这两个字下来，他告诉我们，如果在刘邦心目中，韩信就是谋反了，韩信被杀那是天然活该，有什么好怜惜的？刘邦那个人对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子女都能舍弃，你还能指望他对功臣有好心？如果在刘邦心目中，他相信韩信一定是谋反被杀的，他只有高兴的份儿，没有怜惜的份儿。“窃喜且怜之”，按照司马迁的理解，他当时有怜惜之心，而这个家伙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产生怜惜之心的人，所以这里暴露出来的信息，其实在刘邦的真实内心里，他也相信韩信是冤枉的。

明代 | 韩信像

再向前追溯一下，追溯到韩信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看韩信和刘邦两个人，谁城府深，谁胸无城府但是为人坦荡。两个人有一次在一起聊天聊得高兴，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这些部下的军事将领，谁指挥军事作战的能力强，谁可以带多少兵？”韩信是个天才的军事家，说别的他没有兴奋点，一说到用兵他立刻就忘我投身其中了，就对刘邦的将领做了个评论。刘邦听他说完，问了一句“你看我能领多少兵？”韩信正在说行家话的时候，很本真地说了句话“陛下可以领十万兵”。他居然说这位开国皇帝，这位曾经的汉军统帅只能领十万兵，刘邦心里有点儿不高兴，就接了一句“那请问你觉得你可以领多少兵？”韩信说：“我韩信用兵是多多益善。”刘邦又笑着问了一句，说：“我只能领十万兵，你用兵是多多益善，为什么你被我擒了？”韩信一听这话，立刻清醒了。这话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过来，这位军事统帅意识到了，我刚才的话贬低了皇帝提升了自己，所以他得做个解释。他说：“陛下是天纵英明，陛下不善于将兵，但善于将将。”说你不善于指挥军队，但是你善于驾驭将领，所以你是天纵英明，所以我就被你擒了，我心甘我信服。”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对答，埋下了事后的杀身之祸。

我一直很佩服司马迁记事记人的本事，他通过一个场景，通过一段对话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的性格，“寓论断于序事”。 

我再举一个例子，涉及到汉武帝的一个重要政策——国营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搞国营垄断经济，把所有能赚钱的行当都归朝廷控制，禁止私人经营，帮着他做这事儿的人，就是桑弘羊（读音“祥”）。桑弘羊是中国古代六大理财家之一，十三岁就进了皇宫给汉武帝做理财的专职秘书，后来成为汉武帝倚重的左右手。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时候，他是这个政策理论来源的提供者，更是这个政策的落实者与执行者，所以汉武帝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推行与桑弘羊是分不开的。而这个政策在司马迁心目中是与民争利的政策，他反对这个政策，可是不敢公开写反对的话。司马迁是怎么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我们来看他对桑弘羊这个人物的处理。第一个处理，不给桑弘羊立传。桑弘羊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又是理财专家，汉武帝晚年时期的托孤重臣里有他一位，他也曾经做过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汉家的制度里的重要性仅次于丞相，可以说这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司马迁是个有性格的史学家，既然我来写《史记》，该给哪些人立传，不让哪些人入传，我说了算。桑弘羊可以很有本事，可以很得皇帝的宠爱，但是在我的书里面就不让他出现，不给他立传。司马迁在《史记》里为很多他欣赏的小人物立传了，小人物可以入传，大人物桑弘羊就不入传，这是一种贬义。说实在话，如果不是后来有另外一本书《盐铁论》传世，我们后世人就不知道桑弘羊的理论和做的实事了。

司马迁不仅不让他入传，还在《平准书》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那一年天旱不雨，古人相信天人相通，老天爷不下雨是因为老天爷不高兴了，所以汉武帝下令让百官一起到南门下跪祷告求雨。就在皇帝下这个召令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卜士给皇帝上书，说皇帝你不用那么费劲，我听说了老百姓民间传言，有句话叫做“烹弘羊，天来雨”，你只要把桑弘羊给煮了，老天爷就会下雨。这就叫做“天怒人怨集于一身”。司马迁高明，他借助一个大臣卜士的奏章，用百姓传言，间接地表达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批判。“寓论断于序事”在这儿看得很明显。

司马迁写《史记》愿意发表评论，这个特点和现在西方历史学的学术理论是不一样的。现在西方的历史学理论强调历史学家要超脱、要中立、要理性，写历史的人不能把自己的情感夹杂在里面，你越理性，理性到冷淡，不带着自己的情感记载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西方的历史理论，或者是西方的当代史学理论。这个说法和我们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古代从来没把历史学当成一个纯粹的学问来看，而是把它作为政治学的一种。从孔子写《春秋》到司马迁写《史记》皆是如此。司马迁写《史记》标明了是要上承孔子做《春秋》的特点，所谓的“微言大义”“字字含褒贬”。汉代的人相信，《春秋》这本书虽是鲁国的一部史书，但是是经过孔子亲手改定的，这个改动大有深意，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用的，所以才会有“字字含褒贬”之说，才会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样的说法。司马迁写《史记》也带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他不是只想做一个客观的记述者，他一定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发表自己的评论，而且他有些评论极为精彩。司马迁的这个评论有各种表达方式，其中有的夹叙夹议，另外也有“寓论断于叙事”，更多的，他是以一种“太史公曰”的方法发表评论。

“太史公曰”出现在《史记》中篇章的部分不一样，有的是在某一篇章的开头，通常置在篇首的后世称之为太史公的序，有的放在某一个篇章的结尾处，撰个“太史公曰”，后世通常称之为太史公的“赞”。“序”和“赞”合起来就是司马迁集中发表评论的地方。有心的读者在读《史记》的时候，凡是看到“太史公曰”四个字，就要留意这是司马迁集中发表评论的地方，这种评论是司马迁史学观念、政治观念、社会观念的一个集中表达。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讲《苏秦列传》。司马迁讲到苏秦这个人是凭自己的本事来建功于当世的。他说苏秦擅长于权变，可是后来因为不得好死，名义上在齐闵王手下做大臣，实际上他是燕昭王派到齐国去的一个高级卧底。中国古代的第一成功间谍就是苏秦，当然后来由于燕国发动了对齐国的军事进攻，苏秦的间谍身份暴露，齐闵王在气急败坏之下把他给车裂了。另外因为他的为人有所谓的不讲信用这一条，其实不讲信用，完全是为了服务他的间谍使命。天下人一直在笑话这个人，就不愿意讲他的学术。其实有的人暗中学的是他的纵横游说之术，但是不愿意讲，觉得一讲跟着苏秦学做学问，好像很丢人。可是太史公说“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说苏秦是从民间起来的，凭自己的本事联合六国搞合纵抗秦活动扬名于世，他有过人之智谋。司马迁本人是个有才气的人，司马迁本人也就喜欢有本事的人，所以他说，别人都在骂苏秦，所以我要给苏秦立个传，我记载他的事情，记载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我要“毋令独蒙恶声焉”，不要让他独独地遭受后人的辱骂。

如果讲到这儿大家感觉还不过瘾的话，我给大家举出司马迁在“太史公曰”里面让我一直感佩的不得了的一段议论，这段议论见于《蒙恬列传》。蒙恬何许人呢？秦朝大将。秦始皇当年统一六国的时候，蒙恬已经参加了统一六国之战，他为秦的统一是立有大功的。在秦统一之后，他又奉秦始皇的命令做了一系列的大事：领兵三十万北阻匈奴，把匈奴从河套地区赶走；不仅打过了黄河，他又领兵继续北进，控制了阴山脚下的一片领土，把秦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了阴山一线，在高阙一线设置防线；随后他组织了兴修长城的巨大国防工程，并且还兴建了一条从关中一直向北直通北方军事重镇（今包头）、沿途七百公里的高规格国防直道。他在北部全力主持对匈奴的战争和对匈奴的防御。随后多年来，他一直领兵驻守在北部边防地区，他的司令部就设在现在的榆林一带。别人在天下统一之后都在秦都咸阳享受富贵荣华的生活，这位领兵打仗长期驻守北部边防。他是秦朝军事的中流砥柱，就这么一个人物，他的后果落了个什么下场呢？

秦始皇在巡视途中病死于沙丘，在秦始皇死前，他做了个身后的人事安排，让长子扶苏返回咸阳主持丧事，这也就是让长子扶苏做接班人的一种表示。长子扶苏当时就在蒙恬的军中做监军。没想到，这个诏书被赵高扣押，这就是秦始皇死后赵高恶意发起的宫廷政变，他利用自己执掌玺印、下发皇帝文书的职权，扣押了这封诏书没有发送出去。秦始皇驾崩之后，赵高分别找了随行的丞相李斯和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他劝这两位跟他合作，具体的方式就是篡改秦始皇的诏书，改为让胡亥继位做二世皇帝，并对长子扶苏和蒙恬做了一个迫令他们自杀的文书的表示。胡亥和李斯一开始都还坚持原则不同意，后来两个人各自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和赵高合作了。于是，秦始皇死后，这个诏书被篡改。

西安秦始皇雕像

赵高派了一个使者带着篡改之后的诏书到了蒙恬的军营，把诏书交给蒙恬。其实蒙恬这会儿驻防北方手握30万雄兵，如果蒙恬不奉诏起兵反叛的话，我想没人能对付得了，但是很遗憾，这位蒙恬也是愚忠的人物，他忠于秦始皇，也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既然皇帝给了我这么一个诏书，让我自杀，那我就自杀吧，可是内心也有所不甘。《史记·蒙恬列传》描述“蒙恬喟然叹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一声浩叹。他都不敢声讨一下，老子立了这么大功你凭什么杀我，他只敢说 “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但是他发出这声感叹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接话。蒙恬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回答，他说我蒙恬想明白了，我蒙恬确实有罪该当死之处。罪该当死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主持兴建万里长城，这一条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蔓延了一万余里，在这么长的路段上修长城，难道能够避免破坏地脉吗？中国古代的风水观念认为这个地理是不可以破坏的。这意思我给国家主持兴建万里长城，不定在哪一段可能就破坏地脉了，破坏地脉了那我就罪该当死了，所以他就服毒自杀了。

蒙恬死了，这个故事就完了吗？不，司马迁接着是“太史公曰”，要针对着蒙恬发评论，这个评论是对蒙恬认为他罪该当死的理由的一个反驳。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说我曾经到过北部边境，从直道回到关中，一路之上看到了蒙恬主持为秦所修的长城屏障，也看到了他主持修建的直道，这直道的修建过程中，遇到山把山给劈了，遇到谷就把它给垫起来，这根本不把衣食百姓当回事儿。如果稍微把衣食百姓当回事儿的人，都无法主持完成这两大国防工程。秦朝刚灭六国，天下初定，人心未定，经受战争创伤的人伤口未曾愈合，在那个时候，你蒙恬作为秦朝的名将，不向皇帝进谏急百姓之所急，养老存孤，让百姓休养生息，你却讨好皇帝，皇帝要干什么你就帮着他干什么，你们这么做，你们兄弟（蒙恬和其弟蒙毅）被杀不是应该的吗？你为什么要怪罪于你破坏了地脉呢？

大家来看，司马迁这话多厉害！蒙恬死以前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可是司马迁说你在地下你得听明白了，我要批判你，你确实罪该当死，但不是你说的那个理由。你那个理由不成立，你最大的恶行在你只顾讨好皇帝，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你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却干了。

司马迁这个评论的感情之浓烈，不仅仅要让地下的蒙恬无地自容，更重要的是警告后世。其实秦始皇的北伐匈奴和汉武帝的北伐匈奴有着某种共同之处，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征伐的胜利。如果要从国家利益来讲，他们给国家开疆拓土，是应该给予肯定。可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来说，生活在秦始皇、汉武帝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那是真倒霉了。所以就看这个评论，司马迁的立场真的不是站在朝廷的立场，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更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本人对汉武帝的大规模征伐也是不同意的，他不能公开批判，可是在这里边，他借着批蒙恬、批秦始皇的北伐匈奴，委婉地批汉武帝的北伐匈奴。

其实还可以再深想一层，后世的读史者如果有的是国家的朝廷大臣，读到这一段是不是应该突然有所警醒：我好歹也是国家大臣，我做事儿就应该为国家考虑，为民众考虑，不应该只迎合皇帝一人的需求。皇帝让我干什么我得想这么做会不会迫害了老百姓。如果对百姓不好了，后世会不会也有个司马迁这样的史官在历史上指着我的鼻子骂呢？

你说一个历史学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吗？而司马迁他就喜欢管，他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管，但是他用历史评论来表达自己的好恶。

从司马迁的评论中还可以看到他的一种人生价值观，他特别褒奖忍辱负重，忍辱偷生之义。一讲到古代的士人观念，大家往往只想到了“舍生取义”，“士不能受辱”，就好像自杀就保持了自己的节操，可是你看太史公的评论不是这样的。

先讲第一个评论，来自《史记·伍子胥列传》。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司马迁说假设说当年的伍子胥跟着他的父亲伍奢一块去死了，这和一个蝼蚁之死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这么说，这里面有个背景。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做过楚国大臣，特别坚持原则，劝谏自己的楚王不要做不好的事儿。楚王本来给自己的太子从秦国迎娶了一个美女，结果一看这个美女漂亮，他把本来给儿子娶的儿媳妇给自己留下了，这是当年的楚王的荒唐事。伍奢当时是楚国的大臣，向皇帝劝谏，这事儿别这么做，结果得罪了国王，再加上有奸臣从中挑拨，伍奢被抓了。楚王让伍奢写书信召两个儿子回来，他两个儿子都在外地驻守，是统兵的将领。伍奢按照楚王的要求给写了一封书信，交给楚王的时候说，我那个大儿子傻乎乎的听我的话，他一定回来，我那个二儿子伍子胥可有主见了，他一定不回来。伍奢也知道，父子都回来，肯定没有好处。最后伍子胥果然接到他父亲的书信坚决不回来，据城自守，后来战败，最后逃到了吴国，再后来借着吴国的军事力量返攻郢都，打败了楚国。当时的那个楚王已经死了，于是伍子胥掘墓鞭尸，因为他父亲、他兄长、他们全家都被楚王给灭族了。这就是背景故事。

杭州伍公庙

司马迁说如果让伍子胥跟着自己的父亲一样那么死了，与蝼蚁无异。“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弃小义”就是儿子要听父亲的话，“雪大耻”，雪的是家族被灭族的大耻，悲壮啊！假设说伍子胥当时“受困于江上”，因为他在逃亡的途中，他都没有地方吃饭，沿途讨饭过日子。他在那个时候尽管如此困难，他的本人志向岂曾有一片刻间忘记了向楚国都城复仇呢？因为心里怀着要向楚国复仇的这种愿望，所以多少倒霉的事儿都能忍受，不能自杀，所以最后才会成就了自己的功名。他说如果不是一个烈丈夫，谁能做到这样？他用“烈丈夫”而不是“大丈夫”来褒奖伍子胥。

还有《季布列传》中的一个评论。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划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趋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列传》 

季布是楚汉之争中项羽部下的一位勇将，曾经几次在战场上率军追赶刘邦，让刘邦陷在困苦境地，所以刘邦一获胜之后，他下了个命令，全国悬赏抓拿季布，但是季布为了逃避被杀，就流亡到民间，改名换姓，做奴仆，也不死。最后在汉文帝的时期，他成为天下名将。他赞赏像季布这样的人，因为自负有才，一时的困苦要忍受下来，选择不死。我觉得，读《史记》有些场合是需要结合司马迁本人的身世感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到：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汉书》卷六二《司马迁列传》载《报任安书》

人这辈子怎么着都有一死，有的死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用法不一样而已。社会上卑贱奴仆、婢女都有可能选择自杀，我知道这个道理，可是我就是不死，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在我的事儿没做完的时候，我没有资格自杀。所以，我选择的是隐忍苟活，什么屈辱我都承受，即使有人把我给塞到大粪堆里边去，我也不抗议。这样只要我能够活下来，我的书能够流传于后世。我这番人生观的说辞，我只能给有智慧的人说，我没有办法对俗人说清楚。等到一生结束的时候，再看一下，到那会，这个人，这一辈子的历史定评才会出现。所以让我很有感慨，司马迁即是一个率真的人，又是一个浪漫的人，同时又是有着强烈的节操的人，这种节操并不表现为受辱就死，而表现为受辱而不死。大家如果明白了司马迁这个自我的定位，你再去想他为什么对季布的不死那么推崇，为什么对伍子胥的不死也那样推崇，这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所以我说，读《史记》你要懂司马迁，要不然他有些评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说。但是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喝一杯酒了。

司马迁写史是以人物为中心而展开的，《史记》的人物传记大多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个人魅力，有的可以被视为短篇历史小说。简单来说，《史记》对项羽的形象塑造最有代表性。

《史记》的很多篇章非常精彩，我们再来看《廉颇蔺相如列传》，那里讲人心讲人性，描写了蔺相如的书生意气、外交才干、特别是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忍辱负重的大政治家气度；也写了廉颇的武勇刚强、寻衅闹事、知过则改。以“负荆请罪”为高潮的“将相和”，情节起伏曲折，过程扣人心弦，文字张弛有度，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历史学家笔下有这么好的文字的真是不多。《廉颇蔺相如列传》稍微一改造，就是现在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将相和》，格局没变，内容基本是司马迁给奠定出来的。

我自己读《史记》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司马迁写人写得很好，他的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完美，动人心弦，为什么？他叙事的“现场感”、“细节描述”与“代为传神”之谜都令人佩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内心活动，乃至于历史人物之间的隐秘对话等，司马迁似乎可以无所不知。似乎司马迁是个穿越式的人物，那些远远生活在他之前很多年代的历史人物在对话的时候，他好像就藏在人家旁边记录，所以他才会写得那样的细致入微，那样的栩栩如生，你不信都不成。这就是司马迁写人的高明之处。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魏公子列传》写得棒极了，我极力推荐。其中写信陵君宴请侯嬴的一段文字就非常传神。司马迁先写“公子置酒大会宾客”，然后亲自去接侯生，侯生却要枉道去看朱亥，接着写：

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睨，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座，遍赞宾客，宾客皆惊。

战国四公子之首魏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在自己家里摆下了酒宴，请了一批贵客来，等这些嘉宾都入座之后，他告诉大家要出去迎接一位贵客。这位贵客是谁呢？侯赢。侯赢什么身份呢？70岁的一个糟老头子，平民百姓一个，没有生活来源保证，还要在魏国的都城大梁城的东门做一个守门吏。因为魏公子是有知人之明的，他知道侯赢是真正有本事的人，所以他亲自坐车过去请。那么换一般的人觉得魏国第一大公子来接我，我这个老头子得深感荣幸，而人家侯赢自重身份，看到信陵君来了，说你要接我，平常我也没个交通工具，借着你有个车，拉我去看我一个好朋友朱亥吧。朱亥是市井里边的一个屠夫。然后公子说那好，您请上车，我送您过去。这段文字精彩之极，现场记录感很强，细节写得非常到位。为了说明这一段，我借用现代传播学的镜头切换来读这段文字，会越读越有味道。

公子让人驾着车到了市井之中，侯先生下车去见他的老朋友朱亥，故意和他的老朋友朱亥说话，同时用眼睛的余光微察公子。其实这个侯赢老先生不见得和他老朋友有什么要紧事儿要说，他原本是要考察一下公子，是真诚的还是做秀。所以他站在那儿故意磨时间， “睥睨故久立与其客与”。“公子颜色愈和”这句话，镜头扫描到魏公子脸上，是个特写镜头，脸色没有变化，非常淡定。“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这里镜头转移了，转到了魏公子家里去了，满屋子达官贵人在家里等着，这位大公子在市井之中就老老实实地等着，脸上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 “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镜头又切回了市井之中，先照在市人的身上，市人一看大人物来了，那个公子自己就牵着马笼头，人们都来瞧热闹。再一转，镜头转到了魏公子的随从身上，司马迁不仅镜头瞄准这些人，而且说他们心中都在暗自地骂侯先生，说我们主人来请你，你这个老东西太不识相了。

现在镜头又切换到侯先生身上了，侯先生一看公子的脸色始终不变，没表现出不耐烦，经受住考验了，所以“谢客就车”，说咱们以后再聊，上车走人。再一个镜头，“至家”，回家了，镜头送着车辆一路回去。到家再说到家的安排。公子请侯先生坐在了上座，然后把其他到场的贵宾分别一一地介绍给侯赢先生。 “宾客皆惊”四个字，这些人自以为我都是个人物的人被晾了一个小时等着这位尊客，结果只接了一个糟老头子。这个“宾客皆惊”跟谁作对照？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对照的，譬如说“公子颜色愈和”，譬如说“其从骑皆窃骂侯生”，经过这样的比较，显现出了魏公子的可敬可爱，是真正所谓尊重贤者、思贤若渴，不是做秀的。这段文字，就这么几十个字，仔细地读，不得不佩服司马迁那种传神的描述。这里面有多少细节，有多少现场，有人物面部表情，还有人物的性格描述、内心活动。司马迁写人真是棒极了！

我们再看《项羽本纪》：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项羽兵败垓下，自知大局已定，晚上也睡不着觉，听到四面楚歌声，就在帐中喝酒。陪伴他几年的虞美人也出来和他一起喝酒。项王在这会儿悲歌慷慨，做了一首诗，就是《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四句话，最精彩的核心，在最后一句话，虞兮啊虞兮，你让我怎么安顿。英雄末路，江山已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儿，他感慨的不是说，我这么一个英雄怎么让刘邦这个小子夺了天下而是感叹“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一下，就把项羽在英雄末路之时的儿女情长唱出来了。虞美人还陪着他和唱。

我们接着说，项羽所写的《垓下歌》是项羽本人写的吗？这个问题不是我问出来的，清代有位文学家叫周亮工，他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垓下那是何等的时候！不多久，虞姬也死了，江东子弟也散了，项羽匹马逃亡，最后深陷大泽死了。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余暇来做这样的歌诗吗？即便是他做了，又有谁听说了，谁记载了呢？因为项羽后来死了，虞美人也死了，他的警卫员后来逃散了，也不见得记载下来。所以他说“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个事儿不管有没有，我推测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用自己的神来之笔补出一个造化。说白了，他认为这首诗歌不应该是项羽做的，而很可能是司马迁做的。如果是，我们同意这个说法是司马迁代做，但是也要知道，一定是司马迁用自己的全部人生激情与才华猜测身当此处的项羽，他认为以项羽的英雄性格应该有此一作。

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有个行内的规矩，要写东西，引用材料的时候，先得考据这个材料可信不可信，不可信的叫史料批判，先批判了觉得可信的，你才可以引用，这是我们的行规。如果都用这种行规来引用《史记》就麻烦了。我举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司马迁笔下的很多事儿、很多文字都带有这种性质，你要是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谁也回答不了。可是这么多精彩之笔，你都不敢用了，说这个史料来源可疑我不敢用，那《史记》就完了。所以，我说的是，读《史记》你得知道《史记》的特点，司马迁是个爱才之人，他很多记载就带有这种特色，他根据他听说的，经过了自己的艺术加工记载下来。你不能傻乎乎的用书呆子式的观念去要求司马迁笔下的每一个史料来源都要明明白白。所以我现在写项羽，我坦然地把《垓下歌》作为项羽的绝笔用来描述项羽的心情，作为他的心理世界的分析，因为我相信，即便是司马迁代作，它也是符合项羽人物的一个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