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2018年2月原载于阵亡小号“非常思想”
晚清同光年间的政坛名家如云，人才辈出，大都是督抚一级的名臣。而官阶只有正六品的小官吴可读，却因光绪五年的尸谏而闻名天下。
吴可读是兰州人，祖上籍隶浙江，明初徙居甘肃。史书上说他年少“性颖悟，善诗文”，下笔千言，常能一挥而就，颇有才气。道光十五年考取了举人，同年进京会试却未中，于是留在京城复习，准备搏取下一年的大考。
那个时代因为交通不便，从边远省份进京要花很长时间。很多落第文人为了节省时间和路费，往往客居京城“复课”，以图来年再战。他们寄寓京城大致有几个去处，一是旅店；二是各地驻京的会馆，如湖广会馆，可为本乡学子提供免费的住宿；三是庙观，也是非常低廉而清净的地方。唯有吴可读独辟蹊径，至情至性颇有浪漫情怀，为了八大胡同一个叫做翠花的姑娘动了真情，住到了陕西巷的花房里。
吴可读的同乡不忍看他埋没在温柔乡里耽误功名，由其乡试的座师出面规劝，希望他斩断情丝，敢于抵制封建糟粕的诱惑，继续革命。吴可读心虽不甘，但碍于老师和同年的情面，搬到了关中会馆所在的九天庙，准备苦读。无奈心中恋情炽热难抑，有心斩情丝，无意抽慧剑，住了三天，终于熬不过对翠花的思念，拔腿逃回了八大胡同。
然而包养姑娘和打仗一样，要靠经济基础。八大胡同是销金窟，没有殷实的家境是住不起的。等到囊中羞涩，连饭食银子都拿不出来的时候，妈咪和翠花的脸色便很不好看了。不仅美人养不起，连自己的生活都无处着落。吴可读只好向同乡告帮。老乡们答应救急，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搬离翠花的闺房，回到九天庙用功。吴可读再无条件可讲，终于和美人告别，回到了关中会馆。
这件事在京城的文人圈子一时传为笑谈，更有人给吴可读起了一个不雅的雅号：吴大嫖。此前正值京剧名家余三胜被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请去做掌班，有人做了一个上联：余三胜重兴四喜班，一时竟无人对出下联。吴可读的韵事一出，便有人续了一个绝对：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吴大嫖从此名振京师。
光阴荏苒，吴大嫖“京漂”了八年，还是未能及第，便以大挑举人的身份被派回甘肃办学。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三十年，吴可读才再次赴京赶考，终于中了进士，获授刑部主事，不久升迁为员外郎，后又调吏部任职，并于咸丰十三年获升为都察院河南道御史。御史即言官，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和中纪委的干部，肩负监督官员，劝谏君王的责任，有弹劾建言的特权，品格清高，是历代知识分子入仕的崇高理想。
吴大嫖不负监察御史的使命，为人清正敢言，嫉恶如仇，能守正却不失开明。他曾上疏咸丰帝在接受外国使节朝见时不必固执三跪九叩的旧习，当顺应国际通行的惯例。同治年间，吴可读上疏纠弹畏敌避战，却在甘肃枉杀良民冒功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成禄死有余辜，而朝廷则有意宽宥，把刑部拟的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也就是从死刑改成了死缓。吴可读则坚守不退，在奏折里放出豪言，“请陛下先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被亲政不久，尚在青春逆反期的同治皇帝曲解为欺其年幼，必欲杀之而后快。
按照大清律例，要杀正五品的御史，必须由号称“三法司”的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的十三位正副堂官全部会签才能通过。会签当天，十二位大佬都陆续署名，眼看吴大嫖的性命不保，但在最后一位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那里卡了壳。王抗旨不遵，坚定认为吴大嫖罪不致死，不能枉法媚君。就是这位最高法院王副院长一点点“依法治国”的精神，救了吴大嫖一命。而皇帝竟然对一个副部级官员无可奈何，“政令不出中南海”，不得不收回成命，只把吴可读连降三级了事。吴可读于是回到故乡兰州，受到左宗棠的扶持，主持著名的兰山书院，专心育人。
同治十三年，年轻的皇帝因为和吴大嫖当年一样的嗜好，染上了梅毒而暴毙。本来退居二线的老佛爷不得不再度垂帘，赦免并起用之前戴罪的官员。年过六旬的吴可读骑骡进京，再任正六品的吏部主事。
慈禧太后没有为穆宗立嗣，而是抱养了自己亲妹妹和醇王奕譞的儿子，与穆宗平辈的堂兄弟载湉即位，是为光绪皇帝。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能以太后的名义垂帘掌权，而如果为穆宗找一个子辈继承大统，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她将无法问政。
但是这样做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帝系由文宗奕詝转到了醇王奕譞一系。而新君因为与现在的皇室不是直系血亲，未来大权在握的时候，很自然的会偏向自己直系一脉。这样的安排会在原来的皇室和新君两个体系之间就会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其结果轻则祸乱朝政，重则骨肉相残甚至内战，无论如何都不是国家和百姓之福。明世宗一朝的“大礼议”，就是前车之鉴。
慈禧做主以旁系继承大统之后，理应在这个问题上及时有所安排，以避免可能的政治危机。但是直到穆宗宾天后五年，她对此事一直未有明确的交代。光绪五年，穆宗（同治皇帝）在河北遵化东陵的惠陵大葬，此时的吴可读已经六十八岁，却又发了蛮劲，决心利用这个时机向慈禧建言，为穆宗立嗣做一番奋争。
作为一个曾经犯过错误的改造干部，在这桩大事上如果触怒了慈禧，招致杀身灭族的大祸是指顾间的事情。因此吴可读事先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自古大臣向君主进谏的极致就是死谏，就是以生命作为代价。这种方式往往是在多次诤谏无效，或明知会触犯天颜的情况下使用，是古代士大夫履行天职，报答君父的最高境界。
安葬了原要杀他的穆宗之后，吴可读没有跟着其他人回京，而是在半路蓟州（今天津蓟州区）的一座叫三义庙的道观住了下来。时值农历三月，窗外依然寒风呼啸。禅房里一灯如豆，吴可读灯下奋笔疾书，给慈禧太后和朝廷写了一个奏折，主旨就是要求慈禧明确一件事，将来光绪皇帝有了继承人，必须改认同治皇帝为父，也就是过继给穆宗为子，这样就可避免帝系的转移，消弭由此产生的政治危机。要维持大清朝万世基业不倒，这是作为忠臣所不能不争的大义。
写好了奏折，又安排了后事，吴可读在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然后自缢，没想到绳子不争气，断掉了。他又喝下预备好的毒药，才躺在床上衣冠整齐地死去。巧合的是，同一日北京的天空竟然飘起了雪花，按照中国的老观念，这是有奇冤的天象。
消息传到京里，群情悲愤，特别是那一班清流，更是感于吴可读的慷慨赴死，在其南横街的故宅建祠，公开设祭。好在慈禧太后能够顺应舆情，降旨明确了未来光绪皇帝所生的继承人要认穆宗为父，“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 这也就是吴可读以死相争的目的所在。
吴可读死后哀荣极盛，慈禧太后给了他八字评语：“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并追赠正五品官衔，恢复了他被穆宗革职以前的级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处级干部。当然还有公论，翰林院编修黄贻楫的一幅挽联可为代表：“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 综合了最高当局和民间对他的最高评价。吴大嫖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了。
吴可读本人也是诗才，他临终前在蓟州三义庙所做的绝命诗，虽然并无华丽词句，但是诗意高远，气韵贯通，道尽了皇权时代一个骨鲠之士的忧愤和落寞，仍不失为上品。特录此诗于后，与大家共鉴：
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
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非常评论：
如果不以先入为主的态度而深入历史的真相中去，你会有很多毁三观的发现。站在我们自幼学到的历史角度来讲，专制时代的皇帝是可以予取予求的，有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至上权威。但是从吴大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过去的皇帝也并不是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的。一个最高法副院长的抵制，就可以让皇帝忍气吞声，不能任性独断，说明当时的君权仍然要受相当程度的制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王副院长，之所以敢在醇王以下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边倒的情况下，置个人的顶戴和前途于不顾，为了一个芝麻官儿的性命抗争，除了其可贵的风骨之外，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和当政者较高的政治道德底线，是这种风骨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便是事实上的皇帝慈禧太后，必要时也要顺从士大夫和知识阶层的公意，不敢随便以“妄议”的罪名钳制言路。
古人的胸襟，并没有那么狭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