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21年2月原载于阵亡号“非常思想”，后在此号发表受阻。今天对几处敏感点做了一点“处理”，希望能顺利过关。
去年底，哥们儿从帝都来，特意带了一本新书给我。看中此书的原因主要是作者算是我们的中学学长，也是家乡走出来的一位名人。对三十一年前那件大事比较熟悉的人，大抵知道作者的名字：李录。
往事不堪回首。遥想当年一个艳阳当空的下午，笔者正躺在方碑旁一块草地上假寐，忽然被一阵高调的音乐和欢呼声吵醒。一问，说是李正和女友举行“广--场 上的婚礼”，令我颇为艳羡了一阵。
几年前，金融圈盛传李录是巴菲特未来的接班人。虽然此后并无实证，但他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知名投资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听说这位老兄其实是查理芒格的好友兼合作伙伴，也是颇令校友们仰视的成就了。
书的装帧和印刷非常精良，兼具不俗的艺术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书名：《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将文明，现代化与投资结合起来，或者说在文明和现代化的大语境之下探讨中国的投资，绝对是一种“更上一层楼”的视野和洞察。笔者研习文史和中国现代化多年，自然立即感受到书名背后所蕴含的强大势能。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篇的主题是“文明、现代化与中国”，主要探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以及在此宏观语境之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第二篇题为“价值投资与理性思考”，则是作者在投资领域修炼多年的专业之谈。
在第二篇中，作者阐述了纯正的价值投资理念，不愧是巴菲特和芒格的正宗亲传。特别是对从格雷厄姆传承下来的四个投资“大道”，作者都有极深刻的体验和成功的实践。字里行间不时有钻石一般的光辉闪现，对志在金融投资的后进来说，是可以淘金的山谷。美中不足的是，这一篇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在中美两地重要场合的演讲。受限于议程，演讲者自然无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难免给读者难以尽兴的感觉。在后续版本中，如果能加重学术方面的分量，再详述几则过往经典的投资案例，比如比亚迪，一定会有更加理想的效果。
笔者的专业虽然是金融和管理，但细分“能力圈”并不允许本人对投资学更多置喙，因此这里我仅分享一些对第一部分，关于“文明、现代化与中国”的感想。
从全书来说，这一部分才是重头戏。篇幅虽然只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但同时起到了对第二篇专业部分的指引作用。第二部分中也大量引用和重复了第一部分的观点。可以看出，作者一定对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从内容看，作者对文明和现代化主题做过苦心的研究，涉猎较广，思考甚深，形成了很多独特的思想火花，对同路人具有相当的启发和参考性。然而，就思想价值和学术质量来说，这一部分远不如第二篇的水平。
可以看出，作者为此阅读和借鉴了大量前人的成果，但可能因为“隔行”的原因，在历史的研究手法上，对文史资料的理解和运用上，明显偏“业余”。虽然时有突发奇想，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尚属于顿悟型的灵机一动，所想所谈往往局限于比较狭窄的范畴，缺乏深厚、系统的史学理论的支撑。以下笔者将分作几个角度来谈。
一、立论基础狭窄
作者在阐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时，采用了近年所谓“新史学”的出发点，即利用现代科技领域的新发现来重新审视和解读历史发展。最著名的莫过于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这类学者往往喜从客观的物质环境角度，用量化的指标来诠释历史，比如戴蒙德的“环境决定论”和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
这类学说从不同的侧面提供了理解人类历史的更多可能性，使得对历史的描述和研究更加丰满和全面。相对而言，鼓励标新立异历来是西方学界的传统，后辈学者也不屑于背诵前人的老调。另外，现代史学研究也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子目越来越细分，分支越来越多。这些都会促进某一学科的进步。所以，出现戴蒙德和莫里斯这样的理论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刻意的细分和求新，也会有负面效应，走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歧途。比如戴蒙德在其名著中的两段经典论述：
“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于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病人的最可怕的细菌。”
“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和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病菌在美洲的确消灭了大批土著，但是戴蒙德显然认为在征服美洲的进程中，细小微生物比欧洲的大炮和行政组织更加关键。甚至在历史上的战争中，胜利的主宰也“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病人的最可怕的细菌。”
我没有看到是什么样的统计结果来支持“常常”这个结论。以笔者尚可的战史知识，也没有看到这种“常常”。这样的结论明显缺乏符合史实的立足点，多少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因此漏洞也是很明显的。如果没有病菌，难道欧洲的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还不足以征服刀耕火种的印第安部落吗？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甲午战争中的欧洲小徒弟日本，靠什么打败了比美洲土著先进庞大的大清呢？起码不是病菌。
笔者始终认为，将这类“偏门”的观点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角度，为历史结论起到补遗纠偏的作用，是很有价值的。但若将一个角度的分枝，当作历史大树的主干，甚至欲借此推翻前人几十代皓首穷经的研究结论，以为从此可以另立山头开宗立派，显然是很幼稚的想法。
作者在“文明，现代化与中国”这一部分中，开篇就将戴蒙德的“环境决定论”作为立论的起点，大量采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和莫里斯《文明的度量》中的理论和叙事风格，甚至将两人的三部著作列为书后推荐书单的前三名，可见作者对所谓“新史学”的推崇。
因此，书中对传统研究的引用明显少于这类“新史学”的成果，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作者推荐的书单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比例。出自正统文史学者的、全景式的历史教科书很少，更多的是戴蒙德式的来自于某细分领域的跨界研究。就文明和中国现代化的主题而言，笔者认为书中推荐的书单是远远不够的，起码还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学者的成果：马克斯﹒韦伯，费正清，道格拉斯﹒诺斯，戴维﹒兰德斯，郭嵩焘，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蒋廷黻，袁伟时，秦晖，茅海建，张宏杰等。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将立论的出发点放在一个看起来很新奇的枝干之上，而对巨大挺拔的主干视而不见。奇则奇之，然而视野难免狭窄，形成所谓的隧道视角(Tunnel Vision)。
二、新瓶装老酒
作者在书中引用和发明了不少新的观点，比如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和作者对人类历史阶段的新提法。如果把它们和传统的历史结论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新发现”其实不过是给老先生换套新衣服而已。
譬如传统史学对各国历史发展的衡量尺度是GDP。而莫里斯独辟蹊径使用四个新指标，即人类摄入的能量，社会组织能力，信息技术和战争动员的能力。其中最新奇的发明是卡路里为单位的摄入或使用的能量。然而仔细研究对比后可以发现，这种提法不过是另一个角度的描述而已，其结论与传统的GDP衡量结果是一致的，并非颠覆性的新发现。这就如同来到卢浮宫，大多数人是从正面欣赏维纳斯的，而有一个人绕到背后去观察维纳斯的屁股。虽然角度不同，看到的部位不同，但观察的对象总是一个。你看到了背面，并不能得出比正面更漂亮的结论。
事实上，用GDP来衡量发展水平要比更加全面和稳定，具有更强的通用性和可比性，不会因个别指标的不同而失效。而“摄入能量”则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当代西欧的青年一代盛行吃素，每天摄入的卡路里恐怕要比俄罗斯人低得多，按照莫里斯的理论，是否可以推论西欧社会的发展将落后于北极熊呢？
进一步思考，二战前的纳粹德国在上述四个指标上都具有相当领先的地位，其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何呢？除了吃和技术以外，人类在哲学、艺术、道德方面的伟大成就对社会发展没有影响吗？其投入和产出又如何衡量呢？
作者对人类发展阶段的新提法，即所谓1.0采集与狩猎文明，2.0农牧业文明和3.0科技文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与传统理念比较大的区别在所谓的3.0阶段，即将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提法改成了“科技文明”。然而书中并没有严密的定义和逻辑来论证这种改法的必要性和先进性，也无法回答由此产生的一些反思，比如难道“3.0科技文明”之前的农业文明时代就没有科技吗？据李约瑟的说法，中世纪中国的科技水平大大领先于欧洲，这部分算不算科技文明呢？
作者的这种提法，显然没有分清楚古代科技与现代科技的本质区别，且隐然将“农牧业”与“科技”相对立起来，稍通逻辑和历史的人，一眼即能发现其中的错误。事实上，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提法是更加准确的，起码与“农牧业”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混乱。既然2.0仍然定义为“农牧业文明”，那么新时代名之以“工业”，才是顺理成章的。“科技”是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主要动力之一，近现代工业是其外在表现，也是与前代文明最显著的差别。“科技”与“工业”的概念并不相斥，最多也就是“维纳斯的屁股”而已，并不比“工业”具备更全面和更高级的内涵，还搞乱了与2.0概念的外延，在笔者看来，完全是不必要的新发明。
三、科学论证不足
作者对文明史显然做过长久的思索，书中不乏一些新的概念和论断，都是非常难得的尝试。但可惜的是作者往往只是直接使用而没有给出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
比如在该书第77页，作者创造了低端政权和高端政权的名词。作为政治学范畴的新概念，却没有给出一个严密的定义。究竟低端和高端的区别在哪里？以什么为划分标准？不给出精确的定义，读者就无法领略这种新概念的意义。
在同一页中，作者论断：“中国的轴心时代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创新—科举制的诞生”。所谓轴心时代是指思想大爆发的春秋战国时代，距离科举制度诞生的隋朝相差至少800年。那么到底是哪位先哲的什么思想“直接”导致了科举制的诞生呢？我没有看到答案。而这么伟大的创新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汉”诞生，而是在短命的弱隋萌芽呢？
此外，作者在第90页用红字突出了全书最重要的论断之一，即“人类就本性而言情感上追求结果平等，理性上追求机会平等。对结果平等的追求是的人类文明的任何进步都会最终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建立了提供机会平等制度的社会都会繁荣进步，长治久安”。这一段话非常的精炼，颇有科学定理的气势。但是作者完全没有给出论据和论证过程，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学术价值。反正我是看得云山雾罩，想不出这种推断的依据和能够佐证的史实是什么。
类似的不证而论还有诸如“两个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一曰自由市场经济，二曰中国科举制。将科举制奉为中国第一，人类第二的伟大创新，亦缺乏应有的科学论证。要证明这么宏大的主题，笔者自认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基本的史实却不得不让人思考：既然科举制如此伟大，为什么大清要废除之呢？
四、对基本史观和史料存在误解
由于作者将“新史学”作为立论基础，因此在一些最基本的史学观点上明显缺乏“常识”。在很多举世公认的结论上，表现出不应该有的“无知”。
作者在第41页中说，对近代以来东方衰落和西方领先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共识。” 这样的判断就很成问题。因为虽然持续有新的发现和观点，但是学界并非没有一点共识。在过去一百年当中，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形成过很多共识。
比如出现在作者推荐书单里的《文明》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作者尼尔﹒弗格森将西方领先的原因总结为六个“杀手锏”：竞争，科学技术，私有产权，现代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这其中有争议，也有共识。比如“现代医药”我认为应该归在“科学技术”里面，而没有必要独立出来。关于“工作伦理”也有很多不同见解。而“竞争”，“科技”和“私有产权”这三项则基本是获得普遍认可的。并非如作者所说的那么不可知。作者自己总结的终极答案是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与弗格森的“私有产权”和“科学技术”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同样，作者在赞颂科举制的时候，将其誉为“靠智力和管理水平分配政治权力”（第90页）的创新，更是比较浅表的理解。科举的本质是秦汉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皇权对传统分封制的反动和替代。在贵族阶层被消灭，统治架构重回秦朝中央集权即所谓郡县制的大前提下，科举是统治者维持政体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通俗点说就是隋朝的开国老大要吸取前朝的教训，既不信任同姓的兄弟子侄，更不信任拜把子的异姓勋臣。但是总不能自己当光杆司令吧？于是采用“学而优则仕”来吸引平民知识分子给自己卖命，做各级官僚治理天下。
但是，如果以为科举是皇帝为了获得更高智力和管理水平的人才，那可就想多了。秦朝郡县制的官吏难道不是靠智力和管理水平考核的吗？事实上，分封制下的官吏能力并不差，特别是开国一代往往人才济济。分封的诸王基本上是久经沙场独当一面的干将。此外，这些诸侯在自己的辖区内也是靠从民间选拔起来的官吏治理社会，标准当然会以智力和管理水平为主。
所以，建立科举是废除分封制的必然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初心就是怕分封的诸候太强了，而不是嫌他们太笨了。本意在皇位的安全，转而提拔那些一门心思做官，不敢有什么更高追求的弱鸡草根。这完全是出于皇帝的私心，哪里是从智力和水平出发的天下为公？
此外，把中国的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分配权力”，也大可商榷。分封制下，诸候王还是享有相当自治权的，比如王位可以传于后代，有的甚至可以豢养私人军队。而中央集权制下，皇帝是天下持股百分之百的唯一大股东。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除了清朝末期走投无路了以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从皇帝那里分得权力。皇帝连名字，用具，服饰，颜色都是专属的，任何人不得擅用，遑论权力？
科举选拔上来的官员既不是民意代表，也无选举别人的权力。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就是代君御民，是皇帝将权力暂时出借给你，而不是分配给你。官员的权力无权转授下一代，死了要缴回。官员也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说白了就是一个工具，除了贪腐之外没有任何特权。
什么才是政治权力？鉴于该词的敏感度，笔者就不展开了，但是有句源自北美殖民地的名言也许能够反映其基本含义：无代表，不纳税。
因此，要讨论科举制的功过，必须先明了是对谁而言。言其功，只能说其有功于君王的大一统，而结果是将知识分子工具化，思想标准化，是中国未能走入现代化的重要根源之一，否则也不会成为清末改革最早废除的旧法。所以，言其过，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而言，科举制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功绩。
然而作者却把科举制提升为“…是助跑中国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第79页），并给出了具体的诸般好处：“…解决了作为庞大帝国的行政问题，保障了长期的和平环境，形成了大规模的贸易市场，促进了技术交换和广泛使用，发展了文化，也拥有了应对饥饿、瘟疫、外族侵略的能力…”。看到这，笔者实在有点忍俊不禁了，有生头一次看到有人为科举制总结了如此之多的丰功伟绩。可惜大部分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论疆域，隋不到四百七十万平方公里，而汉朝为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究竟哪个帝国更庞大呢？论存续时间，西、东二周长命八百多岁，西、东两汉享国祚四百余年，而始创了科举制的隋朝只活了38岁便亡于战乱，后世更没有一个超过周、汉寿命的朝代。所以，“解决了作为庞大帝国的行政问题”的观点显然是无法成立的，更遑论“保障了长期的和平环境”？
两宋和明朝，都是科举制相当发达的时期，但是终其一生都活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之下，有三个皇帝（宋朝徽、钦二帝，明朝英宗）被人家绑走做了人质，王朝均亡于异族之手。清朝自1840年后的历史更是难以启齿。这样的史实如何可以得出“拥有了应对外族侵略的能力”？相反，倒是没有科举制的汉朝多次将北方侵略者制服，宣称“虽远必诛”。施行科举制的王朝哪个还有这样的底气？
其他如“形成了大规模的贸易市场”，还“发展了文化”等等更是不知其所据为何？科举制只是一个考试而已，而且主调是“重农抑商”的儒学，如何能够助力了大规模贸易市场的形成？除了“圣人之言”之外，不知道它还发展了哪方面的文化？至于英国人模仿科举制创建近代文官制度的说法，才是史学界根本没有共识的伪命题，不过是孙中山等几个外行的信口开河，毫无史学依据。
类似的观念错误还有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第一大制度创新的说法（第90页）。如果作者仔细研读过哈耶克就应该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自发形成的秩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权利，根本不是某些人的创新。相反，后世的乌托邦和凯恩斯主义等等，才是违背天性的人为创造。
此外，一些基本概念性错误也时有出现。比如第93页中说《康熙字典》是总结了八十几万本书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首先，《康熙字典》就是一本字典而已，类似《新华字典》一样的工具书，收录了四万七千余字，但远未到百科全书的级别。它也称不上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甚至连中国最大也不够。最大的中式百科全书是《四库全书》，也不过收纳了三千四百多种，三万六千余册图书。而书中说它总结了八十几万本书，不知所指为何？
作者还在第95页中说，欧洲的“新移民为商业而离开故土，被新家园提供的巨大商业空间所吸引…”云云。这样的描述或许适用于西班牙的南美，但是起码与北美的情况完全不符。在发现美洲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移民北美的绝大部分人民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或躲避专制迫害，而不是为了什么商业利益。作者这样的提法即不符合史实，也会在研究中严重误导自己的研究。
同类型的问题还见于多处，比如“大西洋经济”的概念，限于篇幅，笔者就不再逐一列举了，最后做一个简要的总评吧：
如前文所言，作者的理论是建筑于“新史学”的基础之上，沿袭了“新史学”的历史观和研究手法。而这一派最大的问题在于，刻意强调客观环境的作用，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比如作者认为“3.0科技文明的诞生最根本原因是大西洋经济的形成…”（第95页）。而这个“大西洋经济”的形成则完全拜地理便利之赐（第96页），进而得出结论：“地理位置决定了3.0文明不能最先在东方诞生…（第100页）”
按照这样的思路，西方的崛起和现代化完全是一个幸运的偶然。而李约瑟难题则完全是个伪命题（第95页），因为中国生于东亚，注定了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儿。这种结论的另一面就是，欧洲的领先与中国的落后，无关人的责任，整个历史完全是一种宿命的巧合。所以你不比我好，我也不比你差。
不过作者也时而显示出一种前后不一的矛盾心理。比如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在叙述英国《大》《宪》《章》（第84页）和美帝建国基础时（第88页）也提到了其先进性。但是在终极结论上，作者却判定东亚大国是天生无法借鉴这种先进性的，认为只须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忽略制度而被“带入”现代化。关于这一点，笔者看到书后推荐书单中有杨小凯文集，不知道作者对小凯先生“后发劣势”的观点是如何理解的。
这样一种偏颇的历史观，完全抹杀了人的意志、精神、价值观和能动性所起的作用。而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其推动力量恰恰是人的因素，而非大自然。譬如作者浓墨重彩诠释的大西洋经济，其最深的成因就是一群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城略地急剧扩张，截断了东西方的传统商路，令欧洲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这完全是欲望和信仰的结果，是人的意志对世界的改造。
病菌和地理当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绝不是全部。定量固然重要，但对人这个复杂的情感对象来说，定性亦绝不可少。研究人的历史而将人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必定存在重大缺陷。
然而采取这样的历史观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在当下可以避免触碰某些人的敏感区，否则被禁言禁行的话，得不偿失。第二，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叫做“中体西用”的掩体，让一些“新儒家”可以心安理得地躲进去整理国故，复兴儒、法、道、墨等传统文化，以现代威权主义为人类未来共同命运提供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行文至此，笔者最大的感受是遗憾。以作者跨界东西方的经历和如此勤奋的思考，作品本应有更加深刻的发人深省。但是因为立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足，使得该书的人文价值打了不小的折扣。
本文大部分篇幅是挑毛病的，但是笔者仍然对作者的初衷和在文明与现代化方面的殚精竭虑表示尊敬。书中虽然存在不少可议之处，但亦有引发更多人思考和争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的目的更多是出于“责备贤者”之意。
精神的求索之路修远且漫长，仅以此文向同路者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