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两D的逻辑”的姊妹篇,原文也发布于四年前的川拜大选之前。时过境迁,世界较四年前已发生重大变动。但是,除了鹅屋问题之外,笔者仍然认可建国同志的主要纲领。此番重发,只对个别字词略作改动,以防触电。
具体到这次大选,如果我是美丽国人的话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川兄。为此,笔者不得不数次回答几位朋友的问询:为什么选他?
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从川个人的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首先要了解美国“两D制”的背景和底层逻辑才能得到比较透彻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两D”的逻辑》先于本文的原因。我在前文中简述了左、右两派的基本特点和主张,也说明了每一派都有物极必反的危险。而在实践中,但凡执政的一方跨过了“物极”这个临界点,开始走向负面的时候,通常就需要另一方介入纠偏并取而代之。比如在经济政策上,由于右派的自由放任主义,社会财富会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手中掌握资本优势的大机构机会更多,话语更强。民生可能会受到冷落,资本的逐利会走向失控。这个时候,人数众多却分得小份儿蛋糕的广大劳动人民就会说“不”。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里根上台后逐年上升,华尔街在1923-1933年,以及2001-2009年的右pai任期内积累了大量风险,造成两次世界级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而此时也就到了“必反”的临界点,即基本面的民意会发生逆转,整个社会需要纠偏,对手要上台了。美国历年基尼系数一览
相反,左派的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会抑制市场投资,造成经济下行,反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走向自己初心的反面。一旦达到临界点,民意也会将对手推上台,拨乱反正。英国工党1974-1979年急剧左倾的政策,导致英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创造历史记录。英国工人掀起大规模的罢工狂潮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党。民众最终选择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出山力挽狂澜。这种临界点通常是经济的,但并不限于经济。它也可能是政治上的考量,也可能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指标。肯尼迪遇刺和尼克松的下台,都与他们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出轨”有关。因此在历史的时间线上看,政权的更迭大致是被两条隐形的临界线所约束的。这两条线就是两派各自的底线。一旦触碰人家的底线,对方就会介入,扭转走向。金融学里有一个“蛇形浮动”的概念,即一国政府为了维持本币在外汇市场的稳定,会给汇率设定一个上下浮动的边界。一旦汇率达到这个临界点,央行就会出手干预,使币值向定价回归。政坛上两派相互制约,交替执政的情况基本上也符合这种机制。如下图:这个模型,不是仅仅针对美国,而是可以适用于任何共同体。区别是各自的底线的内容,以及与零轴之间的距离有所不同。因为美丽国这艘巨舰自二战之后的大航向一直偏左,到了回归的时候了。经济上,美帝一方面受到新兴经济体的挤压,导致国内产业外流,失业增加,双赤字连年高居不下,国家竞争力相对减弱;另一方面,美帝自二战以来承担了大量国际义务,都需要国内纳税人买单;国内近年又承受提高福利的压力,失血严重。简而言之,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正在慢慢侵蚀这个大国的元气。此消彼长,如果再不做出改变,美国很快就会蜕变成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如果美丽国倒下,世界将会怎样?任何企业遇到危机,无非就是两个办法:开源与节流。二者的轻重缓急有别,节流必须尽快,开源则有待时日。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因此,一个深谙商业竞争的企业家来主导一场变革,便是时势造英雄了。美丽国必须尽快止血以护住根本命脉。政治上战略收缩,减少国际义务,撤军,阻止非法移民,加强技术和专利保护不受盗取,就是节流。重开贸易谈判,获得有利贸易条件;减税,为本国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开源。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基本的实力。保住实力,才有机会满血复活,重担大任。而左派却仍然陶醉在世界灯塔的光环里,在国际上仍然大手大脚,浑然不知家底将尽。在对手环伺的形势下奥巴马仍然坚持推行民主党过去一百年都没实现的全民医保,是极不合时宜的。大国有大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带头大哥,不要和瑞士那样的土财主比福利。人家是永久中立,没利益的事不干,也不想做灯塔。财源广进,负担最轻,你比得了吗?在意识形态方面,左派也已经走过头。他们追求的平等理想在渐渐庸俗化。男女分厕成了性别歧视;大学出于种族平等的情怀,按肤色而不是分数录取。反种族歧视搞成了反向种族歧视。好莱坞明星们在台上肆意攻击川普,而他们根本没搞清楚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区别。更为有害的是,由于左派蔑视传统价值观,因此常常会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在他们眼里,世界上的所有文化和价值观没有高低之分,统统都是值得尊重的,因而在面对危难时善恶不分,敌友不分,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有的朋友可能不服气,不相信有高尚情怀的人会这么蠢,那我就给大家举个栗子。1979年2月1日,77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乘坐一架法航的班机回到伊朗,从此掀起了一场改变世界的风暴。这次返乡完全是由法国媒体一手包办的。他们为霍梅尼要在伊朗实现真民主的承诺所感动,盛赞他是“伊甸园一样的完人”。为了防止霍梅尼被当政的巴列维迫害,飞机上挤满了有正义感的媒体记者。他们发誓要把真相传遍世界,甚至还为霍梅尼一行掏了机票钱。登机前的霍梅尼在机场发表了一个让法国人非常受用的讲话,他说:“我非常感谢法国政府和人民给我的庇护和盐论自游的权利。” 然而此后的情势便急转直下,当权后的霍梅尼开始在伊朗实行野蛮落后的教法治国。例如废除《家庭保护法》,把女性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修改为13岁。大街上充斥着手持铁链殴打未穿黑纱妇女的教棍。曾经在大街上抗议巴列维垄断政治权力的女生们,现在连涂口红和裸脸出门的权利都没有了。而此前不久在瓜达卢佩岛沙滩上晒太阳的西方四国首脑,美国总统卡特,英国首相卡拉汉,德国总理施密特,法国总统德斯坦,对伊朗的变局达成了一致:民主的敌人巴列维必须离开。没有他们的绿灯,霍梅尼是不可能如此体面、顺利地得登大宝的。而这四位大国元首无一例外是清一色的左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9年的伊朗事变,完全是由世界左派领袖,加左派媒体,加本国左派知识青年联手制造的,是好心、天真、幼稚、盲目、轻率和是非不分办坏事的经典案例。所以,不要以为有情怀有知识就不办傻事错事。二十世纪类似事情还有更多,某国人自己好好回忆回忆吧。当情怀代替了理性和上帝,就会把画皮当美女,一样具有毁灭性。没有情怀,人将与机器无异;但抛弃普世法则,也难免滥施博爱,拥抱魔鬼。如今,同样的蠢事正在美帝重演,正在欧洲重演。正在阳光下酣睡的文明世界需要一个人来叫醒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