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基础分析，我们或许可以透视到那些隐藏在史实之下的脉络和关联性：
1，军事上的主战派和与政治上的顽固派高度重合，而主和派则与政治上的和洋务派高度重合。
2，主战派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学识低下；主和派多受过高等教育，学识水准极高。
3，主战派满人居多，主和派则汉人占多数。
4，主战派全部来自北方，主和派以南人为主流。
顺着这些用数据过滤出来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我们初步可以建立这样的判断：
1，陈旧的观念，低下的学识和眼界是主战派错误决策的主因；
2，家庭背景、地域、民族属性对决策者的学识水平和眼界的高低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前面的数据显示，满人的知识水准普遍低于汉人；而从“睁眼看世界”的角度来说，当时南方人要比北方人先进。
如果上述的推演成立，或许可以发掘出真正“可以知兴替”的通鉴。我们不妨再从史实入手，尝试为上述推论提供一个证明。
一、学识和眼界
这场大乱，归根结底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国人对外来的现代文明无法理解，以至当作侵略抵抗。早在三十年前的“天津教案”，肇因就是百姓顽固地认为教堂是黑店，拐卖人口，剖心挖眼来配药。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误解”。
“天津教案”中被焚毁的望海楼教堂
如果你了解一下这段史实就会惊讶地发现，“天津教案”完全就是小号的“庚子之乱”，其成因和发展过程几乎如出一辙。上层也分成战和两派激烈对抗。当时主战一边的代表人物，内阁中书李如松就大声疾呼：“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几乎就是三十年后主战派和底层拳民的先声。
三十年后的义和团依然没有什么进步，仍然拿教堂、铁路破坏风水这类理论指导行动。主战派对义和团的所谓神术、法力深信不疑，什么刀枪不入，百里之外取洋人首级，什么黄莲圣母玉皇大帝显灵助阵这类奇幻情节被作为向十一国开战的底气。
被俘的义和团拳民
作为一个身处中世纪的半文盲老太太，慈禧本身就对此类神鬼玄学没什么辨别能力，所以很容易受蒙蔽。战争期间，老佛爷再忙，每天也必抽时间念七十遍求胜助阵的咒语。
半文盲老太太慈禧喜欢打扮成观音拍照
主战派里虽然也有高学历人士，比如徐桐、启秀和赵舒翘都是进士。但徐桐是个腐儒，只会抱着死记硬背下来的“圣人之言”不放，拒绝一切外来事物。他每天上朝最近的路是朝北走入紫禁城。因为后来使馆区位于中间，他宁可绕道也不经过洋人驻地。身为一介“大儒”，晚年《太上感应篇》不离手，搞修道练气那一套，完全背离了儒家杜绝“怪力乱神”的原则，是典型的假道学。启秀是他的学生，也是一路人物，以名教卫道士自居，否则也不会让他做礼部尚书。赵舒翘虽然通达一些，但出身北方内陆，入仕后又一直在司法系统工作，对外面的世界也很隔膜。
就是这样三个抱残守缺的“古人”，已经是主战派里学位最高的最强大脑，其他人的见识、学问还不及此三人。因此，给主战派贴一个“愚昧落后”的标签，是绝不会冤枉的。
袁世凯是开明的洋务派
而主和派的表现则显然更加理性，对那些超自然特异功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袁世凯就曾经在山东用请君入瓮的办法整治义和团，一阵排枪过去，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汉们没有一个能站起来的，充分证明了主宰这个世界的仍然是牛顿三定律。
此外，清末的洋务派多出身于有行政、军旅经验的实干家。他们既通晓基层实务，又接触过中国之外的世界，对号称“新学”的西方科学知识也不再陌生，即所谓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人。比如许景澄曾任欧洲多国的公使。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就更不必说了。
这些人不是不懂所谓的民族大义，但是他们更了解世界的大势所在。起码在武器和技术层面，洋务派已经充分认识到传统国学一无用处，必须向外人学习。这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主和派都是洋务派。
在外交实务中，他们也常能从客观情况出发，清楚对手的实力，也了解自己的边界，能很好地把握进退时机。既能兼顾意识形态而又不失灵活和妥协。荣禄在接到炮轰使馆命令后所做的处置就很典型。影响更大的莫过于几个督抚私下联合发起的“东南互保”。 这种眼光和魄力，不是那些深宫大院长大的败家子所能具备的。
在主战派看来，这些不啻是汉奸卖国贼的行径，但从结果看却是真正的爱国行为。顽固派们一味坚持不切实际的高调，不过是为了博取民意和上意，完全不知什么是实力外交，用一次次蠢动把中国一再拉回到中古时代。
荣禄
二、民族属性的影响
为什么主战派里满人占了大多数？笔者认为既得利益是主要因素。
天下是大清的天下。祖宗三百年基业要永远传承下去，这是慈禧那些“赵家人”的真实内心。在他们眼中，洋人和光绪推行的那一套是对江山最大的威胁。
其次，慈禧在戊戌变法后起了废立之心，指定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储君。载漪为了尽早让儿子登基，处心积虑要让光绪帝下台。极端排外的义和团给了他绝好的机会。他曾两次带着义和团拳民闯进大内要捉“D内最大的走资派”，“二毛子”光绪。全然不顾礼法和慈禧的安危，充分暴露了其篡D夺权的野心。
这种守江山的利益驱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满人亲贵在主战派里较多，因为既得利益者显然要比仆人更加关切家产的安危。
但是，“利益攸关”却并不必然导致主战的选项。赵家大佬庆王奕劻就是主和的。满人圈里也并不都是载漪那样的蠢货。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时，主政的内阁是恭亲王奕䜣，文祥和宝鋆几位满族开明洋务派，具体办事的是曾国藩，这些人的学识和眼界非三十年后的载漪之流可比。他们内外相应，不惜背负“汉奸”的骂名，顶着汹汹民意，将一场高危的中外冲突弭平，这是“天津教案”没有演变成“庚子之乱”的根本原因。
清末旗下大爷的幸福生活
此外，结合学历属性看，决策层中的满人差不多可以用“不学无术”来形容。当时，满人权贵拥有的身份和特权使他们仅仅靠父辈的余荫即可获得功名利禄，但这样的“好运”却扼杀了他们在学业和工业区上探索和建树的动力，使得当时满人的学识水平普遍低于汉人。这班旗下大爷除了提笼架鸟，唱戏抽大烟之外，没有一个在学业上有出息的，没有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干才，眼界恐怕还比不上李莲英。维护既得利益没有错，但是蠢，就致命了。
权力会腐蚀能力，导致人的退化，上述事实便是明证。至于为什么这帮人比不上三十年前的前辈，笔者将在下一篇老文章“任性之后”中详解，此处不赘。
三、地域属性的影响
为什么主战派内全是北方人，主和派则以南方人为主？这样泾渭分明的结构不是偶然的，笔者分析原因有三：
1，越是靠近权力中心的地区，在政治上越保守，这是历代“赵家”保障帝都安全稳定的一贯做法。
2，北方多为内陆，缺少贸易发达的港口，较少了解外界的窗口和交流渠道。南方因为地理上更易于海外贸易的便利，很多地区对海洋文明有相当的了解和接受度，更具有世界眼光。而北方当时只有一个较大的港口天津，与拥有广州、上海、泉州、宁波等国际通商口岸的南方相比要闭塞很多。
3，北方的文化，特别是在元代以后，受到满蒙内陆游牧文明很大影响，比如萨满带来的思维方式。内陆型文明天生闭塞，文明程度相对落后，又缺乏海洋文明那种开放包容的特质。与夜郎自大的儒家文化相互促进，形成了自大狭隘的世界观。因此义和团之所以发端于孔孟之乡山东，泛滥于华北，也就有理可循了。
总评：
一百二十年前的今天，大清国一群颟顸自大，昧于世界大势的蠢材，以“扶清灭洋”的名义挟持着国家和民族冲向自我毁灭的命运。庚子再临的今天，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出身、地域、教育等因素决定了庚子年当国者的学识和眼界，而学识与视野又足以影响国策，左右国运。因此笔者认为，开放的世界观和现代化的教育，是一国能否跳出治乱循环，进入文明世界的起点。
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历代的御外战争会发现，高层每每是分成主战、主和的两派。从汉初对匈奴，南宋抗金，明初对瓦剌，明末抗清，清末的甲午、庚子之战，无一不伴随着两派的激烈斗争。从结局来看，对各方均为有利的局面，往往是决策者能够清醒地判断敌我形势，并采用理智和灵活策略维持和平的时候。比如“文景之治”对匈奴的战略。而凡是狂热民族主义的主战派占上风时，结果大多不好，国事基本以败局告终。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往往是后者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