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即便是“洋务派”内部，也存在一个长久的争论，是制度优先，还是文化优先？顾名思义，前者认为要赶上欧洲开创的现代化进程，应该首先引入先进的制度。只要制度对了头，其他难题迎刃而解。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一个好的制度来解决本地的各种社会问题，譬如腐败。同时，这一派也往往认为本地的传统文化应该保留，也是因为他们不认为现代化与文化有关。而主张文化优先的人则认为文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没有对应的文化环境，好的制度亦难奏效。
笔者青年时期是标准的制度优先论者，虽然认同五四诸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只停留在现象层面，并不能清晰地理清现象、问题与传统文化的对应关系，还看不清本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相抵牾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仍然非常囫囵，无法分辨哪些可以继承，哪些应该舍弃。直到30岁左右犹在钻研《周易》，希望能从阴阳五行和“梅花易数”的象数游戏中窥见世界的原理。
我的转变始于对一个现象的思考，也是制度优先论者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些先进的制度仅出自欧亚大陆西端之一隅，而不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其他更广大的地域、更多的人群没有发明出这样的制度？这在统计学上恐怕是无法用随机概率来解释的。
笔者在前面多篇文字里讨论过，现代化进程发端于西欧并非偶然，而是承续了两希文明的精神内核，历经约1500年的自然生长和试错、纠错后的必然结果。制度，不过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并非与生俱来。没有源自古希腊的科学、逻辑等理性世界观，就不可能有近现代科学；现代化所必需的平等、法治、分权制衡等理念和设计，则与JD教的创世论、原罪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制度显然是生发于文化土壤上的作物；作物的性状与土壤的类型有着先天的，类似生物遗传的关联性。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很清楚。
这个文化-制度相关性的模型也适用于对其他地区文明发展的解释。笔者在“文明的内核”中分析过，儒家的“子为父隐”价值观造就了东亚的“人情社会”。在“人情”为先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生长出法治，不可能有对契约的尊重。
二十世纪初，马导师热盼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老巢燎原的革命，却在英美波澜不兴，反而在欧洲最落后的角落获得了成功，原因何在？根本在于马主义的实现端赖于信奉集体主义的社会群体，而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却是典型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新制度在那里必然遭遇来自基本面完全互斥的排异反应，必因缺少最基本的信众而毫无立锥之地。而在有千年集体主义传统的罗刹国和东亚，这个落地过程就自然、顺和得多。这个道理仍然符合“文明冲突”论，即笔者在前文解释多次的文明内核的冲突。
正是看清了这个关系，文化优先论者才会将文化的改造置于首位，否则新制度在违和的土壤中只能被扭曲为装在新瓶里的老酒，不仅无效，还会被当作画皮来迷惑大众。柏/杨用“染缸”和衣服来比喻这二者的关系，染缸不净，任你什么外来的好料子都不免被污染。
所以，那些认为只要引入和采用了先进制度便可万事大吉，从此便加入了现代俱乐部的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自二十世纪以来，希图通过直接采纳新式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成功者凤毛麟角，大多数至今仍卡在传统与维新的无间道里摸爬滚打。比较典型的有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虽然号称世界最大的德先生，但印度几千年的“佛系”文化传统仍然在拖拉其现代化的后腿。根据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监测，阿三的廉洁指数常年高居世界八十多名，让某些腐败大国都自叹弗如。显然，在欧美灵验的分权制，在印度次大陆没能发挥监督和制衡的作用。泰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实行多年的新制度，每到关键时刻都会屈服于其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传统。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非原生环境下不尽人意？这是制度优先论者无法解释的第二个问题。
这里面最成功的恐怕是近代的德国和日本。不过他们最初也是沿用“中体西用”的策略，以为引进了科技和坚船利炮就文明了。虽然在体制上也有照葫芦画瓢的学样，但终不免沦为其军国主义文化传统的花瓶和橡皮图章，无法起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效用。直到二战后，两国才算有较为脱胎换骨的转变，但他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此处自不必赘言。
即便是日本这样转型最成功的典范，土壤的改造实际上也远非彻底。那刷在最里层的底漆仍然没有完全褪色，常常隐身在深层次影响人的行为。
1999年，来自法国雷诺集团的卡洛斯·戈恩被委任为濒临倒闭的日产汽车的掌门人。接手日产后，戈恩力行改革，通过有效的整顿，仅用两年时间就将日产扭亏为盈，五年后成为日本利润率最高的汽车公司。戈恩一时成为又一个经营之神，连天皇都激动得给他授勋。戈恩有什么过人能力能够将日产起死回生？日本当时人称“经济动物”，打遍天下无敌手，难道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其实戈恩的办法毫无新奇之处，用大国的说法就是“打破关系网”。
戈恩发现日产竞争力低下的罪魁祸手是高成本，而造成高成本的主因是日产多年固守的日本企业联盟的传统，即关联企业之间结成的联盟，或可称为一种封闭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通常以一个规模最大的企业为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形成了供应商，服务商，银行和保险等企业的“小圈子”。这个圈子里的成员不仅有通常意义上的采购和买卖关系，还常常相互持股，成为对方的股东。既然是公司股东，当然就是一家人了，从此结成了一种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生意关系也就借此固定下来。日产汽车那么多零部件，当然是先从股东企业采购。如果有关系的企业不用，偏去外人那里采购，便有违“子为父隐”的人情至上和脱胎于儒家的“大和”精神。
日式企业联盟曾在二战前后大行其道，在日本经济起飞初期的短缺时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到了1990年代的全球化高度竞争时代，这种基于日本文化传统的裙带组织已经成为附着在企业身上的吸血虫。因为顾及关系和面子，即便供应商的价格高，服务差，只因是联盟大家庭的成员，企业也不愿为了一点小利去撕破面子。日产实际上就是在这样颟顸因循的过程中被拖死的。
而这种多年无人敢碰的面子和“和”气，在“人情淡薄”的西方人眼里远没有个人利益和规则重要，在危机时刻根本就不是问题。因此日产这面编制经营了多年的关系网，最终才能由一个鬼佬打破。戈恩的改革重点即是“破四旧”，将1200家供应商砍掉一半，剩下的600家也必须承诺降价20%，否则将被踢出供应商名单，不管你股东不股东，照砍。这种不讲和气和情面的事，对于守旧的日本人来说是宁可玉碎也不干的事，颇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气节。欧美的企业可能因这样那样的问题失败，但基本上看不到这种因为死要面子而活受罪的案例。
日产的故事完美诠释了文化对制度的决定作用，展示了制度优先模式的脆弱性。日本这样公认的东西融合的典范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有些新儒家的朋友常用日韩港台新加坡来做论据，以说明传统观念与现代制度完全可以兼容。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而已，像日产这样隐性、慢性的文化痼疾是很难从表面体察的。当年富士Kang 发生的N连跳事件，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欧美企业里发生过？H港被洋人熏陶了一百多年，街道名字都是洋文中译，但是最能代表精神内核的影视作品，仍是旧文化的王国。武侠，武打，和尚道士，才子佳人，江湖义气。。。离了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的香港影视能有多大的作为？即便在其最鼎盛的时代，也没能拍出一部拿得出手的科幻作品。在这一点上，日韩也是半斤八两，大哥不说二哥了。
文化才是一个人群的底色。那些在表面运行的新法，虽然因时间而成为习惯，但仍没有在原生环境中运行得那么顺畅。只不过不适和排异已经下沉到较深层次，早已不是义和团和塔利班那种浅表层次的排外而已。只要原本的底色还在，就永远需要磨合而不能融合，就不时会出现上层建筑与底层基础的龌龊不和。
因此，要使新法生根起效，改造土壤环境是无法绕过的步骤。如前所述，我不相信一个“子为父隐”的人情社会能够建成一套健康的法治体系和契约精神。历史证明，任何想在这个问题上走捷径的企图都会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回来补课，既付了学费，又浪费了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那些干脆不用新法，完全封闭在传统丛林里的新几内亚土著，每天追追野兽，吃吃烤肉，倒也逍遥快活，悠哉悠哉。
认为文化优先于制度，并非否定制度的意义。从实践中看，制度对文化显然是有修正作用的。好的制度可以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形成好的习惯，经过时间的沉淀成为大众的共识后转化成文化。比如二十年前交通上的酒驾和安全带问题，通过新制度的强力贯彻，现在基本上形成了社会共识，原来粗放和漠视公共安全的习气也随之一变。负面的例子有上个世纪在前苏、东欧所进行大规模共有实验，造成了道德水平的普遍下滑，形成了一种偷奸取巧、占小便宜、不讲诚信的社会风气。
这种由制度而文化的倒逼路径，用于生活习性的改变较为有效。因为面对行政强力，生活上的惯性还是可以克服的。但面对千年形成的核心三观，行政力往往无能为力，虽能改变习惯，但很难改变人心。清初满人希望禁止妇女缠足，但是遭到几乎所有汉人精英阶层的抵制，有的甚至以死相争。缠足看似生活习惯，但其背后代表的是名教礼法，是“三从四德”。一旦破除，即有连锁反应之忧，名教大厦便有分崩之危。那可是要老命的事，必须以死相争。因此，强势如多尔衮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客随主便”了。上个世纪的那个十年中，红太阳想借运动移风易俗的意图也是有的，因此冠之以“文化”二字，并非全然是权斗的幌子。饶是他自诩为一百个秦始皇，也没能扫除深入骨髓的儒家DNA。高压一旦消失，死灰立即复燃。
符合人性的制度应该是普适的。如果制度是普适的，那就应该和数学公式一样能够放之于四海。公式没有问题，但得到的结果不同，那一定是输入的变量有别。社会制度最大的变量当然是人。而人与制度之间最紧密的链接当然是文化传统。
因此，无论是理论上的从属关系还是实践中的结果差异，都不支持制度优先论。
或曰强调文化优先会授人以拒绝制度的借口，这显然是过虑了。人家如果要坚持“中体西用”，拒绝普适，又何用如此费力？事实上，人家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理解得比谁都通透，近些年正努力从中古的灰烬中扒拉出一些未燃尽的故纸，重新装裱成金光灿灿的圣学，同时明里暗里地贬抑来自邪路的文化，见识显然比制度优先论者“高了不知道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