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两届忠臣杨光先
即便在颇通国史的人群中，杨光先恐怕也不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史书对他的记载也的确寥寥。虽然在“汗青”上籍籍无名，但此公却具有在类型学意义上非凡的代表性。和晚清的倭仁和徐桐等人一样，杨光先代表了敝国历史上生命力很强大的一类人：卫道士。
杨光先祖籍余姚，生长于安徽歙县。先祖曾在明初做过朱元璋的礼部尚书，但明末传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仅仅是一个五品军阶家庭，在云南蒙自做新安所千户，大致相当于县一级的驻军长官，级别较低。
直到中年，杨光先还是个很失败的人，用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生性下劣…气质粗暴，毫无雍容敬谨之风…”。但他好在素有大志，不甘于偏远边陲的天高皇帝远，每天都想着要出人头地。理想虽然很丰满，但像他这样既无背景，又无学业功名的庸碌之辈，要想从“烟瘴之地”脱颖而出乌鸦变凤凰，不啻是痴人的梦呓。
清末的新安所街景
但此公显然深谙“富贵险中求”的道理。崇祯九年，杨光先已经四十七岁，觉得再不有所作为，必将“愁苦而终穷”。Now or Never!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于是他自导自演了一出苦逼大冒险。套用万历骂臣下的一个词“讪上卖直”，老杨要“讪官卖直”，舍得一身剐，要把宰相拉下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骂名人，蹭热点。”
他攻击的目标是当朝首辅温体仁和另一个靠蹭热点成功上位的不学之人陈启新。当时朝野都对此二人诟病满腹，但苦于皇上的圣眷正隆，投鼠忌器，奈何不得。老杨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热点”切入，而且对营销和口碑传播无师自通。他将自己定位于“忠君爱国”的忠义之士，并且在上书弹劾宰相的时候“舁棺自随”，让人抬着棺材跟在后面，以示“成仁”的决心。虽然落了一个廷杖并发配辽西的结果，但老杨成功地沽了名钓了誉，一举成名。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表演吸睛无数，据说当时给老杨点赞的诗把他带的棺材都装满了。受廷杖时又有成千上万人围观，其忠义骨鲠之名一夜间传遍九城，更被当时的言路赞为“奇男子”。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当李自成离京城不远的时候，对“亡国之臣”深恶痛绝的崇祯终于想起还有这么一位大忠臣，立即召老杨来做大将，拯救他和大明朝。可惜为时已晚，老杨还在半路上北京城就破了，失去了一次发光的机会。
不过，像杨光先这种“机会主义者”的优秀品质之一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满清入关后，崇祯的忠臣杨光先很快就剃发留辫子归顺了新主。但毕竟才疏学浅，很久也没得到重用。老杨只能卧薪尝胆，等待时机。不久他就发掘出了又一个热点题材：西学。当时以德国人汤若望为首的多位欧洲传教士颇受皇帝和孝庄太后的礼遇。不仅皇帝向他们学习天文地理和算学，太后还受洗入了教。这对把周孔礼教奉为宇宙唯一真理的人来说，是绝难接受的事情。杨光先再一次敏锐地嗅到了这种潜在的冲突和对立。对于投机者来说，最兴奋的莫如发现了派别之争，他们便可以上下其手，以收渔人之利。
因此老杨从顺治末年就开始著书立说，宣扬尊华攘外的观点，攻击汤若望等传教士，打造自己忠君爱国的品牌想象。这些言论后来都被他收入了一套自编的文集，《不得已》当中。这套神操作颇与现代营销和传播学暗合，比当下的什么胡编，司马等人的玩法还早了三百多年。但是由于顺治帝对汤若望的宠信，杨光先的数次攻击都没有得逞。
如果说老杨在前明的策略是“劾权贵”，那么这次搏击打的则是“尊圣学”的旗号。攻击洋人和西学，很能迎合当时文人和权臣中维护名教正统的诉求。这个题材的妙处在于攻击的对象是“蛮夷”，非我族类，在大清没有深厚的背景和羽翼。拿他们做垫背简直就是胜之不武、稳赚不赔的买卖。即便失败，也不至于像上次那样受到致命的反噬。否则要是再来一次廷杖，年过七旬的老杨恐怕会落得个立毙杖下的命运。而赌对的话，可以让他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和关键意见领袖，最终邀获主子的青睐获得个荣华富贵、封荫子孙的高位，那就最好不过。
他的切入点是历法。此前明朝一直沿用元朝郭守敬等人制定的“授时历”，也即“大统历”。该历法脱胎于阿拉伯的“回回历”，精度不高，常有较大的误差。而汤若望在明末来华后，引进了西欧当时最领先的天文学成就，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第谷等人的成果，与徐光启一起重新制定了一部新的历法。这部新法诞生后即颇受争议，陷入到长达十年的中西之争。直到崇祯上位后，经过八次与旧法的比较验证，终于以无可争议的胜绩，让崇祯“已知西法之密”，获得了颁行的许可，史称“崇祯历书”。但因为大明的灭亡被耽搁下来。
满清虽然是真正的蛮夷外族，但起码还保留了以真伪判定优劣的朴素常识，没有汉人那种以“中外”、“你我”作为判断标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畸形心态。多尔衮于1644年5月进入紫禁城，6月即委托汤若望主持修订新历法。8月1日，清廷命一众满汉大臣与汤若望一起在观象台验证历法的准确性。结果仍然是西洋新法胜出。大清内廷的档案中对此有十分形象的描述：“内阁大学士批曰：经与大臣等会同置设观测仪器测验，大统历错一半，回回历差一时，西洋新法吻合，时刻分秒，毫厘不爽……一测即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这样的结果使新历法理所当然获得了认可，并由顺治皇帝御赐新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后改称“时宪历”，定于顺治二年颁行，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农历”。
而主持修历的汤若望则深获最高的赏识，不久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后来还做过太常寺卿和通政司使，官居一品；他还被皇帝多次加封进爵，获封光禄大夫，受赐“通玄教师”的封号。但顺治死后，康熙尚幼，形势转变了。
反新法的卫道士们觉得时机到了。为首的是康熙初年的权臣鳌拜。他对能够影响皇帝的任何势力都持有敌意，因为他要独家垄断对皇帝的影响力。不过鳌拜毕竟是赳赳武夫，拿不出冠冕堂皇的立论来打击对手。而卫道士们也正在为尊华攘夷寻找强力背书。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伟大理论，两票人马一拍即合。关键意见领袖老杨手持U型锁出场了。
经过一番钻研和构陷，杨光先在康熙初年先后两次告御状，诬告并弹劾推行新法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其罗列的主要罪名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大清是有史以来最最最最伟大正确的王朝，享有天下一万年都嫌少，而汤若望等人的新法只推算了二百年，是什么意思？这是暗指汤有谋逆之心。
第二，汤若望等人为早殇的顺治爱子荣亲王选定下葬时间时，不用正五行而用被称为“灭蛮经”洪范五行，以至“山向、日月俱犯忌杀”，竟导致董鄂妃和顺治帝英年早逝。这罪名几乎等同于弑君了。
第三，宣扬邪教，收纳门徒，培植党羽，广置据点，目的就是为谋反做准备。
第四，新历法的封面大书“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就是说汤若望利用这五个字抬高西洋地位，将我大清贬低为次等蛮夷。
老杨不愧是老战士，熟谙能置对方于死地的各种法门。这几点全部指向“谋反”二字，真是招招不离下三路的阴毒手段。于是在鳌拜等人的运作下，当时的“弱主”康熙被动地给汤若望等人治了重罪，判处凌迟处死。不过当时老太后孝庄的影响力还在，为救老汤出面干预。而恰逢北京及周边连日多次地震，震得连鳌拜都心里没底了，才为汤若望等人减刑免死。
这场搏杀，杨光先取得了完胜，自然是得以加官晋爵。不过因为此前牛皮吹得太满，历法专家的形象包装得过于真实，上面很快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后又被提拔为监正，全面主持钦天监工作，取代被他攻倒的汤若望。这下让老杨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深知自己那把快秃了的刷子只能写黑状，不能算节气，自己的专业是阴谋家，不是天文学家。因此老杨数次上书辞谢，说自己是“止知历理，不知历数”，“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法”。也就是说奴才我只是明白原理，但不会具体操作。
然而不知是出于鳌拜的无知，还是皇帝的故意留难，老杨的辞呈竟获不准。再坚持不就，则变成给脸不要了。做为当朝顶级的机会主义者，老杨的优势就是识时务，于是找了一个失势的的回回历专家给自己做副手，负责具体的“推步之法”。被赶上架的杨光先掌权后便全面恢复旧制，废除新历，重新采用“大统历”。卫道士们一片欢腾。
然而老天却不愿意配合。历法被杨光先重置以后，他们预报的天象和节气屡屡出错。老杨带着打肿的脸到处寻找高人和偏方。听说北齐曾有所谓“侯气之法”奇准，便上书推荐，可惜此法早已失传，遍寻不获，于是老杨的脸越来越肿。但是他很有骨气，宁可求助于山野村夫，也不用西洋新法。真正体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风亮节。
但此时已经诛鳌拜亲政的康熙已经没有耐心了。精于天算的皇帝召回了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并全面恢复新法。老杨当然很没面子，但仍然坚信我中华上国的古法必须比“邪教”的新法优越。于是官方又安排了一场现场直播，让杨光先和南怀仁实地验证预测日食的准确性。结果当然不卜可知，旧法再次一败涂地。
这也给了康熙一个彻底清除鳌拜余党的机会。老杨先是被判了死刑，后因老迈年高被赦免了死罪，但削职为民，遣送回籍，死在了半路。不知道他临死前有没有一点点醒悟。
杨光先是近现代史上一类人群的典型代表。用给晚清君臣分类的标准定义的话，就是“洋务派”的对立面，“守旧派”。归纳起来他们有一些典型且共同的特征：
一、把传统文化绝对化，表现出无知可笑的井蛙式的傲慢。儒家孔孟之道和上古的圣人之学穷尽了宇宙间的所有事物和道理，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天下绝学。学好这一套，一句顶一万句。相比之下其他学问都是末学，甚至是不务正业。
二、也正因为此，这些人判断事物的标准不是真伪和普世原则，而是中外和你我。我的都是好的，你的都是差的。不奉三纲五常为宇宙真理的都是错的。面对西学东渐的千年变局，此辈顽固地坚持所谓的华夷之辨和正朔之别。哪怕屡屡被人痛揍，仍然陶醉在精神胜利法当中，中央王国，唯我独尊。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三、也正因为此，这些人丧失了起码的面对事实、承认事实的能力。就算事实一再证明别人的正确，他们也能像鸵鸟那样视而不见，不惜用“瞒和骗”来曲解和掩盖事实，拒绝承认失败。
四、最后，自然是拒绝向别人学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开明派主张开设“同文馆”，延聘洋教师为大清培养现代技术人才，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抵制，而以倭仁的话最有代表性：“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
杨光先虽然是三百多年前的古人，但是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并不陌生。他在历法之争中曾经有一句惊世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综合体现了上述几个特征。对于60后以前的人来说，看到这句话有没有言犹在耳的穿越感？那叫“宁要什么草，不要什么苗”来着？
对此鲁迅讲得很透彻：“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