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一堆乐高积木
文摘
2024-07-08 06:30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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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出生在十四世纪的英国，你的人生基本上可以一眼望到头。
例如，假设你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那么，你的职业道路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你会成为一名农民。你生活的地理位置也是固定的，因为对那时候的人来说，旅行和移民是毫无意义且困难重重的。还有，你所身处的社群同样是固定的，你会有一个大家庭，并且很可能在小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娶的女孩（或要嫁的男孩）是谁。最后，你的信仰也不能选择，因为天主教是你生活的地方的唯一宗教。但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你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可塑性”。你的命运不全是由你出生时的环境所决定的，你的选择和努力也可能起到决定性的结果。在我初中毕业时，我曾面临一个选择——是上高中，然后上大学？还是去读技校，尽早成为一名工人？不同的选择会通往不同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
实际上，这正是“表达性个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打个比方来形容，现代世界被看作一堆乐高积木，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将它们建造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Truemen博士说，形成这个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技术。例如，中世纪的一位农民，他的生活被季节和土壤所塑造，他只能在春季播种，在秋季收割。但在今天，灌溉，化肥，温室等农业技术可以让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种植水果和蔬菜。虽然大自然的权威没有被彻底消除，但它确实已被大大地削弱。从农业到医学，从汽车到计算机，技术不仅仅让我们以更快，更高效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并且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借助技术的力量，人们更倾向于将“世界”简单地视为“物质”，将“未来”视为可以根据人的意愿去塑造的东西。根据“表达性个人主义”的观念，如果“自我”是由我们的内在意愿和感受所决定的，那么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在技术的加持下，人类拥有了能力，驾驭了自然，掌握了权力。人类相信，我不仅是自己的主宰，同时也能为这个世界赋予新的意义。简而言之，人认为自己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取代上帝的权柄。![]()
你或许听过“卡诺莎觐见”（Walk to Canossa）的故事——1077年，被开除教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雪地里跪了三天，请求教皇饶恕自己。然而，发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教会权威崩溃的明显起点。我们知道，天主教曾是西方世界的唯一宗教。但在宗教改革后，竞争对手出现了，天主教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起初，是国家。然后，是民众。人们开始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信念来选择宗教信仰。最终，随着国家进一步允许宗教自由，教会组织与信徒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简单粗暴地说，在“宗教市场”上，曾经是“教会挑信徒”——“不符合教会规条者不许入教”。变成了“信徒挑教会”——“我要挑一间适合我的教会”。另一方面，当教会不再被视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时，它也无可奈何地处在了大众和媒体的审视与监督之下。结果，某些曾在密不透风的组织架构中被隐藏起来的丑闻曝光了——教会的权威不仅因此大大降低。甚至在许多人眼中，它显得既邪恶，又腐败。还有，在近几十年的兴起的历史叙事中，传统基督教通常被认为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对少数民族的仇恨有密切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根据经典的启示，教会本来也不应该具有像天主教那样的权柄。第二，教会权威崩溃的原因有些是合理的，例如教会的腐败。但有些并不合理，例如将教会与帝国主义强行捆绑在一起。然而无论如何，对世人来说，教会的权威正在或已经崩溃。长期以来，社会精英阶层对传统家庭的压迫性和专制性批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婚姻法的改革使得离婚变得更加容易，当夫妻认定他们分开会比在一起更幸福时，就可以采取“无过错离婚”的方式。单亲家庭或离婚后重组家庭中的孩子普遍存在，人们已对此见怪不怪。![]()
电影“克莱默夫妇”剧照。如果两个都挺好的人也无法经营好婚姻，那么问题就应该在于婚姻制度本身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是19世纪后的产物，但如今它也处于了严重的压力之下。例如，美国是在1776年设立“独立宣言”时建立的，还是在1619年随着第一批奴隶的到来建立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他们从土著人民那里抢夺土地，对原住民进行剥削的结果吗？针对着这些问题的激烈辩论，象征着“民族国家”的权威正在受到质疑和挑战。除此之外，对某些国家而言，当移民不断涌入时，维持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事被“稀释”了。因为移民并不会像“本地人”那样分享和认同这个国家的传统叙事。还有，互联网技术能够让人去认同和参与另一片土地上的人和事，人们不再必须认同本地的文化。例如，即便日本没有黑人受奴役的历史问题，但日本民众也可以在网络上认同“黑命贵”运动，并因此走上日本街头。要知道，教会，家庭和国家这三个传统外部权威一直都是人们取得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传统社会的稳定性正建立在这三者的稳固权威之上。
然而，当人认定自己获得了塑造世界的权威时，教会，家庭和国家这几个典型的“传统外部权威”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摇摇欲坠。社会学家Philip Rieff（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认为，在传统时代，社会通常会诉诸于“神圣秩序”来证明其道德规范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之所以具有权威，是因为它根植于超越这个世界的事物。例如，上帝的意志。举个例子，为什么古以色列人认为摩西律法具有权威？因为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而是上帝的启示。因此，摩西律法是一种“神圣秩序”。以“神圣秩序”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根基，这样的社会通常很稳定。然而，当传统外部权威逐渐走向崩溃后，“神圣秩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抛弃了。例如，当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对“同性婚姻的反对”时，法官认定反对同性婚姻是一种非理性的偏执，这样的社会对“神圣秩序”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它不过是掩饰仇恨的工具。然而，“神圣秩序”的缺失，“传统权威”的崩溃，使得我们的社会处在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表达性个人主义拿走了稳定社会的“锚”，在权威的真空下，又有哪一种秩序和规范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呢？当五花八门的主张不断涌现，又没有客观方法来判断它们的时候，这意味着社会的秩序和规范只能选择实用主义。而所谓的“实用主义”，无非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叫的最响，谁就能引起大家的认同和关注。弗洛伊德和赖希认为，为了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类需要实现“性的满足”。但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实现性的满足”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例如，如果因为滥交而导致大量年轻女性怀孕，那么谁来承担抚养儿童的责任？最终，估计还得是由弗洛伊德和赖希讨厌的“传统家庭”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是，技术的发展却为这一愿景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避孕技术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这项技术使得女性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从而切断了“性爱”与“怀孕”之间的联系。让我们来举例说明这件事——在19世纪，如果一个男人想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这会是一个需要付上巨大代价的行动。原因在于，他的行动很容易导致女性怀孕，从而给双方都带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婚姻内的性行为才是最安全的。要做到这一点，这位男性必须要有能够结婚的本钱，例如，一份工作，赚钱养家的能力，清白的名声，等等。简单来说，在那个时代，“性爱”与“责任”是绑定在一起的——这未必是因为人很高尚，只是因为人没得选。避孕技术使得性行为的社会与经济风险大大降低了，在一个可以轻易获得避孕药的环境中，“性”可以仅仅作为享受欢愉的手段，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在“性”的方面，技术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色情产业。在中学时代，有一天，某位同学带来了一本色情漫画。班里的男同学如获至宝，争相传阅（不包括我，因为我看过更好康的，所以不稀罕）。最终，这本漫画传到了某位同学手上。此同学胆大包天，竟然在英语课上低头翻阅。不料，他随后就被眼尖的英语老师（一位中年女性）发现。老师走到他身边，要求他把书交上来。这位男同学涨红了脸，死活不肯上交。结果，他和英语老师的拉锯一直僵持到了下节课上课之前。简单来说，互联网技术使得色情产品的使用和购买不再像以前那样带有社会耻辱感。因为人们可以在私下访问，这样就规避了被曝光的风险。事实上，在表达性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色情作品的态度早已不像从前那般拘谨。如果将自我的内在欲望充分表达出来是实现自我，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那么，色情作品及其创作者就没什么好羞耻的，甚至是应该被鼓励的。例如，我曾亲眼看过一位男孩身穿印有“色情明星”字样的T恤在公园里玩。当然，这位男孩和他的父母很可能不知道这个英文单词的含义。但这种衣服可以公然出售，可见大众对色情产业的接纳程度确实提高了。总而言之，表达性个人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现实世界。而技术的发展则使得“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现实世界”这件事成为可能。现在，我们拥有了如此行的“理由”（reason），也拥有了如此行的“能力”（power）。当“理由”和“能力”相遇时，人心渴想的新世界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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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塑造了这个奇怪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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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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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每個人都睡一遍的衝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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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馬克思遇見弗洛伊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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