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遇见弗洛伊德
文摘
2024-07-07 20:53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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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国内的主流媒体曾搞过一次街头采访活动。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采访路人，一开口，就问路人——
后来，那些在电视上播出的受访者，听到这个问题，脸上都会洋溢出幸福灿烂的微笑，然后笃定地回答，“我很幸福！”有人说，“因为我把女儿供出来了，女儿研究生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所以我很幸福！”还有人说：“因为政府政策好，福利高，所以我很幸福！”不过，在这些千篇一律的回答中，有一个受访者的回答却显得非常特别。当时，记者采访的是一位农民工。记者把话筒伸到他面前，问他：“你幸福吗？”这位老乡先是推脱了一番，他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你不要问我。”虽然网络上有很多人表示，这整个系列的采访很无聊，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很看重“幸福”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你能够按照美德去生活，你将获得幸福。基督徒认为，如果你能够按照至高者的命令去生活，你将获得幸福。人们对于“获得幸福的途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人们一致认为——获得幸福是人类的基本愿望，幸福是人类生命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将“追求幸福”列为至高者赋予人类的三项基本权利之一，其余两项是生命和自由——换句话说，“幸福”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的。大名鼎鼎弗洛伊德（1856-1939）同样认为幸福很重要，他说——人的努力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消极的，旨在消除痛苦和不快。另一面是积极的，体验强烈的愉悦感。”弗洛伊德认为，“避免痛苦”和“体验愉悦”是获得幸福的关键所在。可是，最大的愉悦在何处？他说——“性之爱能够为人提供最强烈的满足感。性的满足，是所有幸福的原型”。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果幸福的根源在于性，那么人性在最深层次上与性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性”成了确定和实现人类身份的核心。例如，“幸福的生活是性满足的生活”——这是商业广告，情景喜剧，电视剧和电影向我们投射的明确信息。反之，如果因为童贞，贞洁或一夫一妻制等缘故使人的“性满足”受到了拦阻，那么，这些观念和制度就是压迫性与反人性的。又例如，色情行业如今成了一门庞大的生意，具有的巨大经济意义。再例如，各种各样的药物被研发出来，用以维持人的性功能。简而言之，如果人类幸福的根源在于性，那么再怎么强调“性福”的重要性也就不为过了。然而，弗洛伊德的“性福”理念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为了实现幸福，人人都去追求性的满足。那么可以想象的是，这个世界将会充满混乱，暴力和黑暗。像拉麦（创4章）那样的人会居于统治者的位置，而其他人则会沦为满足他各种欲望的工具。弗洛伊德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解释说，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人类必须作出妥协——什么妥协？他说，人类社会设立了性道德规则，对人的性欲望进行了限制。当性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后，人就会对某些不合宜的性行为感到内疚（guilty）或羞耻（shame）。这时，人们实现性满足的本能和冲动则会受到遏制，压抑与重新定向。这种妥协换来的成果是，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安全地生活在一起，形成社会与文明。与马克思及尼采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宗教在其本质上是胡言乱语。但是，他却认为宗教的存在是有正面意义的——宗教为道德提供了一个神圣基础，虽然这个基础是虚假的，但它确实能够使文明被建立起来。简单来说，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和道德并不“神圣”，但却“有用”。需要注意的是，这和基督教的道德观有天壤之别，后者认为道德律是至高者所确定的，道德不仅是“有用的”，并且也是“神圣的”。
但是，和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却比他走得更远——威廉·赖希是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一位精神分析学者，他认可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但同时，他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赖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特别敏感。他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性道德规范是为了维护掌权者的统治地位而存在的。对于1930年代的德国（那时希特勒正在迅速崛起中），赖希认为，传统性道德有利于培养一种“死心塌地顺从领袖”的心态，从而强化了德国的极权制度。赖希说，“家庭是专制国家的缩影，孩子必须学会适应它，为以后的适应社会做好准备”。宗教赋予传统性道德以神圣性，加固了传统性道德的根基，而传统性道德则会加强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从父权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会本能地顺服一个强大的专制者——首先是他爹，进而是希特勒这样的人。因此，赖希认为，传统性道德并不如弗洛伊德所说，是建设所有文明的必需品——传统性道德只是为了建设某一种文明，即希特勒所统治的那种文明。但是，如果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呢？如果自由社会能给人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安全去让人追求性满足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基于宗教的性道德立刻会变得一无是处，毫无意义。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不会受到限制，并且他们也不应该受到限制，任何限制的举措都应该被禁止。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性满足，从而实现真正的幸福。但问题是，在自由社会，由谁来保证人们的“性满足”得到实现？由谁来打击传统性道德的既得利益者？由谁来开启这场革命？在实行代议制的民主社会中，“我们”选出了代表我们意愿的政府，并由政府来实现“我们”的诉求，确保“我们”的性满足得到实现。结果，在民主社会，这场“性革命”就与政治不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了。对于西方世界的人而言，赖希的观点早已不是“主张”或“建议”，而已然成为了“现实”。在19世纪，西方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上的不平等——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然而，马克思期望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爆发。无产者和资本家借助民主规则，透过协商，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经济矛盾，最终实现了“双赢”。到了1930年代，赖希认为，经济矛盾已经转移到了心理领域——现在，最大的矛盾在于，社会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今天的状况确如赖希所言，西方左派对阶级斗争的关注越来越少，但对身份斗争（身份政治）的关注却越来越多。![]()
例如，很多左派不仅仅要求社会宽容跨性别者，并且还要求整个社会认同这些人的身份认同方式。“虽然我在生理上是男人，但我认为我是女人。而且，其他人也必须认为我是女人”——类似这样的诉求，在这些年里早已是屡见不鲜。并且，这种诉求总是透过政治博弈来实现的。还有，当西方的公立学校开始公然向儿童传授同性恋知识时，西方政府就已经在大力促进这场“性革命”了。总而言之，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都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在距弗洛伊德过世近100年的今天，他的的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名誉扫地。例如，他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被学界广泛认定是虚构的。第二，压抑“性福”是必要的，这种妥协可以换来一个文明的社会，让人彼此相安。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能够确保自己活在文明社会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放心地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大胆地去追求性的满足呢？赖希的主张就是这样，并且，他的主张已经成为当代人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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