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101或者说林彪，在影视剧作里给人们普遍的印象，总是以纯粹的军人形象出现的。似乎，这个人就只是单纯的会打仗，而对其他事物，则完全不擅长，或者说是完全不关心。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众所周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自红军时代，就由教员所定下来的光荣传统。
然而，最后两条恰恰是由林彪本人提出，而被教员认可和延续下来的。其有据可查的时间，最早发生在1929年初。比如传记体文学《血泊罗霄》虽然是半报告文学性质的作品，但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总体对林彪是持负面评价的。
而另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据说林彪当年之所以被光速提拔，是源于教员在一次路过时，碰巧看到时任营长的林彪，正在给一旁的战士们讲话。
林彪说：“如今天下大乱，无论是大军阀还是小土匪，只要手头有枪，就敢称王称霸。而现在，我们红军也有枪，所以红军也能坐天下！”
你看，这和教员在八七会议中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是不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角度来讲，林彪又怎会不懂政治呢？
当然了，有关政治这个概念，说法是比较多的。按百度的介绍，政治（Politics）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
不过，个人观点。
上述这些说法，也还是过于笼统了。
实际上，政治并非单纯的国家行为。在办公室里，难道就不存在政治吗？
有过职场经验的朋友都不难理解，甚至对很多私营企业来说，哪怕是换个办公室主任，同样也是要讲政治的。
同时，政治就一定都是为了人民服务吗？不好意思，你看明朝末年的党争，这帮人又哪里都是为了人民服务的呢？
所以，真正能诠释这句话的解释是。
政治，是为了某一群体或个体利益服务的一种统御手段。
政治的基础，在于武力的大小与强弱。
政治的血液，在于经济的好坏与健康。
而政治的核心，则在于拥护者的数量和利益是否一致。
至于政治的本质和目标。
前者在于利益的再分配，而后者则在于“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如果你也认同这点，那其实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当年，各地军阀们多次围剿红色根据地，被广大红军和工农所击败。却始终不曾考虑过改善自身的统治，来激发人民的拥护。
说到底，这是因为军阀们的权力和政治基础，并不在于广大的底层人民。
论收入，底层人民一贫如洗。
而地主老财，是实打实的“有产者”。
论知识，底层人民大字不识。
而地主老财，有钱可以让子女去上学。
为此，有谁会在乎这些一无所有的尘埃呢?
所以推己及人，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南昌起义之初，我党会那么执着于夺取城市。毕竟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农村相比城市，那都实在太过脆弱了。
上山当大王，听着很理想。
可你的粮食如何解决？
你的武器如何解决？
你的弹药如何解决？
你的医疗如何解决？
要知道的是，现代组织，尤其是军事组织，跟古代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代最核心的是解决粮食，而现代的军队却不仅需要粮食，更需要武器弹药的生产供给、兵员的征召培训、后勤的炊运医疗，乃至现代薪酬和现代金融等等体系来共同保障。
同时，无论是马克斯的原始理论，亦或是苏联的珠玉在前。都表明，依靠工人直接在城市夺权，是最快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办法。
这就好像，同样是干企业的两家公司。
一个是办公室金碧辉煌、高层干部衣装笔挺、出入的都是高端场所、业务更是经过多年沉淀，年产值高达数亿。
而另一个，办公室简洁而破旧，员工们虽然看着精神面貌不错，却衣着寒酸。业务板块闻所未闻，年产值相比上一家公司来说，只能说是刚刚够吃饭。唯一突出的点，是年底老板和员工所拿的报酬几乎一样。
就这，换你，你会认为哪家公司更有前途呢？
也正因为此，教员在井冈山和瑞金建立政权之初，其思想并不都为广大同僚所理解。在我们今天看来，许多代表战略远见的诸多措施，比如农村包围城市，实际上在当年却更像离经叛道之举。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是，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最终反包围城市。这不仅在世界上属于首次，即便相比起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来说，那也都是开拓性的壮举。
但所谓开拓性的壮举，某种意义上在它成功之前，也就只会有小部分人愿意相信。
就好比马云在创业之初，一大堆人都视其为骗子，想看他的笑话。而等到马云终于创业成功了，才会有无数的专家们来一一列举，这个人所必然成功的无数理由。
有道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古今皆然。
那么，这些内容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了，从纯军事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指挥官对军队作战序列的部署、对作战计划的筹备、以及对战役战法的指导与决心等等。
可事实上，最高层的军事战略思维，恰恰正在于对政治和经济的深彻洞悉。
而正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政权，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故而它所面对的一系列挑战，也是亘古少有的。
在这个点上，很多东西与我们的固有认知，往往并不相同。
比如，按常理来讲，红军在刚上井冈山之时，为更好发动群众，那各位觉得军队是应该更分散呢？还是应该更集中呢？
同样的，我们都知道，红军的土改主要是将大地主的田地和财产进行没收，然后再将其分配给贫下中农。
可你有没有想过，田地本身就存在好坏。如果都是平均分配，那总有人会分到劣质的田地不是？
再者，土改几乎要了一切地主老财的命。可问题是，这帮人往往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力、物力，甚至武力。那一旦刺激过狠，是否会促成他们的团结呢？
更有一点比较隐晦的是，就像我们上面所说。对于广大的贫下中农，他们多年来受尽地主老财的压迫，不仅身无分文，更目不识丁。
这些人一旦被动员起来后，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们自己不会变成地主老财？乃至读懂马列主义，那晦涩而高深的理论呢？
如是下面电影《大明劫》中的这个著名片段，孙传庭就曾感慨：“在天下糜烂的大背景下，明朝官军虽百胜不足以扭乾坤，而一败则必祸无穷”。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级军事将领，如果不能深刻的理解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的军事才能，就必然存在严重短板。
而林彪之所以能在教员的六大注意之后，继续提出“不调戏妇女和不虐待俘虏”的补充条例。正是因为林彪是较早一批认识到，教员在井冈山所做的一系列开创性壮举，对于整个红军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与此同时，这里其实也反映了，林彪虽然不善言谈，但心思极其细密，并且还十分善于从最底层去思考问题。在这个点上，他和教员是十分像的。
这在今天看来，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在当年，要知道的是，教员却并非科班出身。为此，他的意见并不像后来一样，被广泛认可。
实际在1929年－1936年之间，红军本身不仅存在所谓的“左右派之分”，同时也存在着“立足城市还是立足农村”的战略分歧。
后者贯穿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历史，而教员恰恰是支持农村包围城市的少数派。
那谈这点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因为我们了解到，教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不易。故而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早年林彪的认可或者说追随，对于教员来说，是如何的可贵。
至于其他的革命先烈，我个人深信当时为教员思想所折服的人，定然不会止林彪一个。但林彪能提出后两大注意，本身却也说明了，他是真正理解了教员的战略指导，而且还能举一反三的。
尤其更为关键的是，这两条补充和前面的六大注意一样，都是大白话。很贴合当时，广大的中国农民，普遍认知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与之相反的是，比如我们看早期红军的安民告示和主张，就多少显得有些“文邹邹了”。
不过嘛，诸如上述这些例子，也只能说明林彪是具有一定政治头脑，以及重视和善于团结底层民众的红色干部。其之所以能迅速成长为我军的一员名将，同样离不开他的军事经历。
那么，林彪早期的军事经历如何呢？
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林彪随朱德转战湘南地区。1928年1月－1928年4月之间，朱德在广东坪石和湘南耒阳相继打了几场重要的战斗。
后者，一般也被认为是林彪最早崭露头角的首战。甚至据说，林彪在第二次耒阳之战中，以一个连击败了敌军一个师，堪称东方版的隆美尔。
但老实说，根据我查看《湘南起义史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反围剿史料汇编》《朱毛红军的历史追踪》等等资料。上述恐怕是后来人的以讹传讹。
事实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
1928年2月25日，桂系李宜煊部（师)奉命由北向南，进攻朱德所在的耒阳。考虑到敌强我弱，以及红军高层还准备进攻衡阳。
为此，朱德命部队主动退出耒阳，以便保存实力。而此时的林彪二连，正驻扎在敖山庙地区（也有说法称是在高炉水口）。
2月26日，敌以两个营进占耒阳，而以另一个营由东经敖山庙向耒阳进行运动。林彪在观察当地的地形后，遂决定对该股敌人进行伏击。
此时林彪的手上，除了一个连的正规军外，还有若干手持冷兵器的赤卫队。但为了最好发挥手下战力，林彪亲自对每一挺机枪、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都进行了很好的布置。
2月27日，直到最后一名敌军进入伏击圈，林彪才突然命令手下火力全开，并随后以赤卫队发起猛冲，最终一战将敌这个营彻底歼灭（也有说法是打死100多人，抓了200多人）。
关于这一战，有说法是，林彪的行动来自受朱德元帅的授意，而由敖山县县委副主席徐鹤住持的。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由林彪所独立指挥的一仗。
不过无论何种说法，这都证明了林彪作为营连级指挥员的才能，是称职的。毕竟要知道，在当时林彪的部下，不仅有二连的正规军，同时也还有大量刚刚加入的赤卫队。
指挥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打埋伏容易，而指挥刚刚手拿武器的民兵则未必，更何况还是那么几千号人。
而紧接着，就到了二打耒阳的重头戏。
按照某些演义的说法，红军在第一次打下耒阳之后，放松了警惕，不慎为敌李宜煊部偷袭，从而由耒阳败退下来。
好巧不巧的是，半路上大家和刚刚打完敖山庙伏击战的林彪遇上。开会时，林彪力主趁敌军在敖山庙新败，士气正弱，且不知道我方虚实。为此，不妨趁机袭击耒阳，打他个措手不及。
于是乎，朱德元帅慧眼识人，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林彪。由他指挥一个连正规军加上三千赤卫队，硬是把耒阳城内李宜煊的一个师给吓跑了。
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起来，这个说法颇有些问题。首先，如果敖山庙只是歼灭，或者说重创了李宜煊的一个营，那似乎不至使得依托耒阳城守备的整整一个师，变得如此胆小如鼠。
更何况，李宜煊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桂系部队，哪怕不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嫡系，也都还算当时少有的善战之师。
故此，一个师仅仅因为一个营被打了埋伏，而导致整个师全线动摇。从逻辑上，不太说得过去。
更何况，虽然说朱德元帅当时的主线任务，是奉命攻打衡阳。但仅仅以一个连的正规军辅助三千民军，去攻打敌驻守在县城的一个师，似乎也并不太合理。
也为此，要么就是耒阳的守军，并没有一个师这么多。要么就是，朱德元帅在攻打耒阳时，实际上动用了更多的兵力。
而按我个人的观点。
后者是比较贴合朱德所部，当时所处的战略背景的。
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红军虽然有了一些根据地。但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军工厂，无论枪械、弹药和医疗物资，都主要来自缴获。
而在攻打衡阳这样的大城市之前，以雷霆手段先消灭部分孤立弱敌，来壮大自己，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因此，耒阳之战要么不打，要么就必须集中兵力，一战而下。不然打成了持久战，那对于当时已经虚弱得不足千人的红四军来说，就太不划算了。
再一个问题是，当时桂系的主要矛盾是和老蒋的不对付。虽然目前李宜煊的上级何健已暂时归顺老蒋，但所实际上，大家还是没有把山沟沟里的红军视为真正威胁。
故而，实际上李宜煊当年只是虚张声势，其第一次耒阳之战实际动用的兵力并不多（约一个团）。
而这之中，林彪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目前的史料尚无法证明。但能肯定的是，一定不像很多营销文所传的，朱德慧眼识英雄，林彪一连败一师。
不过即便如此，考虑到林彪已经逐渐表现出爱动脑筋和善带兵的特点。为此，在攻打耒阳的军事会议上，他应该还是提出了一些好建议的。
否则的话，即便红军当时的正规干部不多了（如卢德铭、黄公略、曾士峨、王尔琢、伍中豪、寻淮洲等先后牺牲，袁崇全、龚楚等先后叛逃），却也不至于使得林彪，能先后获得朱德和教员的赏识。从而在1928年-1932年这短短四年时间，就由一个营级指战员，快速晋升为红军主力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尤其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当时红军的一众干部中，能打仗的不在少数。比如后来著名的粟裕大将、徐向前元帅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打仗好手。而林彪之所以能早早的，在这么多大佬中脱颖而出，那必然是有其过人才华的。
无论如何吧，本章我们继续介绍了在南昌起义和土地革命战争早期，林彪元帅的相关经历及其历史背景。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能看到的是，早年的林彪虽然出身黄埔四期。但因为其受训时间较短，故而相比起刘伯承、朱德、左权等等这些毕业于正规军校，且吃过洋面包的，那就只能算是速成班的小朋友。
这样的经历，于他来说，既可说是坏事，也可说是好事。因为并没有太多的束缚，加之在土地革命战争早期，红军为了快速建立根据地和抵御国民党的围剿，而不得不经常在分散和集中之间做平衡。
为此，像林彪这样的中下级干部，就得经常在辅助当地完成土改工作，以及准备军事斗争之间来回切换。这使得他们这些人有相当多的机会，对如何建立红色根据地以及如何独立带兵，有第一手的实操经验。
当然，有关这点。
从后来的资料中可以看出，红军高层很快认识到，将红军完全散布开来去发动群众，其实并不是最佳的办法。
因为本质上，由于红军在兵力和火力方面，均较敌差。故而红军主力仍必须更多集中配置，以对付国民党的军队为其核心任务。但如何平衡这二者间的关系，却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所奠定的。
而与此同时，就在这一散一收之间，外加红军当时的通讯水平十分有限。又变相促成了指挥员在理解上级意图，以及独立指挥方面，有了更多的成长空间。
不过直到此时，林彪尚只是一个勤于动脑，以及有几分政治眼光的中下级指战员。
对于初级的分队指战员来说，能始终保证部队的凝聚力，以及在战时能切实贯彻上级指挥的意图，是判断其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
在这方面，林彪干得不错，甚至可能超过了预期。但对于独立指挥一个团、一个师，乃至一个军，进行一场战役来说，则一切尚在未知之中。
朱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说过；“团一级作战单位是基本战斗部队（指战役）。一个团长，如果能够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保障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无论平时或战时，就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而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期，为您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