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对林彪元帅发迹之路的探索中，有朋友指出笔者的一个错误。即，林彪是于1926年3月，加入的黄埔第四期。而在1926年10月，该部就被投入到了北伐战争中。
在此，首先很感谢这位兄弟的指正。
后续，我在考校和行文润色上，会更加的注意。
而在开始正文前,需要再简要交代下，林帅所在第四军，以及北伐战争的一些历史背景。
按正统教科书的说法，北伐战争始于1926年5月。其决定性战役，既有说是1926年8月的汀泗桥之战，也有说是同年的龙潭战役。
但实际上，直到9月初，国民革命军两攻武昌而未克。其左翼黔军的袁祖明和彭汉章等人亦是，名义上虽然已归顺中央，可实际却仍处于观望的状态。
9月24日，北伐军第6军在南昌之战中损失不小，一度更是使得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嚣张气焰死灰复燃。而黄埔第四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紧急动员补充到前线伤亡最重的第四军的。
至于这个第四军，就是叶挺独立团所在的部队。在北伐中，它一直承担着攻坚任务，屡建功勋，也有铁军的美誉。
由此，这也就是说。
黄埔四期在开赴北伐前线时，虽然客观上已接近第一次北伐战争的末期。但在前线的战斗，仍然是惨烈无比的，不然像林彪等战士也不会升职得那么快（当然，能力是肯定有的）。
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军的主要作战地域。如武昌、江西等地，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且境内河流纵横，这就容易形成多个枢纽地带。而同时这也就决定了，该地域中的作战部队, 主要是以山地战和城镇居民地作战构成的作战形式。
不过，如果我们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则在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我国军队的装备和技战术水平，实际上大体接近于一战早期的欧洲军队。
比如，在1914年开战初期的德军陆军师，其师属炮兵仅为两个炮兵团，装备12门105榴弹炮和54门77毫米野战炮。当然了，实际上就算是这种一战之初的师级装备，国民革命军也并非所有部队能与之比肩。
而到了1927年，先后师从日本跟苏联的国民革命军，不仅工业薄弱，同时在国际上还面临着一战后，各国协议裁军和武器禁运所带来的影响。
在此期间，无论是军阀部队，亦或是革命军，仍主要以纯步枪的连排，构成基本的战术分队。其中，一般每个连约为150－200人。
而有少数的精锐，则会被装备驳壳枪和MP18冲锋枪（即花机关）等轻武器作为突击力量。这一点也使得用大刀、梭镖等冷兵器的单位，仍广泛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
于此的另一个佐证，是后来抗战中闻名的西北军大刀队，以及粟裕在1938年所写的《游击战术讲纲》。原因无他，中国当时穷嘛。
那么，了解这点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我们脑海中关于三三制、小群多路等等战术战法，至少在1927年-1935年之间，尚是不存在的。
在当时，即便是国民党方面的嫡系部队，其火力若从国际视角上来讲，都还很贫弱。至于红军，那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南昌起义，还是随后的秋收起义。中国相关的军事斗争经验，仍主要是来自第一次北伐战争，以及此前的讨袁战争。这些战争，主要以争夺城市枢纽为核心。原因也简单，自古以来，城市往往是凝聚各方经济、政治和资源的集散地。
而与此同时，尽管军队已进化成了包括步、骑、炮、工等多兵种在内的合同单位，且新时代的自动武器、堑壕、坦克以及空军，业已出现。但具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排枪战术和白刃战仍广泛存在。
这方面，《粟裕回忆录》里就曾记载，井岗山时期的红军往往有5发子弹，就算是很多的了。更多时候，战士们只有3发子弹，在用排枪打上1－2发后，就要白刃冲锋了。而最后的一发子弹，往往要留在追击时才用。
当然了，考虑到粟大将说这话时的背景。国军以及此前南昌起义之初的革命军，其情况自然要好一些。可事实上，相比日俄战争、苏联内战等战争中的散兵战术，却也很难说有多大进步。
时间来到1927年8月1日，随着南昌一声枪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式开始。而此时的林彪，仅仅是南昌两万起义军中的一名下级军官。
决定此时起义军命运的，是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李立三、彭湃等等后来闻名遐迩的革命领袖。
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此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方面。其对战争的经验，仍主要是旧式的，或者说是普遍公认的模式。即打下若干城市做基地，再进而以图天下。
而这方面，又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普遍受国产国际苏联的影响很深。由此，大家普遍都认为，只要拿下了广州的出海口，那就能获得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和经费支援。
遗憾的是，尽管南昌起义军中不乏伟人与先烈，但一样不乏投机份子滥竽充数。为此，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的南昌起义部队，几乎从南昌城一出来，就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挑战。
首先是蔡廷锴带着第10师跑路，一下子让起义军损失了最少一半战力。再又因为国民党一路的围追堵截，至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已不足万人。
而在三河坝，为阻挡身后国军钱大钧部的万余追兵。起义军不得不留下朱德，指挥第25师和第9军教导团约3000人担任阻击。
这时的林彪，正在第25师73团2营7连，担任连长职位。
三河坝之战，第25师拼死抵抗，勉强顶住了钱大钧，但己方部队的损失亦不少。同时，令众人更为惊恐的消息是，南下的起义军主力已告覆灭。主要领导人如周恩来、贺龙等同志，生死不明。
关键时刻，此时还不是元帅的朱德，挺身而出。他按照志愿原则，让不愿继续革命的士兵自行解散。他自己则率领剩下来的800人沿着山路，由江西至广东北部，而后再转入到湖南方向，最终在井冈山跟教员完成了会师。至于林彪，以及后来的粟裕和一众我军名将，也大都在这剩下来的800人之中。
那么，这段经历对于林彪的将道，有什么启迪吗？
实际上，无论对林彪、粟裕，或者陈庚这些后来名声鹊起的战将来说。此时的他们，尚是刚刚参加革命部队的基层指战员或战士。
为此，对南昌起义的失利分析，到1929年初红军的情况，总结更为透彻的。乃是当时的高级将领如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同志。
而这里面，我觉得有主要参考意义的是《刘伯承军事文选》、《陈毅军事文选》以及粟裕大将的战争回忆录。
其中，粟大将算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视角，来回看这段历史。而刘伯承元帅由于身居参谋长，则能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仔细分析，南昌起义前后，敌我双方的综合情况。
这里我们插播一些有趣的片段。
如刘伯承元帅曾在文中指出，军阀部队的招募，有自愿的，也有硬拉来的壮丁。而在不同军阀当兵的待遇，也有所不同。
比如四川一个二等兵的月饷，仅为6.6元。就这，往往还打八折分发。但在广州，一个二等兵则可以拿到10.5元的月饷。
进一步的，在军阀部队中，克扣军饷是常态。且军官经常对士兵进行肉刑、残杀和侮辱，由此使得官兵间的矛盾，十分严重。
同时，军阀部队中更常委以亲信，在官兵间实施相互监督和连坐。甚至在包括武器的管理上，往往使用完毕后，即会被立刻统一锁起来，怕的就是士兵哪天忽然造反了。
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在后来的反围剿期间。为何军阀部队往往距离红军相隔不到几公里，却依旧很难发现红军所在。
说到底，这种靠着严刑峻法、吸兵血和吃民膏的部队，它是不敢把侦察分队派出去太远的。毕竟人派少了，不仅易被打埋伏，同时也亦导致士兵逃跑。而人派多了，虽然能较好避免逃跑，但却不利于侦察了。
再进一步，刘伯承指出了在南昌起义中，革命军一大失利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起义军部队中，雇有相当多的民夫来负责托运军饷、补给等等。
但一方面，因为当时起义军还没有稳定的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类似共产共妻的恶毒宣传。这就使得革命军招募来的民夫，往往受此影响，而不断逃跑。
不过反过来说，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旧军阀的部队组织看似有更正规的作战序列、更好的装备以及更完整的薪金制度。但实际上，其后勤和机动能力却十分薄弱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按一般观点认为，武器装备的数量与战斗力成正比。不过正如上面例子中所示的，在1927－1929年初，尽管红军每个步兵连所持枪械的比例，都要低于同期国民党及军阀部队。
可事实上，按陈毅元帅在1929年9月《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报告》中介绍的情况，红四军的每个步兵连，即编有若干的徒手兵。这些士兵不仅可以在打扫战场时，携带更多的枪械，同时还能帮忙转运伤员与物资。
故此，陈毅元帅甚至在文选中不无骄傲的指出，这是不为旧式军队所知的玄妙。而后来，这一制度更逐渐演变成，一个红军步兵连的定额为75条枪。
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是早期红军的机动能力，之所以普遍优于旧式军阀部队的原因之一了。
另外有意思的是，陈毅元帅在此前并非科班出身，也未上过外国的军校。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早期，由各位将帅所发布的军事文选中。窃以为，陈帅的文选倒是更为详实得多，实在让人好奇，他是如何锻炼出来的。
那么，上面讲了这么多，这跟我们的主人公林彪元帅，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于军事而言，整个红军的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南昌起义军延续北伐铁军的传统，打仗讲的是拉开阵势，进行面对面的正规攻防。
而在起义失败后，随着朱毛在井冈山的会师，林彪等“黄埔系”所熟悉的“正规战”不再常见。取而代之的，则更多是山地运动战、伏击战以及游击战。
这之中，对于这些原正规军出身的军官来说，将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作战，更还需兼顾如何处理与新的权利机构，即各级党委的关系。同时，此时的红军还需要实践土改政策，这于军官的政治素养，则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这个任务，真的简单或者说一帆风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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