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思想史上，我们经常发现，最初出现的新思想往往可以追溯到早期被忽视的著作。本杰明·M·安德森 于1922年6月在《蔡斯经济通讯（Chase Economic Bulletin）》（第2卷，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从当前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可以清楚地发现，安德森是哈耶克在所谓知识问题上的先驱——即如何利用分散在数百万个人中的特定知识来分配社会稀缺资源以满足人类需求。
哈耶克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1936年11月10日在伦敦经济俱乐部发表主席演讲时首次讨论了知识问题。他的演讲题为 “经济学与知识”，发表于次年《经济学 》 （第4卷，新系列，第33-54页）。
在那篇文章中，哈耶克认为“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更接近回答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存在于不同头脑中的知识碎片的组合如何产生结果，如果要故意产生这些结果，则需要指导头脑的知识，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拥有这些知识？”
哈耶克认为，只要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个人的自发行为将……导致资源的分配，这种分配可以理解为按照单一计划进行，尽管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规划”，知识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这些条件包括私有财产权、公正的法治、自由市场定价和对替代方案的了解。
1945年，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第35卷第4期，519-530页）上发表了著名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进一步探讨了知识问题 。文章的要点如下：
“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如何迅速适应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环境的变化。”
“最终的决定权必须留给熟悉这些情况的人，他们直接了解相关变化以及可以立即使用的资源。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先将所有这些知识传达给中央委员会，然后由中央委员会在整合所有知识后发布命令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权力下放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权力下放，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及时利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但‘现场人员’不能仅根据他对周围环境事实的有限但深入的了解来做出决定。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向他传达他需要的进一步信息，以便他的决定符合更大经济体系的整体变化模式。”
“从根本上来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知识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系统中，价格可以协调不同人的不同行为。”
“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地价格以由运输成本等决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本身就带来了解决方案，而这一解决方案（在概念上是可能的）可能由一个掌握所有信息的头脑得出，而这些信息实际上分散在参与这一过程的所有人中。”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通过价格和利润体系传递相关信息、以及与中央计划不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时产生的自发秩序的深刻见解，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认可，并于1974年授予他“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英国皇家科学院的Erik Lundberg教授在演讲中表示：
哈耶克教授对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不同经济制度可行性的分析。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他越来越关注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问题。
在这一领域，正如哈耶克研究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他详细阐述了这一领域的思想和概念。他在研究“社会主义计算”的基本困难时发展了新方法，并研究了通过分散的“市场社会主义”取得有效成果的可能性。
他在评估不同制度可行性时的指导标准是这些制度利用大量个人和企业中传播的知识和信息的效率。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具有竞争和自由价格形成的市场体系的广泛分散，才有可能实现所有这些知识和信息的有效利用。
哈耶克表明了价格本身如何成为成本和需求条件基本信息的载体，价格体系如何成为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机制，以及这种体系如何能够实现高度分散的知识资源的有效利用。
过去五十年中，哈耶克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的开创性工作引发了广泛的研究，探讨理解自由市场体系的制度框架的重要性，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和信息自由流动对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
本杰明·安德森：哈耶克知识问题理论的先驱
1936年和1945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撰写了关于知识问题的里程碑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没有引用美国经济学家 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M. Anderson，1886-1949年）的著作，而安德森1922年在《大通经济通讯》 上发表的文章触及了哈耶克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许多关键见解。如果哈耶克读过安德森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他肯定会引用的。
以下是安德森1922年文章中与知识问题相关的一些关键段落，与哈耶克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
“在这种自由、私营企业制度下，劳动力和资本可以在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因此，往往会保持自动平衡，并按适当比例供应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价格和工资的非人为力量的作用下，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社会合作得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和自动的。”
“然而，这个系统的成功取决于它的灵活性和调整的速度，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竞争力和不受统一意识控制的程度。如果一个政府或一个集体系统负责管理整个国家的业务并指导和控制生产，就需要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中央大脑，以至于任何曾经活过或可以预期活过的人都无法提供它。”
“当数百万人都在工作，每个人都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研究自己的特殊市场，在市场价格的指导下一点一点地进行调整时，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如果一个中央大脑必须为所有人思考，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会犯下重大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影响范围比在自由价格控制的竞争体系下可能出现的范围要大得多。”
“当市场确信价格不受人为控制，并且真正反映供求状况时，商品就会流通，生产才能继续进行…… 正确的价格可以定义为能够流通商品的价格，并且通过清算市场，允许生产新商品。确定正确价格的最佳方式不是通过先验计算，而是通过在开放、双边、竞争的市场中进行实验。”
自由的思想市场
哈耶克和安德森都认识到思想自由市场在产生替代知识方面的重要性，从而在形成反映机会成本和个人偏好的市场价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两人都看到了价格控制和私有财产权的侵蚀对经济自由和社会协调的威胁。
他们传递的信息是“制度很重要”，分散在数百万个人中的时间和地点的相关知识无法通过中央计划和控制来复制。
在我们庆祝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50周年之际，这些教训值得我们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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