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秩序和无序的根源

第8章 秩序和无序的根源

经济学家很少将秩序和无序置于研究的中心。历史——和当代——经验显示他们应该如此。在动态变迁的环境中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曾是古老的社会两难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经济变迁引起绝对和相对收入的改变、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个人和集团在社会中的保障的改变，因此是无序的滋生地。在某些时期，无序（例如通过革命）对所有社会来说都是地方性的；但是，尽管某些社会迅速重建了稳定的秩序，其他社会的无序状态却持续很长时期，甚至即使秩序重新建立了起来，它的维持也异常脆弱。从表面上来看，无序状态的持续令人困惑，因为无序增加了不确定性，而且绝大多数参与人显然都是输家。如果从人类意识的背景中来理解，无序就并不那么令人困惑了。信念，不管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都是意识的中心。我们不仅看到经济社会是如何运行的，而且还对社会应该如何运行以及社会如何重建以更好地运行有规范性的见解。这样，意识能够导致一套信念的构筑，这套信念促使参与人相信与其继续维持被视为不断恶化的状况，不如起来革命。而在另一个极端，意识能够导致一套对一个社会“合法性”的信念的构筑。我们需要考察在什么条件之下信念被激发出来，从而产生秩序或者无序。

Ⅰ

秩序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它也是建立和维持构成个人自由和产权基础的各种条件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而我们将个人自由和产权与一致同意或民主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不断改进我们对于秩序和无序的根源以及对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型的理解，对于理解经济变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秩序可以通过独裁统治来建立和维持，而无须被统治者的一致同意，秩序也可通过被统治者的一致同意来建立和维持。每种理想类型可描述如下：

当参与者发现给定他们对别人行动的预期，遵守统治者规定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时，独裁政治秩序的存在最为理想。遵守秩序通常被归因于统治者强制力和社会规范的某种混合产物，以至于人们发现按照有利于现有社会秩序的方式行事符合自己的利益。体现社会规范的、与统治者政策一致的共同信念体系会减少强制力的使用；相反，不同的信念体系或者与统治者政策不一致的共同信念体系将会增加统治者对强制力的依赖。

当参与者发现给定他们对别人行动的预期，遵守要求相互尊重的成文或不成文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一致同意的政治秩序最为理想。遵守秩序通常被归因于社会规范的内在化，以至于人们发现按照有利于现有社会秩序和/或社会控制的方式行事符合自己的利益。而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或社会控制的实施是针对他人可能的社会偏离的。反映共同信念体系的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models）转化为公认合法的一套制度。一致同意的政治秩序要求处于均衡之中的所有社会成员都有遵守和实施规则的激励，并有足够数量的社会成员有动机惩罚潜在的偏离者。倘若：第一，同样的人参与同样的博弈并有同样的支付和风险；第二，有关未来的不确定性保持不变，那么规则就是有约束力的。

两种理想的秩序体系都具有下述特征：

1．产生一套组织和建立一套权利和特权的制度矩阵；

2．不仅在政治市场上而且在经济市场上稳定的交换关系结构；

3．使国家受到一套能够保护组织和交换关系的政治规则及其实施制度的可信约束的潜在结构；

4．作为规范内在化和强制实施的某种混合的结果的遵从性。

两种类型处于政治组织谱系相反的两端，而且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独裁统治可以而且确实形式多样，从约瑟夫·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到“新加坡”模式；一致同意的秩序也可以形式各异，从瑞士某些州的直接民主到成为墨西哥过去几十年政治秩序特征的事实上的一党统治。这一比较要强调的是：第一，秩序降低了不确定性，因此秩序本身具有某些被认为“有价值”（a good）的普遍特征；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通常有意识地优先接受独裁秩序而不是无序。第二，独裁和一致同意的统治趋向于在这一谱系的中间位置相互融合，这里强制和社会规范的某种混合是秩序的基础。当影响社会大众的决策不是由全体成员一致作出时，强制是一致同意政治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强制和力量就是两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差别在于在何种程度上决策者受到这一体系中的正式约束尤其是非正式约束的影响。

无序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个人和组织的权利和特权很容易被攫取，这就意味着政治和经济市场上现有交换关系的中断；而且随着规范的分崩离析和/或实施的变化，对秩序的遵守也消失了。在此我们将考察经济变迁中无序的起源，然后研究随着经济变迁，维持秩序稳定的条件。我们将通过比较美国和拉丁美洲经济史做到这一点，这将说明无序、随后向稳定秩序的恢复和紧随长期无序之后的革命。

Ⅱ

无序可能产生于使规则的强制实施减少的变化，也可能产生于合作规范的弱化，这一弱化促使组织试图寻求博弈规则的根本改变。一种变化就是驱除能够提供社会中的可信承诺的旧机制而没有代之以适当的替代机制，例如（独裁）统治者的死亡，但这些事件通常反映了一种危机，寻求重大政治变迁的集团凭此可以造成政治力量的突然逆转。危机可以以几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祛除旧秩序。例如，经济危机限制了可分配的资源，这就促使某些以前的当权政府的支持者们反对它，从而破坏了支持这个当权政府的一致同意。

另一种变迁可能产生于一组增量的变化，这些增量的变化使某些个人和集团相信，与被视为威胁其生存的持续的增量变化相比，革命的风险更低。德·菲格雷多和温加斯特（De Figuerido and Weingast，1999）总结了这一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如下：

1．一批政治企业家清楚地表达一套与现有秩序根本冲突的新信念，起初只有极少数人持有这些信念。

2．这些政治企业家的对手按某种方式行事使得这些信念看起来是正确的，这样就证实了关键参与者眼中的革命信念。这样新观念的建议者无法直接控制的事件发生了，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些信念的真实性。

3．结果就是信念传播到某些关键决策者那里。当关键决策者接受了这些激进的新信念时，他们就为激进的行动提供了足够的政治支持。

Ⅲ

秩序的长期维持以及社会采取激进变革之后秩序的迅速重建，使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与世界历史中的大多数社会区别开来。其中关键是建立非人格化交换制度，从而约束参与人并限制政治规则的制定。在过去的三个半世纪里，美国（正如现在这样）随着经济的变迁，包括从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革命和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内战中迅速恢复，一直维持着一个秩序体系。而且，这一时期发生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中各个集团的收入和地位。在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社会中（North, 1990b），制度矩阵的灵活性使其能够调整来解决与根本的经济变迁相关的问题。在面对经济变迁时，维持政治秩序的四个命题能为我们提供对于适应性效率的某些洞察。

第一个命题涉及有关政府合法性目的的共享信念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不管是个人的、经济的、宗教的、民事的还是政治的——都意味着对政治官员行为的限制。政治秩序的关键是建立对政治官员行为的可信限制。公民权利及其暗含的对政府的限制对于政治官员来说必须是自我实施的，即违背它们就会危及政治领导人的未来。社会共享信念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与对政治官员行为的合法限制有关的社会规范的发展（通常历时弥久）。

第二个命题指出，成功的宪法部分地通过分派公民权利和对政府决策施加其他限制来限制政治冒险（the stakes ofpolitics）。第三个命题宣称，产权和个人权利必须很好地界定，使得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个人能够心知肚明。第四个命题指出，国家必须提供尊重这些权利的可信承诺，以此提供保护，防止公共官员的机会主义和掠夺行为。

成为这些命题基础的是制度矩阵，这个制度矩阵不仅在正式规则中规定了这些条件，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坚守的社会规范将这些价值融入社会文化之中，加强了这一制度矩阵。因为这一社会的文化调节是在几代人之间发生的，所以经历持续的无序状态的社会要建立稳定的一致同意的秩序就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独裁秩序可能很受那个社会的成员的偏爱。

Ⅳ

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特征是：殖民时代直到七年战争末期的相对稳定；接着发生不稳定直到1781年的革命；然后是秩序的重建和迅速的经济发展，直到被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战再次打断；接着是相对迅速的秩序重建和经济增长的复苏，此后经济持续增长。这一故事的主要轮廓可以根据前面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描绘出来。

18世纪的不列颠帝国是由多级政府治理的，每级政府都有界定相对良好的权力范围。直到1763年七年战争末期，英国在北美的角色被限制于提供帝国范围的公共物品，特别是安全和国际贸易。与英国总督合作的殖民地会议对于地方公共物品、产权、宗教自由和契约实施拥有广泛的权力，当然，这些权力受到英国法律的某些约束。在单个美国殖民地内部，帝国制度对英国扮演的角色施加了相当多的限制。英国制度在帝国内部创造了共同市场，从而防止了单个殖民地提高贸易壁垒。

来自法国的普遍威胁将大西洋两边的这两个国家限制在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关系之中。因为双方彼此需要，所以它们能够建立和维持帝国联邦结构所固有的政治和经济自治体系。尽管每一方都可能有欺骗的倾向，但两方都发现帝国的联邦结构十分方便。实际上，整个体系的贸易和安全问题与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内部的国内问题（比如宗教自由、税收、所有权和社会管制）之间的严格界限创造了一个可信的承诺机制。在这一体系中，一方的背离很容易被发觉。用一致同意的政治秩序的四个命题的话来说，帝国的联邦结构创造了一个天然的聚点解（focal solution），使得行动易于被每一方监视。

在1763年之前的一百多年里，英国开始接受地方的政治自由，以此交换殖民地居民接受英国对帝国的控制，包括对殖民地居民的贸易限制。帝国制度和支持这些制度的共享信念体系结合在一起，支撑着大西洋两方的合作。1763年之后，英国在帝国政策上的多方面改变威胁着这一体系，其中两种变化最为关键：第一，尽管战争驱除了来自法国的威胁，但却消耗了巨大的财政资源，结果给英国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英国求助于殖民地为部分债务融资。第二，法国的失败极大地改变了帝国。在法国失败之前，美国殖民地代表着帝国的主要部分。损害美国殖民地的任何事情都会同样损害帝国。七年战争之后，这就不是必然正确的了。在新的和更大的帝国里，英国有理由设计帝国通用的政策以治理这个体系，而这些政策可能就会损害其中的一个部分。加之殖民地对英国安全保护伞的需要减少，因此也没有更多的理由遵照英国的利益行事。

这些变化导致许多美国人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将不再遵守帝国的联邦主义原则。在一个新兴的激进集团内部，这一观点尤其强烈。这一集团指出，英国通过税收直接干预殖民地事务的先例意味着自由的终结，包括殖民地议会自治的终结，因此也包括殖民地珍视的所有东西的终结。随着这一先例的建立，这一集团继续宣称，英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其他政策。一开始，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些激进分子不太注意，他们有关自由的声音听起来也似乎不太真切。英国仍得提供许多理由，才会使人们相信它想要作出重大的政策改变。更进一步地，温和派和反对派都担心摆脱英国的统治只会更糟。但是一连串的英国政策，从1766年要求殖民地提供四分之一的英国军队到《1773年茶叶法案》，引起了殖民地内的强烈反应并为支持激进派提供了铁证。正如激进派一开始提出的那样，新的英国政策威胁了美国的自由。

简而言之，美国无序状态的突然出现体现了上面清晰表述的原则。法国的失败有助于驱除旧体系，从而导致了英国在帝国内部行为和政策的变化。作为反应，美国的激进派清楚地表达了一种起初处于美国人信念边缘的新观念，即英国的行动代表着自由的终结。在同英国人争论的早期，政治上非常关键的温和派并不同意激进派的话。然而，英国的行动（在贝叶斯调整意义上）提供了有利于这些观念的证据，导致激进派赢得了关键的温和派的支持，到1775年，温和派在反对英国的革命上已转而支持激进派了。

革命之后秩序的重新出现从根本上依赖于殖民时期的传统。一套英国统治时期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博弈规则提供了殖民地的自治和经济领域良好界定的产权。在《联邦条例》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建立的时期争议不断，但是政治和经济规则稳定性的基础却从殖民地宪章中延续到独立时期。上面讨论的政治秩序的原则体现在宪法通过创立一个列举权力（enumeratedpowers）的复杂体系、一个分权体系和一个对国民政府施加显著限制的联邦主义体系来降低国家政治冒险的方式上。这一时期的争论提供了有关对全国性政府的限制、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和州自治（state autonomy）的新的共享信念。面对不断发展的共同市场，各州之间的竞争使各州有激励培育有利的经济氛围，而硬预算约束又大大地限制了各州补贴地方经济参与人的能力。早期美国的居民支持州和地方政府的自治，因此也支持对全国性政府的强有力的限制。普遍持有的信念体系与政治制度、产权和法律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分散的（decentralized）竞争性市场的体系。当这一体系与这个国家传承下来的有利的要素禀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是快速的经济发展。

政治僵局的崩溃导致的内战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可怕的中断。这一政治僵局通过南北之间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维持着联盟。实际上，随着这一政治僵局的崩溃，为双方提供可信承诺的机制消失了，因此就使南方各州确信脱离联邦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南北战争是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战争之一，但就本章的主题而言，其显著特征却是异常的复苏。战争结束之后几年之内，北方的经济增长就恢复了，在世纪末之前，南方的经济增长也恢复了，尽管1877年重建的结束导致了非裔美国人的二等公民权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久地存在。但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确接踵而至；不仅产生了贯穿那个世纪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且经由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也引人注目地改善了非裔美国人的状况。

成为美国经济特征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是如下因素的结果：路径依赖（从英国统治继承下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利的要素禀赋（无边无际的富饶土地和资源、来自欧洲的劳动力移民和资本）、加强了那些支持正式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信念体系的贯穿19世纪的无数的有利事件（例如，19世纪末期普遍发现了金矿，从而带来了农业几十年不尽如人意之后的繁荣）和好运（例如，反北部联邦同盟者对宪法惯例的联合抵制）。一个关键事实值得强调，英国制度的继承为非人格化交换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而非人格化交换制度正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Ⅴ

拉丁美洲的故事开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大陆的征服。整个殖民、贸易和发展模式都适于为国王榨取贵金属。这是一个马德里统治下的独裁体系，既不存在自治，也不存在竞争性市场。国王授予被选中的商人排他性的垄断特权，贸易也被限制在整个南美的少数几个港口。西班牙重商主义结构的目的就是将贵金属运到西班牙，而不是促进拉丁美洲的发展。这样的殖民类型和榨取型经济政策对独立之后的拉丁美洲有着深远的含义。

1807年拿破仑囚禁了西班牙国王，这导致了重新界定殖民地对宗主国关系的努力，并在整个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各国引发了独立运动。西班牙军队的失败导致前殖民地分裂为新的共和国。许多共和国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作为用于独立的范例，但结果却截然不同。没有殖民地自治和良好界定的产权的传统，独立蜕变成各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对政治和经济控制权的激烈争夺。结果就是，俘获政权并将其用作所有市场上人格化交换的工具。在大多数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花了半个世纪才有一个集团通过竞争最终取胜。建立秩序本身就成为一个目标，这样，独裁政权就被创造出来并持久存在——“军事独裁统治”（caudillismo）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殖民体系的灭亡产生了新建各州不能解决的新冲突。建立新的共和制度（受美国启示制定的宪法）的努力与旧秩序的政治基础相互冲突。在皇家体系之下，权利基于与国王的个人联系被授予个人和集团。结果就是大地产授予富裕的个人和教堂，权利和特权授予军人，以及一系列生产和贸易的地方垄断。宪令没有自治政府，人格化联系主导着政治和经济交易。而在独立体系之下，深远的政治冲突出现了，那些从皇家体系中继承了权利的人与共和制度及其伴随独立不断演化的组织产生了根本冲突。

对无序根源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对独立之后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前殖民地的理解。它们没有关于政府角色、国家、社团权利（corporateprivilege）和公民权利的共享信念体系。然而，却有一套基于人格化交换的共同信念，这一共同信念促进了牢固的人格化联系，但却削弱了非人格化交换制度的构筑。对政府的合法目的和应该如何组织社会的一致意见的缺乏使得无法对国家施加限制。对基本政治结构未能达成一致与共享信念体系的缺乏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新建国家可信承诺的缺乏以及固有的政治不稳定性。

然而，固有的政治不稳定性并没有完全中断经济增长。在拉丁美洲，政治不稳定性既没产生经济崩溃，也没产生经济停滞，而是伴随着经济的低增长产生了持续的不稳定性、广泛的寻租、政治独裁主义、不利的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的无效率供给。例如，在墨西哥，垂直政治一体化由政府、资产持有者和一个第三方的联盟组成。这就可信地承诺了各个政党会维护协议。尽管第三方可能是外国，在墨西哥第三方却是个国内集团。这个集团的支持对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从资产持有者那里获得租金。结果就是没有对产权的普遍保护，只有对有关资产所有者的选择性保护。对墨西哥的这一解释不仅对拉丁美洲而且稍加变化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停止所有的增长不符合政治上主导集团的利益，因为这样做会使收入源泉枯竭，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曼库·奥尔森（Mancur Olson）描述的常驻匪帮模型就是这样一个其中的常驻匪帮在不没收资产持有者的所有净收入上拥有基本利益的模型（MaGuire and Olson，1996）。

在独立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差异仍为两者对比鲜明的绩效提供了根本基础。美国保留了联邦主义、民主、有限政府和繁荣市场的强健体系。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仍以走走停停的发展、脆弱的民主制度、可疑的公民权利基础、人格化交换和被垄断的市场为特征。对比鲜明的绩效部分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要素禀赋分析来解释。禀赋显然是欧洲殖民类型的驱动力。但是，要素禀赋的论证需要下列因素的强有力结果的根本补充：殖民传统的路径依赖结果、奴隶制和监护征赋体系，以及作为两个多世纪经济和制度力量融合结果的对比鲜明的制度演化。这些对比鲜明的制度类型的根源在于每一情形中关键参与人的根本信念。英国信念体系的演化将在第10章中考察。这一信念体系延续到美国殖民地，提供了不断演化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的基本源泉。相比之下，成为西班牙国王制定的制度的基础的信念却引发了两个世纪的不稳定、动乱、非人格化交换和有限政府。

秩序和无序植根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演化的制度结构之中。尽管在持续变化的世界中危机总是困扰着每个社会，并常常给社会带来无序，那些具有稳定的制度传统的社会要比没有这一传统的社会恢复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