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新闻联合策划出品了“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视频。本文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辛庄课堂联合创始人、辛庄课堂学术总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全部专访文字整理,与视频作品一并呈现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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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世界大变局?
问: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怎么看这一大变局?
张维迎: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国家快速发展,包括后来美国崛起。中国过去的经济规模也很大,1820年时GDP占到世界的1/3,直到1860年才被英国超越。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在近代却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超越。过去40年,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经济规模、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质量等全面、大幅度提高。不难想象,当一个拥有世界20%人口的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后,整个世界格局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问: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是近100年才发生,而是从工业革命就开始了?
张维迎:是这样。中世纪结束之前,世界各国的差距并不大,所谓的“大分流”,是从工业革命后才开始。近100-200年,有些国家发展很快,有些逐渐落后甚至发展停滞。而中国是从一个经济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大国沦为了落后贫穷的国家,后来又迎头赶上,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快速回到世界重要大国的地位。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奇迹?
问: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让普通老百姓有了选择的权利。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企业家的概念,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改革后才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也正是这些企业家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我在1984年写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企业家堪称经济增长的“国王”。(点击阅读:40年后重读张维迎《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历久弥新)
回顾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只有把企业家精神焕发出来,鼓励那些最有才能的人去打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很快发展起来。英国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17-18世纪初迸发出强大的企业家精神,其工业革命史就是企业家的创新史,一个又一个企业家的故事造就了英国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国也一样,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焕发出企业家精神的过程。
中国获得快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前提。西方国家经过200多年积累了大量科学技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将这些成果“为我所用”,减少了试错成本,全方位快速追赶,少数新领域同步发展。因此,不可否认,企业家精神和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获得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当然,我们肯定开放的作用,并不是要低估改革的作用。西方的文明一直就在那里,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如果不是政府力推市场化改革,这些外部资源都不会转变为我们的生产力,这是很关键的。
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靠自我封闭发展出现代文明,成功者都是改革与开放的结合。为什么英国成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早期引领者?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一是英国通过改革实现了体制变化,包括光荣革命后确立了产权制度、议会民主制度和有限政府制度等;二是英国通过开放引进了棉纺织业并成为支柱产业,从进口布、纱,到后来直接进口棉,发明了纺织机,再用蒸汽做动力,最终走上了世界强国之路。
如何理解企业家与科学家群体?
问:英国工业革命也促使企业家群体崛起,那么企业家群体与科学家群体、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维迎: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是更加偏技术性的成果,科学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热力学,有了蒸汽机之后,人们在研究怎么使蒸汽机的效率最大化时才产生了热力学。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家所起的作用就大了。经济发展需要新技术变成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才能最终造福整个社会和普通大众。科学家主要是发现自然规律,发明家根据科学家发现的规律,或者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实验,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因此,科学家、发明家很重要,是人类文明很关键的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甚至不敢说是最关键的步。因为这些东西最后还需要靠企业家来实现商业化、大众化,最终让更多人受益,把概念、技术和产品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让普通老百姓也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
不仅如此,工业革命中,科学家、发明家还往往离不开企业家的资助,甚至是引导、提需求。
比如,瓦特曾经为改进蒸汽机而负债累累,这时是企业家罗巴克站出来,为其偿还了债务,并且允许瓦特使用他工厂中的工具,还出资跟瓦特合伙申请新蒸汽机的专利权。罗巴克破产后,瓦特的发明事业经历了艰难期,此时另一位企业家,马修·博尔顿,看准蒸汽机的前景,又成立了博尔顿-瓦特公司,资助瓦特继续研究并成为瓦特专利股份的持有者。瓦特的成功离不开这两位企业家的接力资助,所以他说,“没有他们,我什么都做不出来。当我在沮丧、失去信心时,是他们给了我帮助”。
蒸汽机最初是矿井用来排水的简单工具,瓦特使它由往复运动变成旋转运动后,它变成了能够带动机器的动力,而这背后也是因为博尔顿的推动。科学家、发明家对人类的贡献很重要,但是企业家才是将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的真正推动者,他们帮助发明家把抽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变成了惠及普通老百姓的生产力。发明和创新并不一样,创新是使技术具有商业价值,而创新只有依靠企业家来完成。
当然,有一些发明家本身就是企业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托马斯·爱迪生。爱迪生拥有上千项发明,他也是一名企业家,具有活跃的商业头脑。爱迪生名下的好多发明并非他的个人创造,而是由他领导的实验室团队共同完成的。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尼古拉·特斯拉。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曾在爱迪生的公司打工,最后辞职去了西屋公司。特斯拉是一名纯粹的发明家,他的发明包括电动机、无线电等数百项,在技术上的贡献并不逊于爱迪生。爱迪生实现了用电来照明,而特斯拉则将电变成了固定动力并最终取代了蒸汽动力,这是特斯拉对社会的伟大贡献。然而,特斯拉最后贫困潦倒,因为他不像爱迪生那样具备企业家的素质,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知道爱迪生,却少有人了解特斯拉,直到现在马斯克用他的名字为公司命名。
问:是不是科学家实现从0到1,企业家是把1变成了N?
张维迎:还不完全是这样。
首先,科学家、发明家也并不都是做的从0到1,有一个渐进和反复迭代的过程。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发明的东西有没有商业价值。比如古罗马就有蒸汽机,当时是皇帝用来开宫门的一个玩具,到工业革命有了企业家之后,蒸汽机才真正变成了生产力。所以,有一些创造发明是从0到1,还有一些发明改进本身就是从1到2、3,经历无数次的迭代,每一次其实也是一种发明创新,一步就从0到1的极少。比如瓦特是改进了纽科门蒸汽机,但是瓦特的蒸汽机对工业革命的贡献非常大,是纽科门蒸汽机做不到的。
企业家对于科学家、发明家而言,一方面是资助,像瓦特这样的发明家的背后有好多不为人知的企业家,他们一起推动了科技与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是企业家提出科学创新和发明的需求,科学家、发明家再根据需求发明创造;并不全是科学家、发明家先创造一个东西,企业家觉得有用再拿走。
商业飞机的发展史就是这样。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企业家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是航空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65年,他请他在波音公司的老朋友、波音总裁比尔·艾伦为他设计和生产比波音707“大得多”的飞机,于是才有了波音747出现。
不得不承认,科学家、发明家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但他们的意志力可能没有那么坚定,特别是在研发中遇到困难后就很容易放弃。瓦特曾想放弃研发去当一名测量员以养家糊口,直到他遇到企业家罗巴克和博尔顿。罗巴克破产时唯一剩下的资产是瓦特蒸汽机三分之一的专利权,别的债权人认为这毫不值钱,而博尔顿慧眼识珠,买下了专利权。
所以从发明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链,不是科学家、发明家搞发明创造、企业家搞生产。很多创造发明都是通过企业家的需求倒逼出来的。以石油化工行业为例,该行业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很多大学都设有化工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洛克菲勒这样的企业家。石油作为燃料不能像煤炭那样直接点燃,而是要经过分解、提炼、净化等一系列过程,后来人们从石油里提炼出了300多种化工产品,包括造衣服的尼龙等材料。这些成果从生产实践中而来。如果没有石油产业的发展,像MIT(麻省理工大学)等高校也不可能创立化学工程学科。
中国的市场经济如何演进而来,还有哪些不完善之处?
问:前面讲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形成了有助于企业家成长的土壤。您是双轨制改革的重要倡议者和思想者,双轨制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很独特的模式。请问现在我们的双轨制改革结束了吗?还有哪些“轨”没有并过来?
张维迎:双轨制改革的核心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双轨制改革承认了人类的无知。计划经济的假设是有一小部分人以为自己知道一切。他们为国家发展做了一个全面计划,并要求大家照此执行。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承认人的无知。一方面,人类不知道的东西有很多;另一方面,人类进步需要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不同人掌握的知识不一样,每个人的知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或者异质性。我们试想一下,就算那些最聪明、掌握很大权力的人,他们脑子里的知识恐怕也不到人类所有知识的万分之一,所以怎么能够用那万分之一的知识去指导社会中每个人该做什么呢?其次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变化,随时在创造新事物。计算机没出现时,你怎么能计算出市场对它的需求是多少?
第二,从双轨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不能按照设计的价格体系去制订价格政策,比如不能说煤炭、苹果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双轨制改革的重点是“放”。但“放”也不是一下子全放,因为这涉及到大量的利益关系。双轨制价格改革要通过市场自身演进来决定价格,而市场机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它的形成是“自下而上”,而非“从上到下”。
双轨制改革的关键是先从边缘、增量上引入市场,再通过市场机制不断演化推进。这里面就与企业家精神高度相关。市场要靠人在里面发挥作用,这些人主要指的就是企业家。计划经济中没有企业家。改革初期出现了市场,好多国有企业领导并不适应,因为他们原来是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来管理企业,但市场经济下就需要他们自己动脑子去解决问题,以前产品出来后可以直接交给商业部门去销售,现在他们不但要考虑生产什么,还要考虑怎么销售,怎么参与市场竞争等。
在双轨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家也就跟着一代一代成长起来了。或者说,双轨制改革本身就是培养企业家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国企领导还是私企老板,都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让每个人去思考想问题,对的想法可以变成产品并通过市场扩大,错的想法自然会被市场淘汰,如此不断迭代,才有不断发展。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情况都一样。经济发展需要每个人都有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动力和机会;反之,让少数人去指导,发展就一定会出问题。
当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全部完成。如果只是从产品市场是不是由供需决定价格的角度来讲,我国在1993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双轨制改革,当时90%以上的工业品、农产品定价都放权给了市场。
但是,如果从要素市场来看,我们还存在双轨,其中劳动力市场转轨较好,但是资本市场的转轨一直没有彻底完成,好多还受制于行政命令,由国有银行主导或垄断,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土地要素更是如此。
因此,整体而言,我们产品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但要素市场仍有计划的明显残留,整个体制仍然处在双轨制改革中。
经济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理解经济学的价值?
问:市场经济的产生,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化离不开经济学的贡献。您是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学本身的演进?
张维迎:经济学并不是静态的,也在不断演进,但我的总体看法是,过去100年,经济学并没有向好的方向演进。目前为止,对人类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亚当·斯密,他为人类破除了一个旧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一个人想赚钱会被认为不道德,但亚当·斯密证明,一个人想赚钱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有竞争机制存在,自己富有就得先让他人富有,这是“市场逻辑”(点击蓝字阅读文章)。由此,人们突破了传统观念,不用再去评价那些想赚钱的人是否不道德,市场机制可以确保他们赚钱的前提是要为他人服务、为他人创造价值,这就是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
我认为,在亚当·斯密之后,特别是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后,经济学作为整体对现实的发展并没起太大的积极作用,并且在很多方面还发挥了负作用。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总是认为要将经济学变成像数学、物理那样,用一套理论来改造现实世界,由此导致科学主义和经济学家的致命自负,这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伤害。计划经济就是个例子。当年一大批经济学家支持计划经济,包括波兰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他用现在所谓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去论证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萨缪尔森的教科书每一版都在预测苏联经济将很快超过美国,甚至预测到1984年这一具体时间。熊彼特也认为,从理论上看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当经济学家有这样一套理论后,他们就会用理论去强化人们的认知,结果产生出一套不良体制。凯恩斯主义之后,社会对经济学家的需求更多了,大量银行、公司都需要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开始经常对经济做预测,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我坦率地讲,经济学家占有的资源与他们的整体贡献不一定成正比,除了亚当·斯密、米塞斯、哈耶克等少数人,经济学家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其实这个世界上好多坏事都是聪明人,甚至是好人干的,初心是好的,只是好心最后办成了坏事。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些愚蠢至极的观念只有某些知识分子会相信它,普通人不会相信它,因为普通人不可能愚蠢到那种程度”。他的意思是,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掌握的知识多,但是知识多往往容易犯大错误。为什么有知识的人反倒可能给社会带来伤害?我觉得根源是某一种错误观念长期流行。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理论导致认知盲区”:当你相信一种理论,但发现它又不能解释现实情况时,你通常不会去怀疑理论本身是错的,而认为是因为自己所掌握的数据、知识还不够,只是暂时无法证明理论的正确。因此,很多错误理论流行了很长时间甚至上千年,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地心说”就流行了2000年,像亚里士多德这样聪明的人世上没有几个,但他仍然陷入了理论误区,或者说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再聪明的人所掌握的知识仍然非常有限;第二,任何人都可能进入知识盲区。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命运交给任何个人,无论他有多么聪明。我们需要市场存在,市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人按自己的方法去做事、去参与竞争,对的东西获得成功,错的东西面临淘汰。大家事前基本上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是错的,否则人类的进步发展就太简单了。
但很多有知识的人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容易狂妄自大,觉得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不按照他的想法做事的人就是傻瓜。他还会去教育他人。我们经受的这样的教训可太多了。
经济学家依据书本上的一般性原理画出一个曲线、导出一个公式,但这要用于指导政策又是两码事。政策依据的某一个参数常常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当经济学家进入知识盲区,通常又会打肿脸充胖子,拼命掩盖错误,因为人都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市场经济很公正,不可能让你一直掩盖错误,投资错了就会亏损甚至破产,只有及早纠正才会减少损失。市场经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会不断纠正人类的错误,但计划经济就可能是“一条道走到黑”,如果决策者投资错了,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错误,他会继续追加投资希望掩盖错误,同时下级也不敢随便去纠正上级的错误,否则官位就不保了,于是有些错误就一直得不到纠正,最终整个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些看出错误的经济学家,反而往往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都崇拜计划经济,因此哈耶克在当时是被耻笑的对象,但是历史最后证明了他的伟大。当所有人都看不到问题时,他看到了。有些人虽然看到了问题,但愿意人云亦云,否则自己的饭碗没了。像哈耶克这样坚持自己意见的人,具有非常可贵的品质。
总之,我不是否定经济学家,我本人也是经济学家。我只是想强调:经济学家一定要能够保持独立思考,这非常重要,否则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但独立思考就意味着要和周围环境发生更多碰撞,有时甚至要遭到所谓主流的嘲笑,甚至抵制、打击。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为什么特别重要?
问:您讲过“企业家精神可能比企业家更重要”,即便在政治领域,也存在政治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为什么这种精神特别重要?
张维迎: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是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有这精神的人去从事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就是企业家。如果这种精神用于在政治领域,就是政治企业家。你看在政治领域也一样的,有些人在位的时候只是在“守摊”,而有些人愿意做事,愿意创新,敢于去改变或完善体制,这就是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我们可以简称政治企业家。学术领域也一样,有些人一辈子照本宣科,有人积极创造新理论,那就是学术企业家,不是说他们通过学术赚钱,而是具有学术创新精神,打造出一片学术新天地,很多学科的开创者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指人类不安分的创造力。尽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样的创造力,但能够真正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人只是少数人。同时,又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企业家精神真正应该用在哪里。
17-18世纪,英国最聪明的人在做企业,包括贵族,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做官,当时最聪明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这也是近代中国和西方发展出现背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官员只着眼于分配财富,企业家精力在于创造财富。如果最聪明的人是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那么国家的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聪明的人一部分在城市,另一部分在农村。邓小平搞“包产到户”后,农村里的这些聪明人就自由了,乡镇企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如果当时农村里这些最聪明的人都还只找机会去当官,中国的改革肯定就难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很多原来的处长、局长“下海”了,包括后来的“海归”,这为经济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或者说是重新配置了企业家资源,否则中国也不太可能有今天。
我们一定要记住:只有真正最聪明的人愿意去做生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有希望。其实中国人一点也不缺少企业家精神。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到东南亚国家后成为了出色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在当地进不了政府做官,只有做生意赚钱了才能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本身就具有企业家精神。科举制最初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但在近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了不小的障碍。
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如何理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问:市场经济再好,但也无法解决所有事情,还需要政府的存在,比如企业和企业、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陌生人交易,就需要政府来建立规则。市场经济最需要政府的地方是什么?该如何理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张维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法治。为什么说法治很重要,因为法治的核心是让每个人对未来都能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这个预期是指,我干了好事可以得到回报,干了坏事会被惩罚。如果企业家有这样的预期,他知道只有诚实守信才能把生意做大做强,坑蒙拐骗不可持续。由此,企业家会意识到声誉是他最重要的资产,也是获得陌生人信任的决定因素。国家法律,特别是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是企业家维护自身声誉的保障,没有财产所有制也就没人在乎自己的声誉了,所以法律保护私人产权对建立企业信誉非常关键。
政府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和维护好的法治,包括统一度量衡等软的基础设施,这对市场发挥声誉机制非常重要。政府帮助信息透明,流通速度更快,也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维护声誉的积极性。这样一来,政府反倒不用去具体管理企业,因为当企业出错时,自然会受到市场规则的惩罚。比如某个企业想靠欺骗赚钱,它搞定工商局的几个管理者要容易一些,搞定成千上万受骗的消费者要难很多。企业要搞定每一个消费者,唯一的途径就是给消费者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从国家层面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法制保护企业产权,公民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从企业角度来讲,是要完善管理制度。
麦当劳在全球有几十万家店、数百万名员工。它的厨房用具统一采购、食品制作标准化流程,对员工统一培训,加盟店要交保证金,总部时常派人去各门店试吃并写暗访报告,以此维护麦当劳品牌在全球的声誉。如果所有企业都像麦当劳这样自觉承担责任,那政府不就轻松多了吗?这时,政府只需处理一些特殊问题,如有人“山寨”麦当劳产品,侵害了麦当劳权益,政府再出面去处罚。保护商标权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企业,更多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如果超市里销售的商品都没有商标,恐怕大家也都不敢买了,因为不知道出了问题该找谁去,但有商标就能找到责任人。所以,保护产权这种无形资产,最终是为了保护普通消费者。如此,企业老板也明白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并且为企业内部所有人的行为负责。
如何规避企业家的短期主义,鼓励长期主义?
问:市场经济也难免出现一些短期主义的企业家,或者说是套利商人,比如生产一批假疫苗、似奶粉,等到消费者或政府发现后,他已经赚了很多钱,只被罚了几十万。怎么规避企业家的短期主义,鼓励和引导长期主义?
张维迎:面对这样的问题要分析历史原因。完全杜绝企业的违法行为不可能,市场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完善的过程,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耐心。国家当然想帮助市场形成良好的秩序,但也需要时间让企业家和消费者相信,最后才能促使企业诚实守信,消费者进而相信企业品牌和政府。
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还是人民公社,那时树都归集体所有,很少有人主动去爱护,大家都偷着砍了当柴烧,所以村里的树总也长不大。
后来,村里决定把树分给村民私人看护,但还是有好多人把树砍了当柴。村领导看见大家还是在砍树,觉得交给个人也不行,就又决定把树收回集体。
村领导不明白,那些村民之所以把分给自家的树也砍了当柴烧,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砍的话又会被收回集体。果真如此!因此,要让大家有积极性养树、栽树,必须要忍一忍初期的混乱,让村民相信分给他的树不会再被收回去了,村民才不会继续砍树,才会等到树都长起来卖钱,然后大家才有信心、有动力自愿种树、爱护树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要建立市场秩序,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不要因为出现一点问题就希望政府出面解决,如果解决得不好,反而越弄越糟。信誉来自耐心!
对于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认为经济学家应该看到普通人和一般管理者看不到的东西。政府官员以短期成绩为考核指标,有些企业家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难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这时就需要经济学家帮助他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才是经济学家对社会应有的贡献。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学者无恒产也有恒心,因为学者的个人声誉就是其“恒产”。
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两方面效果,一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二是暂时看不见甚至永远看不见的长期影响。法国19世纪中期的经济学家巴斯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经济学家,他说:坏的经济学家只看见看得见的东西,好的经济学家不仅要看见看得见的东西,还要能推断出看不见的东西。经济学不能只是研究某项政策当下的效果,还要推断这项政策长远产生的影响。凯恩斯就只考虑短期,他说“长远看我们都死了”。尽管这是玩笑话,但也反映出他的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我们管长远的事干嘛呢,把眼前问题解决好就行了。
当下各国的宏观政策都有应对短期的倾向,但未来的问题恰恰应该由学者去管。只是,当下的学者很短视,并且为做短期决策的官员提供一套理论,让官员的行为更加理直气壮,“你看这是教授告诉我的,这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这对国家长远的发展绝不是好事。
对于企业家而言,看得不够长远的原因很多,有人天生就是急功近利的性格,我们能改变的是从体制和政策环境上帮助他们关注长远目标。我相信,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长期主义者。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政策总在调整,即使愿意做长远考虑的企业家也会变得短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行为往往是由外部环境导致。企业家现在想为企业做一个长远规划,但如果明天突然下来一个新政策,他的计划就可能泡汤了,那他也没必要考虑长远了,毕竟考虑长远就意味着要牺牲眼前利益。如果看不到长远利益,又为何要牺牲眼前利益?因为他首先也要生存下去。适者生存嘛!
所以,一个好的政策、体制环境,是要让人关注长远利益,能够看到牺牲眼前利益所获得的长远好处,否则将导致人们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最后坑蒙拐骗。
因此,如何创造一个稳定的、“正循环”的环境,就显得特别重要。不管企业家或普通人,这个“正循环”里不光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生物基因,还包括通过接受教育形成的“文化基因”。人的老师始于父母,却不止于父母。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亲戚、老师、朋友,甚至书中看到的中外历史伟人,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你的人,都有可能是你成长环境的一部分。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你看见别人成功了,如果他是靠坑蒙拐骗成功的,那你可能会去学着坑蒙拐骗;如果他是靠踏实肯干成功的,那你也会像他那样去经营自己的口碑。这就是一个正循环的过程。我们要意识到,人类的行为不像蜜蜂、蚂蚁那样完全由生物基因决定,当社会风气是“邪不压正”时,坏人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坏事;反之,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问:有些反对市场经济的人,认为过度发展市场经济、过度崇尚企业家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从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体幸福感。比如华尔街、硅谷的企业家挣得特别多,但是更多人可能在全球化或者是市场经济中所获很少,甚至受损。市场经济是不是容易带来或加剧贫富分化问题?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张维迎:这就是一般人存在的认识误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包括经济学教育,没有让我们很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首先必须承认,人天生有差距,男女有差距,高矮有差距,才智有差距,所谓“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不可能是人与人在上进心、能力、起点、机遇等所有方面的绝对平等。
如果你真正理解企业家的话,就知道财富本身是不断流动的,没有人会永远稳居首富地位,他一定会被其他人超越。所以熊彼特讲,“富人俱乐部就像一家旅馆,里面总是住满了客人,只是客人的名字总在变,有人离开,有人进来。”这才是市场经济。流动性才有利于公平,比传统靠血统分割社会的贵族制更公平。贵族可以世袭,但市场经济中富人一般富不过三代。洛克菲勒的后代都不在富豪榜上了,中国2010年位居胡润富豪榜的100人到2020年也只剩下了30人。
市场经济其实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富裕的机会。现在有农村女孩成为网红后变富有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市场经济允许每个人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优势,无论这个优势是什么,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传统社会里,农村人不靠种地就养活不了自己,但现在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利用大规模的市场,你不务农也能养活自己。我们看到,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就越公平,因为市场给每个人赚钱的机会,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变得更加激烈。因为存在市场竞争,企业家对工人的福利待遇也会更好,否则你给工人的钱少了,别人就会开高价挖走。但好多人不理解这些,以为资源、技术就在那儿,市场经济就是最后怎么分配财富的事。
事实上,市场经济不在于分配财富,而是在创造财富,财富一定是赚来的。“挣钱”和“赚钱”的概念也不一样,工人通过付出劳动“挣钱”,企业家把应付工人的工资付完后,“赚”的是剩下的那些钱。
从统计数据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是最成功的企业家,一定会有其他人超越他,没有人能够一劳永逸,因此好多成功的企业家面临的压力非常大,老怕一放松就被人超越了。从严格意义上讲,企业家不过是替社会管理财富,他们个人享受的财富并不多。比如这个工厂是我的,你们都眼红,那我一把火把它烧了,这其实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但工人就失业了。
企业家的财富,绝大部分不像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从我家搬到你家还是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企业财富在我手上是资产,到你手上就可能成为负资产。马斯克拥有巨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但假如某天他不干了或者干不了了,他的企业可能就一文不值,因为他的企业有很多债务,而且他的那套东西别人也干不了。所以,企业财富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且财富也不是靠分配、再分配来的,是靠创造而来的。
人们通常只看到个别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却忘了许多失败的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好多企业,包括中科院办的好多企业,现在都消失了,大家也早就忘了那些企业家。大家只记得联想,那是因为联想活下来并且发展壮大了,但它活下来靠的是柳传志的企业家精神,不是谁来经营联想都能让它壮大。只是太多人不明白这些道理,以为企业的价值是固定的,在谁手里都能赚钱,凭什么这家企业在你名下而不在我名下?这就是没有理解企业家精神。
回过头来,我为什么说经济学家要对此负责呢?主流经济学假定,技术和资源等条件都给定了,资源配置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谁算都一样。因此凭什么可以让你算而不让我算?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这样来的。这也是因为人类早期的资源只有土地,那块地你种了我就种不了,大家脑子里对资源的概念还停留在那块土地上,因此老想着重新平分土地。市场经济的资源不是那块永远不变的土地,市场经济是在创造资源,且资源一直在流动变化,如果精心创造资源的人多,那么“水涨船高”会让每个人都获得更多的财富,并且“船长”和“船工”角色也不是固定的。况且,再成功的人都有自身局限,成功后很容易骄傲,骄傲使人落后,这就为其它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
市场经济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很多富人活得特别累,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去冒险。举个例子,面对100元和200元的奖励,100元可以直接拿走,但200元需要为之挑战,挑战成功后可以拿走200元,否则一分钱也拿不到。普通人会选择稳当地拿走100元,但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会冒险去挑战那200元。当后者挑战成功了,普通人又抱怨说,凭什么他到手的是200元而我只有100元?事实上,市场经济下谁都可以去挑战那200元。
作为消费者来讲,企业并没有强迫你买他的东西,反而是求着你买。传统社会中,是笨人伺候聪明人,聪明人高高在上,笨人端茶倒水;市场经济中,是聪明人伺候笨人。乔布斯非常聪明,我不懂手机,我“笨”,但是乔布斯就得伺候我,因为我一不高兴就不买他的手机了。因此,消费者只能针对产品本身,而不应该抱怨企业家赚得太多,他赚的都是你掏给他的,是市场行为。
当然也必须强调一点,社会肯定存在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但那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很多人把体制问题归咎于市场,比如有人通过特权弄了一块土地并因此发财了。但这不能怪市场,只能怪特权,所以我们看问题要找到根源。
我再纠正下“套利”的概念。“套利”是个中性词,有创造价值的套利,也有不创造价值的套利。比如我从四川进了一些橘子到北京卖,消费者觉得四川的橘子好吃,这就是我创造了价值,是正当的市场行为。但如果通过特权获得的套利,比如土地寻租,就是不好的套利。人们常常把所有的事情搅在一块,很多道理也越说越糊涂。
我经常讲,没有人替市场经济辩护,为它辩护得不到好处。计划经济不同,你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批评计划经济试试?一定会有人惩罚你。但市场经济特别仁慈,你怎么骂它,它都会服务你。所以,知识分子、学者骂市场经济最安全,还能显示自己的人文关怀,但实际上是损害了普通人的利益。
从市场经济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普通人,而不是企业家和“特权阶层”。乔布斯从苹果公司赚了500亿或者1000亿美元,但是全世界数亿人因为使用苹果得到的好处是不可量化的。企业家赚的钱与他的产品为人类创造的价值相比,不过“九牛一毛”。产品带来的利润,消费者不会吃亏,工人不会吃亏,只有企业家最后可能会亏损,大家不要忘了最后负债跳楼的都是企业家。
回到前面所言,人类会陷入理论盲区,经济学家要对此负责,经济学家创造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问题。而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不理解企业家精神,因为经济学教科书里把企业家精神去掉了。有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说,如果地上有20美元,你是否应该弯下腰捡起来?标准的经济学答案是“不捡”。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假设,这一定是张假钱,如果那是真钱,肯定早被人捡走了。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一样聪明,有任何利益出现都会马上被抢光。但在真实的世界里,每个人的能力并不一样,有人能识别真假,有人不能。前面的人以为那是假钱不捡,但你看出来那是真钱,你就会捡起来,这就体现出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这几年我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更加深刻。企业家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世界,他只有选择去冒险,而经济学家一直是作为旁观者在指手画脚。我们对企业家的评价,不应该是看他没有做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每个人没做的事情都很多,牛顿就没有发现相对论,但你不能反过来骂牛顿,说牛顿不好,爱因斯坦好。企业家能够坚持下来,做消费者喜欢的东西,就是他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但社会上总是那些不干事的人在骂干事的人,这是社会的悲哀。北京在2012年7月22日发生特大暴雨灾害,很多路面被淹了,有人推着板车出来帮人过水坑但要收5元钱,于是网上骂声一片,认为这是乘人之危。实际上,坐在电脑前骂人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出去想办法助人为乐?关键时候不干事的人恰恰最爱批评干事的人,而真正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人都没有时间出来说话。
数字化会不会让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难?
问:今天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也越来越发达了,这种技术带来的无边界性竞争会比以前更厉害。大企业、大平台的辐射力会更强,可能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被挤压,于是一些人干脆选择放弃创业。您怎么看待这种问题?
张维迎: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这是心态问题,当不了总统就不活了?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当不了马化腾或者不愿意当马化腾,都是一种选择。另外,马化腾再牛,他也没办法把所有厉害的事都做了,反而他给别人创造了不少机会,所以并不是“大树底下不长草”。没有一棵树能长到天上,也没有一棵树能遮盖整个大地。
我刚才讲了,企业家永远在给别人创造机会,如果马化腾只考虑自己,他是做不大的。企业家越多,每个人才可能活得越滋润,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相信企业家精神,就是要相信随时都会冒出一些想不到的创新。
数字技术也是在创造新的机会,就像铁路出来后并没有消灭其它的运输渠道,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我们现在觉得数字经济是新事物,但是当初铁路出现后对人类认知的冲击比这个大得多,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新事物。人类应该对创造力抱有坚定的信念,不是成功的企业就要消灭掉其它企业,那是低估了人类的创造力。马化腾和马云两人就互不服气,这本身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好事。他俩竞争的结果是为我们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问:您怎么看年轻人的内卷或躺平?
张维迎:我自己不是特别担心这件事情,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过程。我太太之前在英国的一家天然气公司工作,她的老板就是一个高中生,因为那时候上过大学的人很少。中国现在几乎百分之百的年轻人都上大学了,而上大学本身也不仅仅是为了找某一项工作,还是帮助人完成人格形成的过程。只有当人们选择的机会更多了,才不会内卷。原来中国最优秀考生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北大、清华等几所中国的顶级大学,但现在可以申请斯坦福、牛津和剑桥了,也可以去香港读本科,那么我也不会想着非要去清北了。所以内卷还是因为开放得不够,机会不多,当行行都可以出状元时,内卷自然也就减弱,甚至消失了。
内卷这个问题可能还与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当大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养孩子的成本就高了,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也自然高了。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这个去搞学问,那个去当工人,大家也会觉得挺好吧。所以,问题的背后有好多复杂的原因,前期政策的不良后果也是在慢慢显现。
所谓“躺平”的心态也与此有关。很多独身子女选择躺平,是他知道即便自己不奋斗了也会有父母为他兜底。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家里好几个孩子,想啃老的话可能会被大人一脚踢出去,因为家里还有老二、老三要养呢。计划生育导致的后果用经济学来讲就是“垄断”,这也是人类致命自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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