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认为，当社会变得更富裕，经济现代化程度提高时，政治制度也会沿着更民主、更尊重公民权利的道路发展。我在之前的研究（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7, 2019）表明，历史和结构性力量塑造了国家社会关系，形成三类宏观的长期经济和政治制度。第一是“缺席的利维坦”：国家较弱，社会的集体行动和规范却十分强大，限制了政治等级的发展；第二是“专制利维坦”：强大的国家挤压并损害了相对弱小的社会；第三是“受束缚的利维坦”，国家和社会能力达成平衡，共同加强，国家不仅强大，对社会的回应性也很高。在“缺席的利维坦”下，经济几乎不可能发展，在“专制的利维坦”下，经济有可能快速发展，但是不会带来民主和问责。只有在“受束缚的利维坦”下，经济发展才能带来积极的政治结果。这一结论与经典的政治学理论不谋而合。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总是不愿被贵族统治或压迫，而贵族总是希望主导和压迫人民，相反的意志带来了三个结果：公国（principality），自由城市（free city）或无政府状态（anarchy）。 

但是，国家-社会关系还与特定的世界观交织在一起。本文的关键概念是“文化配置”。社会有稳定的文化集（cultural set），它的属性决定了等级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最高理想、仪式传统和习俗等，文化配置由文化属性结合而成，为特定的政治安排和社会等级提供了合法性论证。文化配置并不是无法改变的，给定的文化集随着权力的平衡和其他结构性条件的改变，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甚至是差异极大的文化配置。现代化理论忽视了文化配置的关键角色，会误导我们对政治制度发展动力的考察。相对前人研究，本文强调（1）文化配置的可延展性，稳定的文化集中如何生产出多样性的文化配置；（2）长期发展轨迹的多样性，没有社会自然地朝着某个方向前进。

利维坦模式的再诠释

不同的政治体系都能形成稳定的长期均衡，并受到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支持。正如图1的轨迹所表明，动态演变逐渐发展为长期制度平衡，且都存在自我加强的动力。

图1：三种利维坦模式中的国家-社会能力

以“专制利维坦”为例，国家和社会能力高度不平衡，社会变得越来越受损，无法组织起来为权力而竞争。国家越被视为合法，就会变得越强大，就越继续倾向于提高合法性。公民很少能够干预政府事务，市民社会组织的监控和向精英施压也不被需要。但是，该框架中缺少理解合法性问题的工具。

格尔茨（Geertz）把文化定义为对世界的诠释——定义社会意义和证明社会行为的正当性。这阐明了，在任何给定的社会中，都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创造意义和合理的行动。在此基础上，斯维德勒（Swidler）视文化为工具箱，行为者从中选择不同的内容来构建行动。这便是“文化配置”概念的基础，强调具有不同社会含义的不同配置可以由同一文化集合产生。进一步，我们把文化的组成部分定义为“属性”，如儒家哲学中有多个与美德，传统，仪式和等级制有关的要素，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为不同类型的政治安排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意义和合法性资源。关键在于，文化是流动的，具有广大的策略空间，而非持存不变的。

所以，各自的文化配置让不同发展轨迹自我加强，一旦进入其中，就难以脱离轨道。以“受束缚的利维坦”为例，对等级制的怀疑长期存在，但是是制度化的。人们愿意进行政治参与，授权并信任非人格化的制度，对国家寄予厚望。于是，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统治者在问责和代表人民利益的要求下持有权力。人民主权的模式建立在人们对政治等级制度的怀疑，与人们对负责的国家制度的信任的协同之上。社会的组织能力越强，或者国家制度的能力和自主性越强，人们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控制国家，传达诉求的愿望就越强。政治，经济或人口冲击都可能重塑利维坦的类型，因此，历史虽然产生了强大的持久性倾向，但不会导致永久的锁定。

三种政治发展路径

专制利维坦：始于秦朝的古代中国。《大学》中修齐治平的理想让美德始于人们的内心，并逐步上升到国家的层次。古代中国的文化配置是专制主义和儒家学说相结合，以科举制度为桥梁。国家能够将其对儒学的诠释强加给国家的运转者，继而合法化统治权威。

缺席的利维坦：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基塔瓦人（Kitavan）。他们反对神话中权力和财富积累的领袖。通过传统和规范来消解冲突，不需要甚至排斥国家制度。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不允许人们积累财富和权力，贸易活动受到管制，整个社群形成义务的互惠网络。整个社会的制度化程度很低，超现实的信念和日常的实践维持着平衡。等级制遭到拒绝，有权势的人被视为邪恶，国家制度的缺乏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文化配置。

受束缚的利维坦：17世纪的英格兰。国家和社会权力动态协同增强。16世纪中叶开始，英格兰发生了三大里程碑式的变化：（1）都铎政府革命带来国家能力增强；（2）具有商业意识的农民和士绅贵族在王室放弃大量土地后，开始改变经济形态；（3）海外贸易助长了新的商业和资产阶级。这些新的团体为了争夺更大的政治权力，破坏了政治制度，于1642开启了内战，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赢得了胜利。带来立宪君主制和广泛政治参与的不仅仅是政治，还出现了崭新的文化配置：内战的同时兴起的人民主权观念（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和洛克的人民赋权论）。

现代化理论：何去何从？

利维坦的类型取决于政治和文化配置的结合。那么，文化配置如何改变？在缺席的利维坦中，经济现代化是少见的，因为财富和生产要素的积累被维持平等主义的文化配置所局限。即使某些个人或组织积累了足够的权力或形成了联盟，能够重组经济关系，也很容易滑向专制利维坦。在专制利维坦中，增长也是专制的，国家和精英起到决定性作用，积累了充分的合法性来控制资源，镇压反对力量。即使在受束缚的利维坦中，从经济现代化到政治民主化也并非自然的，而是要求（1）文化先驱者把现有属性重组为新的文化配置（2）根据文化配置和大众进行激烈的斗争。 

在早期英格兰，由于基督教的影响，文化配置强调对权威的服从。但是从亨利八世开始，英国教会和天主教会分离，改变了这一传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霍布斯和洛克才得以发展出人民主权论。思想家们具备开创精神（entrepreneurship），因为他们创造并试图普及新的对世界的概念化，从而合法化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社会关系。它们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古老的习俗和日耳曼议会的传统之上，发展出了更为直白的宪政思想。新的合法化需要经历激烈的政治和文化的斗争，尤其是说服大众新的文化配置的可行性。变革想要持久，也必须制度化，即政治权力的制度基础需要改变，这就不仅需要文化上的创新精神，还需要政治上的创新精神——1653年英格兰的宪法《政府约法（the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首次将行政权和立法权分开，创立了混合政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最终成果。任何伴随着经济现代化而来的政治发展都不是自动的过程，促进政治变革的文化配置的出现取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历史平衡以及文化和政治的开创精神，且需要经历激烈的斗争。

结论

本文阐述了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变革范式，不认为从经济现代化到政治发展之间是自然的。第一，政治制度的变革需要以文化配置的改变为基础，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既定文化集中的属性来构建社会意义，进行合法化论证；第二，相同的经济变化可能会加强专制统治并巩固相应的文化配置，也可能破坏其稳定性并带来民主化。历史、制度、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平衡、文化配置共同决定了政治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