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坚 李思佳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微信公众号
西州之印（图源：道中华）
一、问题的提出
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既是丝绸之路重镇，也是东西交通要冲，是连接中原、河西与西域诸国的桥梁地带。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其名源于《北史》，《北史·西域传》有此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的记载。铁器时代，吐鲁番盆地为车师人活动的中心区域。西汉晚期（前48），为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统治，于车师前国设戊己校尉，驻交河城；西汉阳朔四年（前21）移驻高昌壁。十六国时期，前凉在高昌置郡。北魏和平元年（460），柔然灭高昌，拥阚伯周为高昌王，吐鲁番地区进入高昌王国时期。6世纪初（501或502），麹嘉为王，建立享国最久的麹氏高昌王国。唐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伐高昌，太宗改置高昌为西州，属唐王朝治下。作为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节点，吐鲁番不仅是由中原经河西到西域的人员商贸往来之处，亦是东西文明沟通融汇的地域中心。自汉以来，持续不断的内地人口迁徙至此，使得吐鲁番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人为主体，兼括粟特、龟兹、天竺、突厥、车师等多个人群的移民小社会。由于吐鲁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其文化传统在传承中华文化系统的同时还受西域诸文化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多元文化特征。
吐鲁番晋唐墓葬的调查与发掘，最早是由外国探险家展开的。由于沙皇俄国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中国西北，因此最先开展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与盗掘，先后有罗伯罗夫斯基（Roborovski）、克列门兹（Klements）、科卡诺夫斯基（Kochanovski）和奥登堡（Oldenburg）等人进入新疆进行盗掘。俄国在新疆获取的大量遗物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紧随其后的德国探险队于1902至1914年在吐鲁番地区连续进行了4次考察，盗掘了高昌城及附近寺院内的大量文书、壁画和绢画等。与德国探险队同时，日本于1902年组成了由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在1902至1914年间先后进行了3次西域考察，其中队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于1912年3月和10月两次盗掘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德日之后，英国也加入了西域探险的队伍之中，斯坦因在1915年盗掘了阿斯塔那墓地的34座墓葬，并将墓葬分为10区记录，获得大量陶器、木器、丝织品、文书、墓志等遗物。为掌握历史研究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防止我国西北地区文物的大量外流，1927年中瑞联合西北考察团成立，中方成员黄文弼于1930年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发掘墓葬100余座，获取陶器、木器、铜器、泥俑等遗物和文书、墓志，并发表于《高昌陶集》。其后，他又于同年发掘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的几座墓葬，但并未做详细记录，仅带走了几方墓表，并发表于《高昌专集》。朝鲜族画家韩乐然于1946年在高昌故城附近，挖掘了4座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墓志、陶器、装饰物、文书、绢画等。记者李帆群于1947年到达高昌故城，在阿斯塔那挖掘了11座墓葬，出土了陶器、丝织品、食品、文书、木鸭等。新中国成立前，吐鲁番晋唐时期墓葬考古虽开展时间早，但发掘过程并不科学，多数为盗宝性质的破坏性挖掘，所获遗物或流失海外、或遗失、或无明确的出土单位和具体信息，有关墓葬本体的记录更是少之又少，为后期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吐鲁番晋唐墓地正式进入科学发掘阶段。1956年，新疆考古专业人员训练班在吐鲁番交河故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实习，于交河沟西发掘斜坡墓道洞室墓24座。这是对吐鲁番晋唐时期墓葬的首次正式科学发掘，为后期晋唐墓葬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1959—1975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等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56座。哈拉和卓墓地的发掘报告已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阿斯塔那墓地的资料则由新疆博物馆整理。这13次发掘成果均以简报形式发表，资料较为零散。1979年，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阿斯塔那墓地清理了2座基建取土时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墓葬（79TAM382、79TAM383），其中M383为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1984年，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哈拉和卓墓地清理了1座造林灌水时发现的斜坡墓道洞室墓（84TKM383），墓志显示此墓为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除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数次重要发掘之外，此后对阿斯塔那古墓群仍持续进行小规模的抢救性发掘。1994—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在交河沟西发掘墓葬45座，并对墓地地形地貌进行了详细的测绘。2004—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木纳尔墓地和巴达木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晋唐时期墓葬157座。其后，对巴达木墓地仍进行了小范围的抢救性发掘。2022年5—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对巴达木东墓群的11座唐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11出土的一合墓志显示该墓为唐北庭副都护程奂墓。这是继高耀墓后的又一重要发现。
目前发掘的成规模晋唐时期墓葬集中分布于几座中古时期的古城周围，包括交河故城西部和北部的交河沟西、沟北墓地，安乐故城北的木纳尔墓地，高昌故城北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城东的巴达木墓地和巴达木东墓群。其余晋唐时期墓葬零星分布于盆地北侧，包括采坎墓地、洋海十六国墓葬、乌堂墓地、雅尔墓地、台藏塔墓葬、一棵桑墓地和杨家沟墓地等。经过发掘的墓葬共约900座，以带有明显汉式特征的土洞墓为主，兼有少量游牧风格的车师墓葬以及粟特因素的纳骨瓮和骨灰葬。
伴随吐鲁番晋唐墓地的发现与发掘，相关研究工作也相继展开。以吐鲁番墓葬、石窟内出土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研究，构成与敦煌学齐名的“吐鲁番学”。然与文书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相关考古研究显得匮乏许多。部分学者对吐鲁番晋唐墓地墓葬的年代分期和文化因素进行了探讨，其中倪润安《麹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一文最为系统。除墓葬整体性研究以外，学者还对家族茔院制度、墓室壁画、随葬衣物疏和织物等进行了专题研究。但至目前为止，对于墓葬内出土陶器和器上彩绘进行研究的专门性文章却鲜少见到。除此之外，吐鲁番晋唐墓葬的学术研究还应加强考古学本位的探讨。本文拟以吐鲁番墓葬明器彩绘为切入点，探讨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事实。
二、尽态极妍——吐鲁番墓葬明器彩绘
自麹嘉于承平元年（501或502）建立麹氏高昌王国，至唐贞元八年（792）吐蕃陷西州，吐鲁番地区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墓葬多为聚族而葬的家族茔院墓地，墓葬形制以斜坡墓道土洞墓和斜坡带天井土洞墓为主，葬式多为夫妻合葬或多人葬，有二次葬现象。葬具皆为生土尸床上铺垫苇席，少数发现有木棺。墓主常用眼罩或冥币遮眼，以联珠纹锦覆面，口中含币，手中握木。随葬品多为伏羲女娲绢麻画、陶木俑、木鸭、金银首饰、钱币和数量较多的陶木明器。
吐鲁番中古时期墓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器物组合多为碗、罐、盘、灯，或碗、罐、壶、盆，部分碗、罐、豆以木明器代替。陶木明器表面绘彩，是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的独特葬俗，器物内外壁涂黑，外壁上用红、白、黄、绿、黑等颜色大面积绘制莲花、宝相花等花形图案或点圈几何图案，用以区别日常用器。
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的陶器、木器表面彩绘依照主体图案可分为莲纹、圆形联珠圈纹和宝相花纹3种类型。另外，还有作为边饰图案的云纹、卷草纹等。
（一）莲纹
仰覆莲纹是高昌明器彩绘中最常用的纹饰，多绘制于陶木明器外壁，器壁涂黑，以白、红、绿三色绘制花纹。陶罐上往往绘制相对的仰覆莲，并用一周联珠纹和弦纹将陶罐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绘制覆莲图案，下半部分绘制仰莲图案，莲花与陶罐整体形成两朵相抱的莲花式样。陶碗之上往往绘制仰莲图案，口底装饰一周联珠纹，绕壁一周的莲花与碗形成一朵盛开的莲花式样。彩绘风格简洁质朴，颇具自然之风。仰覆莲纹又可细分为三型。
A型 联珠莲纹。该型完整表现形式为重瓣花朵，仰覆莲纹各有5个大瓣，内瓣和外瓣皆由单线条绘制，莲瓣皆为圆形，外瓣填充联珠纹，内瓣填充竖线或联珠表示莲蕊。该型同时存在大量简化线条的联珠莲纹，多以单瓣花朵形式出现，花瓣和莲蕊使用单线条和联珠交替表现。
巴达木04TBM103：25陶罐具有联珠莲纹的完整表现形态，罐外壁彩绘相对的仰覆莲，中部以一周联珠和弦纹分割。莲纹以红色线条表示双重花瓣，绿色粗线填充内瓣表示莲蕊，白色联珠半圈填充外瓣，莲瓣与莲瓣间以草绿色竖线和圆点分隔（图1：1）。
哈拉和卓64TKM5：10罐外壁彩绘相对的仰覆莲，中部以一周联珠和弦纹分割，以红色线条勾勒外瓣，仰莲外瓣变形为方形，红粗线填充内瓣表示莲蕊，省略勾画内瓣边缘，半圈白色联珠填充于外瓣上（图1：2）。
巴达木04TBM233：10碗外壁彩绘仰莲纹，口沿处有一周联珠和弦纹，以白色线条勾勒外瓣，红粗线填充内瓣表示莲蕊，省略勾画内瓣边缘，白色联珠半圈填充外瓣（图1：3）。
哈拉和卓64TKM1：10碗外壁彩绘仰莲纹，以半圈白色联珠表示花瓣，红色粗线表示莲蕊（图1：4）。
B型 双线莲纹。该型以线条和色块表示莲花形态，花瓣由单线条绘制，花蕊用竖线或色块表示。此型应属联珠莲纹的简化形式。
哈拉和卓75TKM87∶3罐外壁彩绘相对的仰覆莲，中部以一周弦纹分割，以红色单线条表示莲瓣，红色粗竖线表示莲蕊（图2：1）。
交河沟西04TYGXM1∶8罐外壁交错彩绘相抱的仰覆莲，以黄色单线条表示双重花瓣，椭圆形红色块表示莲蕊（图2：2）。
图2 双线莲纹、变形莲纹彩绘
（1.哈拉和卓75TKM87：3 2.交河沟西04TYGXM1：8 3.木纳尔05TMM203：27）
C型 变形莲纹。以红色单线条绘制变形三角纹、连弧纹等表示莲瓣，中间填绘联珠表示莲蕊，线条与联珠形成抽象的仰莲形态。
木纳尔05TMM203：27罐外壁以红色连续线条绘制变形三角纹，三角间以红黑相间联珠填充，形成一大一小的两组抽象仰莲纹（图2：3）。
（二）圆形联珠圈纹
圆形联珠圈纹是数量仅次于仰覆莲纹的高昌明器彩绘，多见于木豆、陶碗和陶盆外壁，在涂黑的器壁上以白、红双色绘制。红线勾画圆形外廓，内填一圈白色联珠纹，中心为一红色圆珠或圆环，形成莲蓬形状的圆形花朵。或是由白色小联珠形成珠圈，中心为一红色大圆珠，偶见月牙或十字。
巴达木04TBM252：13碗外壁彩绘4个圆形联珠圈，外圈为白色联珠圈，中心为一红色圆环（图3：1）。阿斯塔那TAM116盆外壁彩绘5个圆形联珠圈，外圈为白色联珠圈，中心为一红色圆珠，口沿和器底彩绘一周白色联珠纹，圆形珠圈之间以联珠纹隔开（图3：2）。
图3 圆形联珠圈纹、宝相花纹彩绘
（1.巴达木04TBM25 2：132.阿斯塔那TAM116 3.巴达木04TBM203：17 4.巴达木04TBM216：1）
圆形联珠圈纹虽由点圈等几何图案表现，但其组合仍保留部分仰莲瓣的形态，可看作一朵仰莲的简化形式。巴达木M203出土的彩绘陶碗较为清晰地表现了仰莲瓣向圆形联珠圈的过渡过程，其仰莲花瓣根部缩小，但未形成圆圈形态，中心莲蕊则缩小缩短，以一大圈表示，周围环绕白联珠（图3：3）。
（三）宝相花纹
宝相花纹的数量较少，是在莲花式样的基础上加入忍冬纹或云曲纹形成的，器壁涂朱或涂黑，用白彩绘制花纹装饰于陶盆内壁或陶豆外壁。标本04TBM216∶1上的花朵向外层层展开，主体花瓣为四片类似柿蒂纹的肥硕花瓣，由两片忍冬叶尖部相对构成，忍冬尾部两两相连，在花瓣根部填充一层小的桃心形花瓣，花心绘制呈十字形排布的葫芦形小叶片，整体花朵近似盛开的茶花，纹饰繁缛华丽（图3：4）。
造型规整的彩绘图案常见于制作精美的陶木明器上，除莲纹、圆形联珠圈纹和宝相花纹等主体图案外，陶碗、木豆等小型器皿上还绘有云纹、卷草纹等边饰图案。制作较为粗糙的明器则以点、线代替主体图案，随意点染，原本有刻画和模印纹饰的器物则会以红彩圈点。总体来看，墓葬中随葬陶木器表面皆有彩绘，是专为丧葬环境所制作的。
三、中西交融——吐鲁番墓葬明器彩绘的艺术渊源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中道的枢纽地带，多种文化在此地碰撞交流，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墓葬明器彩绘中也展现出不同的艺术渊源，既有内地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十六国时期中土回授的佛教文化因素的影响，亦有粟特等民族带来的中亚文化因素的加入。
（一）中原文化因素
彩绘陶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与彩陶不同，彩绘陶器专指烧成后在器表以颜料彩绘的陶器，是专为祭祀、丧葬而制作的器物。春秋战国时期彩绘陶器在中原地区渐趋流行，至两汉时期达到顶峰，流行全国，成为墓葬明器组合中的主要部分。汉代彩绘陶器多以红、黑、白三彩绘制，纹饰为卷云纹、波浪纹、龙凤、四神、羽人等，具有象征神仙世界、表达升仙阴阳的作用。其后由于瓷器的规模化生产，彩绘陶明器逐渐衰落，至隋唐时期多以三彩釉陶制作明器。但在唐墓中流行的陶质塔式罐上，仍彩绘宝相花、团花、莲花等图案。吐鲁番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随葬彩绘陶木明器，不应是其独创，而是继承了中原丧葬文化传统中随葬彩绘陶器的习俗，并将彩绘图案换为更具本地特色的莲纹、联珠纹等，为之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宝相花、云纹和卷草纹也是具有中原风格的装饰纹样。宝相花又名“宝仙花”，是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植物纹饰（图4）。宝相花是融各花之所长而形成的程式化的花卉图案，正面俯视的宝相花母体为莲花，侧视的宝相花母体则为牡丹花，花瓣皆层层展开，由叶形纹、忍冬纹和卷云纹等组合而成。以叶形纹组成花瓣的宝相花是宝相花纹的初期形态，呈十字对称结构；以两片相对忍冬纹组成花瓣的宝相花年代略晚，其花叶状如桃心，花形如覆莲；以卷云纹勾连为花瓣的宝相花年代最晚，花叶状若如意。吐鲁番明器彩绘中的宝相花纹不见十字形结构的初期花朵形态，而是以忍冬纹组成的四瓣桃心形花叶或卷云纹组成的四瓣如意形花叶为主，说明明器装饰宝相花的行为产生较晚，流行年代集中于中晚唐时期（图5）。
图4 宝相花纹素烧洗（唐 河南巩义黄冶窑）
图5 彩绘宝相花木罐（唐 阿斯塔那墓地，M230）
云纹、卷草纹也为汉唐时期中原地区的流行纹饰，表现了吐鲁番明器彩绘里中原艺术元素的存在。云纹也称云气纹、卷云纹，是历史悠久的中原传统纹样，主要流行于汉代，与当时的神仙信仰相关。云纹亦是汉代彩绘陶器的主要纹饰之一。汉以后云纹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成为分割画面、增加动感的重要装饰纹样。魏晋南北朝至唐时期，云纹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枝蔓和叶片的忍冬纹、卷草纹。吐鲁番彩绘图案中的云纹和卷草纹多作为装饰主图的边饰图案使用，是承袭中原传统审美的选择。
（二）佛教文化因素
莲纹是吐鲁番明器彩绘中数量最多的装饰纹样。吐鲁番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墓葬明器上的彩绘莲纹最初由黄文弼先生论证辨识。莲花的形态十分独特，莲瓣的基础框架采用了以椭圆形线条勾勒单层或重层的叶形圆瓣，瓣中画一竖线将花瓣一分为二的绘制方法，花瓣浑圆无尖且多装饰联珠，与现实中的莲花相差较远，是一种抽象的莲瓣表现形式。中古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莲纹多丰肥硕体，尖头、束腰，分瓣的叶肉隆起，整体造型饱满圆润（图6）。吐鲁番明器彩绘莲纹圆瓣、扁平，整体造型朴实稚拙，与中原常见的莲花式样不甚相同，应是有别的渊源。以叶形圆瓣和瓣中竖线绘制莲花的风格起源较早，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瓶画装饰。其后，犍陀罗的希腊化佛教艺术中吸收了这种圆瓣莲花的形态，将其应用于雕塑和建筑装饰之中。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新疆早期佛教艺术（如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多使用简洁质朴的圆叶瓣绘制莲座等图案。除克孜尔石窟外，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的藻井和平綦上，也绘有叶形圆瓣的圆轮大莲花（图7）。曾有学者提出，吐鲁番叶形莲花彩绘源自西方，然不论是希腊装饰艺术还是犍陀罗佛教艺术，其流行时间和地域都与吐鲁番中古墓葬艺术相距较远。因此，以圆瓣竖线勾画莲花的绘画风格应是就近习自新疆地区和河西走廊敦煌一带。
莲花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植物母题，寺院壁画、造像和建筑皆大量装饰莲花。地处文明交汇处的高昌虽广泛包容多种宗教文化，但佛教是该地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宗教。虽然高昌地区位于新疆境内北传佛教路线上，但其佛教信仰并非直接受到来自印度、中亚的早期小乘系统影响，而是接受了十六国时期中土回授至高昌地区的汉地佛教信仰的影响。北凉后期沮渠氏残余势力的迁入不仅为高昌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同时还将河西地区盛行的佛教理论传入高昌，高昌佛教就此兴起。麹氏高昌时期，统治者带头礼佛，高昌诸王、公主、太后和豪族大姓不仅捐资建寺，还虔诚恭迎高僧法师讲经说法，高昌佛教由此大盛，修建寺院200余所，僧尼逾万人。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于高昌地设安西都护府，改高昌为西州，高昌本地寺院僧籍与内地划归一致，并新修数座官寺。得益于唐王朝统治者对佛教的喜爱，高昌佛教得以延续至西州时期，佛教在此地近千年的浸润使得高昌成为西域佛教中心之一。
图6 云冈团莲与飞天平綦（北魏中期 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窟顶）
图7 敦煌团莲与飞天平綦（北周 莫高窟第428窟，窟顶）
佛教在吐鲁番地区的广泛流行在丧葬活动中也有所反映。西州时期僧人可参与世俗百姓的葬仪，由僧人主持葬事、荐亡追福。墓葬随葬衣物疏中也会提及墓主的佛教信仰。如称墓主为“持佛五戒”“专修十善”的“佛弟子”。有的甚至直接以功德疏入葬。高昌墓葬中的明器，其彩绘图案以莲纹为主，莲花代表“不染”“芳香”与“光明”，不仅可以象征佛国净土，还常与天人结合形成莲花化生图案。墓葬中随葬绘有莲花等表达佛教意蕴图案的彩绘陶木器，可能起到丧主希冀死者死后往生佛国净土的愿景。
（三）粟特文化因素
大量使用联珠纹是吐鲁番明器彩绘的又一重要特征。联珠纹不仅可以自己组成圆圈形主体图案，亦可作为附属纹饰填充莲纹花瓣，或作为口沿、腹中和底边的装饰。联珠纹，也称连珠纹、珍珠纹，是一种由小圆珠排成条带状或围成圆圈组成的纹饰。因萨珊波斯帝国控制的波斯湾盛产珍珠，以珍珠为母体演变而成的联珠纹成为波斯最为青睐的装饰纹样之一。联珠纹最早出现于萨珊波斯钱币、丝绸和金银器之上，其后粟特吸收了波斯联珠纹装饰，发展出具有粟特风格的银器和织锦，并沿丝绸之路广播至中亚、新疆和中原地区。粟特联珠纹常分为两类：一类呈条带状装饰于金银器口沿、底边和折棱；另一类则组成大圈，环绕人物、动物或灯树等主题图案，可见于金银器和织锦上（图8）。吐鲁番明器彩绘中器物口沿、底边和腹中绘制的联珠带与波斯、粟特的第一类条带边饰相同，应是借鉴了金银器上的装饰；由联珠组成的圆圈纹和莲纹虽与传统的粟特联珠圈不同，但也具有浓厚的粟特风格。除陶木器彩绘之外，吐鲁番中古时期的织锦、绘画等也广泛使用联珠纹艺术元素（图9）。粟特人是中古吐鲁番地区最为活跃的胡人群体，不仅行商行旅，也作为画匠、皮匠、木匠等参与手工业制造。吐鲁番明器上的彩绘图案，可能是画匠将粟特风格的联珠纹加入了彩绘中，从而形成颇具地方特色的风格式样。
图8 萨珊女舞者银壶
（Silver ewer decorated with female figures）
Sasanian ruled Persia, 6thC-7thC
波斯和粟特地区的联珠纹样，更多是与祆教的图像和象征物结合，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作为纹样骨架的联珠围绕成环，可能象征祆教崇拜中的太阳或日神；其内填充的含授鸟、太阳神、森莫夫（Senmurv）等也为祆教神祇的象征。在由西到东的传播过程中，联珠纹本身具有的祆教色彩逐渐淡化，转而变成一种纯粹的装饰图案，甚至被佛教、景教等其他宗教艺术所采用。珍珠是佛教“七宝”之一，并在后期成为舍利珠宝化的象征。形态类似于圆形宝珠的联珠纹受到佛教青睐，在佛教艺术中常作为壁画和建筑的边饰，还见有与菩萨形象结合的菩萨联珠纹图像。
图9 翼马联珠纹锦覆面（唐代，巴达木墓地，M252）
祆教是高昌地区早期流行的宗教之一。《魏书·高昌传》载，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天神即指祆教胡天，吐鲁番古城内发现的写本佛经中也标有“城东胡天”祆祠的存在。信奉祆教的多为高昌地区的粟特人，吐峪沟崖壁土洞墓中所发现的纳骨瓮以及交河沟西康氏家族墓所发现的骨灰葬应属祆教丧葬文化的产物。然从墓葬整体情况来看，带有祆教丧葬色彩的墓葬数量稀少，随葬带有联珠图案明器的仍以大量中原汉式墓葬为主。这类汉式土洞墓依照中原汉文化的葬俗修建，不仅随葬彩绘莲花、联珠的陶木明器，还葬有伏羲女娲绢麻画、带有道教色彩的衣物疏等，涉及宗教类别十分广泛。由此观之，陶木明器之上的联珠纹已不带有祆教含义，而是作为粟特风格的装饰图案使用。
四、多元一体——包容互鉴的晋唐吐鲁番社会
晋唐时期的吐鲁番盆地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居的地区。汉人迁入吐鲁番境内始于西汉时期。吐鲁番交河城原为车师王庭，武帝征和年间遣军西击车师，大胜后于车师故地置戊己校尉。两汉时期的戊己校尉掌管西域屯田事务，不少汉人吏卒因此迁入吐鲁番屯田积谷。西晋八王之乱后，河西地区大量汉人西迁高昌避难，吐鲁番汉人数量逐渐增多。北魏灭北凉后，沮渠无讳率北凉残部万余人西迁，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攻占高昌，建立高昌北凉政权。自汉代以来的人口迁徙使得吐鲁番汉人渐成规模，至高昌建国时已是占人口70%的主体族群。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河西和陇右地区，其中以麹氏家族为代表的陇西郡移民和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敦煌郡移民是高昌最大的两个移民集团，对河西文化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明器彩绘所表现出的与河西敦煌佛教艺术风格的相似性，体现了河西地区与高昌地区的紧密联系。同时，吐鲁番虽地处西域，但仍长期保持与中原内地政权的联系。隋至唐初，高昌王国曾多次遣使朝贡，高昌王麹伯雅两次入隋游历，以加强高昌汉人与内地汉人的联系。唐设西州后，高昌更是并入大一统的唐王朝治下。吐鲁番明器彩绘所见中原风格的宝相花纹证实了高昌与中原内地的文化往来。
昭武九姓等少数族群则是吐鲁番人口构成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是陆上丝绸之路重镇，西域各国的商人皆往来于此，吐鲁番所出贸易文书中常见康姓、龙姓、鄯姓、曹姓等西域族属姓氏。西域胡商不仅在高昌进行贸易活动，还有不少入户高昌，拥有田亩并承担赋役，其中又以粟特人为多。粟特人作为早期丝路贸易的主导人群，最早于5世纪前半叶便进入高昌，不仅作为游商经营，亦有部分著籍成为高昌人，承担商业赋役。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康姓粟特人是仅次于麴、张两个汉姓的高昌第三大姓。高昌城内不仅有粟特人聚落，亦发现多处粟特家族墓地。吐鲁番明器中粟特风格的联珠纹装饰，说明粟特艺术也已进入高昌地区的丧葬文化中，体现出西域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度参与。
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影响吐鲁番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晋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铁勒等北方游牧民族都曾将势力伸进吐鲁番盆地。第一代高昌王阚伯周就是在柔然的扶持下成为高昌王的，阚氏高昌实际上是柔然的傀儡政权。第二代高昌王张孟明是高车扶持的傀儡政权。高昌王麹宝茂娶突厥公主为妻，成为突厥汗国的附庸。麹氏高昌国曾遵循“被发左衽”等突厥习俗。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北方游牧民族对吐鲁番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吐鲁番墓葬明器制作和画风的粗犷、豪放，显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
吐鲁番地区虽地处偏远，民族众多，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并未形成分离之态，而是表现出高度的民族交融性。高昌的政治制度和主体文化是由中原河西迁移而来的汉式传统，但在主体文化之外，高昌也为多民族文化的共存营造了开放的环境。不同民族和人群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最终汇聚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之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统一性和包容性。中古时期的吐鲁番虽已掩埋于历史的黄沙之下，但承载文化的考古遗存却能为我们展现出晋唐时期吐鲁番多元一体的社会图景。吐鲁番明器彩绘所体现出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特点，从文化角度印证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于当代理解多元共创一体、一体凝聚多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的形成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