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春英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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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面对日伪围攻，华北各根据地遵循中共中央指示，实行贸易统制制度，借助公营贸易网络建设，突破敌伪封锁，运用经济手段向敌我拉锯的游击区投送力量，继之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和持续推进的政治建设，促进了新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从而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局面，克服了根据地物资短缺的困难，削弱了敌人的物质力量，扭转了敌我在经济斗争方面的攻守形势，为取得抗战反攻的胜利积蓄了力量。华北根据地在反贸易封锁斗争中孕育的多维综合治理思路以及对跨区域贸易的探索，为新中国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关键词：华北根据地 游击根据地 贸易统制 贸易斗争 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依托，其生存、发展离不开对敌贸易斗争。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单个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或专门论述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视角较为单一。也有研究将根据地贸易管制与游击战、税收、粮食征用等相结合的体制，称为军事财政体制（a military-fiscal state），却对制度的形成机制及特质语焉不详。本文拟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贸易斗争为研究对象，将其与根据地的军事活动、建政实践相关联，深入探讨对敌贸易斗争如何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并为抗战反攻胜利奠定基础。从1937年7月到1938年3月，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消耗战”泥潭。其间，日本累计追加军费达74亿日元，是1936年预算总支出的3倍，对其本土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日本为加紧掠夺中国特别是华北的资源，将贸易统制特别是输出统制作为重要手段，不仅实行严格的物资管控措施，防止战时急需物资通过特殊渠道流向河套的傅作义控制区或晋察冀及大青山的八路军根据地，而且妄图“彻底扫除”影响日益扩大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从1937年底开始，日军从各个方面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军事围攻，并通过“治安肃正运动”、“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扫荡”、“清乡”，加紧封锁根据地。对此，毛泽东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为支持华北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决定对内建立严格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制度，对外谋划以经济贸易为重要抓手，开展对敌斗争。朱德指出，“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使其失去长期战争的能力，是此时经济作战的主要目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与华北根据地积极探索对敌贸易斗争的机构设置、斗争方式、贸易统制对象等问题。1938年，为“杜绝汉奸活动及调剂商货运销”，晋察冀边区成立第一个公营贸易机构——裕民公司，其经理和干部基本由边区政府委派，公司在各县及交通关卡设置分公司，边区所有输出入事务均由其代办。边区政府本欲将其建设为“模范的商行”，但在实际运作中，公司却对“有计划的奖励土货出口”及“限制外货的入境”执行不力，未能很好履行职责。是年秋季反“扫荡”后，公司宣布停业，将贸易管理权移交各县政府。在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下，1938年冬，华北各根据地之间的跨区公营贸易几乎停顿，而走私变得活跃。从华北到西安，存续着三条跨越敌占区、根据地、大后方的走私路线，私商在长途贸易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边区政府利用私商，将非必需的土货销售出去，并交换根据地急需品特别是军用必需品。这一时期，边区政府运用公营力量统制贸易的力度较弱，仅能实行“相对的统制”。为实行“有计划的输入，有计划的输出”，1939年4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简称“边委会”）要求全区贸易机关以“一般商业的面孔组织建立起来”，以便同敌人作“英勇的经济斗争”。原有的贸易机关改名为商号，商号总店设在抗日根据地内，分店或分销店设在根据地边缘或游击区，边区贸易管理重心由此实现向基层的转移。至1940年，日本加紧围困华北各根据地，命令日伪军“要杜绝一切物资资敌，同时要设法吸收潜存于敌区的我方必需物资”。面对严峻环境，中共中央认为，“支持长期战争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工作是财政经济工作”，要求各根据地设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并总结全部财政工作。3月，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发出指示，要求在根据地周围设置税卡及贸易局，实行贸易统制，具体要求为：进口贸易要大量输入必需品，禁止奢侈品；用“税收+行政”的手段进行贸易统制。根据指令，北方局设置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统一指导华北各根据地财经建设事宜，并要求华北各根据地设立贸易局，统制贸易，打破敌人封锁。8月，晋察冀边区成立贸易管理局，统一管理内外贸易，标志着贸易管理走上组织化、正规化轨道。1941年12月，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指令，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不仅要使根据地“陷于贫苦的困境”，而且要使中国成为其“总兵站基地”。1942年，华北根据地进入极度困难阶段。晋冀鲁豫边区由1939年的50多个县锐减至7个县，财税人口由1200多万减至600多万。晋察冀边区的冀东、冀中大部分地区变为游击区、敌占区。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军队亦遭遇严重粮荒。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领导，晋察冀边区将贸易管理局与工矿管理局合并，成立工商管理局，以团结边区内外工商业者，统筹经济政策的执行。在根据地贸易统制制度推进过程中，晋察冀边委会主任兼财政处处长宋劭文发现，边区经济力量的总体组织及内部物资的调度亟须加强，总领导机关不健全，将导致“经济战的计划性和经常性不够，以致在经济战上给敌人留下空隙”。此外，如果边区无法实现根据地、国统区与敌占区间的货物交流，“对敌实行某些必须品的专卖”，则无法有效对敌经济反制。因此，由军、政、民各机关团体及各经济部门共同，组成的晋察冀边区经济委员会应运而生，负责制定边区对敌经济斗争和发展经济的方针，统一协调各相关部门。这符合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总结的对敌斗争政策要点，即统一领导，步调一致，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工作密切结合的“一元化”斗争。在贸易斗争管理机构、方式手段不断完善的同时，各根据地贸易统制对象逐步明晰。1938年5月出台的晋察冀《边区商业统制办法》，仅规定“非必需品不许入境”，却对何为“必需品”无详细解释。8月，晋察冀边区要求各县禁止除特殊品外的“日货”入境，并对私运日货者以汉奸罪论处。然而，特殊品名目未明确，使小贩在贩运中有投机的可能。为此，边区提出，“于战争有利的东西尽量的输入进来，于战争无关鸿旨的东西尽量的限制输入”，“凡是可能用土货代替了的外货，纵然是必需品，也把它的输入限制起来”，但实际上仍对输入、输出的物品种类语焉不详。9月，边区政府对粮食、棉花等物资的进出口作出进一步限定。随后，晋察冀边区推出《出入口税暂行税则》，详细规定禁止进出口的物资，禁止出口物资主要包括生存必需品如粮食、布匹、棉花、花生、动植物油、麻类等，以及制造原材料如钢、铜、铁、木材等；禁止入口者包括日货（军用必需品除外）及各种奢侈品，如烟、酒、糖、首饰化妆品、迷信消耗品等。在冀南地区，边区政府颁布《冀南区征收外货入境税办法》，定义了必需品、非必需品、奢侈品、敌货。必需品与非必需品的衡量标准为是否能用土产、土制替代，能替代者为非必需品，不能替代者为必需品；奢侈品则是非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费品；敌货则泛指敌人制造与销售的货物。冀南区将入境货物分为奢侈品、必需品、非必需品3类98种，较之以后的分类尚属粗糙，盖因此时根据地贸易的重点在于维持生存，贸易统制力度相对较小。进入1942年，随着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各边区对进出口物资的规定愈加详细。晋冀鲁豫边区将入境货物细化为免税奖励入境、征税入境、禁止入境3大类，其下又细分为食品、原料、粗制品、成品、杂货5小类。每一小类下又有诸多品类，粗略计算其品类达到236种。虽然各根据地细目有所差别，但大体接近。根据地将非生存所需的“奢侈品”与“敌货”同等待遇，皆禁止输入，可输出及输入货物则根据必需程度划分税率。按照晋冀鲁豫边区的贸易规定，鼓励输出、输入根据地的货物，一律免税；介于许可与限制输出及输入之间的货物，按其所需程度，课以5%—50%的出入口税。晋察冀边区特别强调，粮食等8种物资绝对不许运往敌占区或敌占据点，否则以汉奸罪论处。到1943年，棉花、麻类、植物性油脂及其原料、毛革类、苇席、铜等成为日军从华北掠夺的重点物资，同时也是根据地禁止输出物资。在发展土产、抵制日货、增加必需品、抵制非必需品的基本原则下，根据地愈加详细地统制物品种类与税率。在华北根据地面临“空前残酷斗争”之际，中共中央将“击破敌人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作为发力方向，推动对敌贸易统制制度出台。各根据地对管理机构、统制对象、统制方式进行弹性调整，不仅使根据地的经济运转具有相当的韧性，而且奠定了突破日军经济封锁的基础。正如宋劭文所言，“我们必须争取主动”，“加紧动员，培养自己的市场，巩固市场，管理市场，管理贸易，从防御走向进攻”。培养自己的市场，不仅是经济战的目的，也是重要手段。贸易统制制度的逐步形成，与根据地反经济封锁的诉求紧密相联，“突破日军封锁”成为根据地开展对敌贸易斗争的主要目标，其关键是对物资的掌握。围绕物资的争夺，根据地以建立合作社、公营商店以及开辟贸易路线等方式实行对敌贸易统制，成效显著。1938年后，在日军围攻之下，为了解决根据地急缺的食盐、烟卷等日用品需要，晋冀豫区党委提出，要“有计划地于交通要道口设置关卡，征收正当税收，防止敌货倾销”。同时，鼓励小商贩采用多种方式从敌占区贩入日用品。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北方局做法，由贸易局统一采购部队机关所需货物，“禁止一切足资敌人军用的原料运出”。要达成此目的，加强公营贸易力量势在必行。裕民公司受挫后，晋察冀边区开始调整公营网络的建设策略。边委会主任程子华指出：“经济战的核心是争夺物资的斗争。为了争夺物资就要控制市场，以便在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设合作社。之后，合作社、公营商店及边区银行等纷纷建立并相互配合，统制贸易的公营网络铺设开来。在边区政府规划中，生产、运销、消费、信用等各类合作社囊括基层民众的经济活动，有利于集中资源，便于贸易统制。合作社由村至区、县，层层联动，形成联合社，可以有效调动资源。通过联合，根据地不但可以生产更多产品，而且可以形成政府管理下的体系性基层商业组织。至1940年8月，在公有资本推动下，晋察冀边区合作社数量从14个猛增到5614个，涉及社员人数多达70余万。然而，1942年日军对华北的“扫荡”，采取“彻底毁灭我军民生存条件”的“三光”政策，并实行“新交通政策”，即“努力加强对敌区的封锁，并力求在占领区和敌区之间进行有效而合理的隔断”。日方以争夺“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为目的，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分割。至1942年底，日军在晋察冀边区挖掘封锁沟3942公里，将冀中地区分割成2670个小块。为封锁太行根据地，切断冀中、冀南平原区的运粮通道，日军在北起丰台、南至安阳的平汉铁路两侧挖掘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其他交通干线亦被阻断，造成根据地之间甚至根据地内部交通线隔断，物资交换受阻。据晋察冀边委会实业处处长张苏报告，到1943年初，北岳区的巩固区逐渐缩小，两面负担人口是对我一面负担人口的2.5倍，游击区情况则更为严峻，晋察冀边区控制资源减少60%以上。敌人的封锁致使雁北、察南、晋东北产粮区的粮食不能销往冀西平原，同样，冀西平原的土布、棉花不能销往雁北、察南、晋东北，导致东西两地布、棉、粮、盐差价极大。华北各根据地不得不推行“精兵简政”和“南泥湾政策”，以缓解物资短缺的危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出：“谁能够掌握物资，谁就能够胜利。”要掌握物资，必须从乡村、市场、敌我交界区三方入手，核心则是敌我交界区的商业贸易。程子华认为，反封锁的根本在于利用敌占区、游击区的物资对根据地市场进行调剂与补充。为了冲破敌伪经济封锁，公营商店不断开辟新的贸易路线，积极拓展根据地经济辐射范围。根据地内各分区采取不同运作形式，如晋绥边区一分区主要以公营贸易公司——兴业公司统一经营，其下以分散的小商店深入各地；二分区则由贸易局统一管理公商力量；三分区公商虽然各自经营，但服从贸易局的政策领导；六分区除设联合商店外，还设有特权商行晋源长，由贸易局负责政策领导；八分区、塞北则由边区政府统一领导。从形式上看，运作方式虽然多样，但基本可归结为两种方式：由贸易局或政府直接领导；贸易局将领导权限下放到贸易公司。对于公营商店的定位，晋察冀边区依照公营商店功能将其分为四类：一是在贸易路线上收发转运物资；二是吸收物资、平抑市场；三是掌握游击区、敌占区物资与进出口贸易，执行货币斗争；四是专与敌占区或国民党游击区定买定卖及买卖货币。四种类型中，三种与敌占区贸易相关，公营商店的使命就是要禁止非必需品的输入，防止必需品的输出，尤其是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严厉打击走私或偷运行为。反观敌方，日伪主要根据各地区不同情形，利用配给制度与根据地争夺物资。他们在缺粮区配给食盐与洋布时，要求交易方须以粮食进行交换；在缺布区则着重洋布配给，以打击根据地的土布销路。日伪甚至将平原土布运至山区，贱价抛售，与根据地的土布展开竞争。此外，日方认识到公营商店是根据地“经济斗争的别动队”，因而制定了“华北对敌经济封锁大纲”，拟通过“经济封锁委员会”、“物资对策委员会”实行经济封锁。日方一方面通过设立经济情报员掌握市场动向；另一方面通过新民合作社统一物资配给，取缔小商贩售卖活动，并在边界设经济密探、经济警察展开巡逻，以武力手段严禁粮食、土布、棉花等流入根据地，意图“困死”边区。1943年晋西北根据地对外贸易数据显示此时物资争夺的严峻性。从敌占区输入晋西北的物品品类中，数量最多的是布匹、颜料、棉纱、纸张及日用品，皆是第一类允许输入物资，也是根据地生存发展的必需品。然而在输出到敌占区的大宗物资中，如果将粮食、黄油、盐、碱等食品类相加，总数达到63万银元，占总输出额的56.63%。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能力有关。在晋西北根据地对外贸易中，入境货物价值与出境货物价值相差2.28倍，即入超比高达128.26%。虽然敌占区输入货物值仅占总入境货物值的40.97%，但其绝对输入值超过输出到敌占区值，高达35.8万银元。冀太联办生产贸易管理总局贸易部部长郭今吾认为，造成入超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地没有严格执行政策，抵制敌货倾销。然而，1943年晋西北货物总净入值为119.9万银元，从敌占区输入的不能代用的急用物品价值约为60.8万银元，输出到敌占区的则只有约3.4万银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占总净入值的47.9%，在宋劭文看来，这是根据地对“敌占区工业品的长期依赖性”所致。因此，客观形势要求根据地不得不“把商店关系伸向敌占区”。因根据地多在山区，日军严加隔绝平原与山地间的物资流通。晋察冀边区为此发展出四种贸易方式，以突破封锁线。第一种，在山区中心地区沿交通要道的集镇设置商店收购粮食，除供应合作社或直接售卖外，其余交给边区政府。第二种，由商店或合作社在根据地与游击区及与敌占区接壤的边沿区较大集市上收购棉布，然后卖给商贩或民众贸易小组，由他们设法销往雁北换回粮食。第三种，由各公营商店直接通过代营方式互通物资，实现东西线之间的物资交换。第四种，合作社提供贷款或粮食，发动社员穿越东西线进行粮布换购，并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四种方式皆由公营力量联合私商，穿越敌方封锁线完成。此外，面对日方的政策调整，根据地还采取较为灵活的贸易政策，以打破贸易阻碍。为实现吸收物资的企图，日方严格监督伪方对封锁线的盘查，防止民众运出物资；开展贸易时，严禁掠夺，尽量以合理价格收购物资，“不给中共留有破坏我方政策的余地”。对此，边区政府亦调整贸易政策与贸易对象，以利于吸收物资。晋冀鲁豫边区对原来不允许输出的物品如粉条、粉皮、柿子等放开限制，甚至允许以烂粮造酒，用于输出。到1944年，边区工商总局还提出，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各种进出口货物税率应加以修改，各区酌情吸收商人、群众民主讨论各项贸易事宜，公营商店不应统制或包办。这既传递了贸易统制松动的信号，也说明根据地经济封锁情势有所缓解。由上观之，在日伪对根据地残酷封锁之际，各根据地主动因应，依靠贸易统制制度，利用公营力量，采取灵活的斗争手段吸收物资，拓展了经济空间。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参谋部负责经济工作的田边新之认为，日军“封锁、限制交易的方式，不仅徒劳无功，而且由于边区采取开放性价格政策，反使日方处于被动地位，为中方提供了良好机会”。日军根据其各兵团掠夺的物资判断，流向根据地的物资数量相当大，从侧面证明边区政府突破日军封锁的贸易举措卓有成效。从1940年开始，日军反复“扫荡”之际，边区政府在游击区内能否建立抗日政权及掌控稳定的财税人口，对根据地的稳固具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在突破日军经济封锁过程中，华北各根据地利用公营贸易网络将经济力量渗透到游击区并占据优势，进而在军事、政治力量配合下，将游击区发展为游击根据地。邓小平将“游击根据地”的特征概括为：形式上是伪政权，实质实行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制度，中共力量在游击根据地占优势，“能顺利实行革命两面政策”，且掌控稳定的财税人口。晋冀豫区一地委指出，“游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巩固根据地及反‘蚕食’有极大的保证与配合作用”。游击根据地虽然以军事、政治面貌出现，但抗日根据地的制度能为游击区民众所接受，得益于经济力量的渗透。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与公营贸易网络的建设及贸易干部的“社会化”努力密切相关。所谓“社会化”，指的是贸易干部广泛参与游击区的政权特别是村级政权建设，以促进游击区向游击根据地转化。公营贸易网络是边区贸易建设的重点。正如彭德怀指出的，私商的“自由”发展，要在总体“贸易统制”下，所谓自由，是“财产权的保障”，而非经营自由。1940年后，晋绥边区一批新兴商户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起家”。虽然公营商店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如1942年晋绥边区公营商店总共72家，仅占市场商店总量的6.7%，但从资本额与发展趋势看，公商优势明显。私商参与市场、公商控制市场的格局基本形成。对边区政府而言，公营化程度越高，对敌经济斗争的政策越容易贯彻。1943年后，华北各根据地逐步建立公商管理委员会，公商基本取代市场上的大商人。1944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与贸易总局联合通令，要求由兴业公司统一负责对晋察冀、与神府相邻的国统区、阳曲等地敌占区的贸易；特别是军用器材、物料，包括铁轨、铁丝、白锡、铜元、火硝等，必须由贸易局与兴业公司统一收买，其他各机关不得经营。这一要求在游击区贯彻得尤为彻底，晋察冀边委会副主任胡仁奎认为，游击区开展贸易时，若任由私商办理，必然出现只图私利的情况，因此必须由公营贸易机构领导，以商业配合政治，即“领导贸易”。公营贸易网络的形成与公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息息相关。据日方记录，公营商店在突破封锁线的过程中，善于发动民众，采用“蚂蚁搬泰山”的方式分批搬运物资，甚至利用日方的公共汽车运输物资。实际上，这主要得益于关卡与税卡的设置。1942年底，晋察冀边区贸易管理局直属的六大支局在各交通要道、贸易路线及重要集镇设置82个关卡，负责对输入及输出货物进行检查与控制。这些贸易卡口也是连接根据地与游击区的出入口，贩运的货物多是土产、布棉、山货、盐等重要物资。通过贸易管理，可以对边沿区的物资流动进行调节。关卡还下设600多个乡村贸易管理组。根据行政区及贸易路线，每20里划一段，每段设卡长一人。段内的行政村设贸易管理组作为基本管理单位，将点连成线与面。随着日军“扫荡”加剧，根据地面积萎缩，周边游击区扩大，税卡的功能转为缉私。税卡干部利用跑外线、赶集市的机会，与商人接近，通过在游击区设密报组，发动群众缉私。通过政治动员，“把每一个人民都变成贸易上的稽查员”。换言之，此时是“稽重于征”，收税为次要，重点在于贸易管理。税卡职能的调整，反映出边区贸易管理思路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卡、段的游动设置扩展根据地的经济范围；另一方面，公营商店在完成军需供应后，更多地参与贸易供应，从而将贸易管理与贸易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关卡与贸易管理组，晋察冀根据地周边形成连接根据地与游击区的环形贸易圈，发挥了拓展根据地贸易影响力和稳固根据地政权的重要作用。同时，公营商店、合作社、贸易关卡并非单纯的经济组织，还负有“政治任务”。根据地要求商店、合作社必须“社会化”，即贸易干部要主动参与游击区的村级政权建设。例如，冀察区二专区区委书记张瑞被派到游击区的高林村后，利用合作社将经济建设与改造村级政权结合起来，使高林村95%以上的村户入股合作社，合作社的业务越过日军封锁线，深入冀中地区，连接起敌占区、游击区与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张瑞配合区委在高林村建立抗日民主的村政委员会，开展“反瞒地斗争”，增加将近50%纳税土地，并依照晋察冀根据地政策施行统一累进税。他以经济建设动员民众的同时，配合军队开展对敌武装斗争，除掉了游击区大部分日方碉堡。《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张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对敌斗争与改造政权相结合，从而“把全村人民组织起来，团结成一座不可战胜的对敌斗争的堡垒”。由此，通过经济动员，游击区的民众接受了根据地的制度安排，转化为根据地的财税人口和兵员。经济干部“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根据地扩展生存空间、挤压敌方空间的过程。在敌人仅占据点、线的山区，边区贸易管理局指示秘密合作社或合作小组供给民众日常用品，争取民众。例如，晋西北行署第四专署离石县合作社干部李秉庭，通过游击合作社供应边沿区民众各类日用品，切断敌方与民众的经济联系。离石游击合作社推动建立4个集市与11个小合作社，构建起体系性的经济斗争阵地。合作社还联合地方武装力量监视敌方，获取情报，发展成“外面是一个经济组织，里面又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形态。在敌人力量占优的平原地区，斗争方式有所不同。公营商店在帮助沦陷区民众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建设以小铺形式出现的小型合作社，作为在敌占区开展经济斗争的据点。此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边区政府还领导民众展开更为直接的对敌斗争。1942年10月，面对根据地面积与人口缩减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致电晋绥分局，希望他们认真商讨反“蚕食”斗争时“挤地盘”的具体方案。虽然毛泽东是从游击战争的角度提出这一策略，但依此方略，晋绥边区除不断以游击战方式扰乱敌占区外，还发展出“劳武结合”的方式，即通过高价收买铁轨、铁丝等，引导民众破击敌方军用设施。民众从破击行动中得到经济利益，进而发展为群众运动。1944年，晋绥边区破击铁轨20万斤，获得铁丝3亿多斤，不仅破坏了日伪的军用设施，削弱了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解决了人民的困难，并为根据地提供了急需的军用物资。边区政府将经济手段与政治、军事目的相结合，争取了群众，扩大了在游击区的影响力。晋察冀边区贸易局还提出对敌据点进行经济反封锁。具体而言，要在敌人据点周边取消一切捐税，建立自由集市，封锁敌人据点，争夺物资特别是粮食，以赢得民众。在争夺敌据点市场的斗争中，贸易关卡配合游击小组，组织群众“诈集”，并取得市场上中介人员的支持，将市场迁离敌据点周边，最终在游击区内建立起完全由边区掌握的市场。公营贸易网络的建设，为根据地有效掌控物资创造了有利局面。1943年5月，晋察冀边区在稽征中转守为攻。首先，边区政府将稽征线上原有村庄划到线内，将所有抗日的村庄，以及抗日工作较好的敌伪“爱护村”划到线上来，不断将稽征线向前推进。其次，在游击区前沿划出封锁线，禁止粮食流入敌占区，同时限制根据地粮食自由流入游击区。最后，在游击区内部，对敌据城市划定封锁圈，限制敌人获取物资。边区政府在游击区的经济斗争成效显著。1944年初，晋察冀边区第四专区的巩固区集市数量达到15个，其中曲阳邓家店集市月交易额达到1000余万边币，堪称超级集市。在游击区，边区政府掌握的集市数量达到15个，与日方控制的21个相比，虽然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以边币作为交易（公用）货币的已达13个，甚至有1个集市以边币为主，说明根据地公营经济势力“在游击区已经站稳了脚跟”。此时游击区的对敌经济斗争，“不仅转变了敌人蚕食和我们后退的形势，而且冲破了敌寇山前封锁”。在打通各条贸易线后，边区政府掌握了游击区的市场。如此，根据地内市场、游击区市场、根据地掌握的敌据点市场等，皆成为物资交流的“战场”。最终，晋察冀边区发展出东南至游击区、敌占区、国统区，西北至察南、雁北的贸易网络。边区工商管理局还根据专区之间的地理特点和物资情况订立合同，进行物资调剂。1943年，晋察冀东、西线之间的贸易路线打通后，各根据地组成的贸易网络得以拓展，极大增强了根据地财政汲取能力。二、三专区从西线（晋东北、雁北）获取粮食、牲口、食盐后，向四专区所在的东线输送，并从东线吸收土布、棉、线，调剂到西线。仅1943年上半年，二专区打通绥远、晋西北路线后，通过调剂粮食与棉布，土布出口达30522匹。1944年，公营商店销货额纯利比1943年增长将近14倍。同年秋，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溢不得不承认，在华北日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441个县中，日方能有效掌控的只有7个县，而中共有效掌控的县达到139个，其余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但“民心多倾向共产党”。通过经济渗透和经济干部主动参与游击区政权建设的“社会化”工作，华北的游击区不断向游击根据地转化，而游击根据地的扩展，有力推动了根据地“大反攻”的胜利。1944年，晋察冀边区已经可以在游击根据地内组织群众建立劳动互助组。1945年，边区的冀晋区、冀中区、冀察区在游击根据地组织起来的可常年出工的劳动力，已经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5%—20%，游击区内可占到5%。这一成果体现在华北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中。以晋绥边区为例，如图所示，边区进出口税额逐年上升，贸易成为稳固根据地的重要方式。1940年晋绥边区辖有人口百余万，1941年人口增至近200万。日军大“扫荡”后，1942年人口缩减为70万—100万。1944—1945年，根据地人口恢复至200余万。因此，边区进出口税的增加基本可以排除人口增加因素。进一步分析该数据，为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将税额折合为布匹数后可见，除1944年外，其余年份数值稳步上升，1946年甚至出现飙涨。1944年，日伪军对晋绥边区进行了三次大“扫荡”，导致农币下跌，因此，这一年进出口税额虽然有所增加，但其折合的布匹量反而下降。在反“扫荡”中，体系性贸易网络的建设保障了贸易稳定，并带来1945年进出口税额绝对值的倍增。进出口税作为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长有力保障了根据地安全，为1945年的反攻奠定了经济基础。下表的数据可以证明此点。1941—1945年晋绥边区的财政收入指数稳步上升，显示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对根据地经济空间拓展的重要性。在与1941年人口水平相当的情况下，1945年晋绥边区公粮变价却上升了将近8倍，表明游击根据地已成为边区的“富力”，敌伪很难再从游击根据地获取财税。就连日方也承认，在1942年以后的大“扫荡”中，晋察冀边区虽受到打击，但其生存力仍极其坚韧，因其除有“经济中枢区”（边区）外，还有相当部分的“辅助性经济区”。
胡仁奎曾深刻认识到，在战争环境下，边区的贸易工作“首先它是服从政治上的要求的，我们的战争是全面性的，贸易是直接参加战斗的部队，是战争的组成部分”。在此前提下，华北各根据地在依托公营网络、动员群众开展贸易的同时，部署经济干部在游击区推进“社会化”工作，将“经济动员”作为“政治动员的起码工作”，实现“人”与“村庄政权”的同步增长，促成了游击区向游击根据地的转化，进而完成对敌人的反向封锁。在时人看来，“在游击区里，不只是可以实行经济政策，而且是非运用经济能力，不能保证游击区的扩大巩固”。日方也看到，中共开展的是“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攻势”。可以说，中共积极运用经济手段开展对敌斗争，对游击根据地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抗战时期，华北敌后根据地处于犬牙交错的复杂环境中。面对日伪围攻，华北各根据地遵循中共中央指示，实行贸易统制制度，进而借助公营贸易网络建设，突破敌伪封锁，克服了物质困难，争取了民众，实现对敌反封锁。在开展贸易过程中，根据地领导经济干部积极参与游击区村庄政权建设，实现对游击区的掌控，使游击区民众成为事实上的财税人口，既扩大了根据地税收来源，又拓展了兵源，体现了邓小平“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的思想。晋冀豫区一地委在论述武装与群众的关系时指出，“没有人的条件，就没有游击战争”。晋察冀边区初创时兵力约为5300人，1942年增加至83000余人，1945年大反攻之际，部队人数已达32万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通过经济、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手段，华北根据地在其边沿区建立起游击根据地，不但巩固了边区，而且为抗战反攻的胜利积蓄了力量。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来看，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建设游击根据地的成功实践，在根据地建设史和局部执政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路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一面打仗，一面筹饷是为常态。为克服财政困难，苏维埃政权尝试开展常规化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断。抗战时期的中共敌后根据地，接续了这一进程，而且加以发展，赋予经济建设以新的意义。华北根据地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向敌我拉锯的复杂区域投送力量，继之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和持续推进的政治建设改造该区域，通过打造经济空间拓展军事空间和政治空间，促进了新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从而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局面，克服了根据地物资短缺困难，削弱了敌人的物质力量，扭转了敌我在经济斗争方面的攻守形势。华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密不可分。各根据地政府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贸易斗争为战略抓手，密切联系实际，实行以经济、政治、军事等各项工作密切结合的三位一体斗争策略，切实解决人民困难、保护群众利益，成功团结争取了游击区域的广大民众，既增强了根据地的财政能力，又巩固了政权，支撑中共在战争状态下建立起较为系统的财税体系，体现出这一时期中共面对复杂形势，对人民利益的坚守和对经济这一基础性工作的重视，以及灵活应变、不断完善的执政能力。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孕育的多维综合治理思路以及对跨区域贸易的探索，为新中国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作者王春英，系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