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巍
来源：“思想战线THINKING”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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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考古从1927年发现，1934年正式发掘算起，其考古发掘史已经经历了整整90年的历程。近年来，随着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三星堆所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公众对于三星堆考古的关注热度不断升温，学术界也对三星堆考古的相关学术问题重新开始新的观察和讨论，由此掀起了一场新的“头脑风暴”。的确，三星堆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远较解决的问题为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星堆所展示给世人的，不仅仅有过去大家所熟悉的、与中原和祖国其他地区在文化面貌上相近或者相似的出土器物，更还有大量从未见到过的新事物，一次次地刷新了人们传统的“知识图谱”，让人们不得不去深思：三星堆和中华文明是何种关系？三星堆考古对于人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三星堆？三星堆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室内对出土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尤其是对于从1986年以来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的修复和跨坑拼对，继1986年发现的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出现各种人物形象的祭坛（神坛）、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黄金面具以及黄金权杖等之后，又有一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物再次面向社会公众亮相，带来了新的一波“三星堆热潮”。那么，三星堆展现的这样一些文化因素应当如何去理解和阐释？隐藏在考古器物背后的历史背景和知识体系又是什么？上述这些问题，都从根本上涉及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的梳理，这也是本文力图加以探讨的主线条。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地主张，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即：其一，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辉煌创造；其二，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三：三星堆为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古代文明互鉴的绝好样本。这三个维度当中，前两者是前提和基础，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回答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不能正确地看待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将三星堆视之为“横空出世”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或认为其要么是“外星来客”，要么是“域外文明”，都只能将民众带入到一场新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中，而丧失科学、客观的理性思维。首先，是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古蜀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星堆发现于四川成都平原的广汉境内，从目前考古资料所展现的基本情况来看，三星堆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中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核心区域约4平方公里，除北面为一条天然河道鸭子河外，古城的东、南、西三面均有围合的人工夯筑而成的城墙，城内发现有不同功能的区域，其中1927年最早发现的月亮湾地点位于城内北部，而1986年以来发现的八个祭祀坑则位于城内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后来整个遗址也用三星堆来命名），目前这个区域被认为可能是三星堆重要的祭祀区。从1934年月亮湾地点首次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玉器、石器和陶器所呈现出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传统的文献记载中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来封其支庶于蜀。属于巴蜀文化系统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也都更为详细地记载了古蜀王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氏开国，至开明世为秦所灭（前316年）。前辈学者首先提出这处遗址应当是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中的“古蜀国”的考古遗存。随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内八个祭祀坑的先后出土，以及城内相关的大型建筑遗址青关山遗址以及不同时代夯筑的小城相继出土，学术界进一步认定了三星堆与古史传说中古蜀王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古蜀文明的辉煌创造。其次，是如何认识三星堆和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于三星堆青铜文化产生的年代以及相关的文化背景首先进行梳理。从考古样本所提供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来看，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器的八个祭祀坑的年代集中在距今3200年至3000年，相当于中原殷墟遗址的晚期阶段。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黄河流域的殷墟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都处于商王朝的晚期，两地相距甚远，但这个时期，三星堆的古蜀王国和中原殷商王朝之间是否发生过交往和联系？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从考古出土的器物本体上看，三星堆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度。三星堆遗址除青铜器外，还出土有大量的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的玉器种类有玉璋、玉璧、玉琮等等，它们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的玉器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金石学家们称其为玉之“六礼”，认为其都是玉礼器中的代表性器物。这当中尤其是玉璋的形制，和中原以及国内大部分地区出土的玉璋之间都十分相似，应当属于这个大的文化体系，可以认为三星堆是中国史前和夏、商、周三代牙璋流传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外，在三星堆还出土过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镶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陶盉等器物，都留下中原文化影响的遗痕。二里头时期的铜牌饰是三星堆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器，其传播来的路径还不是十分清楚，是直接来自中原还是通过西北甘青地区辗转传入四川盆地，尚有待深入研究，但将这些线索纳入到中原文明体系当中加以讨论，应当不成问题。三星堆的青铜器情况较为特殊，可以将其最为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主要是仿制中原系统的青铜礼器；另一个部分是三星堆先民们独创的器物种类（这部分器物我们在后文中再加以讨论）。三星堆对中原青铜礼器的仿制，在器形上主要有青铜尊、青铜罍，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青铜鼎。目前也还没有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中对于中原的“列鼎”制度有所模仿——即不见以器物数列等差的方式来体现等级高低的不同这种做法。但仅就器型而论，这些青铜尊、青铜罍的造型，基本上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只是在纹饰风格上附加了许多古蜀人的创造，如在青铜器的表面装饰以龙、虎、鸟、大眼兽面纹等神秘动物图像，这些风格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在青铜器体表面分铸合体而成立鸟、羊头（牛头），以青铜器的扉棱作为合范之处等等，以往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上，也多见此类装饰性的图案和纹饰。过去有学者推测三星堆的青铜器与长江流域的青铜器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推测是中原殷商系统的青铜文化通过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上游地区，从而出现的类似文化因素，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到四川盆地。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古史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推测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古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三星堆的来源之一。这些问题都还可以继续讨论，但从总体而论，三星堆的这些文化因素和中原文明以及受到中原文明影响的周邻地区具有着诸多共性，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进而论之，若干现象还表明，三星堆先民对于中原青铜礼器制度并非一无所知。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双手顶尊置于头顶的青铜像，由此表明古蜀先民显然认为尊这种器型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且受到特别的尊崇，这和中原青铜文化使用青铜容器作为礼器有着同样的意义。以往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当中，还常常会装入小件的玉器、海贝等器物。新出土的一件青铜祭坛的底座上，出现在诸多人物群像的中心位置上，有一件跪坐在祭坛中央的小铜人像，身后也背负着一件青铜罍，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很可能代表着将装盛有最为贵重的祭品（如祭酒、祭肉、玉器、海贝等）的礼器置于整个祭坛的中心。这些现象都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对于青铜尊、青铜罍这类中原青铜文明中最具礼仪性质的“国之重器”的高度尊崇之情。就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而言，都采用了与中原青铜器相同的铸造法，即“泥模块铸法”，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蜡法”。甚至还有学者关注到，在殷商时代使用的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当中，有一种高放射性的同位素铅（简称高放铅，也称为异常铅），这种高放铅曾在殷墟出土青铜器当中被检测到，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器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验研究，在所测试的53件样品中，发现竟有多达50件青铜器属于此类高放铅，表现出宽泛的异常铅比值范围。这一现象被认为有可能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和长江上游三星堆青铜技术上可能有过互动与交流。综上所述，上述考古器物学的比较研究，是考古学通用的类型学方法，也是我们寻找不同区域、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的基本比对方法之一，可以使问题的讨论建立在出土实物的基础之上。而在这些相同或者相似的考古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在于：地处长江上游、年代与殷商王朝晚期年代相近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应是古史记载和传说中古蜀文明的具体体现，虽然目前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年代、分期还难以和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历代国君相一一对应，但这个文化体系和中原殷商青铜文明之间，彼此存在着诸多共性，这些共性通过玉器、青铜器当中属于礼器类的部分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等）、青铜容器的形制与装饰性纹饰、制作工艺及原料等得到充分的反映，证明三星堆文明和中原系统的青铜文明之间是相互融洽的，也说明在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和形成的重要阶段，处于西南边地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深受中原青铜礼制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也是中原文明体系中的一员。因为如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的那样：“在整个的中国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关键是三代的权力机构。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要依靠当时的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保障财富之如此分配。中国的青铜器便是那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换言之，在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当中，作为金属的青铜器首先是用来制作工具和武器发展生产力，而不是用来制作具有高度政治意义、旨在体现社会政治文化、等级制度，代表权力分配的“礼器”。就这个中国青铜文明的基本特征而论，显然三星堆也应纳入其中，而莫能其外。作为青铜器的补充，玉器常常也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充当着体现礼制系统的重要角色。而以玉器象征沟通天地人神、敬天礼地的重要器物，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便已经萌生，成为中国早期文明中另一套独具特色的礼器系统，这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是没有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三星堆和中原的玉器系统更是同源同流，应是中国古代“礼玉”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成，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以“礼制”为中心的制度文明，这个文明体系中又以青铜容器如鼎、簋之类器物形成的数列等差——即所谓“列鼎”来表达社会的等级制度，这一点也如同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的另外一个主要用途，即在祭器上的使用，可将青铜当作贵族威权与节约规则的象征。在三代期间，这些容器在形式与装饰纹样上经过许多有时相当显著的变化，但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在仪式上使用并为特选亲族的贵族统治之合法性的象征——是始终未变的。”如果我们用这一标尺来衡量三星堆青铜文明，所看到的是一个曲折的“镜像”：很显然三星堆先民是有选择地接受了这个青铜文明系统中的部分礼器，并将其同样作为“祭器”使用在各种祭祀场景之中。他们舍弃了中原青铜礼器中的“列鼎”之制，甚至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使用青铜鼎的现象，但是却以另样的方式——如跪坐顶尊，来表现对中原青铜礼制的尊崇；在神坛或祭坛的各种神圣场景当中，可以见到这些青铜礼器的身影；甚至不排除出土于八个祭祀坑当中的多件单体的青铜尊、青铜罍，原来也是使用于三星堆宗庙中的祭器。透过三星堆，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在中华文明起源脉络中，中原文明向外的文化扩散，以及边地相应的对于中原文明的文化吸收和文化再造，都提供了极好的样本。前节中我们分析了三星堆祭祀坑中最能与中原青铜文明进行比较的青铜器和玉器。但是不能回避的另一个事实在于：我们又应当如何去理解和看待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器物的出土，让世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是无法加以解释的，于是也产生了对此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其实，如果将三星堆这样一批看似神秘莫测的器物群放置于殷商时代“重巫好祀”这个历史背景下去加以观察，就完全可以破除许多非理性的观点，可以从中透视到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性。巫，在商代王室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重视巫术与巫祝，将祭祀和战争作为国家重大的事务——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商代历史上公认的事实。早年陈梦家先生就曾利用卜辞与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发表过《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后来张光直先生也曾写过《商代的巫与巫术》，继陈梦家先生之后再度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张光直先生认为最能体现其商代巫与巫祝一般特性者是《国语·楚语》中的一段文字：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朝，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宣、威信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德明，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推之，上古时代商代的巫与巫祝，是一些无所不能的“通灵”之人，他们也是主持古代宗教祭祀制度——“神明降之”仪式的专职人员，可以动用一切祭物（主要是动物牺牲）供奉于神，使天上的神可以降临人间，从而使得“民神异业”，各不相渎，由此形成理想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在其他古史记载中，也称之为“绝天地通”，从而结束了自远古以来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天属神，地属民。从此沟通天地人神则要仰仗巫祝与巫术，而巫师通神的工具和手段，张光直先生认为有高山（神山），这是最临近天的地方，也是升天的阶梯——如《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昆仑之山”“灵山”“青要之山”等等；有高大的神树，这是巫师通天和神灵降临的“通天之道”——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的“建木”“扶木（扶桑木）”之类；还有鸟，在殷商文化中鸟的重要性代表着“登临天阶”的阶梯，此外还有各种神灵动物，均可辅助巫师达成目标。在殷商甲骨文中遗留下来的有关占卜、仪式和法器、酒与药物、饮食乐舞等等，均可成为巫师运用于巫术中的各种手法。至于殷商时期举行这类仪式的场所，张光直先生从甲骨文和其他文献记载推测可能是在其宗庙，因为“宗庙是祭祀祖先和上帝的重要场所”，另外还可能设有坛，是土台基或祭坛。
然而遗憾的是，殷墟考古留给我们的实物线索十分有限，前人可以利用的考古佐证材料也极为零散，难以对当时如此“重巫好祀”的时代风气有更多的呈现。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恰恰弥补了中国古史当中以往仅能从《山海经》《楚辞》《国语》当中窥其一斑的有关巫与巫术、沟通天地神人的若干重要场景。1986年出土的一号、二号祭祀坑，之所以被考古学界为“祭祀坑”，虽然这个认识至今也还仍有不同争议，但总体上得到认可，就是因为三星堆这两个祭祀坑中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具有祭祀性特征。如高大的青铜立人像，被认为是集王权、军权和神权于一体的”群巫之首”；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被认为可能象征着古蜀的先王或神灵；数棵青铜神树——尤其是其中的一号树神上面站立着九只小鸟，被认为和《山海经》《淮南子》所记载的与太阳崇拜有关的“太阳树”可以两相对应，被认为很可能这样的神树就是传说中的建木、若木、扶桑木之类的神树，是可以“通天达地”的宇宙树、太阳树的象征。三星堆青铜神树上和其他遗物中大量的鸟的形象，以及缠绕于树干之上、出现在各种器物上的龙纹，也使学者们联想到可以由巫师们驾驭着升天的神灵动物。三星堆祭祀坑最新的考古发现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中又有许多新的人物造型和新的器型出土，而这类青铜器所反映的，多与神灵祭祀这一背景有关。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顶尊跪跽人像之外，还有多件被称为“祭坛”“神坛”的器物出土，其中有的“坛”上出现了众多参与祭祀场景的人物形象，这很可能反映某个神秘的祭祀场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祭坛或神坛上有带有柱子的平台，平台的上方或者下方往往还会出现一尊高大的神兽。与这类器物较为相似的青铜器，过去曾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过一尊“祭坛”的残件，其基本特征也是最下层为一神兽，上面顶着一个多层的祭坛，每层祭坛上都有成组并列的祭祀人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袍，手中有的执有棒状的弯形器物，有的则双手做出一个姿势，不执任何器物。这类青铜器过去在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中不曾出现，应是三星堆青铜文明中的独特创造。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将三星堆青铜文明放置于整个殷商文明的大背景之下来观察和思考，同时综合前人对于商代巫与巫术等上古宗教祭祀活动的研究成果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与研究，就不会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这批器物完全是“天外来客”或者是“域外文明”，它们恰恰是“礼失而求诸野”，将殷代中原文明当中极为重要的成分以考古实物的形态加以生动鲜活地再现，和传世文献完全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证明，从而向世人展示过去我们只能从后期文献中才能读到的中原上古时代“绝天地通”时的宏伟叙事和历史记忆，是如何保留在远离中原的西南边陲的，这是我们梳理中华文明起源脉络时不得不去认真“阅读”和思考的一批重要的考古实物史料。我们还可以通过三星堆这批丰富的出土器物，看到古蜀先民也并不是完全模仿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照葫芦画瓢”，而是在吸纳华夏大地极其丰富的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令后人举世瞩目的创新和再造，为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再写新篇，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供了新证据。德籍美国学者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经指出：我们可以再更加深入地讨论三星堆铜器的仪式背景及意义。除了人形肖像外，鸟也是相当重要的。它们与奇特的“神树”的关联是极有趣的……在三星堆“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提供了另一个做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的方向……这种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的具象艺术，在商周文化的传承中却不重要。地理上与三星堆最接近的例子是大约在公元前第八到第三世纪之间盛行于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它在青铜海贝容器等器物上带有华丽的雕塑。其与三星堆的相似主要是在观念而非风格上。但同时，四川地区也必须被考虑为将由商兴起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滇文化地区的可能媒介。
罗泰先生十分敏锐地指出了三星堆祭祀坑所表现出的“仪式背景及意义”，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当然，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祭祀性特征虽然是显著的，但从祭祀仪式的具体运作程序和细节上，目前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甚至不得不继续等待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方能最终解决的问题。例如，三星堆这八个祭祀坑的形成，是一次性的祭祀，还是多次性的祭祀？如果排除“器物坑”“火葬坑”等推测，那么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究竟是一次性的祭祀留下来的遗迹，还是多次性的、连续不断的祭祀行为所致？目前通过考古学者精心的“跨坑拼对”工作，大体上可以得知这八个坑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大的时段形成的，但从六号坑打破了五号坑的考古现象来看，它们之间也还仍然存在着相对先后的年代早晚关系，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古年代学的分析。又如，祭祀坑是祭祀活动的“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三星堆考古的研究者陈德安先生认为，如果这些器物是在长时间使用之后，不断增添新的器种，最后才形成为丰富而成套的祭器，那么，它们最初的供祭地有可能是在宗庙之内，原本属于宗庙用器。其后因宗庙被毁，这些“宗庙重器”才被分别埋藏入坑中。所以，按照这个推测，原来的宗庙才是祭祀的“第一现场”，现在看到的祭祀坑，则是宗庙被毁之后，将这些重器埋藏入坑的“第二现场”。笔者认为，如果将整个三星堆的祭祀活动视为一个全过程的话，这几个祭祀坑应当是其最终环节上的遗存，其中间链条还有待探讨。类似的“三星堆祭祀坑之问”，笔者还曾举出过：为何会宗庙被毁？祭祀坑形成的原因何在？祭祀的对象是谁？祭祀程序究竟是如何展开的？等等。这些问题虽然还不能完全解答，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正确地去理解三星堆与中原殷商文明之间在巫术与祭祀仪式上总体的共性，以及两者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从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来看，其区域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考古器物层面，也体现在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文所引的《国语·楚语》中的那段文字，张光直先生认为这是在楚昭王时代（公元前515—489年）“由楚国的专家所追述的古代宗教祭仪制度”。楚人是具有“重巫好淫祀”传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这一特点尤其鲜明。这一点过去学术界已经多有论述，这与殷商时代重巫的传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独有偶，上文中笔者曾经提出，三星堆青铜器当中许多考古现象，似乎都可以从《山海经》这样的古籍当中发现可以相互对应的线索，青铜制作的神山、神树、鸟、龙这些形象，与殷商时代巫师们沟通天地人神的法术之间，似乎也若隐若现地有所关联。这就涉及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来看待三星堆与南方文明和中原文明关系的宏大命题。对于《山海经》这部“奇书”，因为其中充满“神怪妄诞之说”，以往的研究者多将其视之为神话小话之类，难以作为信史，但著名学者蒙文通则独具慧眼地对于《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就其文化传统而论，《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和先秦时期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代表着另一个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总体上说属于南方文化传统。他特别指出，和中原文化传统以韩、魏作为“天下之中”不同，《山海经》是把古代的巴、蜀、荆楚之地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尤其是书中对于“昆仑”“都广”这些古地名，从相关联的江水等因素来看，他认为《山海经》对四川境内岷山一带的小江小水记述甚详，书中将“昆仑”定在黄河之南、雅砻江上源之东，“当然就舍岷山莫属”；又如《山海经》所记之“都广”，蒙文通先生认为即为“广都”，在今四川省双流区，《山海经》认为都广即是“天下之中”，这“正说明《大荒经》以下五篇也是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蒙文通先生通过大量此类对比，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因此，他最终确认：“《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今天，随着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蒙文通先生的这些观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三星堆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中，都有大量人物形象的出现。笔者尤其注意到在各种青铜器物场景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凡是拟人的形象而非神灵的形象，除作为社会高层的各级巫师之外，三星堆“凡人”其衣饰上的基本特点均为上衣着短裙，腰间系带，下腿赤裸，双足跣足（赤足）。包括此次新出土的三件面部形象孔武有力、表情丰富的“扭头跪坐人像”，也是这样的装束，这也十分清晰地给我们提示了三星堆先民当中主体人群的族属应当是南方系统的人群，而并非来自北方的胡人。换言之，三星堆是由古蜀先民创造的，也更多地体现出南方系统文化的特点。和中原及北方地区相比较，南方的巴蜀和荆楚一带地形复杂，多为山地、山前台地、丘陵、平原相互交错，自然景观和相应的动植物资源呈“垂直分布状态”，这也导致其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极其多样。在这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中，人们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上，极易产生诸如《山海经》这样充满神秘氛围和神奇传说的“奇书”；与之相应，也自然容易产生三星堆青铜文明中与《山海经》所描述的神灵世界极为吻合的某些场景。《山海经》的年代距离三星堆文明的时代远非今日之我们那么遥远，其中如果还保留着一些上古时代南方系统宗教巫术的浓厚色彩，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年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就曾指出：“有关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问题，多数论者讨论的焦点都是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以中原地区的古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明代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千变万化，加以民族众多，如果设想中国古代只存在一种文明的模式，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只有一条单一的道路，那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再次提示我们，当中华文明处于起源和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不同区域内的族群由于居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之下，在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既可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出现共性特征，也还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恰恰是由于共性与差异性的并存，才会出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丰富面貌。在今天我们科学、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之时，三星堆文明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极为深远的。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四部委共建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