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兆辰
来源：“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在192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在第一章中便提出了“什么是历史”的问题。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对于这“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李大钊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
李大钊关于历史的定义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他探索20世纪初期国内外的新史学思潮的过程，也是他接受这种新史学思潮并且以自己的创新的思考融入这个新史学思潮的过程。
1920年以后，李大钊接受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聘任，开始在政治学系和史学系讲授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同时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阳大学、北京中国大学等学校兼课。在讲授这些课的过程中，李大钊一再强调了历史观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已经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作为考察历史的指导思想。这在他的讲义、文章中都有明确的论述。作为一个“夙研史学”的学者，李大钊必然要把他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延伸到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上来。1923年，是他这种思考最集中的时期。1923年4月，李大钊到复旦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史学与哲学”。在这个讲演中，他首先就谈到了关于“历史”一词的定义问题。
对“历史”一词的定义，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那就是：“史”，记事的人。李大钊也是如此。他又考察了日文“史”字，也有记录的意思。而希腊语及拉丁语转化而来的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的“史”字，本意是“问而知之”或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记录。显然这些解释不能符合对于现代历史学的解释，是一种“混乱错杂”的见解。李大钊概述了日常人们对“历史”的涵义约有三种理解：一为“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二为历史的书籍；三为“一种科学的学问”。那么“历史”的真正涵义是什么？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历史”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中，李大钊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对“历史”的定义。在当时，历史学不十分发达，各人看法不一致，尚没有一个“完全妥当的定义”的情况下，李大钊列举了五个可以“参考的资料”，希望大家去思考，“自己为史学下一个比较的完全确切的定义”。这五个参考定义是：英国历史学家弗林特的定义、德国史家兰普勒希特的定义、美国学者房龙的定义、日本学者内田银藏的定义、中国新史学倡导者梁启超的定义。下面，我们就对这五位学者的定义及其对李大钊的影响作一个概要的分析。
一、Flint（此处李大钊著作的各种版本均为Felint 疑文字有误）的定义
二、Lamprech 的定义
在19世纪的德国史坛，占统治地位的是著名的兰克学派。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被西方史学界视为世界史学界的泰斗，著述极丰。他以1824年出版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成名，尤其是他在序言中所表述的话：“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未来，以利于现在。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实的真实情况而已”。这句话千百次地被后人引用，成为了史学家必须遵守的治史宗旨。而他对现代史学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史料批评方法，它使历史学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同时史料又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他的方法被他的弟子们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史学方法论一类的著作，对历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影响很大。
但是，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治史理念和方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遭到了挑战，其中兰普雷希特就是一个最有雄心的挑战者。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评论说：“兰普雷希特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老历史学派进行了全面攻击，指责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事实、特别是政治事实的搜集者，没有深入分析原因，也不去寻找事物的联系和统一。这些兰克派顽固地忽视社会心理和促成社会进化的那些基本原因。他们把历史当成激励领导人物的‘神秘的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的表现；他们认为历史只是一些人物的生活，而不是‘人类生活的总体’”。
兰普雷希特提出了自己的新史学的理论，试图来取代兰克学派的传统的史学理论。兰普雷希特认为，个人不能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制约个人。历史学家也应该像社会科学家那样，把社会即人类的整体看作自己著作中的基本因素，就是说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生和发展，以便确定它的精神意识，或者说是行为的模式。在他的《文化史方法》中提出，他要建立一种以社会学法则为基础的历史科学。而在他1905年出版的《什么是历史》一书中，第一句话就是：“历史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他说，他在文明史里发现的普遍原则是：随着社会心理意识的加深，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也不断加大，这样就会导致心理的自由。所以，历史的目的纯粹就是黑格尔的“精神自由”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心理学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词句说出来罢了。他甚至认为，历史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应用心理学。因此，要想得到对历史的真正的解释，我们必须指望理论心理学给我们线索。尽管兰普雷希特自己看成是史学发展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有人相信他是有创造性的天才，是史学革命的维新派人物，但是对他的观点争议很大。经过20年的争议，赞成他的观点的人并不多。他对历史的大胆的解释，也必然会把许多历史资料扔在一边，或对某些资料作歪曲的解释。
李大钊对于兰普雷希特关于历史的定义，只是客观地加以介绍，并没有进行评论。但是，我们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等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加深对历史学的研究的。他主张对历史要进行不断的解释，不断的重作，甚至主张建立一种与记述史学相对应的史学理论体系。在他的整个有关史学的论述中没有提到客观主义史学的泰斗兰克，而兰克史学的影响在当时无疑已经影响到中国。李大钊两处提到兰普雷希特却没有提到兰克，这一点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三、Van Loon 的史的概念
《人类的故事》一书，包括混沌初开、人之初、史前人、象形文字、尼罗河流域、埃及的故事、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摩西、腓尼基人、印欧人、爱琴海、希腊人、古希腊的城市、古希腊的自治、古希腊人的生活、希腊戏剧、波斯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对峙、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和迦太基、罗马帝国的崛起、罗马帝国、拿撒勒人约书亚、罗马帝国的衰落、教会的崛起、穆罕默德、查理曼大帝、北欧人、封建制度、骑士制度等。他从人类的起源，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精辟论述，以深厚的人文关照和俏皮睿智的文笔，展示了人类历史的浩荡长卷。
房龙在他此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
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的那位引导我爱上书籍和图画的舅舅，答应带我做一次永难忘怀的探险——他要我跟他一起上到鹿特丹老圣劳伦斯教堂的塔楼顶上去。我们到达了塔楼的最高点。头上是高远的碧空，脚下是城市——一个积木搭建的玩具般的城市。人们像蚂蚁似的匆匆来去，人人专注于自己的心思，忙着自己的事情。远处，在一片乱石堆外，是乡村宽广的绿色田野。
这是我对辽阔世界的最初一瞥。登上楼顶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情，可我体力上的付出却得到了充分的精神回报。并且，我清楚这份回报是什么。我可以极目纵览大地和天空，我可以从我好心的朋友——塔楼看守人那里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他熟悉历史故事，它们对他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情。
最后，我们的目光落在了浩瀚海洋的银色边际上。它与近在脚下的大片屋顶、烟囱、花园、学校、铁路等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塔顶上俯瞰下去；那些混乱无章的街道和市场，工厂与作坊，历历变成了人类能力和目标的井然有序的展示。
更有益的是，纵览围绕在我们四周的人类的辉煌过去，能使我们带着新的勇气，回到日常生活中，直面未来的种种难题。
历史是一座雄伟壮丽的经验之塔，它是时间在无尽的逝去岁月中苦心搭建起来的。要登上这座古老建筑的顶端去一览众山并非易事。这里没有电梯，可年轻人有强健有力的双脚，能够完成这一艰苦的攀登。
李大钊所说的万龙氏，就是房龙；李大钊所说的《人类史》就应该是他的《人类的故事》。李大钊引述的房龙的史的概念，就是这里最后的两句话：“历史是经验的伟大楼阁，这是时间在过去世代的无终界域中建造的。”
应该说房龙对于“史的概念”对李大钊是有所启发的。房龙在登鹿特丹教堂塔楼的感受，深深地影响了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他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的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
可见，房龙对历史的感受，影响了李大钊对历史价值的认识。
四、内田银藏的史学的要义
内田银藏（1862-1919）是日本的经济史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等高校教授史学研究法、国史概说、日本近代史、日本经济史等课程。著有《经济史概论》等著作。他是社会经济史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以经济为中心和基础来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还有《历史理论》一书，包括历史理论及历史哲学、历史研究的目的、历史研究、史学与哲学等章。
对于内田银藏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应该是相当熟知的。内田银藏的《历史理论》一书虽然出版于1942年，但他书中的一些章节如《历史理论及历史哲学》、《历史研究》等基本上成于1900-1915年。由于内田银藏在经济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都很有造诣，必然会引起李大钊的注意。
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讲演中对内田银藏的观点介绍最多：“内田银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学者。他说：史学有三要义：（一）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事进化不已。研究历史，当就其经过的行程而为考察。社会一天一天不断地发达进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断地推移进行。就其发达进化的状态，就是就其不静止而移动的过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二）当就实际所起的情形，一一搜察其证据。考察历史，须不驰空想，不逞臆测，应就现实发生的事例，依严密的调查考察证据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发展进化。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不把人事认作零零碎碎的东西去考察他，应该认作为有因果的、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现在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单以考察片断的事实为能事。须把人事看做整个的来研究，就其互相连锁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够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相互的影响和感应——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实，也很要紧的。没有零碎，便没有整个。所以当就一个一个的零碎为基础，而后当做一个整个的而观察他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此一个一个事实，必须考查精确。假使是假的，差误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个，也靠不住了。但太致力于烦琐的末节，而遗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
李大钊在《史学与哲学》的讲演中，虽然没有对内田银藏的这个论述具体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李大钊对他所说的史学的三个要义是完全认同的。在《史学要论》中对“史学的要义”的叙述中就接受了内田银藏的观点，并作了如下的表述：
“史学的要义有三：（1）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2）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需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
关于李大钊对内田银藏史学观点的吸收和援引，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过非议。1933年，朱谦之曾说《史学要论》本于内田银藏的《史学理论》之处甚多，“似非代表之作”。近一、二十年来也有学者的著述提及此事。对于这桩“史学公案”，近年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对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内田银藏的《历史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既列举分析了李大钊对内田银藏著作的吸收、援引，也指出了两部著作在历史观上的明显差别。同时，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在引进、传播国外新的史学观点、史学方法上的这一“普遍现象”，进行了历史的分析。
五、梁启超的史学的定义
梁启超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初期在中国倡导新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系列新史学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与李大钊一样，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比如他对什么是历史的基本观点，受西方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影响很大。近年有学者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来源作过详细的考察，我们这里仅就史学的定义问题略加说明。
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第一节“史之界说”中，梁启超就对“历史”下了一个定义：“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据学者考察，这个“历史的定义”，是参照了作新社根据坪内雄藏所著《西洋上古史》翻译的《世界上古史·绪论》中“历史之定义”而写出的。梁启超不是照录原本，而是作了概括，表述得更为简明、条理。
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了《新史学》。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梁启超清楚地论述了“史学之界说”的三个层次：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据考察，《新史学》第二节“史学的界说”，是参考了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梁启超对于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至此可以说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到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对于史学的概念、范围、意义等问题，就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论述。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这段话，就是李大钊对梁启超关于史学定义的摘引（文字略有出入）。
在李大钊看来，梁启超是当时学术界的“论坛权威”，梁启超的史的定义当然很有参考价值。不过梁启超这里所讲的“史者何”，是讲的史学，而不是历史本身。要讲历史本身，要讲历史的“因果关系”就要涉及到历史观，而梁启超能否发现这种史之因果，李大钊是有怀疑的。就在1923年12月发表的一篇《时》的文章里，指出“论坛权威如章行严、梁任公两先生者，亦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梁先生则虽犹回顾其《新民丛报》时代的进步的历史观而不忍遽弃，但细味其为文，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全为退落的历史观张目，而于进步的历史观深致其怀疑。我本崇今论者，深惧此等论坛权威将为怀古论者推波而助澜，用特揭出‘时’的问题以与贤者相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与我们携手提撕，共到进步的大路上去。”
总之，李大钊所列举的五种关于历史的定义，其中有些就是关于历史学的定义，与他所深深思考的“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并不一致。这些关于史的定义虽然对李大钊也有所启发，但真正找到“什么是历史”的答案，还是在马克思那里。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与“历史学”不是一回事，但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只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说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个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
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曾经作过概要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被称为唯物史观。这个历史观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作了经典的概述。“在此序文里，马氏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没有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两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Basis）与上层（U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要约起来说，他认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氏的意思，那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这表明李大钊通过学习、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解决了什么是历史的问题，也解决了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
由于有了对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历史学对于社会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就为他系统地阐述有关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他于192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把他对于从西方和日本学者那里看到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各种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他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思考，把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初步形成了一部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著作。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史学和东邻的日本史学中要求变革传统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用社会科学的新思想、新观念改造传统史学的新史学发展浪潮之中；形成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各种弊端，要求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来变革中国史学，建立适应时代需求的中国新史学的变革潮流中；形成于五四以后中国最早的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社会潮流中。因此，从李大钊关于“历史”的概念来看，他的史学思想不仅是那个时代西方新史学思潮引进中国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特色，忽视其中的哪一方面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在20世纪的最初三十年间，体现西方新史学思想的各种史学概论、史学通论一类的著作是很多的，但像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这样，既包含着新史学的思想，又能明确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且直到今天还能对中国史学存在影响力的著作，确实是绝无仅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