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武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中，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深度地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使“世界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大举进入中国，并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扎根；这种交织，也使“中国知识”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笔者把这个过程称作“中国知识”的世界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研究日益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盛况。在这个过程中，本土的中国叙事与海外的中国叙事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并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流互鉴中逐渐形成中国研究的第三种叙事，即以中外交流互鉴为主要形态的世界中国叙事。这种叙事的出现不仅给本土的中国叙事与海外的中国叙事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将赋予中国研究更恢弘的立意、格局与气象。
一、中国研究的世界化
世界中国叙事以中国研究的世界化为前提，没有中国研究的世界化，自然也谈不上世界中国叙事。然而，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研究的世界化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前，由于山川、沙漠、海洋的阻隔，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于一个个相对自足的区域性世界之中，区域与区域之间往来不易，彼此互为“诗和远方”。虽然这种空间阻隔并不能阻断彼此对远方的向往，但若想将这种向往变成现实则无异于探险。当年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通道，后来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浪漫、迷人且充满诗意，但对躬行其间的人们而言，是异常艰险的“苦行”，毫无浪漫和诗意可言。大家熟知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1271年从地中海东岸出发，等他踏进敦煌转入元上都的时候，已经是1275年，这一路他走了整整四个年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的世界化便不能不从地缘上跟中国接近的日本、朝鲜、琉球、越南、苏禄（今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暹罗（泰国）、南掌（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开始。这些周边国家历史上一直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文化上深受中国的影响。东亚各国保存至今的各种“朝天录”“燕行录”，以及大量的“汉籍”等等，就是这种交往的记录。日本江户时代的“宋学”更成为日本中国研究最初的学术形态。
历史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地理上造成的空间阻隔比过去变得容易超越了，世界格局大变，原先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演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一批又一批商人、传教士和使节开始急速向东方走来，把相隔遥远的西方和东方连接起来，他们的中国见闻，以及由这种见闻汇聚而成的类型各异的著述，成为当年欧洲人中国知识和中国认知的主要来源。
在这些著述中，或者说在形塑欧洲人的中国认知方面，这些耶稣会传教士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与商人和使节不同，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为了传播“上帝福音”，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典章、制度、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并留下了大量的中国叙述。其中，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比利时人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法国人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等尤具影响力。门多萨系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会士，他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中华大帝国史》是他奉教皇之命，根据当年他所能搜集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编纂而成，该书于1583年在罗马出版后在欧洲反响强烈，很快被翻译成八种欧洲语言，成为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16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门径。《中国札记》系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去世前用母语意大利语写成，后经金尼阁编译为拉丁文，是利玛窦从1582年至1610年在华传教的回忆录，也是一部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史，更是一本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习俗的著作，该书于1615年出版，先后被译成法、德、西、意、英等多国语言，成为当时欧洲认识中国的重要文本。利玛窦本人也因此被戴密微尊为当之无愧的“西方汉学的鼻祖”。《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欧洲第一部系统介绍儒家思想的拉丁文译著，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主编，1687年在路易十四资助下于巴黎出版。这部译著首次把《四书》代表的中国思想体系直接描述为与“欧洲知识”相对等的“中国知识”，对欧洲汉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华帝国全志》一共四卷，由杜赫德根据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发回的书信、著作和译作等选编，并译成法文，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该书内容浩博，广涉中国地理、历史、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以及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等方方面面，堪称欧洲关于中国知识和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读者的追捧，并迅速被译为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俄文出版。这些著述与13世纪以来逐渐风靡欧洲的“中国风”相互激荡，在欧洲产生巨大反响，成为欧洲许多思想家（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德国的莱布尼茨、歌德等）有关中国论述的主要来源。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也因此而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欧洲汉学的先驱。
除了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大量著述，欧洲各国先后向中国派出的使团留下的记录也值得重视。从1513年葡萄牙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向中国派出第一个使团起，此后的三个世纪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等相继崛起的列强都曾一次次地派出规模不等的使团到中国，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官方交往，并借助这种交往扩大对华贸易规模，加速自身的发展。据费正清统计，截至1795年，一共有17个西方使团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其中，四个来自葡萄牙，三个来自荷兰，三个来自罗马教会，六个来自俄罗斯，一个来自英国。当然，还有更多的使团未获中国皇帝接见或未能抵达中国。这些使团大多以扩大通商为主要目的，但清朝皇帝无意改变广州“一口通商”的中西贸易格局，就此而言，即使受到中国皇帝接见的17个使团也没有一个达到目的，但作为以国家名义派出的使团，各国无不郑重其事，因此，无论行前准备，还是出使过程和最后返程，都备受关注。虽然没有达成通商使命，但不少使团留下了详尽的出使记录，包括出使报告、出使日记、使华观感等，如荷兰先后派出的四个使团，即1655年侯叶尔使团、1666年范·霍恩使团、1686年文森特·巴茨使团和1794年德胜使团，每次都留下可观的记录，包括纽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达帕的《第二、三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范罢览的《1794—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问中华帝国朝廷纪实》等。至于1793年英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以及1816年派出的阿美士德使团留下的记录更多，前者如《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巴罗中国行纪》，后者如阿美士德使团副使小斯当东的《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帝纪事》、使团秘书亨利·埃利斯的《近期英使来华日志》、使团医生约翰·麦·莱奥德的《英舰阿尔塞斯提航海记》和使团首席医务官员克拉克·阿裨尔的《1816、1817年中国内地行纪》等。因其来自使节们的近距离观察，这些记录在欧洲出版后，曾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轰动，成为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和中国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当然，无论耶稣会传教士的著述还是欧洲使节们的出使记录，都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汉学要到19世纪才逐渐被欧洲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接受。1814年，法兰西学院率先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法国汉学才开始职业化和学院化。法国汉学权威戴密微后来在一次题为“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的演讲中特别提到这件事说：“1814年11月11日，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席位的创立使汉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这不仅是对法国汉学，而且对整个欧洲汉学都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对中国的研究列为大学学科，这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一次（在俄国直到1851年，在大不列颠直到1876年才进入大学学科，在欧洲其他国家那就更晚了，美国是最后，他们的汉学研究最近才取得了迅速而惊人的发展）。”
确实，无论对法国，还是对欧洲的汉学而言，这都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由于法国率先将中国研究列入大学学科，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汉学家以学院为基地，建立了严格的学术传承和绵密的学术谱系，涌现一批博大精深的堪称大师的汉学权威，雷慕沙、儒莲、毕欧、巴赞、沙畹、考狄、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等，就是其中的享有国际盛誉者。他们的学识和努力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的发展。
与欧洲特别是法国汉学研究群星璀璨相比，美国的汉学研究不免瞠乎其后，相形见绌，显得相当寥落。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从事东亚研究及汉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对中国研究根本不成气候。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是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的《清代中国名人传略》、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等。俄籍汉学家叶理绥对当时的美国汉学曾做过一个比喻：欧洲尤其法国是汉学的“罗马”，美国则是汉学的“荒村”。
然而，法国汉学的领先地位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三位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的相继去世，迅速衰退。美国的中国研究则在费正清等人的卓越领导下，一方面自觉地将研究重点由古典时代下移到近现代中国，并将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研究，促成中国研究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的典范转移；另一方面又以造就中国研究人才为己任，为美国中国学孕育出一大批顶尖的中国学家，列文森、罗兹·墨菲、史华慈、孔飞力、柯文等，就是其中尤为声名显赫者，美国因此成为继法国之后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另外一个中心。
但是，就海外中国研究的空间分布而言，仍集中于西方少数国家，还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世界性。据1971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具有充足设备和研究力量，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国家仅有12个，另有19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研系统中设置若干机构，进行一定限度的中国研究。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也只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若把政府、军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包括在内，海外大约有上千个研究中国的机构。其中法国、英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国被视为“汉学的罗马”，巴黎更被称为世界的“汉学之都”。
海外中国研究在空间分布的这种不均衡状态，到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毫无中国研究基础，因而被视为中国研究“荒村”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研究已日益显示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以非洲为例，自1956年中国和埃及建交始，出现了中非建交潮，迄今为止，除了斯威士兰，非洲其他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关系。受中非建交潮，以及伴随建交潮而来的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影响，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日益频繁，非洲开始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中心或中非研究中心依托非洲大学或者当地孔子学院成立。例如，南部非洲研究和文献中心于2007年成立了南部非洲中非研究所，约翰内斯堡大学依托孔子学院成立了非洲—中国研究中心，2018年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也依托大学孔子学院设立中尼发展研究所。特别是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的推动下，塞内加尔非洲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理事会、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喀麦隆国际关系研究所、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所、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相继与中国的智库机构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中国研究机构的发展和中国研究水平的提升。
不仅非洲，拉丁美洲中国研究也开始快速兴起。拉丁美洲中国学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但真正起点则始于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拉丁美洲各国陆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受中拉建交热潮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崛起的推动，拉美中国研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继20世纪60年代先后成立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和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东方研究院两大中国研究机构后，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又设立了一批新的中国研究机构，其中尤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最具影响力。前者成立于2006年，主要研究中国及其与墨西哥和拉美的社会经济关系，兼及中国的文化、历史、建筑、国际关系等众多领域；后者成立于2012年，系拉丁美洲中国研究的地域性学术平台，已成功牵头举办了七届国际研讨会。与中国研究机构的不断涌现相对应，拉美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也逐年递增。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7年，拉美中国研究文献数量从每年694篇增长到每年4627篇，数量增长了近六倍，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态势。
亚非拉中国研究尽管在学术资源、科研实力以及解释中国的话语权等方面仍无法与西方中国研究的传统强国相提并论，不少非洲和拉美中国研究学者在西方国家接受学术训练，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乃至资料来源、话语体系等仍深受西方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但它们的兴起，改变了海外中国研究的空间分布格局，标志着中国研究的世界化进程已初步完成。
二、“缺席的中国”：海外中国叙事的偏失
中国研究的世界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汉学和中国学为主要学术形态的海外中国叙事，尽管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由此累积起来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单是数量就已足够惊人。据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编纂的《西人论中国书目》所示，从16世纪到1924年用欧洲语言写就的涉及中国主题的文献目录，即达七万多条。1924年后，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献更多，据袁同礼编纂的、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续考狄书目》统计，仅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门的葡萄牙文）有关中国研究文献即达18万多种（不含论文）。1957年至今，又过去半个多世纪，随着世界各国中国研究的兴起，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海外中国研究文献更呈现爆炸性增长。有关情况，收录在张西平总主编、2017—2019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中的一套八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海外传播编年有极详尽的记录，该编年系列共涉及27个语种，45个国家，是继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和袁同礼《续考狄书目》之后目前世界范围内关于汉学书目最全的编年目录。如此浩瀚的海外中国研究文献，共同汇成形态各异、五色斑斓的海外中国叙事长卷。它植根于海外各国各自的精神传统，各有自己的学术语境和学脉传承谱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还是新兴的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研究，都是从各自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传统谱系中发展出来的“外国学”。
作为“外国学”，海外中国叙事既是世界各国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产物，又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贡献自不待言。即便对本土的中国叙事而言，海外中国叙事的“异质性”亦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诚如刘东所说：
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是能给我带来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而这种颠覆性说到根上，是来自它们在文化上的异质性。虽然汉学分明是在讨论着中国问题，却仍然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贯注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视角，凝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非常宝贵的是，正是由这种思考所产生的异质性，才构成了不同文化间取长补短、发展进步的动力。反过来说，要是所有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与认知都变得与中国人如出一辙，我们反而就失去了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正因此，我一直都在主动追求、并组织引进这种知识上的异质性，尽管外国汉学家们也经常以不靠谱的“乱弹琴”，惹得我勃然大怒或哈哈大笑。
然而，海外中国叙事的这种“异质性”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往往存在着隔膜，洞见与偏见互见，见树而不知林或“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的现象并不鲜见。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刻意的也有无意的，但无论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刻意的还是无意的，其根源都在于“中国缺席”。
2015年11月，印度华裔中国学家谭中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指出，长期以来，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即研究中国的人不看中国人写的书，而主要是看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写的书。这个看法不免有些过甚其辞，但“中国缺席”在海外中国叙事中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事实。这种现象在一些自命掌握了“普适真理”的西方理论家和思想家中尤为普遍。虽然现在完全无视中国存在的西方理论家和思想家越来越少，因为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者，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如果不能包容和解释中国的经验，那就没有说服力，但他们常常不加分辨地把那种洞见与偏见互见的海外中国叙事作为依据直接纳入自己的理论建构中，遂使中国在西方思想世界变得似是而非。
葛兆光曾以吉登斯所著《民族—国家与暴力》中错误百出的中国叙述为例，作“缺席的中国”一文对西方理论家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因为中国缺席，所以“在西方思想世界中对于现在这个世界的整体判断中，‘中国’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异教’，论全球政治格局也罢，论东西文化差异也罢，论现代后现代也罢，论意识形态冲突也罢，论民族国家与文明冲突也罢，哪一处也少不了想象的异邦‘中国’，可是却很难见到真正的实存‘中国’。”以“想象的异邦‘中国’”代替“真正的实存‘中国’”，可以说是西方思想世界有关中国论述中的常见现象，因为常见，所以被视为当然，在西方读者中代代相传，根深蒂固，日用而不觉。这已成为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必须直面和破解的话语陷阱。
不仅如此，这种基于西方经验的思想与理论对本土中国叙事的影响亦可谓既深且巨。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伴随欧风美雨的浸灌和天演之学的流行，中西之学一变而为新旧之学，扬新抑旧，甚至崇新贬旧，已然成为一种沛然莫御的时潮与思潮，中国学界由此进入一个“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格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带有某种支配性的解释模式，并逐渐内化为不言自明的思维定势和“心灵积习”。这种解释模式，以及由这种模式内化而来的思维定势和“心灵积习”，从根本上制约了本土中国研究的气象、格局和内在景深。近年来，这种状况虽已有明显改观，但如何在接纳新知的过程中不失自我，始终保持一种自主的思考和判断，破除海外中国研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年来逐渐流行的“中国中心论”的一元论想象，构建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出发思考和理解中国，并通过中国认识世界，彰显中国研究的世界意义的解释框架，仍是一个异常艰巨的课题。
三、在中外互鉴中构建世界中国学叙事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对中国而言，要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改变本土中国叙事的“失语”状态，在解释中国的世界学术版图中建立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必须在中外互鉴中建构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自主性中国论述。要建构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自主性中国论述，一方面必须练好内功，以更大的学术定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在学理上加以求证和解决；另一方面必须对海外中国叙事作出基于学理的批判性反思，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花大力气彻底摸清海外中国叙事的历史、现状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以此为基础，在中外互鉴中破除本土中国叙事和海外中国叙事各自为政、各守防地的格局，构建一套更具解释力和笼罩力的世界中国学叙事，变“外国学”为“中外互鉴之学”。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这些进展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译介海外汉学和中国学著作，并同步开展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前者以张西平主编的“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和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亦最为广泛。
“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含“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和“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三个系列，从20世纪90年代启动至今已累计出版两百余种汉学著作，几乎将早期西方汉学经典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悉数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从1988年开始出版，三十多年来，已陆续翻译出版超过200种较具代表性的海外中国学著作。这两套大型丛书的翻译出版，为本土中国叙事提供了多元的可资借鉴的“他者”视角；后者则涌现出一批各有侧重的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分别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张西平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阎纯德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朱政惠主编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世界中国学系列丛书”等，尤为引人瞩目。
二是以国家力量推动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自2010年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专门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每年资助一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译为外文，并在国外出版机构出版，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学术中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互鉴，扩大中国自主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截至2022年，该项目立项总数达1698项，年度立项数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另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亦呈现指数增长态势（主要指SSCI和A&HCI收录的论文），2004年仅3300篇，到2016年已增至17400篇。这些无疑都表明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已有所增强。
三是搭建沟通中外的国家级学术平台，其中世界中国学论坛、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作为本土中国叙事与海外中国叙事平等对话的常设国家级学术平台，尤富成效，深受欢迎，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中国学论坛2004年创办于上海，创办这一论坛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常设的论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进而推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中国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最初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从2010年第四届起，该论坛升格为国家级学术外宣平台，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联合承办。论坛会标取《周易》中的《同人》卦，表达的就是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融汇发展的愿望。这样的旨趣因其契合海内外中国研究学界加强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迫切愿望而受到广泛认同，每届论坛都得到世界各国中国学家的积极响应和鼎力支持，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九届。
在主论坛之外，从2015年起，世界中国学论坛开始走出国门，创办每年一届的海外分论坛，先后在美国、韩国、德国和阿根廷等国成功举办美国分论坛、东亚分论坛、欧洲分论坛和拉美分论坛，受到举办地所在区域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反响热烈。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底，共有2741位中外学人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其中海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约占半数，覆盖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除了来自欧美、日本等传统中国研究大国，也有相当比例来自拉美、非洲、中亚、西亚等地。其中既有享誉国际的中国学大家、资深学者，也有刚冒尖的新生代“中国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同就中国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核心议题展开面对面的交流与对话，并借助这种交流与对话，一方面逐步破除海外中国学研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年来逐渐流行的“中国中心论”的认知迷思，在学理上重构世界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揽镜自鉴，为本土的中国研究提供更深广的“他者”视角，提升“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层次和水准。
除了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从2016年开始承办文化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改为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项目。该项目为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子项目，每年一期，旨在为海外从事中国研究的青年学者搭建一个研究和合作的平台，推动青年汉学家和中国的青年学者一起共同成长。
上海班侧重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研究，与侧重当代中华文明的北京班、侧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安班互为补充。2016年9月以来，已连续举办五期（2018年开班两期），培训了来自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69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共计156名。这些青年“中国通”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下，是所在国研究中国的新生代代表。他们围绕各自的研究课题，在上海和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专题调研和学术交流，并在中国导师指导下完成研修论文。经过为期三周的研修，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加深了对中国现实和中国理念的认识。
与他们的前辈相比，遍及全球的新生代中国学家群体有许多明显的不同，譬如他们中不少人在中国留过学或访过学，接受过中国文化教育的熏陶，亲眼目睹和见证过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更多带有某种“了解的同情”，远不像他们某些前辈那样“隔膜”。另外，他们也拥有更多与世界各国同道一起面对面切磋、对话、交锋的机会，借助这些机缘，世界各地的新生代中国学家彼此因为共同的志趣结成紧密的跨国学术共同体，就共同感兴趣的中国话题展开研讨，这对提升彼此的中国研究水平大有裨益。尽管这些新生代中国学家在学术上还比较稚嫩，但假以时日，他们必将为世界中国学带来更具张力的学术景深。
当然，要把中国研究真正变成“中外互鉴之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