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鹏 张沐可
来源：“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学术研究》2024年第8期
图为位于新疆轮台县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是两汉时期西域要道上的一处重镇。（图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自张骞“凿空”西域后，陆上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日渐成为欧亚大陆东西交通的大动脉。然而，古代丝绸之路多穿越戈壁大漠与高原雪山，在漫漫旅程中，行旅者不仅要经受酷热苦寒与风沙冰雪，还要应对危道险径间杀人越货的匪徒，再遇天灾人祸与病害侵袭，行程之艰难往往难以预计。正因如此，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行旅者，多是身负国命的使者、西行取经的信徒、开疆拓土的军人与追逐利润的商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执着的精神、强烈的动机与可靠的保障，行旅者很难穿越这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对此，沙畹就指出：
昔日亚洲经行之大道，多数国家之地势、古物、风俗，今日皆得以昭示吾人者，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之旅行家。此辈或为外交使臣，或为负贩商贾，或为观礼僧徒，于东亚之外交政策、商业交际、宗教进化中，影响兹多。
20世纪以来，对陆上丝绸之路行旅史的研究，梁启超、王国维、章巽、岑仲勉、贺昌群、布尔努娃、长泽和俊、张广达、王宗维、马大正、王子今、余太山、田澍、李锦绣、荣新江、石云涛、杨建新、田卫疆、刘进宝、朱士光、唐亦功、马曼丽、高建新、张萍、李鸣飞、田峰、李文博等学者均有考察。近年来，学界大致形成如下三种路径：一是基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重点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与环境演化，着重分析地理环境对行旅往来的影响；二是立足于中西交通史的视角，着重分析丝绸之路行旅者的人生经历，重点考察其对东西交通与中外交流的重要作用；三是采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通过整理与研究历代行旅者撰写的丝路行纪文献，进而探讨东西人员往来、科学考察与文化交流。然而，上述研究在学术理念上缺乏对行旅过程中生命本身的关怀，较少探讨行旅者的身体应对与生命感知。有鉴于此，本文从生命史的视角出发，去重新审视陆上丝绸之路行旅的生命历程，重新思考严酷行旅环境下人地互动的生命体验。
一、戈壁沙漠的沙行之苦与生命应对
（一）缺水断水条件下的生命防护
汉晋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线路虽有变化，但大体可分为东、中、西三段。其中，中段以天山南北为界，北道从玉门关向西，过莫贺延碛，沿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直达帕米尔高原。南道出阳关后，经白龙堆与罗布荒原南缘，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西至葱岭。新北道则需穿越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从东到西需经过莫贺延碛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上述路线沿途戈壁沙漠广布，环境恶劣，人烟稀少，长途旅行即使将人力发挥到极致，也不可能安全畅通。面对戈壁沙漠的严酷环境，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行旅者需要做怎样的防护？又如何应对缺水乃至断水的艰险？
众所周知，解决人畜之渴是穿越戈壁沙漠的头号问题，史载“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然而，单靠人畜携水数量有限，要想克服缺水或断水的危险，行旅者就要清楚在戈壁沙漠中如何寻找水源。例如，在冬春之时，荒漠山涧有冰块，只需找到融化冰块的柴草即可。明代陈诚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就多选择在“小涧冻冰处安营，凿冰煮水，以饮人马。”戈壁沙漠中还有很多季节性河流，冬时河水枯竭，须临时掘井取水。有经验的行旅者还会观察植被以寻找水源，如芨芨草、红柳、骆驼刺、胡杨林等，都意味着沙下可能存有地下水。当年斯坦因在新疆探险时，就预先命人在红柳附近挖好水井，以供大队人马饮用。此外，有的牲畜也有在戈壁沙漠找水的本领，沿着它们的足迹也可找到水源。例如，玄奘在穿越莫贺延碛时四夜五日滴水未饮，幸好随行的枣红色老马惯于沙行，才让他及时摆脱渴死的危险，最终完成西行取经的大业。
不过，丝绸之路沿途虽有水源，但往往水质不佳，“水味苦咸，不堪入口”。特别是戈壁沙漠中的井泉多污秽不堪，连牛马也不肯饮用。《辛卯侍行记》就记载：“（西域）每站只一泉，御者急饮渴马，矢溺错杂，泉虽不苦，亦秽极矣。向读《耿恭传》笮马粪汁饮之，盖亦沥去水中马粪以饮。”即便如此，戈壁沙漠井泉的水量也常患不足，难以满足大队人马所需，尤其是“春秋天热，行人尤为竭蹶，土人凿地引泉，仅足供用，若遇差使较多，即形短绌。”康熙年间，张寅随军西征时曾记：“（十月）初六日，八十里至马连井，无草，水亦有毒，骡马饮之，多有毙者。初七日，七十里至星星峡，无草。初八日，五十里至沙泉，淘沙见水，一勺之多，无草。初九日，六十里至苦水，水甚苦，隐沙中，不可多得，无草。”由此可见，充足的饮水储备与安全的水源供给，是行旅者穿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的前提，水的重要性甚至等同于生命。一旦在戈壁沙漠中迷路，即使携有水源也不敢随意饮用，“盖将留待生死关头而始用也”。
在乏水渴极、生命垂危时，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行旅者只有用特殊方法来止渴，但其后果也不堪设想。《新五代史》就记载：“自仲云界西，始涉碱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贞观九年（635），唐军深入固伦碛征讨吐谷浑，将士们饱受断水之苦，不得已只得刺马饮血。1895年，斯文·赫定在新疆沙漠考察中遭遇断水，就曾“割掉公鸡的头，喝它的血。但那只是杯水车薪，不足以解渴。他们的目光落到了那只像狗一样忠诚地跟随我们、从不抱怨的羊身上。”赫定后来满怀自责地回忆：“仅仅为了延长一天我们的生命，便杀掉这只羊，这无异于谋杀。……气味难闻的棕红色血液缓慢、粘稠地流出来，立即凝结成一个血块，被随从们吞下。我也试着喝了一口，但那味道太令人作呕了，而且我喉咙里的黏膜太干了，血块卡在了那里，我只好立即把它吐掉。”随行的两名队员因为渴的发疯，直接去接骆驼尿，然后捏着鼻子喝下去，最终腹部绞痛，剧烈呕吐。对此，时人不禁感慨：
没有水，沙漠就只是坟墓，不能当作居处，也不能作为一条平坦大道。如果旅人短缺食物，他们会饥饿；如果走的路很长，他们会疲惫；如果命运多舛，他们会孤独；但是所有这些折磨，旅人都可以习惯。只有一样不同——人不会习惯干渴。当需要喝水的欲望开始猛击，人类就会忘记一切事情，疯狂地寻找水源，因为他们知道能否生存端赖水源。如果没有找到水源，他们很快就会成为精神错乱的受害者，发狂而亡。
鉴于戈壁沙漠水源匮乏，掘地未必得水，惟有水处设军塘驿站，每站相距远近不等。行旅者亟需注意不同绿洲之间的行程，以及是否有水草可供宿营。一旦启程，就必须坚持赶路，中途最好不要停留。反映在出行方式上，贵族和官员多选择骑马或乘车；短途旅人则选择比骆驼脚程快、且价格便宜的驴骡；大队商旅则优先选择驼行，盖因骆驼的生理结构能适应干旱环境，驼蹄富有弹性，即使驮有200—300斤重物，脚掌也不会陷入沙丘中，而且戈壁沙漠中的带针、带刺植物，骆驼都能充饥。如遇严重缺水，骆驼可以7—10天不饮水，不吃草料，非常适合丝绸之路水草缺乏的实情，正所谓“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骆驼。”如果在行旅途中无法抉择路径，行旅者还可辨识来往商队的骆驼粪，“粪干者过去已久，一定不是；粪湿者始属正路。”
此外，行旅者还需注意戈壁沙漠行旅的最佳时机。一般而言，春季多暴风狂沙，对出行不利。夏季“奇热殊常，不可耐，至闭人呼吸气……往往行至中途，有暍死者。”秋冬天气还算平缓，相对利于出行。然而，无论选择哪个季节，最好是夜行昼宿，以减少人畜在白日的暴露时间，延缓水分消耗。当年丘处机在觐见成吉思汗的途中，行经白骨甸沙漠，即因“昼行人马往往困毙，惟暮起夜度可过其半”，最终选择夜行。对此，祁韵士解释道：“凡行沙碛者，因途中无觅食饮之处，率裹粮赍水而行，或百里，或百余里，始得停车稍憩。每俟日斜后始行，日出时即投宿，盖乘夜气清凉，防马渴也”。换言之，行旅者在穿越戈壁沙漠时，如选择白天赶路，人畜常会感到干渴，从而消耗宝贵的饮用水。只有选择夜间赶路，所需饮用水不多，行人不会太过口渴，牲畜也不会太过疲乏，而且几乎不会出汗，在冬季也较少冻伤之虞。
（二）戈壁沙漠风患的生命抗争
除了缺水断水之患，戈壁沙漠行旅最危险的困境，当属狂风之灾。一旦遭遇大风侵袭，行旅者极易迷失方向，甚至有生命危险。对此，《河海昆仑录》记载：“中土雷能杀人，戈壁惟风足以杀人，昆仑、葱岭、天山，皆雪母也，故风作，雪必至。虽六月盛暑，赤日灼人，汗出如浆，而风雪忽至，数十步之间，人畜即僵仆。”在大风肆虐之时，行旅者要及时做好防护，随时标记行进路线。“行经沙窝，最忌遇风，大风过处，流沙皆平，杳无痕迹，其时虽熟识路径之人，亦须跟随牲粪，按辔徐行，欲不为逐臭之夫，则万不可得。然无指南针以定方向，无灯笼而作夜行，犹是危险行动也。”
陆上丝绸之路最有名的风口，当是鄯善到哈密之间的百里风区，在明代称为“黑风川”，清代叫作“风戈壁”。其中，三间房到十三间房是风穴所在，“恒多怪风，能飞砂石，甚者并人马卷去，渺无踪迹。”据《西域闻见录》记载：“辟展东之三间房、十三间房、布幹台，皆大风之处，凡风起，皆自西北来，先有声如地震，瞬息风至，屋顶多被掀去。卵大石子，飞舞满空。千斤之重载车辆，一经吹倒，则所载之物皆零星吹散，车亦飞去。独行之人畜有吹去数十百里之外者。”与黑风川相邻的莫贺延碛，每当大风出现，能见度仅有数十米，由此导致的风沙迷路、人员伤亡事件时有发生，当地民众多称之为“黑风”。在酷暑盛夏，戈壁大风往往导致沙暴，行旅者不仅身体刺痛，还会有强烈的窒息感。瑞典探险家尼尔斯·安博特在亲身经历沙暴后这样写道：
风暴前的寂静，是一种可怕的感受。万籁俱寂，除了远方一阵沙沙作响的声音。大家感到胸闷，每张脸都扭歪了。一场喀拉布兰——黑飓风，沙漠飓风，所有商旅和探险队的克星——正在迫近。……黑云更加迫近，仿佛垂直伸入天空。……飞沙走石在所有角落推进着，撕扯着。……我们坐在皮大衣上，浑身颤抖。冰冷的狂风肆虐着。……仆人看上去像一群远古的木乃伊，已经分不清是谁了。……唯一还活动着的就是那双血红的冒火的眼睛。
狂风之中行旅者往往迷路，“动辄数日不得出，辗转成为饿鬼。”然而，限于认知水平，对于戈壁沙漠的风灾，古人多将其归咎为鬼魅所致，甚至认为惟有望风致祭，循人畜遗骨才能缓步前进。法显《佛国记》即云：“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大唐西域记》亦载：“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则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为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无独有偶，仪凤二年（677），裴行俭任安抚大食使，途经大患鬼魅碛遭遇风暴，“风砾昼冥，导者迷，将士饥乏。行俭止营致祭，令曰：龙泉非远。众少安，俄而云彻风恬，行数百步，水草丰美，后来者莫识其处。”
面对戈壁沙漠的狂风，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却有防沙战风的本领，这是行旅者躲避危险的重要屏障，所谓“（鄯善）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惟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即将氈拥鼻口，其风迅驶，斯臾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弊。”不惟如此，戈壁大漠风暴来袭时，行旅者还可通过其他预兆提前判断。例如，在黑风川“每晨起，视南北两山清朗无尘，是日必无风；如清雾漫漫，两山不见，是日必有大风，必不可行。”无独有偶，“巴里坤南北天山……地多蜥蜴，大者类鳖，风将起，群集人立而舞，人亦以是验风之至。”为防范戈壁沙漠的风害，清代入疆道路两侧常挖有土穴，作为行人遇风栖息之所。道光年间，林则徐贬谪新疆途中沙行遇风，就在“地穴中栖息半夕，车马幸有土墙为障，尚未被风吹去。”此外，稍有条件的行旅者还会选择车行避风，但“终日在车内蛰居，则腰酸疼痛难耐，又因车身晃动剧烈，每每引起头痛”。
不过，在穿越盐壳荒漠时无论驼马都难行走，盖因沿途皆碱极碍牲蹄，必须“作马蹄木涩，木涩四窍，马蹄亦凿四窍而缀之。驼蹄则包以牦皮乃可行。”特别是位于罗布荒原的白龙堆遍地碱卤，坚硬如石；雅丹地貌骇人耳目，方位莫辨，以致走过白龙堆后，驼马的情况都十分糟糕。是故，丝绸之路上的行旅者多不选择看似肥壮的牲畜远行，“一因为它们没有工作的习惯，二因为它们虽然很肥，它们日常的食料却不过草麸之属。至于终天长途旅行的骡马，每天吃料，虽瘦骨嶙峋而实能负重致远。”其他亦需注意的主要有：一是戈壁沙漠客店甚少，环境极差，行旅者往往无法安眠。二是冬日“店伙燃马粪于炕下，温度过高，至不能睡，如受炮烙之刑。”夏季需遮面夜行，因“沿途哈虻之多，俨同蜜蜂，日哺尤甚，马不可当，必须夜行，方免惊逸。”三是天气变化剧烈，早晚温差大，午间穿单衣即可，但傍晚“须易棉衣，夜深则御重裘还冷，遇起风更剧变。”四是戈壁沙漠沙尘蔽天，“行李服饰，容易伤坏……故以极朴素者为最佳。”
二、高原雪山的翻越之险与生命历程
（一）高原雪山行旅的生命感知
梁启超在论及陆上丝绸之路行旅的困难时，认为第一难关是流沙，第二难关是度岭，第三难关为翻越雪山。在穿越茫茫瀚海之后，行旅者需要跋涉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及延伸山脉，才能进入丝绸之路的西段。
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里，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虽以环境险峻与气候严酷著称，却是丝绸之路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咽喉之地。然而，帕米尔高原冬季严寒，持续时间长，最低达零下35—40度。一年之中“有七个月深埋在积雪中，更长的时间人们无法进去，冰雪风暴逞强作虐。……完全缺乏生活上的最起码的安慰。”只有在短暂的夏秋季节，行旅者才可以沿着纬度方向的深谷行走。
正因如此，行旅者莫不仰视帕米尔高原的威严和险峻。对此，法显就感叹“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岨，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大唐西域记》亦记：“（凌山）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侵犯，灾祸目视。暴风奋发，飞沙走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
位于葱岭北隅的凌山在何处？学界说法不一，但多认为是勃达岭。考虑到帕米尔高原从兴都库什山以北至天山山脉西段绵亘数千里，高峰结冰者不止一处，上述描述也可看作雪山冰川谷道发生的普遍现象。至于葱岭及凌山多“暴龙”，是指雪崩产生的巨大气浪容易形成飞雪冰雨，严重威胁陆上丝绸之路的行旅安全。如果行旅者大声呼喊，有可能会发出与积雪层固有振动频率相近的声波，从而诱发共振。因此，所谓“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当是行旅者在高原雪山的行旅禁忌。清代一位名叫景廉的官员途经冰岭道时，曾以“赭衣持瓠之禁，问之回子，佥云不知。而火酒猪肉，其禁綦严，犯者风雪立至，过岭者不可不慎。”这无疑是丝绸之路环境禁忌历史变迁的生动写照。
帕米尔高原一旦到了10月，就会温度骤降，大雪封山。因此，行旅者不仅面临雪崩的危险，严寒也是翻越高原雪山的严重障碍。对此，《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云：“（凌山）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冰岭纪程》亦载：“雪晴入夜，寒气凛冽，砭人肌骨，竟夕瑟缩，不能成眠。”即使在春夏季节通行，一旦遇到暴风雪也只能等待。有时雪下的很大，行旅不通，就只能用牦牛运送货物，并让马在牦牛踏出的一条小路上通行。随着攀登高度的增加，行旅者还要面对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马可波罗就写道：“（帕米尔）其地甚高，而且甚寒，行人不见飞鸟。寒冷既剧，燃火无光。所感之热不及他处，烤煮食物亦不易熟。”19世纪末，沙皇俄国军队远征帕米尔，随行的鲍里斯·塔格耶夫回忆道：“耳朵里嗡嗡作响，太阳穴的血管突突地跳着，心跳也开始不均匀了。我不禁恐惧地抓住胸口，然后又按了按手上的脉搏——我觉得我要死了。”
现代医学表明，人类在高山活动的临界限，虽然随纬度变化而不同，但大约在5639—4877米的范围。正常条件下，如果长时期持续逗留在上述范围及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个体生命就会出现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为头昏头痛、呼吸短促、心烦恶心、肌肉酸痛等症状，严重者甚至有生命危险。《汉书·西域传》就记“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皆然。”所谓大头痛、小头痛之山以及赤土、身热之阪，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西南一带，是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交界点，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南至印度的交通要道之一。行旅往来很容易引起头痛呕吐、身热无色等症状。这也是我国史籍中首次对急性高原病和强烈高原反应的明确记载。
对于如何预防高原病或高山反应，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行旅者不乏经验之谈。1603年，葡萄牙人鄂本笃在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过程中，就试图食用大蒜、韭菜和苹果干来预防高原反应，甚至用大蒜在马的牙床上进行摩擦，以预防马对高原的反应。1908年，日野强在翻越喀喇昆仑山途中，人与马都从鼻腔里向外滴血，马夫就提醒他“要把口粮减半，而且严禁食肉。主要因为如果营养很充分，反而容易导致呼吸急促以及出鼻血。……如果骑马行走，一定要听任马自身的速度，决不能挥鞭催促。步行时为了不致成为患病之躯，要尽可能地缓步行走。”1930年，瑞典外交官雅林在翻越铁列克达坂时，随行的人与马都得了急性高山病，呼吸困难，“驮队头头从一匹马走到另一匹马，抽出他的刀子切入马的鼻中部，马流了血，就感到轻松了。”雅林因为高山反应受了不少罪，也主动采用这种放血疗法。
（二）翻越高原雪山的生命代价
帕米尔高原的雪崩严寒会造成严重伤害，皑皑积雪也容易发生种种危险。例如，斯文·赫定一行攀登慕士塔格峰，一夜之间温度下降到零下37度，“他不但害了高山病，还由于极度寒冷，一时失去了视觉。在走向喀什的下坡路上，他不得不蒙住眼睛，由别人牵着走。”《宋云行纪》也记载帕米尔“冬则积雪，行人由之多致艰难。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不见。祭祀龙王，然后平复。”不过，最危险的还是雪山冰川间的裂缝，一旦踩空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伊犁纪行》就写道：“过冰川的危险还在于，如果走过头一步，或者不慎摔倒，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立刻摔得粉身碎骨。”为避免类似的危险，帕米尔山区的吉尔吉斯人往往驱使牦牛在前面开路，并且在牛背驮上两大捆坚硬的驼绒藜。一旦牦牛在冰川裂缝间踩空，柴捆就会挂住，再用绳索将牦牛救起。有了前车之鉴，后面的行旅者便会小心跨过冰川间的裂缝。
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行旅者在翻越帕米尔高原雪山时，仍有很多人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谓“仰不见天，寒气惨酷……恶鬼断路，行者多死”。例如，403年，法显等人在翻越小雪山时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惠景突然不堪复进，口吐白沫。在弥留之际，他对法显说：“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惠景死后，法显痛苦万分，抚之悲号，复自力前，得以过岭。404年，僧人智猛“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阇毘，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异，于是自力而前。”420年，僧人昙无竭招集沙门25人西行求法，在翻越帕米尔雪山的过程中，一行人中竟有12人先后遇难。而玄奘在翻越凌山时，“徒侣之中萎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由此可见，高原雪山行旅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绝非寻常可比。
值得注意的是，法显等人所走的高原雪山之路，就是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经瓦罕走廊通往兴都库什山，最后进入北印度的通道，这在中国古代称为“悬度”，其含义为“谿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这段雪山峻岭间的危道险径，往往需要凿石通路、铁索为桥、悬绳而渡，所谓“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对此，《汉书·西域传》有云：“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高僧传》也记载：
（昙无竭等）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日方过。
斯文·赫定亦回忆道：
我们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攀登着，爬动着，滑行着，在黑暗中我们连谷底都看不见。每一匹马都由一个人牵着，而另一个人拉着马尾巴，时刻准备提供帮助，以防牲口打滑，大呼小叫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我们的行进一再遭到中断，假如一匹马在悬崖边打了滑，必须有人拽住它，等待援手到来，把它身边驮着的东西卸下来。正值雪崩频发的季节，我们每一刻都处在被松脱的雪块埋没的危险之中。四周处处躺着死马的骸骨，整个旅行队连人带马被这样的雪崩埋住的事并不罕见。
此外，盗匪之患也是高原雪山行旅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在兴都库什山和瓦罕走廊一带，“群盗横行，杀害为务。”为避免危险，僧侣和商队往往会结队而行，任何脱离队伍的单独行动，都有可能招致灾祸。即便如此，盗匪也会不期而至，乃至杀人越货。当年玄奘路过羯盘陀国时遭遇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而死。贼过后，与商人渐进东下，冒寒履险，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铩国。”1602—1605年，鄂本笃在翻越高原雪山的过程中，就时有盗匪尾随于后，“全途行李货物，皆沿山麓而行。持兵器之商人，自山顶眺望，以防盗匪。盖盗皆藏山顶，时自顶上飞石，掷击行旅。护卫之士，在山顶前行。若遇盗贼，则以武力驱之。”当他们越过兴都库什山往葱岭行进时，仍有盗匪相伴一路，令他们苦不堪言。由此可见，帕米尔高原道路险恶、劫匪众多当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也反映了陆上丝绸之路环境阻隔带来的交通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三、丝路行旅的心理调适与生命体验
（一）丝绸之路行旅的心理调适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环境酷烈，危机四伏，行旅者要在各种困境中生存下来，还要有及时调整心态应对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在长途旅行中，多数行人难免出现负面的心理反应，诸如恐惧、焦虑、沮丧、挫折以及孤独、寂寞、伤感等。因此，要克服行途中的各种险阻，行旅者还需战胜心理上的羁绁。面对陆上丝绸之路前途未卜的陌生环境，行旅者最容易被乡思愁绪所牵萦，由此产生的天涯羁旅之感，是漫漫行旅中最令人动容、也最为直接的情感经历。例如，宋云“远在绝域，因瞩此芳景，归怀之思，独轸中肠，遂动旧疹，缠绵经月，得婆罗门咒，然后平善。”《佛国记》也载：“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异域美景与故乡旧物尚且如此，乡人相遇则更添天涯之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记：玄奘“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哭，哀号哽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法师亦对之伤泣。”当玄奘带着故土的希望，踏上丝绸之路的远途，这份藏在心底的家国眷恋，不仅是行旅者共同的情感体验，更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投射。不惟如此，在某些特定的地域景观刺激下，行旅者也极易被旅途中的悲辛愁绪所压抑。例如，林竞就坦言：“（哈密）终日大风，车不能前进，闷坐室中。有回民吹横笛，凄凉之音，随狂风以俱来，不觉泪下。口占云：风急天高万象哀，伊凉古曲耳边来。伤心不忍多回听，怕起沙场古骨堆。”裴景福也谈道：“（西域）荒废异常，门窗俱无，驼马粪填集，无立足地，檐下狼矢皑皑，炕尘厚寸馀，勉入一餐。风狂而冷，各仆相顾含泪，余虽强慰督之，而亦凄然。……人生到此，不但穷通宠辱俱忘，即父母、昆弟、妻子、死生、聚散亦漠然置之，作出世想，而道心生焉。”上述去国怀乡、悲凉慷慨的感伤情绪，恰似行旅者逆旅困苦、风波难测的身世之感。
不过，陆上丝绸之路行旅中的苦乐悲欢往往相辅相成，所谓“天下事有奇苦者，必有其乐，旅行者之生活，毋乃类似。”若能根据情况自我调整，去找寻漫漫旅途中的人生乐趣，就能以乐观情怀和豪健步履完成旅程。例如，行旅者连日跋涉后尘垢满身，若能在途中沐浴洗涤，则如释重负。此外，“自安西以来，七百里不见一树”，行旅者历经坎坷进入绿洲，忽见“绿叶青青，旁有杏花数株，红葩怒放，领略之际，觉数日来戈壁风尘，为之涤除净尽。”当年谢彬至酒泉“见人烟草木。连日荒烟蔓草，极目萧条，心闷欲死，骤睹此境，精神为之一快。”官亭旅店宽敞整洁，桌椅俱全，也能令行旅者心情舒畅，所谓“旅泊之人，赐与华屋，虽不能久居，亦快事也”。
总之，大漠戈壁能开阔行者的心胸，高原雪山能淬炼旅人的心志，尽管只身万里，盘旋风沙鬼魅之乡，但“所见者惟穷荒风雪，大地河山，夜观北斗知南北，朝见红日识东西，是何等气象！”因此，无论是沐浴之处，还是人烟草木，抑或官亭旅店，都能使丝绸之路上的行旅者抛开烦恼，在身体上得以放松，在精神上得以满足，在心灵上得到滋养。对此，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也感叹：“戈壁一直以其魅力吸引我，令我着迷，以至于我几乎忘了在探索它独特的美以及秘藏宝藏时所将遭逢的恐怖。戈壁的寂静使我安宁，戈壁的辽阔使我精神舒放。”
（二）丝绸之路行旅的生命体验
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山川的奇杰伟丽，不仅能抒发旅者的性情与胸襟，亦足以增长行人的志气筋骨。然而，艰难孤绝的行旅生活更是一场考验，只有直面其间的艰难困苦，才能体会生命内在的淬炼和沉淀。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行旅者，正是由此去寻找自己的生命寄托，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生命认知。对此，林竞就坦言：“虽余素视戈壁为至乐，至是不能不感焉。……人说戈壁苦，我说戈壁乐，黄金虽多用不着。人说戈壁苦，我说戈壁乐，世上浮名空中阁。……但觉此身登上界，不闻人间痛与悲。”换言之，陆上丝绸之路艰苦卓绝的行旅生活，本身就是对个体生命的修行。当年玄奘在莫贺延碛几将命绝时，其矢志不渝的宗教信仰就成为他直面生死的生命寄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云：
（法师）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资一朝斯罄。又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启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如是告时，心心无辍。至第五夜半……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引，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计此应非旧水草，固是菩萨慈悲为生。
上述玄奘在莫贺延碛中的“死亡行走”，实际上建构了西行求法者对个体生命的体悟与觉醒。而这样全新的生命意识，往往是经历生死后对苦难的释然与人生的豁达。因此，当玄奘进入印度后，在波罗奢大林中突遭劫匪，众人逃脱后悲伤不已，唯有他处之泰然，坦言：“居生之贵，唯乎性命。性命既在，余何所忧。故我土俗书云：天地之大宝曰生。生之既在，则大宝不亡。小小衣资，何足忧虑。”由此可见，西行求法途中的艰难困苦与舍生忘死，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与个人安危的释然，更是对弘扬佛法乃至普度众生的坚定信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感叹：“嗟乎，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者哉！”法显亦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受此影响，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下，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西行求法者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象征。对此，梁启超赞誉道：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如果说宗教的虔诚是行旅者精神意志的生命寄托，那么，在丝绸之路行旅中，人类与天地万物更易结成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甚至在情感上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骆驼与骏马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象征，往往成为行旅者歌咏的对象与生命的伴侣。对此，时人就感慨：“天下之最可贵者，莫若牺牲自己以救他人。骆驼虽未尝如人类存行仁行义之心，而其行为则类于是。饮水思源，不能无感焉。”正所谓“大地有情，万物惟一；形体虽分，声气则通，别离聚会，应等量齐观……至马腰驼背，皆我生命之所寄托。披革戴毛，亦通人意，万里长征，久已相依患难。是即马嘶驼鸣，又焉见不能供我于月黑云阴，生意将绝时之慰藉乎？”可以说，身体的疲惫以及心灵的煎熬共同促成了丝绸之路行旅者生命的升华；高原雪山与戈壁沙漠的存在，也使得行旅者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变得更加多元，更为亲密，更具特色。而历史上丝绸之路行旅往来的意义，不仅提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渠道，更构筑起欧亚大陆互联共通的生命之网。
四、结 语
近年来，在中国环境史学的建构中，“生命关怀”或“生命至上”日益成为环境史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其研究旨趣在于围绕“生命”这一主题，去关注历史上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生生之道”，追溯生命历史的河流，描述生命关联的网络，理解生命发展的意义。循此思路，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的行旅者超越隔绝与封闭，加强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行旅者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与探险者，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者与中介。在这一过程中，行旅者的身体应对与生命体验，脱离不了丝绸之路严酷的自然环境；反过来，自然环境的制约又深刻影响了行旅者的旅途生活与心灵世界。笔者考察历史上丝绸之路行旅的生命历程，就是希冀去探寻行旅者在漫漫旅程中，如何运用自身的意志、信仰与智慧去挑战生命的极限。正如斯坦因所言：“中国史书上所说如此伟大的贸易，横过自古以来便已无水无燃料穷荒不毛……的大路，是怎样组织怎样支持的问题，我无需乎在此处讨论。这在文明的交流上面，有极伟大的成就。事实上其由于中国方面的声威，经济的富源以及组织的能力，实远过于中国人民以及统治者军事方面的力量。老实说，这可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胜利。”历史最终证明，面对陆上丝绸之路自然环境的严峻制约，总是有勇敢者前赴后继，穿越大漠戈壁，翻越高原雪山，历尽千辛万险，去追寻心中的理想，最终谱写了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生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