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员作为流动的产业工人，是世界航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晚清时期，中国海员作为早期跨国务工群体，是太平洋航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中国海员的工作场所不在美国本土，但仍受到美国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影响，并被美国媒体贴上“廉价劳工”的标签。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华海员工会的建立和抗争活动的展开，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海员形象逐渐发生变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海员的权益斗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海员的罢工运动展开，如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与1925年省港大罢工，考察罢工运动的开展过程、事件性质与领导权归属；二是从中国海员权益保护运动视角，研究在美国《排华法案》的影响下，中国海员维护自身权益并与当地华人华侨合作开展的相关政治活动。上述研究多是从经济或政治影响方面考察中国海员抗争活动带来的积极效应。而从舆论视角切入，考察中国海员罢工运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在美国舆论界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探讨中美海员的联合抗争及其对中国海员形象的改变也有待深入。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美近代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Chronicling America）为主要史料来源，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通过对美国媒体及公众舆论的研究，考察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的认知变化，特别是关于中国海员罢工运动的报道和评论，分析中国海员争取权益的罢工运动在美国舆论界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共产党在舆论上的支持，探讨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形象的构建和演变，揭示中国海员形象转变的内在原因及其深刻影响。
19世纪美国太平洋航运业务发展迅速，对海员的需求随之增加，大量中国海员开始供职于外籍轮船。然而，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颁布，使在美华工群体受到限制。支持该法案的排华势力提出，在美国的华人“对美国劳工阶级造成伤害”。直至20世纪初，这一论调仍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舆论中。中国海员作为特殊的华工群体，不可避免被卷入这一舆论风波。美国作为一个连通两个大洋的国家，海洋的开发对其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美国轮船协会干事贝克（R. J. Baker）表示，“航运业是我们国家最古老的行业”，“而如今，这个行业再度成为本国的新兴行业之一”。除对欧洲地区带来的航运利益予以关注，遥远的东方也一直吸引着美国的注意。对于早期的美国来说，航运业的发展不仅能拓展贸易范围，扩大产品出口，还能增强国防实力，为未来的海洋竞争积蓄力量。早在1784年，美国就派出商船从纽约的港口出发，横渡太平洋，前往中国展开贸易。1847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沃克（R. J. Walker）在国会提出：“扩大国家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护自身在商业上的主导权，保护太平洋上商业航运的发展。”1855年，加州一位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对于美国的意义，将会约等于印度对英国的意义，“对于旧金山来说，不管是到日本还是中国，都比印度到英国的距离更近。有了汽轮航运上的便利，行驶于两地间的时间已经大大减少。所以，现在可以说，印度是英国人的印度，中国也可能成为美国人的中国。只要再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美国高度重视开拓中国的航运业务，并将其视为影响整个太平洋地区航运发展的关键。1867年，美国国会特许太平洋航运公司运营一条连接中美的太平洋航线。这条由旧金山到达香港的航线，逐渐成为太平洋航运公司运营的主要航线之一。随着太平洋航线的开通，大量中国海员开始在美国航运公司谋生。以太平洋航运公司为例，为规避《排华法案》，该公司选择在香港雇佣中国海员，但一个往返行程后就解雇他们，因此很少有中国人被长期雇佣。尽管如此，根据旧金山港口的记录，1876—1906年太平洋航运公司和东西航运公司等雇佣的中国海员达到78433人。如果具体到一艘船上的海员比例，据《百姓报》引用一名太平洋航运公司船长的说法，“在旧金山出发的船只中，雇有100个中国人和164个白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以下简称“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 F. L.）甚至认为，“太平洋航运公司的船只上，约有75%至80%的船员都是中国人，美国人几乎被驱逐出了太平洋沿岸”。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员群体引起各方对排华议题的讨论。美国海员在20世纪初多次组织罢工，反对船主的“自由雇佣”。美国学者高柏（Joseph P. Goldberg）认为，由于航运公司的强硬态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对其本土海员权益的忽视，美国海员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1902年，一份新的船舶补贴法案草案引起了美国参、众两院的讨论。该草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弗莱（William P. Frye）提交，要求美国政府定期给航运公司发放补贴，以期进一步推动美国商业航运的发展。鉴于航运公司普遍雇佣中国海员，美国工会组织表达了对这份草案的反对。工会认为，这份补贴草案不会让美国海员获利，为节约成本，航运公司只会从香港雇佣中国海员，“相比美国船员的25至40美元的月工资，中国人仅需7到8美元一个月。这些中国人主要从香港出发往返，航运公司给出的解释是，香港无法招到美国船员。但事实上，阻止他们招募美国船员的唯一困难只能是工资问题”。由于这一年正值《排华法案》再次修订的讨论期，美国劳联主席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借机要求对华工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并声称劳联已经有超过百万的付费会员，限制华工的举措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民主党人为捞取潜在的选票，附和龚帕斯的动议。时任加州州长巴德（James Budd）、民主党众议员利伍纳什（Edward J. Livernash）、参议员帕特森（Thomas M. Patterson）等人都为其站台。利伍纳什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我们只盯着《排华法案》做文章，那战斗的前景将不太明朗。但现在，我们可以将要求融入到船舶补贴法案草案之中。”参议员帕特森试图通过提交修正案的方式对中国海员进行限制。他的修正案很快得到了美国劳联、美国国际海员工会（International Seamen's Union of America）以及加州排华委员会（Chinese Exclusion Commission of California）的支持。该修正案提出，任何雇有非美国籍船员的船只，不应享受国家补贴。虽然该修正案的条款并未明确指向中国海员，但在修正案正文部分，帕特森多次引用美国国际海员工会主席安德鲁·弗鲁塞斯（Andrew Furuseth）提供的证词，指出雇佣中国海员阻碍了美国商业航运的发展，“如果（船主）从美国太平洋沿岸雇佣水手，那每月至少要付给他们25到30美元的工资，这金额几乎是那些香港海员的4倍。所以，船主是不会愿意雇那么多白人的，这样每年至少能节省3万到4万美元的成本……我不认为这样经营商船是安全的，我也不认为雇佣中国人是安全的”。帕特森强调，“这些中国海员人数很多，价格又只有白人海员的四分之一……一些跨太平洋航线目前只愿意雇佣中国人了”。帕特森还危言耸听地指出，大量雇佣中国海员将影响美国的海洋安全，“对于美国来说，要提高海军的效率，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训练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海员……对于美国来说，要把握海洋发展的趋势，恰恰是要把握资本和人力。从整体看，人力更为重要。一些欧洲国家，因为此前对海洋人力资源的轻视，导致这些年对海洋的开发有所滞后，但他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然而，美国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一危险的趋势正在海洋上蔓延”。帕特森还特别强调，“中国人不论进入哪类贸易行业，我们都很难与其竞争。他们可以快速占领一个贸易行业，再将我们赶出去。我们的某些法律，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居然在某种层面上也能帮助到他们。很快，他们就将遍布美国的每一艘船只”。美国媒体对国会的争论进行了广泛的报道。1902年，直接提及中国海员的报道较上一年增加两倍有余，内容主要聚焦于即将出台的排华措施。统计显示，民主党立场的报纸与共和党立场的报纸，报道数量几近相同，该事件已经成为两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持民主党立场的《百姓报》报道了该党参议员克莱（Alexander S. Clay）对弗莱的询问。克莱质问弗莱，是否了解轮船上白人与中国人、日本人的工资差异。弗莱声称，他没有见过美国船只雇佣中国人的情况。克莱即以一份船长证词，证明美国海员与中国海员的工资差别，称美国海员月薪30美元，中国海员仅15美元。此外，克莱还指出，美国航运业发展顺利，并不需要财政补贴，他将继续反对船舶补贴法草案的通过。该报评价克莱在国会的演讲，“有趣且具有威慑力，有力地引起了同僚的关注”。华盛顿特区的主要报纸《暮星》也对船舶补贴法草案的最新进展进行报道，称帕特森在参议院强调其修正案的重要性，“他的修正案得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国际海员工会的支持……美国劳工已经被中国劳工从太平洋沿岸的船只上赶走。他说，中国海员月薪从7美元到8美元不等，而美国海员月薪从25美元到30美元不等”。发行时间长达120多年的《暮星》报被称为“华盛顿特区的日常记录者”，该报的报道反映了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风向与社会态度。同样的报道也出现在共和党立场的报纸上。这些报纸的发行区域，包括新墨西哥州、爱荷华州与堪萨斯州。尽管政客们对中国海员的具体薪资并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覆盖西部、中部乃至华盛顿特区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海员“廉价劳工”形象的认知。《船舶补贴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支持共和党的《旧金山纪事报》发表题为《促进美国商业航运的法案已经通过》的报道，称“弗莱提出，驱逐中国水手会摧毁美国太平洋航运业。他认为美国水手无法在引擎室或者生火舱的高温环境下工作，因此他反对驱逐中国人”。该报是旧金山地区的主要报纸，1906年发行量达6.2万份。另一份共和党立场的报纸《古德兰共和党人》也肯定了《船舶补贴法案》的作用，指出“补贴法案的提出，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提高美国海员的就业机会，二是为建立更好的美国商业船队。补贴的倡导者也敦促这项措施加快实施，美国船员需要比外国船员得到更好的劳动待遇”。不过，它也指出，“对于中国船员，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确实勤劳、服从、有节制，在没有特殊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依靠的”。而民主党立场的报纸继续将矛头对准中国海员。发行于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报纸《每日哨兵》称：“认可《船舶补贴法案》的美国船东们才不关心美国海员的利益。那些中国海员每月仅需13美元，而这点钱对美国人来说，连饭都吃不起。”另一份发行于华盛顿州格雷斯港的民主党报纸《阿伯丁先驱报》要求“赶走廉价海员”，“一些大轮船公司的代表说，如果不再雇佣中国海员，那他们每年将会多出一笔巨大的支出。并且，他们指出，雇佣中国人要比雇佣白人便宜50%”。共和党人也不甘示弱，作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奈特（George A. Knight）在演讲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利伍纳什等民主党人只是为了寻求政治晋升，才提出一系列排斥华工的举措，以便捞取政治资本。他认为，相比民主党，“共和党才是有史以来由人类组织的最伟大的工会政党。它不分地方，不偏袒任何部分，它的利益不在于个人。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偏袒劳苦的穷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排华同样是共和党希望得到选民支持的手段，“需要确定的是，我们有必要让受到提名的共和党人进入国会。他们才是真正对我们的权益保护感兴趣的人。对待那些中国移民，他们曾切实保障过我们的利益。共和党人没有什么疯狂的纲领，只是希望美国的工业可以受到美国的庇护”。美国报纸的报道表明，对华工乃至远离美国本土的中国海员的排斥，成为当时美国政客获取政治资本的一种手段，中国海员沦为两党互相博弈的政治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