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真真 郑君雷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地域文化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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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在的世界地理区位，使其对外海上交通和跨文化交往主要朝向东海与南海两个方向发展。南海航线因近岸航行条件佳、经停港市多、跨海及跨区域范围广等优势，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图一）。关于汉王朝南海航线启发地“日南障塞、合浦、徐闻”及沿途航程，《汉书·地理志》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重要历史文献，并证实“番禺一都会”中的“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来自东南亚和南亚沿海国家。但文献未述及沿海启发地与番禺都会之间的区域交通联系——即西江南岸内河水陆交通线的分布和连接，这使充分认识南海启发地与岭南区域都会之间的史地联系，成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同时有助于从跨区域视角阐释还原岭南沿海都会和中原政治中心的经济文化联系。
本文所谓南江文化带，即是以西江南岸罗定江（习称“南江”）为载体的内河水陆交通线和跨区域文化线路，以融合自然与文化景观要素于一体的流域文化遗产体系为其突出表征。为从文化功能角度阐明南江文化带在西江河谷的区域枢纽作用以及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本文首先从流域整体视角分析南江自然地理有利于陆海衔接和区间交往的客观基础。进而，在粤西历史沿革中拓摹出南江文化带形成发展的脉络及其与相邻内河文化带的关联，并在世界史视野中透过沿江聚落文化景观再现南江河谷经济与跨区域河海贸易所建立的区域文化桥梁。
图一 汉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南海航线”分布示意图（图片来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74页。）南江，古称泷（shuang）水，今名罗定江（图二），隶属广东云浮市。南江主要支流发源于广东信宜鸡笼山大田顶北坡，属山地型流域，由南向北经罗定盆地汇入西江，全长201公里，流域面积4000余平方公里，是西江南岸最大支流（不含独流入海水系），除江源外大部流经罗定市和郁南县。南江流域枕山带水，罗平山脉将其揽入十万、云开、云雾等群山怀抱，与鉴江、漠阳江等独流入海的江河水系倚山相隔。然而，综合流域地势和水系分布来看，西江南岸整体上处于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准平原台地之上，近海陆地抬升使大田顶成为区域分水岭，北部向西江水道梯级缓降，南部向西南沿海台地倾斜延伸，客观上有利于南江上游与鉴江、九洲江、罗城河、南流江等入海水系越岭相接，拉近陆海交通联系。（图片来源：广东省地图集https://guangdong.tianditu.gov.cn）（一）华南弧形山系与平行岭谷规律性分布，为南江内河水陆交通开辟了天然走廊根据中国山脉分布和地质构造原因，已知“华南弧领域至广，北越长江，南括两粤大部，南北双方之山川联成一气，合作弧形”，如一张满弓向西突出。弧形山系中轴即山脉高位推升制高点位于北纬27°线，正当南岭山地，北部分水脊极富规律地呈北东—南西平行分布，西南近海地形较破碎，但总体仍受华南弧控制，局部山地呈北西—南东或东西走向，显示出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腹地俯冲挤压的强大推力和地质构造规律。罗平山是地貌特征最为典型的“华南弧”山系（图三），沿北东—南西向连续纵贯粤西北，被视为广东区域地理和气候的自然分界线，将广东省划分为东西二路。以罗平山为轴，两侧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地貌差异——东部由九连山脉、莲花山脉等庞大山系和罗浮山地等组成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地环境。西部则因西江干流向下游深切将罗平山脉拦腰截断，两岸形成了隔江相峙的平行岭谷地带。北岸水系向西南流，南岸水系向东北流，两两相对，极富地理景观韵律。有了沿江支流贺江、悦城河、罗定江、新兴江等汇入，西江干流自梧州向肇庆不断延伸壮大，水道落差小、水面宽阔，平均达600米，水深20—30米，易于航行。华南弧在西江南岸沿海丘陵作用依然显著，分水脊整体呈北西—南东或东西向分布，利于西江支流和粤西独流入海水系沿山脊分流，同时能够通过阻滞沿海台风削弱强降雨，为西江南岸支流地区提供屏障。历史时期人们已深谙西江流域及沿海独流水系分布规律，持续开拓西江航运水利，激发出南江内河水系的跨流域连接作用和陆海对接优势。罗定盆地位于西江南岸、罗平山脉起点以西，盆地周围由十万大山、云开大山、云雾大山等一系列华南弧山系合围。作为粤西沿海屏障，这一带弧形高山在自然地理分区和分水的同时，北东—南西分布特征显明，促使弧间平行岭谷由东北向西南打开，成为分水脊两端跨流域联系的天然孔道，沿途分布着由山关—水口—中心聚落构成的流域人文景观。在弧形山系的层层裹挟中，罗定盆地也可视为由罗镜、分界、新榕等若干弧间岭谷串联组成的集合型盆地。南江水系正是在这些弧间盆地中连续完成支流汇水，最终汇入罗定盆地南江正干，形成西江南岸内河水系的最大总汇，为连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启发地和岭南珠三角区域经济都会提供了重要的内河交通条件。图三 罗平山分布示意图（曾昭璇《珠江流域地形特征》）（图片来源：曾昭璇《珠江流域地形特征》，《人民珠江》1993年第02期，第3-6页。）（二）弧间盆地隐蔽地形和海洋季风气候，为南江河谷农业经济提供了有利环境弧间盆地作为华南弧在地貌特征上的一种伴生现象，与弧形山如影随形，在区域环境上具有地形隐蔽、地势起伏大、雨热条件多变等特点，堪称“世外桃源”的自然雏形，对古代农副业多种经济方式早期发展颇为有利。岭南古代农业史已证实，早期农业中心是在河流上游河谷盆地，农田形式以垌田、山坑田、梯田为主，以后逐渐向下游三角洲转移，发展出洋田、围田、沙田多种形式。以南江中下游罗定、新兴一带为代表的“稻田养鱼”“基塘种养”多种农副业经济兼营模式，就是对南江流域弧间盆地环境和河海交互气候的自觉适应与文化创造，体现了西江南岸河谷生态农业的一种地区形态和岭南早期“溪垌”农业文化的历史原型。这种因地制宜的河谷农业经济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明代珠江三角洲推广繁荣的基塘农业则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岭南古代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一方面基于华南弧山系和弧间盆地环境，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地处东亚海洋季风气候区有着密切关系。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属东亚海洋季风区。岭南地处低纬度，北回归线从南澳岛—从化—封开一线经过，与西江流域重合，本可能与世界同维度地区一样成为炎热的干燥沙漠，但在东亚海洋季风季节性规律作用下，春夏有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湿气流带来季风降雨，秋冬有北方寒流形成寒暑交替。岭南因之有条件在人类活动的持续干预下，发展成为世界北回归线仅有的“农业绿洲”。罗定盆地是西江南岸面积最大、构造特征最显固的一处弧间盆地和河谷绿洲，地形隐蔽，雨热条件极佳。东南部在罗平山脉屏障下减缓了海上台风和强降雨直接冲击，西北部云开大山则拦截了大量东南暖湿气流形成锋面雨，致使罗定盆地西部成为南江支流水系最发达、集水面积最广的区域，为罗镜、分界、新榕、连州、罗定、连滩等连续盆地提供宝贵的地表水源和对外联系通道，满足山地河谷农业经济和区域社会交往需求。上游船步至罗镜一带为石灰岩溶蚀盆地，岩溶地貌伴生发育地下水资源丰富，是南江流域开发最早、最富庶的支流河谷地区。中游为红砂岩盆地，水流侵蚀远小于下游，至今保持着完整平坦的红砂岩准平原地形，地势开阔、土壤深厚肥沃、内河水陆交通便利。罗定盆地兼具山地河谷地形条件，无论生产环境还是区域气候，都有利于发展河谷立体农业经济——山地出产林木、草药、山珍；阶地种植果木、薯蓣、花生；河谷盆地从事基塘农业、桑麻、花卉种植和手工业生产。直到明清民国时期，南江流域标志性的风土贸易产品还包括稻米、桂油、蓝靛、花生油、中草药、木材、石材、花卉、水果、棉麻纺织品等众多品类。东汉末至两晋在岭南社会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区域交通重心由合浦、徐闻转向番禺的历史转折期。这在北江和西江流域都有直接表现——在北江上游湘粤交界地带，围绕骑田岭先后进行了五次不同规模的道路交通建设，分别由历任桂阳太守和大司农等国家重要官员亲自督办。在西江流域则以两次交广分治并确立广州作为岭南区域行政中心得到部分还原。对于当时交广地区与中原政治中心的区域关系，吕思勉认为“此三州（交、广、宁），西通缅甸，东苞东京湾为内海，实为中国向南拓展之枢机，……中国之稍知注意于交土，似在后汉中叶以来。”吕所言交广宁三州，地理范围基本与西汉交趾刺史部相当（图四）。既然是枢机之地，交趾部的治所自然极为重要，但历来有两种看法。一是在汉苍梧郡广信县，另一是在龙编（今越南北部河内一带）。广东高教版《广东通志》（1996）根据《后汉书·郡国志》所引《汉官》等史料，采取前一种看法即西汉交趾刺史部治所在苍梧广信县，设置的时间随之明确在汉元封五年（前106）。本文通过比较这两种看法和相关依据，认为上述任何一种看法都不会改变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东汉至两晋时期，西江流域和红河口三角洲地区已存在直接的跨流域时空联系和社会经济交往。此外，苍梧广信、交趾龙编和南海番禺郡县治所间，已建立常态化的内河水陆交通线路，以适应汉晋时期南海航线发展以及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朝贡贸易需要。以下就这一认识，对已知材料进行整理简述。![]()
（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新华书店，1981年，第57-58页。）首先，前一种看法认为交趾部设在苍梧广信县。相关记载和历史背景依时间分列如下（表1）。通过表1可知，首先，十三刺史部设立于西汉中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然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对于中央集权王朝有效地行使地方主权无疑是一种制度上的探索。从便于行政和加强郡县地区联系的需要出发，将交趾部设在苍梧广信县，很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都是首选。第二，赤壁之战逆转三国局势，吴蜀拉锯战胶着的两个中心，北在荆州，南在交州。对于孙吴而言，不掌握荆州，空握交州并无益处。第三，当吕蒙为孙吴夺回荆湘制胜权之后，交州部也由苍梧广信迁至番禺，其目的当是拉近番禺、交州和荆湘之间的军政联系，从区域局势上牵制交州。第四，若交趾部初即设在苍梧广信，直到移治番禺，其时已在同一个县连续建置325年。这对于重建苍梧和交趾各郡之间的区域交通和社会文化联系，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依据。再看后一种看法，认为交州刺史本治龙编。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即持相同认识，其依据的史料是《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等。与前述看法分析视角不同，吕思勉侧重从历史人物及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小见大推理宏观社会史进程。综合两方面可知，“建安八年（203）张津为交趾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与此同时，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对此，吕思勉分析认为，“州甫立而治所即内移，可见中朝威柄之失坠矣。……是时，交土实权乃入士燮之手。”另据，士燮此前表立三个胞弟，分领合浦太守、九真太守、南海太守，其家族势力实已遍布交广。而张津作为朱符的继任者，在与士燮合力促成交州刺史进交州牧之后，却将州治内移到苍梧广信，只能说明士燮家族实际掌握交广地区的军政和经济实权。然而，为了削弱交广地方势力，汉室（曹操）与荆州牧刘表采取的措施却相互掣肘，致使士燮家族势力变大。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发生在建安十五年（210），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随即率兄弟奉承节度，遣使进贡。黄武五年（226）士燮去世，孙权本预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趾以南为交州，分治刺史。后平灭士氏割据，旋即恢复交州，交州刺史还治龙编。“至是，则复举七郡之地，通以龙编为控制之所矣，可谓内地威柄之一振也。”同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孙权亦“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东南亚，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自此，由交州经西沙群岛海域直航东南亚国家的南海航线取得进一步发展。是时，孙权南握交州立在海中的根基，北踞长沙、零陵、桂阳南北交通要冲，形势上已完成对长江以南地区的战略合围，终于黄龙元年（229）称帝。此后数十年，又大力向珠崖、儋耳、安南一带扩展势力，同时通过交州向西南内陆延伸。孙休永安六年（263）交趾叛乱，吕兴举三郡降魏。次年（264），吴乘势将交州再分为交广二州。第二次交广分治与前次不同，最终确立广州为一个行政区域。除交趾、九真、日南属交州外，广州尽纳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宁浦五郡，地域范围远超交州。更关键的是，广州实际上仍控制着中原政治中心向海延伸的水陆咽喉——苍梧、南海二郡，与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连接一体、上下贯通，初步显现出北自江汉平原、南至高凉沿海的跨流域南北中枢，岭南区域社会重心自此以广州为陆海枢纽向东转移。综上而知，交广宁三州“实为中国向南拓展之枢机”。第一次交广分治时期，交州治在苍梧广信和龙编之间反复摇摆，不仅表明两地之间早已存在一条舍此无他的陆海对接通道，更意味着州郡两级行政中心之间已经建立起互为支点、相互牵引的区域社会联系，对于平衡边地政局把持中原腹地向外拓展的海上通道至为重要。第二次交广分治真正将广州确立为一个行政区域，并由此开创了岭南行政区划东西二分的历史先河，奠定了后世两广并置、东西联动的区域地理格局。但无论是交广分治，还是两广并置，其深层历史规律仍然是南北经济流通和社会交往，即顺应内陆向海洋拓殖的动力机制。尽管，不同时期南北区域交往重心在地域空间上不断迁移，但始终保持南北呼应、表里贯通的对称格局，本质上必不背离“南北枢机”这一地缘时空主线。这条主线，陆路可经湘桂走廊、湘粤走廊、大庾岭走廊，水路可由湘漓水道—南北流江、湘漓水道—潇贺水道—南江—鉴江/九洲江、浈武水道—绥江—贺江—南江、浈武水道—新兴江—漠阳江等，绝非一途，但大体受北东—南西弧形山系分布控制，沿弧间岭谷及其内河水道保持南北相通。因此，相近的地区支流首先连接成区域性水陆交通组网，通过与跨流域地区组网并行协作，实现远距离人群迁移、区域交往和文化交融，比如南北流江与南江流域、南江流域与新兴江流域，都是相互平行的地区水陆交通组网，既互有联络和协作，也有相对固定的路线方向，共同滋养了中国南北枢机之地，也因此能够在秦汉—两晋的“交州时期”和南北朝—明清的“广州时期”始终保持西江流域区域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交融，支撑交广河口港群在海上丝绸之路陆海交汇文化中熠熠生辉。汉晋梁陈时期南江流域渐进式开拓亦表明，其作为西江南岸一条主要的内河交通水道，正在成为连接西江河谷和南海航线的区域纽带。对此，曾昭璇先生从人文地理观察视角认为，“汉建端溪县于南江西江交汇处西江北岸上，今名德庆县。县设于此，当和管理南江南下商道有关。但未见在流域中建县，直至东晋才初建龙乡县于南江上游船步至罗镜广大平原谷地中。”清《罗定州志》卷一“舆地”载，“晋穆帝五年，分苍梧地立晋康郡，领县十四。今之德庆是其属，仍隶苍梧。寻分端溪地，置龙乡县。龙乡即泷水旧名。”这与三国末吴蜀针对荆湘、交广两地进行的争夺战，似乎构成了相互连续的历史叙事。交广分治后，亟须开拓西江流域通往南海航线启发地的内河水陆交通线，南江流域作为交广咽喉地带，全流域开拓势在必行。汉晋北方社会动荡，南下士族和移民大增，南江流域完备的弧间盆地环境俨然成为南下移民梦想的“桃花源”。义熙九年（413）南江流域地区行政建置首次跨过西江南岸，建晋康郡，立龙乡、晋化、夫阮三县。龙乡（今太平潭白）为中原移民立县，夫阮（今泗纶河与榃滨河一带）为土著越人立县，新建晋化县（今连滩、历垌、千官一带）。郡治龙乡，从上游岭谷为始开拓南江。南朝刘宋时期，龙乡废，晋康郡移治南江下游晋化，今连滩镇河、千官河一带。南齐交广沿海一带析置越州，治合浦郡，南江流域仍属广州。建安四年（497），以罗平盆地泷喉马埒为地理分界线，南江全流域分为上下两郡，广熙郡领上游，辖龙乡（今太平镇）、罗平（今罗平镇）、永熙（今船步镇）等县，三个平原县分别立县，此时上游已成南江上游经济发展区。晋康郡领下游，辖夫阮（今泗纶、榃滨）、安遂（今郁南）、晋化（今连滩、历垌、千官）三个县。梁陈基本延续南齐建置，将南江流域分为上下游两部分。与南齐不同的是，梁陈采取州郡县三级体系，单独设州，州县数量因此激增。上游罗镜、太平盆地建泷州，设平原郡、开阳郡，分领龙乡县和开阳县。下游设建州，置广熙郡，领安遂、罗平、永熙三县。南下移民增多、南北文化融合，南江流域社会突破式发展从上游向下游全面铺开。连滩作为南江水陆交通中心，区位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不仅是晋康郡治，还更升为建州州治。南江全流域开拓至此基本完成，成为西江内河流域与南海航线间的稳固桥梁和枢机要道，不仅拉近并保持着合浦、徐闻与广州的区域交通联系，更在两晋南北朝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区域重心向广州转移中扮演了重要历史角色。汉人已有落籍本地，成为豪强大姓，如罗平盆地陈法念本为河南望族，被梁朝委派为新、石二州刺史，来任后成为各垌土著部族首领。陈氏及北方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促进了南江流域“溪垌”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外文化交融。吴晋时期南海航线取得显著发展，由广州出发的商船已能摆脱海岸线依赖，从海南东部海域穿越西沙群岛，直航越南南部，再通过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据王仲荤引阿拉伯人《古行记》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四世纪到达锡兰，五世纪至亚丁湾，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中国与波斯的丝绸珍宝贸易向西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亚丁湾。波斯也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向中国输入波斯文化，“南朝梁大通二年（530），（萨珊）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同时期，古代波斯文化在岭南考古发现中以萨珊金属货币、金饰品、珠饰等为代表，如1960年广东英德县（今英德市）浛洸镇石墩岭南齐墓，出土三枚波斯萨珊王朝（226—651）银币。1973年同样在粤北，曲江县（今曲江区）南华寺附近南朝墓再次发现波斯萨珊银币。此外，粤北遂溪县南朝墓和粤西罗定罗镜镇南朝墓也出土了银手镯、金环、金戒指，金指环、金手镯等具有西亚文化风格的金银饰品。罗定西南部罗镜镇南朝晚期拱券砖室墓，位于罗镜盆地南缘水摆村鹤咀山。信宜林垌河在此北出，经鹤咀山西侧与罗镜河交汇，罗镜河从山脚东流形成南江上游一条主干支流。水摆村借此地利，成为罗镜河旁一处远近闻名的古渡，明清时期仍是两广稻米、蓝靛、竹木材、生铁等贸易产品的上游集散地。鹤咀山南朝墓出土器物中包含63件青瓷器、2件金饰品及1枚铜镜。其中，青瓷高足豆形碗外壁刻画莲瓣纹，犹如一支亭亭玉立的莲花。金手镯由纯金捶打制成，手镯外圈压出四组连续的神兽忍冬纹饰，每组神兽造型不同，神态各异，走兽鳞爪清晰，制作工艺精良，具有明显的西亚风格。铜镜残件拓本显示，该铜镜背面中央环饰缠枝花卉、柿蒂纹饰和乳丁纹，外沿饰几何纹，审美风格与上述豆形碗和金手镯存在一定相似性。此外，该墓其他青瓷器与广东韶关六朝墓出土同类器物也有一定相似，表明南朝晚期岭南西北江流域中外文化交流曾利用南江内河水系进行对接联系。从上述南朝文物跨流域分布情况看，吴晋南朝时期北江和西江流域之间已常态化地存在一条由地中海西亚文化经岭南向长江流域传播的内河水陆交通线和商贸文化走廊。隋统一结束了中原社会动荡，高凉冼太携溪垌内附更使岭南诸郡形成以西江干流为轴心的区域地理格局。其中，桂平至肇庆一线苍梧（桂江、贺江口）、永平（北流江口）、永熙（南江口）、熙平（绥江—悦城河口）、信安（新兴江口—高明河口）五郡辐辏之势尤明——各领水口、共汇西江，身后是深远的中原腹地和西南高原，面前有鉴江、漠阳江、潭江伸向辽阔的南海和印度洋（图五）。西江南岸内河水陆交通组网既为岭南诸郡和隋王朝提供了沿海屏障，更确保南海航线与西江流域水陆交通线畅通，通过拉近高凉、宁浦沿海与珠江内河支流的区域社会联系，支撑起唐宋广州港的全盛。宋元时期，浙闽沿海港口和江淮平原得到较大发展，东海航线牵动海上丝绸之路区域中心一度东移。珠江内河转运路网随之由西江和北江流域向大庾岭延伸，北接大运河。明清施行海禁，中国对外海上交通与官方贸易仍以广州一口为重。隆庆元年（1567）明朝以“引票制”有限开海，准许持引票者前往指定地点贸易。万历至崇祯年间，广州每年春夏举行定期集市，供中国商人和葡萄牙海商进行丝绸贸易。在此背景下，万历五年（1577）泷水县改升罗定直隶州，与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广州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吸引粤东、粤北、海南琼山，以及浙闽、湖广近省移民应募而来共同开拓南江，使南江流域农副业、水路运输业和城市工商业取得全面繁荣。明清南江流域作为西江南岸首屈一指的河谷经济带，同时也成为较早通过河海转运贸易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北京：新华书店，1981年，第24-25页。）文化遗产作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为今天认识南江文化带历史面貌，理解南江流域经济体系的模式类型和层级体系提供了珍贵视角。一般而言，建筑遗产被视为集中体现地方人文艺术精髓的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南江流域已知建筑遗产尽管时代晚近，大部分属于明清至民国时期，但从文化线路遗产的活态历史特征来看，拥有不同时段和类型的历史文化要素，正是反映南江流域社会文化历时演进的难得之处，明清民居和近代历史城镇以直观典型的方式体现了南江流域经济社会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和时代变迁。
透过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可知，明清时期是南江流域继汉末隋唐之后又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发展阶段，南江文化带在当地不仅更加根深叶茂，并且以蓬勃的主体生命力吸纳融合了大航海时代的世界文化因素。南江流域作为西江南岸陆海对接通道和粤中西部区域文化枢纽的前提基础，反映在地域经济体系与区域文化结构上并非有趋同性，而恰恰建立在“多种经济自成一体”和“多元文化区域共生”的双重基底上。具体而言，即“溪垌”农业经济的地缘独特性与“河海”经贸文化的主体包容性的共时现象，以及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历时发展过程。
（一）山地河谷经济与农业水利景观
明万历五年（1577）旧泷水县改升罗定直隶州，在加紧营建城郭和卫所的同时，明王朝大力采取募耕措施充实乡里，“四方之民告给田耕种者，纷纷日至，通候事定，委官丈量明白，计亩授民，许以三年之后方议升科”。一时间，大量闽广移民应募而来，加之浙江兵士落籍，形成了“闽浦插居，广肇附籍”，“间有翁源、封川之民”，“士农工商各司其业”的多元化人群结构和社会文化景象。随着移民迁入与社会重建，移民带来的多种风习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加速了南江流域的土地资源开发，州县各地出现了空前的农业水利建设高潮，山林、湖泽、陂塘等自然生态条件得以充分利用，“或以伐山为业”“或以渔猎为利”。
罗定盆地因大部处于南江中上游，水流侵蚀作用小，地形完整且土壤深厚，土地资源极为珍贵。盆地周围石灰岩丘陵环绕，西北部云开大山锋面雨作用活跃，地表径流水资源丰富，天然植被发育充分，是发展松杉、百草、肉桂、桑麻等林地生态经济的理想环境。东南部云雾大山和罗平山脉北坡降雨相对稀少，但岩溶地貌透水性强，地下水资源丰富，通过“井塘”“陂渠”等综合排灌措施仍可满足山地农业生产生活需要。据清《西宁县志》“舆地”水利篇载：“西宁稻田所以美，以其多水，多水系于多林也。……故易曰木上有水井林木畅茂斯可以言水利。东圳西圳俱附城明万历十四年知县林致礼开筑溉田十余顷。……肆今农桑被亩，鸡犬声闻，郁然富庶，顷成大观矣。嗟夫观河洛者思功，享粒食者思德，西土水利之兴者谁耶，粒食之传者谁耶，铢毫皆侯赐也。”东安县地方史志所载拥有水利灌溉设施的都甲，或系明代从德庆州割附，或自东安县建县时即创立的老都甲，连续发展时间较长。乡民自发利用山脚溪垌和地下泉兴筑陂塘水利的情况，在当地民间口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屡见不鲜，“阖邑咸叹慕曰，我侯（知县林致礼）之功，居者歌于室，行者欣于途，利垂百年者也。”
山地丘陵环境兴修农业水利，促使人们在巧借地利的同时，格外重视机械工程技术应用。清康熙《罗定州志》卷三“赋役”载，“环田皆崇山峻岭，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迨为罗阳言之。”清道光《西宁县志》“水利”篇，见载“水翻车一名大轮车，轮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轮转，自注槽中，高田可以尽溉。”此外，同篇另记“余在王大参子荆斋中，见西士利玛窦制器图说一册，颇极精细。内有平衡玉衡诸车，则水法中最要者也。平衡玉衡皆两柱相上，上能起水数十丈，为乘高汲井中之用至于引流，溉田瀑濆溜决，一日千亩。独龙尾一车，水非有源，须臾可涸。其一具可当龙骨车三十具，而环转只需三四人，力省而用宏，莫有善于此者。”可见，至迟清中晚期，南江有识之士开始以务实精神和理性意识，批判借鉴中外机械技术发展、学习他人技术优长，并将成熟的人工水利机械技术应用于高田灌溉。
科学合理的流域环境认识和水利机械技术应用，使南江河谷经济步入良性发展循环，进一步激发南江河谷平原和沿江阶地的土地资源利用，农副业、手工业、水陆交通运输业全面快速发展。随着农业与手工业逐渐分化，农业商品意识和流域协作方式开始在南江河谷地区萌芽。南江流域远近闻名的风土贸易产品——粮食类作物，如水稻、薯蓣；技术型作物，如肉桂、花生、蓝草、甘蔗、柑橘、花卉、烟叶、茶叶；家庭养殖类产品，如桑蚕、生丝；地质矿产类产品，如生铁、石材等，已呈现出多种经济结构和跨流域融通的特点，从地区流域方面可以说已具备了充分的从事区域贸易的物质条件。
（二）合院式民居建筑的功能转化
明清时期移民涌入，土地资源在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的社会经济价值更加为人重视，住区开发成为南江移民社会的一项突出事业。这解释了聚居型农业聚落和区域商贸城镇沿江分布的根本原因——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水陆交通路线，构成了南江移民社会的两条生命线。聚居形式不仅满足栖居需要，更成为主动占有最肥沃的土地和最有利的水陆交通条件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就农业居住地理和流域产业类型两方面看，南江河谷农业聚居现象也可以说是流域经济带和南江文化带高度融合与发展的历史表征。南江民居作为区域人居形态，同时也是人们创造性适应环境、发展地区生产、从事社会交往的一种经济手段与社会组织方式，既是栖居的手段和工具，更是移民文化的智慧与创造。
南江中下游商贸货栈建筑由合院式民居扩展而成，是南江民居由居住功能向社会生产和商贸服务功能转化的典型。在民居建筑形制基本不变、聚落环境整体和谐的前提下，商贸货栈与一般民居的突出差异，表现在满足仓储便利和运输服务要求方面，通常具备四种特征。第一，占地规模和建筑面积较大。第二，沿江分布，紧临水陆路交通线。第三，仓储空间标准化，院落交通流线清晰。第四，建筑装饰突出山墙和脊饰，增强货栈院落的审美功能和环境亲和力。
南江货栈建筑群集中分布在中下游沿岸，这里地势平坦、水道屈曲开阔。此外，围底河、泗纶河等主要支流注入南江正干的重要汇水区段也分布有大型货栈建筑群，如黎少镇“梁家庄园”、大湾镇“其昌栈”、连滩镇“光二大屋”“朱氏大屋”等，说明沿江设立货栈的情况不限于一村一镇，而是南江全流域，这也是社会经济活动在明清时期协调发展的表现，南江河谷经济带和南江文化带互为基础、相得益彰的发展历程在此时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商贸货栈建筑作为南江流域传统民居建筑的一种特殊类型，是南江人民因适应和发展集约型农业与内河水陆交通而进行的一项社会实践改良与民间文化创新。这一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创新的社会发展进程，自明清南江移民社会形成开始，向近现代早期不断延续。以广州珠三角为中心的河海转运贸易和近代化城镇文明，为南江河谷带来西方新教伦理和人本主义启蒙思想，犹如历史激流倒卷而来的点点浪花，逆流而上。
（三）流域山水城镇
明清罗定州城作为南江流域社会和文化中心，水道环绕，自然山水与庄严城池相依偎，沿江展开了一幅山水城市画卷。尽管，城墙总是和防御自守的姿态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自北宋汴梁开“州桥列肆”之先河，明清时期州府县乡的城墙栅寨已不再徒有防御功能，而与州县道路交通、里坊街巷、运河水道构成了有机统一的线性社会空间。其间点缀的塔、桥、码头、祠庙、驿站、楼观、园林、书院等不一而足，除固有功能作用外，更体现区域社会经济和人文艺术的发展水平，表达了中国传统城市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的山水文化气质。
罗定州城前身是明景泰四年（1453）都御史马昂建立的泷水县城。成化十五年（1479）拓建南城楼为正南门，曾广招商人在城门外开设店铺协助防守，并立碑记于城楼上。因此，罗定州城一开始已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城池基础，官民共建，城市商人阶层在城池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罗定州城开始大规模改扩建，历经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州城屡有增修。据清康熙《罗定州志》载，“周回六百六十丈有奇，高一丈六尺，厚一丈三尺，雉堞三百有三个，串楼五百七十一间，敌楼三十五座，月城三座三门，东曰顺德门、南曰永安门、北曰武成门，城门之上都建有城楼，东北因溪为濠，西南鉴濠阔二丈有奇，深一丈五尺”。18—19世纪中后期采用西方近代地图学制图方法绘制的中国地图，已赫然可见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和基督教传教基地，两者在地理区位上高度重合，表明西江及其支流地区在内河水陆交通作用下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城镇化发展，支流地区与广州珠三角区域中心已构成紧密联系的流域型城镇体系。罗定作为西江流域首屈一指的经贸文化重镇，以中文和拉丁文（罗定，Loting）两种形式清晰地标注在地图上，从地名图示来看，罗定显然被视为仅次于广州的区域中心城镇。
自万历二十八年（1600）罗定州城改扩建近三十年间，在官民合作和士农工商共同发展中，以州城、学宫、文塔、书院、桥市、天后宫和南江水道为核心的流域山水城镇格局基本形成，州城—文塔—城南墟埠社会衍生力长期保持活态发展。南江两岸市井繁荣、人文毓秀的城镇化景象，一方面是受到南江河谷经济带的长期滋养，另一方面也是南江内河水陆交通线兼具地区性和国际性这一本质特点所促成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美籍牧师陈安德来华传教，仍然在罗定文塔南岸选址，建立基督教堂（面积816平方米）。之后，增建真道女学（面积约500平方米），为二层楼房，与教堂临街相对。现真道女学遗迹尚存，基督教堂旧址和使用功能均未改变，仅地面建筑实施了改扩建。今日伫立江边，仍然能够透过这些分布有致的历史文化建筑、街区和水道网络，想见大写在西方近代地图上的西江重镇“Loting”。
近代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已对世界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交通模式取得共识，“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站接一站的陆、河联运航行出海的”，在航线启发地和区域经济都会、沿海港埠和内陆政治文化中心之间，必然存在若干区间路线与经贸文化走廊。就珠江流域而言，汉代对外海上交通已开始，当时主要的港口在交趾、徐闻、合浦等地而不在广州，但由上述三埠到达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必须穿过珠江流域。就当时岭南内河水陆交通路线而言，主要是穿越西江上游南北平行岭谷支流水道，如西江北岸的湘漓、潇贺、绥江、连江、北江；西江南岸的南北流江、鉴江、南江、漠阳江、新兴江。因此，连接南海和中原腹地的陆海对接路线并非一条，可谓条条大路通长安。各路之间常以流域地理为单元进行水陆组网，相互之间并行联运、阶梯式协作。
中原以南内河水陆交通线的分布规律和跨流域协作方式，既可以在秦岭与南岭、长江与珠江流域、江汉平原与两广丘陵这三对流域景观的对应关系中找到地理依据，也已经通过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得到印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汉前期南越人和蜀商已熟知由牂牁江经夜郎相通的水陆交通线。蜀地商人有两条商路通往岭南，一路经夜郎到南越，一路顺长江经灵渠入岭南。当代学者黄启臣进一步提出，从汉王朝首都长安出发，“南下至汉中的汉水向南到长江，进入洞庭湖到湘江，经灵渠入漓江到西江”，此后有两条内河水陆交通线服务中外海洋贸易商品的南北流通和区域转运，分别是“逆西江而上藤县入北流江到达合浦出海”，或“顺西江下流至德庆入罗定江下鉴江至徐闻出海。”
基于以上，本文认为南江流域首先是西江南岸连接南海航线启发地与岭南区域都会的地区支流交通线之一，进而在南海贸易航线与中原政治中心跨流域经贸文化交往中，成长为一条重要的跨地区线路和多元文化交融地带。
宋元以前，南江文化带及其所依托的内河水陆交通线，向北与湘漓（经灵渠）、湘粤（经骑田岭）两条越岭通道相通，是两广丘陵北上江汉平原，再由汉水渐入中原的主要通道，迄秦汉至唐宋践行不辍、并行不悖。其作用与赣粤峤道（经大庾岭）由赣江北接大运河，入大都，相辅相成、殊途同归。同理，从中原反观岭南，由中原政治中心东移引发的区域重心转移现象，导致南下交通亦不限于一路。更早在西汉时期，将交广宁视为整体和南北中枢一部分的区域地理认识，曾广为通行，地缘文化谱系甚至延及江南。据《史记·货殖列传》载“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从“食货”“民俗”经济学角度，将今天粤北浈武水道（九嶷）、粤西西江水道（苍梧）和沿海独流入海水道（高雷廉琼）视为同一风土文化地带和都会经济走廊。
但随着南海启发地由交趾湾转向广州，对外交通重心逐渐由北流江至合浦一线，向南江、新兴江倾斜。清中期，已不乏见称牢水（今新兴江）为“粤之南江”。由士人对岭南区域地理的亲身体会和文化描摹看，似已改变普遍的观察视角和出发点。如，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越裳”所言，“越裳，在象林界外，越之裳也。越诸上郡为衣，而诸下郡为裳也。”已显见岭南区域地理认识发生的时代变迁。阮元《广东通志·前事略》言及清代广东十府格局，罗定以东称“上五府”（即广、肇、韶、惠、潮），以西称“下五府”（即高、雷、廉、琼、钦），可知当时人们已完全改变了体察岭南区域地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汉晋时期由九嶷、苍梧至儋耳一线屏海北望，转变成以五岭为上、象林在下的区域视角和文化本位。
因此，本文所谓“区域枢纽”作用，有别于“中枢”“干线”等侧重“线性空间”意涵的目的，旨在强调西江南岸内河水陆交通线的分布构成和历史发展机制，包含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地理区位的相对性，各线路区域连接作用随社会历史演进也表现出区域重心转移的活态特点。由此而言，西江南岸具有对外交通和跨流域文化交往作用的内河交通线并非孤立唯一，而构成了相互并行协作的有机整体和地区组网。南江与北流江、新兴江都是西江南岸重要的地区支流和内河交通线，随时代变迁和跨流域地缘政治影响，因地制宜转移区域交通重心，共同维系南海贸易航线与珠江支流水系的区域联系，有力推动了南海贸易启发地由近岸河口向河谷经济带和流域三角洲中心港市转移，通过拉近内陆经济区与海上贸易航线的经贸产业联系，深入优化中原政治中心开拓海上交通和跨区域经贸文化交往的区域条件。南江文化带的区域枢纽作用，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为跨地区水陆交通路线，在区域文化上则表现为融合转化南海贸易文化与河谷农业经济，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岭南珠江流域河海交汇文化与城市文明，将中原与岭南的南北枢机向海延伸。
作者单位：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