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呆在一个行业，住在同一个地方，交往固定的朋友，聊相同的话题，阅读同一类文章，时间长了就会僵化固化。一旦被固化，一个人就是一类人，大脑基本就成了别人的跑马场。你以为你有自己的坚守，其实上很可能只是你的偏见。
作为一个老师，决不能让自己变成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可以变老，但决不能变丑。我们可以慢下来，但决不能停下来。我们可以保守，但绝不能反动。
也许是看的多了，也许是锐气少了。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态度越来越谦卑，性格越来越平和。生活中我很少说，开始喜欢听，听每一个人说，假定他们说的都是真理，然后怀疑自己，不断推敲自己，直到每一个问题逐渐清晰。每否定一次自己，就意味着打开一次自己，就意味着生命有了另一个维度。
庄子说得好：“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度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井蛙、夏虫和曲士因为被空间、时令和见识所限制，所以无法理解大海、冰冻和大道。他们不是不想理解，而是没办法理解。“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所以让人脑洞大开最重要的办法，不是旱地拔葱，原地打怪升级，而是打破空间、时令和见识的限制，深入到另外的领域。
在跨界的阅读和行动中，打破自己的固化思维，使得自己能推开另一扇窗，看见有别以往的世界。
最近我集中阅读了一些经济学著作。僵化的思维一次次被激活，新观念纷至沓来，我们以为经济学离我们很远，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我们都在和经济学打交道。
早上起来早一点还是晚一点。中午到外面吃还是在单位吃。上厕所戴口罩，还是不戴……经济学与我们息息相关。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脑洞一次次大开，我发现道德常识在经济学面前，常常是荒谬可笑的。科学不会在意情感，理性不会在乎人情。
首先，经济学能彻底破除我们惯常的思维。
比如我在餐厅里点了一道菜，吃了一口，发现太难吃了，怎么办？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吃下去，一种是放弃掉。按照以往，我付钱了，再难吃我也要吃下去，否则对不住五谷，对不住付出去的钱，也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但经济学告诉你，当你点了一道菜，这个成本已经付出，这个成本叫做沉没成本。关于沉没成本，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沉没成本不是成本。
因为有选择就有成本，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这道菜我已经点了，人家端上来了，我已经尝了，你就没办法再做选择了，所以就不存在成本，这就是“沉没成本不是成本”的含义。
这时我应该毫不犹豫地舍弃这道菜，何必花了钱还让自己难受。我来消费点菜是寻找美食和满足口腹之欲的，不是来证明我是有良心的。
其次，经济学能改变我们自以为是的常识。
有人说经济学是一门事与愿违的学问，真正深入进去才发现确实如此。比如对发国难财的认识。
那些年期间，我两次买口罩被宰被骗，被骗也就算了，任何时候都有骗子，关键是被宰被骗。卖给我的是假货，但还高价卖给我，这太恶劣了。但如果是真货呢，我虽然不高兴价格高，但我还是愿意买的，只是我会骂这些人发国难财。
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发国难财居然是被允许，被鼓励的，被赞许的。而且这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这是大多数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
1976年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之所以痛恨发国难财，是因为这些人看到我们急需口罩，所以乘人之危抬高了口罩的价格，在我们本已倒霉的心口再插上一刀，所以我们痛恨他们。
但理智来看，乘人之危与落井下石不同。落井下石，是我们掉到井里去，人家还要用石头砸我们，当然一砸一个准。我们被砸肯定是不乐意的。
乘人之危则不同。一是乘人之危的这个危，不是乘人之危者造成的。发国难财的人，这个国难也不是他们造成的。二是乘人之危者，是看到我们急需口罩的这个危，他们给我们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处在危机的状态之中，这个选择还很难拒绝。三是乘人之危者确实利用了我们，但这种利用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也是我们愿意承担的。
马云捐赠给我们口罩，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或者根本到不了我们手中。这时候我们就会呼喊发国难财的人。不怕某些人高价卖口罩，只要这些口罩质量过关，就应允许他们进入市场。如果阻止这些人高价卖口罩，就会影响供给，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急需口罩的人买不到口罩，那危险就大了。与生命比起来，口罩贵一点没关系。
事实上，正是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他们提供了选择，也提供了更多的供应，而更多的供应，意味着价格一定会下跌，最后获得好处的反而是我们。这就是价格的杠杆作用。发国难财也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商业，而商业意味着最大的慈善。
经济学家薛兆丰说，一切交易都是利用，包括一些高尚的职业。医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的生病吗？老师不就利用了学生的无知吗？修车的不就利用了别人车坏了吗？
但是医生对病人来说是有帮助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是有帮助的，汽车修理行对司机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经济学能够让我们变成智慧通达的人。
我们经常痛骂教育的产业化，但教育究竟是不是产业呢？经济学家更过分，他们认为教育不仅是产业，而且教育本身就是商品。
教育怎么能是商品呢？我们认为教育很特殊，绝不能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
但一种东西是不是商品，我们说了不算。根据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一种东西是不是商品，要看它的几个要件。一是生产需不需要耗费真实的资源。二是它的品质有没有高低之分。三是人们会不会对其展开争夺呢。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就一定是商品。
一是学校有硬件软件、水电费、教师薪酬等，肯定要耗费真实的资源。二是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有差异，肯定有品质之分，三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高品质的学校具有极大的稀缺性，符合商品的供需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确确实实是商品。但社会不承认教育是商品，教育是朝阳事业，是民生工程，是培养未来国家的一代新人，怎么可能是一种买卖的商品呢？
人们为什么要把教育看成是“必需品”“公共品”呢？答案不难猜测。阳光和空气，这些必须品不需要耗费真实的资源，所以当然是免费的。
但教育很特殊，教育的知识是免费的，但教育却是要付费的。教育知识不存在稀缺，譬如张三掌握了勾股定理，并不影响李四和王五同样掌握。但教育内容的传授却是要耗费真实的资源。人们之所以不承认教育是商品，是因为所有商品都需要付费。
教育明明是商品，但国家不允许把它当成是商品，不允许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
但优质教育资源毕竟是稀缺的，最后没办法，只能根据就近原则，通过学区房入学。但学区房也是商品。
所谓学区房，就是把房子的商品属性和教育的商品属性叠加在一起了。学区房之所以贵，就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这个商品贵。教育的商品性转到房地产上去了，事实上还是没有改变教育是商品的属性。让房地产商赚钱了，老百姓事实上还是为教育的商品属性付费了。
我过去常常鼓吹免费医疗，但经济学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根本行不通。从需求者的角度来看，医疗资源本来就短缺，一旦要大量降低收费或者变成免费，人们更加要争夺有限的医疗资源，大病小病都要治，反正不花钱。除了花很长很长时间排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最后穷人很可能还是看不上病。
我曾经为国家推出最低工人工资感到高兴，现在才发现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最低工资出现，反而严重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本来那些文凭不高的，年龄大的老弱病残，闲着也是闲着，能挣一点钱总是好的。企业花很少的钱雇佣他们，企业愿意，他们也很高兴。
但既然国家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这些企业老板为了节省劳动成本，一是大量增加机器投入，最大限度降低工人数；二是宁可让工人大量加班付加班费，也要减少人头。三是反正要付最低标准的工资，那么哪怕是扫大街，我肯定也要挑选学历高的，年轻一点的。那些岁数大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基本上都被淘汰出局。所以本来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最后反而深深伤害了弱势群体。
这就是经济学，它是一门事与愿违的科学。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视界，拨开我们眼前的迷雾，让我们看到很多最残酷的东西，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毫不含糊，违背科学我们就可能好心办错事。
世界是柔性的，也是刚性的。理想主义令人热血贲张，但经济学却会让我们冷静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