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有一种倾向，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真话，除非真话有利于自己声誉提升，否则很少有人愿听真话。
真话揭露真相，但真相的揭露挑战了权威和既得利益者，轻则小鞋有得穿，重者甚至会有失声的风险。
普通人也愿麻醉自己，不愿锋利的真相给自己带来伤害，最好一辈子活在自己的梦幻里。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去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痛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也就是说，用真话把铁屋子里的人喊醒，使得他们在旷野上无路可走，连鲁迅先生也不知道究竟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中国文化最讲究和谐，直言不讳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从而遭受社会的排斥和痛批。
有人问东坡一肚子什么，本来这人是想说东坡一肚子锦绣文章，但东坡却留下了经典名言，说自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也难怪东坡一辈子除了贬谪，就是流放。
说真话的人会被当成麻烦制造者，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代价，而且极有可能会被打击和报复。
即使在相对法治和公正的环境中，说真话的人也需要足够的保护，否则很难有好下场。
说真话的人被毒打，被修理，被惩治，被扭曲，这些前车之鉴，血淋淋地挂在那里，后来者就胆怯了，最终选择了沉默和妥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尽管说真话的人没有好下场，但这世界还是需要真话，皇帝的新装，还是需要小男孩揭破。没有这些人的勇气和担当，真相何以呈现？社会何以进步和变革？
现在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要说真话，不能说瞎话。道理很简单，知识分子说瞎话，危害最大。知识分子说真话，更能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很多年前殷海光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但现在这个眼睛要失明了。”
我们现在也快要失明了，好在还有张维迎教授。张教授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入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改革30年，经济30人”，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很多人会把张维迎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某教授搞混了，这是对张维迎教授最大的羞辱，他们俩的观点截然相反。
张维迎是智慧的，也是执拗的，他的大量发声，常常让亲人和朋友为他担心，但迄今为止他还是安全的。
最近看到张教授的一段心里话，非常震撼。
他说：“我的发言一是真诚，从内心流出；一是理性，讲人们能接受的道理。你讲话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全都被屏蔽了，不能面世，又能有什么收效？当然，也不可能都把握的那么好，完全没风险。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儿、小心点儿。’我知道这是大家爱护我，怕我惹麻烦，甚至有危险。
但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古代的思想家们从常人的角度来讲，都生活得不幸福。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孔子四处颠沛流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或许远未达到这种境界，可我对我的理念信仰是忠诚的，我不会为一时的舒适或安全，便放弃我的理念传播与信仰的坚持。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批人为超越现实和功利的理念理想去奋斗。人类之所以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引领、在推动、在建设，前仆后继，万死不辞。”
看到这里，我鼻子一酸，禁不住热泪盈眶，和这样的人物活在一个时代，实在是一种荣幸。
我作为一个小老师，偶尔说一些真话，也会承受压力，被认为是乌鸦嘴，敬而远之，避而远之，此中甘苦，不必为外人言。
我完全理解明哲保身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保证一份稳定的工作多么重要，谁敢不管不顾地胡说八道？你自己倒是爽了，你家里怎么办？
我之所以还敢说几句真话，一是我在机关呆过，知道言论的分寸，不会出格。二是我自觉保持和权力的距离，在自己的专业里还有一块自留地。
不想更进一步，别人就忽略你了；有自己的手艺，到哪都有一口饭吃，于是就厚着脸皮，无畏无惧了。
我觉得，张维迎说真话有两个方面，一是感性，来自父母的影响。
我看过张维迎写母亲的文章。他的母亲目不识丁，但她一生最敬重的是教书先生。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这或许对张维迎的职业选择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树活皮”，张维迎觉得这句话是对经济学家讲的“声誉机制”的最好概括。
经济学家杨利川评价此文说：“这篇文章是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如果说，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真诚出于他的朴素的感情，出于对基层民众的热爱，出于他的人文理念，也许很多人不信，但他真的是这样。”
“人活眉眼树活皮”，一个人怎么可以玷污母亲心目中教书先生呢？一个经济学家怎么能说假话呢？这不是最大的耻辱吗？
二是理性，来自经济学家的洞察和清醒。
在张教授看来，理性思考就是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一是要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和利益说话。
二是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三是必须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
四是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正因为如此，张维迎教授的言论才明明白白，掷地有声。
“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不明白。一个是无耻，太明白。中国的很多错误，都是因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
“现在中国好多大学都在盖庙，庙盖得比世界一流大学还漂亮。但是盖庙容易，请和尚难。和尚不念经，牧师不信教，盖庙又有什么用？”
“政府应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我们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
张维迎还曾批驳林毅夫“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的论调，他尖锐指出：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之所以注定要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凡是国家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国家更不可能看清。”
这个论断，一次次被市场所证明。但问题是仍不会交给市场，你懂的。
当年国家曾集中力量组建VCD，但很快VCD灰飞烟灭；后来国家又大力投资等离子电视，结果光速被液晶电视淘汰，淘汰的时候都没来得及说再见。
2006年，国家又在电信领域力推TD-SCDMA标准，很快就被4G打得体无完肤。华为因为选择欧盟WCDMA标准，躲过灭顶之灾，而积极响应的大唐和中兴则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
2008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搞光伏“金太阳工程”，几年后光伏产能过剩，遭遇覆灭性危机，最大的光伏企业破产……
国家引导失灵，信用受损，相关企业债台高筑，多年努力打水漂，纳税人成千上万亿的血汗钱被白白浪费，还错过了历史发展的最佳机遇。
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往事不堪回首，但事实上也从未有人回首，而且转眼就被遗忘。正因为此，我们更需要张维迎。
满头白发的张维迎说真话，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推广自由市场理念，被誉为“自由市场的捍卫者”。
但问题是张维迎老师只能呼吁，他没有决定权。当年他就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三句话：“任何情况下，如果多数人不支持我，我马上就辞职；任何时候，发现有人比张维迎做得更好，我马上辞职；任何时候，有证据证明张维迎做的任何一件事是出于私心，是利用院长的职位谋求私利，我马上辞职。”
在任上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使光华管理学院声名显赫，但在四年后，张维迎还是被弄下去了。
张维迎必须弄下去，古往今来，改革者、直言者，命运无不如此。
荷马史诗里众神强大、永生，他们的意志决定人间的秩序。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权力意志的众神，凡人必有一死的我们，脆弱而必朽的我们，尊严从何而来？生命意义何在？人生价值何存？
荷马的回答是，正是脆弱赋予人类尊严，生命短暂这种不完美，反而让我们拥有了勇气、爱和共情的能力。
而永生的众神，不会经历凡人的死亡和悲痛，这种优越性反而使他们失去了达到高尚和卓越的能力。
由此我恍然明白了张维迎脆弱的伟大，这种脆弱正是人之为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和说真话的背后，其实是勇气、爱和对人类不可遏制的同情。
悲哉，张维迎！壮哉，张维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