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留言，问我教师是不是知识分子。
我先是想笑。教师怎么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却传授知识，这不太好笑了吗？
但接着往下想，我又觉得有点惶恐，不太自信。如果教师自己不相信所谓的知识，不是知识的创造者和加工者，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那么教师还能称作知识分子吗？
再往下想，我简直想哭。
我们教的那个东西能叫知识吗？很多人一轮复习、二轮复习不就为了混个熟能生巧？所谓的考试秘笈、应试宝典不就是一块敲门砖？老师能当真？学生能当真？学生刚拿到准考证就撕书，考完之后不就胜利大逃亡了吗？
教师是不是知识分子？不妨深入辨析之！
何为知识分子？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
国外的主流看法是：所谓知识分子，是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他们具有批判精神，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如此看来，知识分子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人，更不是传授知识不得法的人。
所谓知识，不仅是知“晓”主义者，还要是知“识”主义者。也就是他们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践行知识，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人。
有知识，还要有见识，有见识，还要有胆识，这才真正的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具有修身致良知的人文精神。比如重义轻利、群体至上、舍生取义、正道直行、自强不息等品质。
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三是具有诉诸纸笔的知行合一能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多知识分子都注重“立德立功立言”。
尽管在三不朽之中，“立言”放在最后。但从知识分子内心来说，何尝不想把立言看得更重？
古代知识分子成才之路尽管体系完备，得天独厚；但也有先天的弱点，那就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
在古代中国，作为学统的“道”与作为政统的“势”，从来就不是互相对立的。甚或互相呼应，相得益彰。
孔子说：“从道不从君”。但他奔走于六国，累累若丧家之犬是为了什么？待价而沽又是为了什么？孔子尚且如此，可见在现实社会中，“道”屈从于“势”到了何等地步！
当统治者通过政统的“势”，把“天道”世俗化，君主即天子。如此一来，君主所有作为即变成了“天道”意志，成为绝对精神。老百姓抗君就是抗天。试问，除了舞干戚的刑天，谁还敢反抗？谁还有批判思想？
君主替天行道，当然绝对正确，无需反省，更谈不上忏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全在臣子。皇帝是君权神授，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也。
反观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拼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断“修身、齐家”，不就是想把自己的才华货与帝王家，实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以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当“仕”成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选项，“道”从于“势”便成为必然，而且不可逆转。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的士女同构，更是赤裸裸的说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屈原和苏轼一旦被统治者抛弃，也要感慨自己是芳草美人，奈何女人不坏，皇帝不爱。大文豪苏轼的多情却被无情恼，显得多么失落苍凉。
因此就算在古代，也少有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很多就是皇帝身边的怨妇而已。屈原也好，陶潜也罢，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问小人”层面，从来没有上升到“问君”高度。
以鲁迅先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有的属于帮忙，有的属于帮闲，有的属于帮凶，还有的属于扯淡。
先生认为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需要知识分子。
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偃武修文，需要文人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此外，在自己的统治发生危机时，当权者无计可施，病急乱投医，于是开始垂听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此时的文人觉得英雄终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的“出山”了，这时的文人成了“帮忙”。
鲁迅尖锐的指出司马相如和屈原之流，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和“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牢骚之辞。
当统治者作恶时，“帮闲”和“帮忙”也就成了“帮凶”，“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
无论“帮闲”和“帮忙”都须要有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还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闲”、“帮忙”之志，而无“帮闲”、“帮忙”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屈原和陶潜其实也没有独立人格，至多属于帮忙。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势”的依附性人格，对君子的“势与道”极为忠诚，不屑于小人为伍。
许纪霖在《智者的尊严》中写到，中国传统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无它：代圣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经六义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这就是依附性知识分子的悲哀。
但世界上也曾出现过一些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有一句俗语，叫言必称希腊。为什么？因为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古希腊理性文明强调真善美之上，强调对上帝的信仰。所以造成了“道”与“势”的相对独立、并行不悖。
赫拉克利特的选择是：“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这是知识分子的选择。
那么统治者的选择呢？
亚历山大大帝去看望哲学家狄阿杰尼斯。狄阿杰尼斯正在一个木桶里晒日光浴，亚历山大走上去问候他，问他需要什么东西。狄阿杰尼斯说：“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这种知识分子，皇帝过来了也不买账。
关键是亚历山大没有以势压人，反而无限感慨。“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希望我是狄阿杰尼斯。”
这就是两种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多“舍道从势”的世俗之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后高高兴兴的成为依附性的人才。人家则多有大量为知识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性人格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合格的知识分子？罗某某说，应该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然后你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
对知识分子而言，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极为重要。除此之外，就是坚持批判立场。
左拉在《知识分子宣言》中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讲是处于对立面的；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知识分子必然被看作是边缘化的批判者。知识分子的批判色彩是他的标准色调。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预言者，引领着社会发展，应该担当时代大树啄木鸟的重任。如同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狂风和波浪之间高傲地飞翔。
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能称为知道分子。更何况现在很多老师只教书不育人，只教考试不教书，甚至只教解题不教考试，越来越窄化了教育，那就更加与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了。
深夜无人，我常反思自己，我虽然并不糊涂，但无法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只能做到坚持本性不作恶而已。
也曾怒发冲冠发一些批判之词；但一旦风声大了，赶紧挥刀自宫。想做知识分子，何其难也。
那么老师中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著名杂文家吴非。比如深圳已经去世了的马小平。还有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陈平原等人。
胡适说：“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那么作为老师，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觉得堂堂正正教书，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盲从、不献媚、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以赤诚之心做一些对学生终生受益的事。倘能如此，也就算大先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