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的优劣，已经有过很多讨论。这些讨论会特别集中在一个领域：即儒家到底需不需要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负责？
先给结论：不需要。
关于中国近代落后这个事，其实长期关注本号的读者都知道，绝不是近代才落后的，而是长期的”持之以恒“的落后。也不仅仅是在理工科领域，而是全面全方位的落后，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落后尤胜于其他领域，可以参考这篇旧文《中国古代点错科技树，文科强理科弱？真相令人无语》，而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也是不存在，可参考此篇旧文《李约瑟难题，其实并不存在》。
而之所以会认为近代才落后，主要在于两者的代差以一种瞎子都无法看不到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再瞎的人都无法做出任何狡饰、推诿和无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号称自己祖上强大，乃至贬低他人祖上的伪史论，来满足自身最低级最无聊的情感诉求。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转变为，儒家该为中国长期的落后负责吗？
我的答案还是两个字，不该。
很多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科学及现代社会的出现是必然。但事实上，科学和现代社会的出现是无数个偶然的结果，也是只有西方能达成的成就。故而，中国未出现科学以及未进入现代社会不是因为某人或某个学说做错了什么，而仅仅是一种极大概率事件成真了而已。所以，中国近代的落后，不仅仅不能怪罪于儒家，甚至也无法怪罪于法家、阴阳家、兵家甚至秦制本身。
而长期”持之以恒“的落后，也无法怪罪于儒家一家，而是整体文化氛围、审美水准、话语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儒家，法家还是秦制，都跑不出这个大框架。
笔者一直认为，易经或其代表的林林总总，是上古中国人三观以及对宇宙和世界看法的总和，而之后的各种家无非是从中分流而出的支派，想要离开俗世的成了道家，想要讲好世俗伦理的成了儒家，想要玩弄阴谋的成了纵横家，想要靠媚上欺下飞黄腾达的成了法家。无论是什么家，你都很容易感受到他们在基础层面的一致，在文化底色上的一致，或者说骨子里的中国性，印度的沙门也是如此，尽管他们表面上是对婆罗门权威的反动，但无论佛教，还是耆那教都能看出古印度的底色。（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巴赫的作品，右手旋律千变万化，但左手始终有一个几乎不变的低音旋律——很容易忽视，但却是真正重要的”底色“。
那么，是儒家垄断了思想让人无法自由发挥吗？
是又不是。
笔者此前也说过，秦制就是所谓百家争鸣的结果（参看前文 ）。说的难听点，秦制就是这片土地”自由竞争“的结果，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文化底色的必然指向。所以，但认为靠所谓的“自由竞争”，就能将中国古代引入古希腊路径的想法，无疑非常浅薄而不切实际。退一万步来说，“自由竞争”不过是西方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
而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扼杀自由竞争的，不是儒家，而是power。
最近看了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写的王阳明大传，对儒家和宋明理学心学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中之一，是让我认识到，其实儒家也有某种意义的形而上学，就是所谓的万物一体理论（孔丘，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孟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在一些“仁”的儒家学者（孟子，王阳明等人）那很重要的“心”的作用，儒家的心学不仅来自佛教禅宗，最初来自孟子的说教（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及是非之心），但在宋明的发展中显然吸收了很多禅宗的理论。宋明儒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大学，因为其中重点提到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略而言，朱熹等人的重点是格物致知做学问，陆九渊王阳明的重点是修“心”，在王阳明看来，所谓诚意、正心等等都是一回事，都是“惟精惟一”的功夫，只要心中有良知，并去“致”良知，人人都可得而为圣人。而致良知的致字，是王阳明怕那些认为既然人人有良知，又何必去下苦工（也就是所谓的良知现成派）之人所做的提醒。不过，儒家的形而上学也止于此了，其真正重要的部分，无不是围绕着传统中国的社会伦理要求而展开，而这个伦理要求，可以用两个字总结：孝悌。扩展到社会层面则是忠君。对王阳明来说，其良知的根本着力点，或者说可见的能被这个社会接受的基础，就是孝悌。也是他最重视的良知的”起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以其能，各安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儒学者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才可以做到”圣人垂拱而天下治，才能广施仁义，万物一体。看起来是个理想社会，但在社会实践中则无非是个人上人欺压人下人，从不知平等为何物的等级社会。
事实上，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从来无法真正存在和运行，故只能托古明志，想象久远之前的三代是所谓的圣人之治。
总体而言，儒家在秦制社会中承担了两种角色，一种是用礼仪和大话为暴君遮掩，这是“不好”的角色；另一个则是“好”的角色，即充当暴君及秦制政策的润滑油。第一种角色中，儒家的学说为专制、等级及人上人的存在提供理论辩护，在第二种角色中，儒家对仁义的要求，也在有意无意间或显著或不显著的降低了暴政的暴虐程度。但儒家能不能充当好润滑油，往往不取决于儒家自身，而是取决于皇权的接纳程度。这两种角色并非对立或非此即彼，它们可以同时存在，既是遮羞布，也是尿湿布，既能文过饰非，也能缓解暴政。
千万不要以为儒家只是外儒内法的吉祥物，儒家对孝悌理论和相关礼仪的强调，对社会文化习俗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绝不容忽视的对中式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可或缺的底层建设。
无论如何，除了西方之外的社会或群体，笔者都看不到任何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所以，儒家也背不起这口阻碍中国进步的大锅，也未必是阻碍“自由竞争”的罪魁祸首。至于儒家到底是“好”是“坏”，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绝不能一言以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