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法国和英国都成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而神圣罗马帝国却继续保持着封建碎片化，由数量众多的诸侯国组成，从地图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图：《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帝国，1648年。
问题是，为什么神圣罗马帝国不像法国那样，通过战争、婚姻以及各种封建手段 (如继承) 吞并更多的领土以壮大自己？
简而言之，其他诸侯国反对皇帝扩张领土，而皇帝也不喜欢诸侯们在他眼皮底下进行同样的扩张。因此就这样一支僵持下去了。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皇帝或者他的诸侯们很难随意吞并地图上的那些小国？
当我们观察这样的地图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它们是附庸国的地图，而不是独立王国的地图。波希米亚国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附庸和选帝侯，就像奥尔良公爵是法国国王的附庸一样。他们通过各种誓言和法律纽带与自己的领主联系在一起。
因此，对他们来说，并不能随意征服其他小政体，因为直接吞并另一个附庸相当于是对皇帝的严重侮辱，而且是非法的。
这并不是说帝国从未发生过内战——它们绝对发生过！但吞并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许多政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更难侵犯，无论是因为它们是教会领地，还是因为它们是受到皇帝保护的帝国自由城市 (Freie Städte) 。
不管是法国国王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们都相当保守，很介意他们的附庸有越轨的行为。这是因为，让附庸积累权力很少符合统治君主的利益，因为这通常意味附庸会成为威胁。而且，要找到一些反对扩张的附庸，或者只是害怕他们的附庸也并不难。这一切都使得任何附庸都很难随意征服！
此外，这些政体中的许多都是由与其他统治者有家族关系的人统治的。贵族们喜欢相互联姻，而联姻会增强两个家族的关系。与他们开战将会背上极坏的名声，显然更明智的做法是争取盟友和潜在的继承权，而不是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和费用去战斗。毕竟，在近代早期，战争是相当昂贵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地图可能会产生极大的误导。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地图上简洁的线条和颜色意味着分离的边界和自主、明确的国家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通常是现代边界和主权观念的倒推。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这里展示的许多地区实际上都是中间附庸。这意味着它们甚至在名义上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个附庸的附庸。不仅是帝国，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政权普遍都有中间附庸。
这些地图上显示的其他一些小政体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它们虽然很小，但却是直属附庸 (即它们唯一的领主是皇帝) 。这些政体可以小到单个修道院！
最典型的就是帝国骑士 (Reichsritterschaft) ，他们的领土极小，仅限于德国西南部和中南部——施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莱茵河中部地区——这些地区政治上高度分裂，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够发展。他们受到皇帝的直接管辖，与其它帝国王子 (如公爵、伯爵、主教等) 地位平等。这使他们获得了比其他情况更多的保护和独立。
▲图：代表15个自由帝国骑士的纹章，Johann Stephan Burgermeister, 1721年。
还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当时和很久以前欧洲各地的情况一样，存在着大量管辖权重叠的情况，其中一个村庄在技术上可能受两到三个不同的人管辖。边界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普通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四分五裂正是因为这些地方不是国家，而是王子的领地。它们中的很多都有继承规则，这意味着如果有太多符合条件的男性继承人，财产就会被他们瓜分。
帝国的继承法通常与法国的继承法略有不同，而且趋于更加碎片化。
当然，这并非帝国独有的现象，但有几件事最终影响了我们对帝国的看法。首先，帝国并不像法国或英国那样是一个民族国家。
伏尔泰曾说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它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那样的民族团结的感觉，它并不具有一致性，而只是封建碎片化的松散“帝国”。
从更学术的角度来看，17、18和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也认为它是一个弱国，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这意味着一些现代学者暗含着一种偏见，即帝国在其整个历史中是多么的不统一。
这就是说，中央集权必须是国家发展的全部和最终目标，并暗示不这样做就是失败。事实并非如此，说它事实上很弱也是不正确的。直到1806年，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才将其彻底消灭。拿破仑几乎对其大部分大陆邻国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因此权力下放的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方向是权力下放的，更类似于现在的欧盟，而不是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权力下放对东法兰克统治者很有效，而对西法兰克统治者却不起作用。简而言之，西方弱小的君主国试图战胜其强大的贵族，将他们降格为员工，而东方稍强的君主国则将自己的贵族作为利益相关者 (股东) 纳入权力结构。
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围绕君主的中央集权较少。这个问题还存在许多争议。
可能有部分偶然因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曾试图将帝国中央集权化，但由于时机、运气以及西南部瑞士联邦等地方联盟的麻烦等原因，他最终失败了。
他甚至试图建立一个中央帝国政府，但进展并不顺利。
▲图：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519年。
在1500和1521年间，马克西米利安两次尝试成立“帝国政府” (Reichsregiment) ，打算为神圣罗马帝国提供一个由王子参与的统一政治领导。但由于这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将被大幅削减，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最终拒绝了这一提议。
而当更强大的统治者查理五世即位时，他突然不得不面对宗教改革这个“小问题”。
宗教改革始于帝国，就中央集权而言，时机极为不当。一般认为，宗教改革首先影响的是政治地位不那么重要的社会阶层——农民、帝国骑士和僧侣，直到1530年代才影响到王子。
然而，在此之前，1522-1523年的骑士战争和1524-1526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引发了一系列其他危机，后者真正震撼了许多王子。与愤怒的平民作战以及决定如何处理马丁·路德这个傲慢的家伙，让帝国的许多统治者，尤其是皇帝本人焦头烂额。
▲图：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议会中站在查理五世面前为自己辩护。他的行为引发了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的运动。
不久后，王子们开始皈依新教。如果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之前并不在意自己的权利被皇帝剥夺，那么皈依新教后，宗教压迫的威胁则让他们中的很多人产生了积极的对抗情绪。
因此，攻击信仰其他教派的王子变得更加危险，甚至连结交其他教派的盟友也变得有些困难。
而皇帝必须保持天主教徒的身份，这样他的合法性才有意义，因为它部分源自教皇和中世纪的普世帝国理念，这使得从新教王子那里获得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另一个很好的一般解释是，与这一时期的许多其他欧洲王国相比，帝国更多的是以法人团体和协会为基础。1356年的金玺诏书将帝国确立为一个选举政体，七位 (后来增加到八位) 选帝侯投票选举下一任皇帝，因此皇帝迫切需要选帝侯 (Kurfürsten) 的支持。他必须花费政治资本和金钱才能确保继承头衔。即使在哈布斯堡时代，也有许多有争议的选举，妨碍了中央集权。
▲图：雷根斯堡市政厅帝国议会就职典礼的座位图，来自1675年的版画：皇帝和选帝侯在前面，世俗王子在左边，教会在右边，前景是帝国城市的代表。
这就是法兰克武士文化所遗留下来的一种特殊的自由观念，即地方自由，这种自由的最重要的表现是领主有权参与帝国的重大事务，在形成政治共识时拥有发言权。
因此，皇帝的权力被有意限制，皇帝往往无权强迫这些代表或他们所代表的人采取行动。比方说，如果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想率领一支军队向罗马进军，以便最终让教皇为他加冕，他就不能命令帝国的每个城市和每个贵族都出钱出力，因为他们可以说“不”。
不仅如此，为了增加更多的政治盟友，皇帝还经常主动捍卫小领地 (如许多自由城市、独立修道院或骑士领地) 的利益。在帝国中，将传统的、长远的权利置于一切之上，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秩序，使得小领主们有权在帝国枢密法院抵御更大国家的要求。
这意味着直到18世纪，皇帝一般都会积极保护甚至是相当小的封臣，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也积极在某些地区的小贵族家族中建立权力基础。
皇帝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从他们在15和16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中就能清楚地看出。
▲图：1560年帝国圈地图。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1495年推动改革，加强了帝国枢密法院 (Reichskammergericht，由皇帝主持的最终上诉法院) 、帝国圈 (Reichskreise，基本上是地区防务和行政组织) 和帝国议会 (Reichstag，由较高等级的王子参与的审议机构) 。几乎所有这些改革都增加了征服小领土的难度，尤其是征服帝国圈。
这些组织调集了许多小领地的资源进行集体自卫，确保任何麻烦制造者都能得到解决。
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六世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510年代试图统治他的斯瓦比亚地区，结果却使自己狼狈不堪。
除了符腾堡公国本身，德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非常分散，即使以帝国其他地区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尤其是由小骑士家族统治的地区。
乌尔里希认为，既然自己的公国比他们的公国大，那么这些人就很容易侵犯，于是决定入侵。长话短说，斯瓦比亚联盟 (不只是一个“圈”，但与皇帝结盟，由该地区的许多小国组成) 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将他赶出了公国，直到1534年才设法回来。这可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像这样的机制确实是帝国所独有的，这既是因为帝国统治者对保留这些机制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也是因为帝国的制度非常保守。在一个以古罗马帝国的遗产的古老威望为基础的政体中，其象征性形象和政治文化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依赖于既定的秩序和仲裁，在这样一个政体中，政治上的保守很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唯一一次受到严重威胁是在1629年，三十年战争已打了十一年，斐迪南二世皇帝颁布了《复旧令》 (Edict of Restitution) 。
如果该敕令可以生效，那么皇帝就会在神圣罗马帝国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塑政治秩序。敌友双方都意识到这一步迈得太远了，因此该敕令仍然是一纸空文，几年后随着《布拉格和约》 (1630年) 的签订而被埋葬。这是一场毁灭性战争带来的压力，在其制度史上是一个异类，在其政治秩序中缺乏基础，因此被否决了。
▲图：斐迪南二世颁布了《复旧令》，希望将土地控制权恢复到《奥格斯堡和约》 (1555年) 中规定的范围，但由于三十年战争年的失利而不能执行。
所有这一切的结论有两个方面。首先，帝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寻常。尤其是在15世纪中叶，帝国的内部形势和稳定性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相似。其次，当帝国真正出现分歧时，它已经建立了许多制度和规范，这对任何想要扩张的人来说都是极为不便的。
皇帝居住在帝国遥远的东南部，与其他欧洲统治者相比，他的实际实力有限。因此，如果没有帝国中小家族的强大支持，他很难支撑起这个除教皇外据称是基督教世界最高头衔。
这可能有些夸大，但基本事实是，他们需要限制其他主要王子的集权行为，就像那些受到威胁的小王子一样。
在所有这些动力的作用下，皇帝从15世纪的政治弱点出发，开始和支持他的中小家族相互加强。因为皇帝需要一个支持基础，所以他推动改革，允许大量的集体活动和自卫。
这些改革随后产生了自己的生命力，使那些构成支持基础的小国和家族变得更强大、更自信，更不用说对皇帝的依赖了。于是，他们变得强大得难以撼动，皇帝对他们的依赖也随之增加。最终，帝国变成了一整套机构，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任何人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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