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阿毛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资本主义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它减少了人们的辛劳。实际上，该主义兴起之后，人们劳动的时间只是变长，财富却只累积在少数人手里。
如今世界上仍有些停留在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在野外狩猎或采集，皆是为了基本生存而劳动，物质生活自然比现代人贫瘠，但却不见得忙碌。人类学家研究这些部落，就发现他们每日工作时间大约只有四到六小时。便是状况有急，一天最多也只劳动八小时，而且次日就会安排为休息日，只工作两小时左右。
不管是散布在地球任何地方的原始文明，也几乎都是这样，可见这套工作模式是人类凭本能安排出的规律。西方左派学者研究中古时代的欧洲农民，便发现即使进入农业社会，这项规律也未有太大变化，并且在有偿劳动的情况下尤其明显。
高阶的贵族领主，自有佃农或农奴为其劳动，但也有许多地主出生并非高贵，乃是自凭私财累积田地。这种平民富户不能依赖封建制度强制他人工作，自家又养不起足够家丁料理农务，便需付钱请人来帮手。又有不少低阶贵族，领地上没有足够的佃农定居，便与平民富户一样，得召聘村里中的贫户为其耕耘。
此处的贫户并非全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有些是自持薄田的小农，有更多则是佃农，在做完义务性的农活之后犹需贴补家用，便来为富户工作挣钱，所以有相当多的农民其实都被涵盖在内。
1310年英国圣歌诗集《玛丽女王聖詠經》（Queen Mary Psalter）的书中插图，描绘领主指挥农奴收割麦田。此类附有插图的华丽书籍只有高阶贵族能够制作，画中领主便呈高高在上之貌，但低阶贵族或小地主付钱招工务农时，态度则需客气许多。
富户家境既已宽裕，自然皆可读书识字，就算不似高级贵族那般整天翻阅圣经或拉丁文的古诗，竟也起码能够记账，聘人来田里上班时更斤斤计较、记得详细。有些当年的账本遗留下来，便使现代人得以还原一个中古欧洲打工仔的日常。
当时钟表尚未发明，人人观日计时，老板给的薪资也都是日薪，无时薪之说。太阳出来后，工作日即开始，但没有明确的开工时间，而是约有一小时左右等待农工陆续抵达。先到的人就在田边呆坐闲聊，等到人差不多聚集够了才下田干活，干活前老板还会提供一顿早餐。
上午正式开工后，工人大约只在田里工作两小时左右，然后便有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早午休（mid-morning break），这时老板又会提供一些吃食。早午休之后，工人返回田地，再工作两小时，太阳便已高升至正午位置，然后便是更长的午休时间（noon break），天热时可能休息到两至三小时。此时老板又需招待更多食物作为午饭，餐后工人还可在阴凉处睡场午觉。
午餐小眠之后，工人精神饱满，午后天气也不那么炎热，老板就会催促众人赶紧完成今日的田活。下午过完一半左右，工作如已完毕，大家便收工回家。若还有活要干，则还有一场下午休息时间（mid-afternoon break），工人们又再歇工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再多吃点东西，之后才在日落前将剩下的工作完成。
总结下来，当时依靠农业劳动挣钱的工人，每天虽外出很长时间，但扣除所有休息之后，实际工时大约只有四到六小时，其实是和开头所述的石器时代差不多的，并未更加辛劳。而且就算到了秋天稻谷成熟、需要抢收的繁忙时节，每日工作量亦在七至九小时之间，又是和石器时代遇到紧急状况时的八小时相去不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古欧洲的雇主会给工人提供大量食物，而食物费用则是当时寻常百姓主要的经济压力之一。下田干活不只有钱可拿，还可保证不致挨饿，这种工作条件对劳方来说其实是相当优渥的，就好比今日的老板不只付人薪水，尚且把员工的房租也缴了，顿时生活负担就减少甚多。
农业时代的人们只消衣食无缺、有家可住，其他的物质需求并不多，钱存太多也没处花。因此大部分劳工只消积攒一定薪资，一段时间内可以用钱买食，便会选择暂停工作，做些修补房舍、家具、衣服之的清闲事，缺钱时才去找活干。尤其冬季天寒农闲，日短夜长，干活的人更是特别少。
因此中古欧洲的假日也比现代多很多，春天有复活节（Easter）、夏天有仲夏节（Midsummer）、冬天有圣诞节（Christmas），三者皆为长假。其中复活节在现代西方被缩短为单一假日，仲夏节完全消失，只有圣诞节保留下来。
仲夏节在冬季严寒的北欧国家延续较久，上图为1852年瑞典画家描绘农村庆祝仲夏节之貌，但只是想象过去而已，并非当代实景。
根据英国左派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1924~1993）的统计，中古时代的法国农工一年约有49%的日子都在放假，西班牙则有42%的日子放假。英国农工因受贵族阶级剥削较严重，一年中便只有33%为假日，但14世纪黑死病大流行后，英国劳工严重短缺，假日的比例随即蹿升至51%，休假的日子多过上班。
直至15世纪，中古时代末期，欧洲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商贸渐趋频繁，便出现愈多各形各类的工匠不必以务农为业，然其工作时数、雇佣关系、以及放假的日子都仍与农工一致，在现代人看来可谓相当轻松。即便有些像是木工、制陶等与季节无关的行业，也沿袭农民的习惯，于冬季开工时间较短，夏季阳光时间长的时候才营业较久。
然后到了17世纪初，机器式时钟开始普及，人们不再已日晷粗略计时，而是能够准确到分秒的程度，季节变化时日照时间长短不一，亦不影响这些机器的精确。这项新奇的发明颇受人们欢迎，未几各大城市的广场上都建起高耸的机器钟楼，随后一些大教堂也跟进，在传统的敲打式铜钟旁加设时钟。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成形，营利相关的场所也开始架设机器钟楼，以求精准控制工时、扩大获利，从此人们的工作形态就发生巨大变化。
于1600年之后开始流行于欧洲的机器式时钟，因形状类似灯笼，当时又称灯笼钟（Lantern Clock）
最能代表资本主义兴起的钟楼，大概就是1611年架设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时钟。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最早以股票集资的公司，可谓资本主义之滥觞。东印度公司借由此法吸聚大量资本，使其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商贸与殖民活动，获利甚巨。其他企业见之眼红，便也跟风发行股票聚资，阿姆斯特丹于是有了世界第一间股票交易所。
而此风形成之初，投资者对于股票交易的狂热曾一度令荷兰政府担忧，认为有必要加以约制，乃立法限定交易所营运时间，于夏季只可交易两小时，冬季则只有半小时。股票交易本与季节或日照时间无关，但当时的荷兰政府仍受农业时代的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冬天就该多休息，便把冬季交易时间限定得特别短。
荷兰的资本家们心有不甘，却尚且未能够操弄国家法律，便在交易所建起一座巨大的机器钟楼，明示刻下几时几分几秒，以便彻底利用到每一秒的交易时间，并向政府证明并未犯法。买卖股票的概念很快流传至其他欧洲国家后，他国的交易所即也设置时钟。钟楼的功能原本只是在城市广场、教会等公众场合为市民报时、提供便利，此时则逐渐转变成资本家牟利的助手。
1602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高耸的钟楼为其著名地标。
然后到了18世纪后半，欧洲开始工业革命，生产物件的地方从小型、零星的车间作坊集中至大型的工厂，时钟便也进入了各种工厂里。特别是受到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纺织业，因为竞争激烈而讲求量产，厂内雇员众多，便几乎必定设有时钟，工人上班的模式也受到最剧烈的改变。
有些纺织厂的老板，开始将时钟与铜钟连动，一到上下班时间就自动敲打，付与工人的薪水也改以时薪，不再是日薪。这和原本人们熟悉的工作规律完全不同，打从中古时代以来，雇主一直都是以日计薪，上工时间也有相当弹性，从未讲究到几点几分的地步。
于是工人们最初都将钟声无视，每天早上还是或早或晚地陆续前来上班。工厂老板们便游说当地市政府立法，将上班迟到升级为需要缴交罚款的罪行。罚款的高低在欧洲各地不尽相同，在最极端的状况下，工人们只消迟到一分钟，就会失去一整天的薪酬。当时这类罚金是借由市政府的强制力来收取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力量已经能够干涉政府。一百多年前的阿姆斯特丹，荷兰政府仍以法律约制资本家，限制他们交易股票的时段，进入工业时代后情况则完全颠倒，法律变成帮助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具。
19世纪工业革命后期的纺织厂。与百年前相比已经高度机器化，并变得相当巨大。
但资本家和时钟的暴政不止于此。当上下班的钟声确立起威仪之后，工作日中也不复存在早午休或午睡等休息时间，只许工人们在中午匆忙吃上一顿简餐，并且食物也不再由雇主提供。更可恶的是，资本家以时钟控制人，同时竟又以时钟作弊。早期工厂里的时钟无一例外都被动过手脚，并不准确，开工的钟声总是来得比正确时间更早，收工时间则永远比正确时间更晚，以便压榨更多劳力却不用多付时薪。更有机关巧妙的工厂时钟，则是随时可以暂停，当工厂机具发生故障，生产线中断时，时钟指针亦停止转动，老板便不会因为意外停工造成损失。又有些工厂时钟则会在上班时间走得较慢，却在午餐结束时突然跳回正确时间，给工人们更少时间休息。
在工厂之外的广场和教堂，依然有着正确报时的钟楼，所以人们其实很快就知道工厂内的时钟有诈，但若有工人在上班时和同事讨论此事，监工的经理一旦听闻，立刻就会将其开除，工人们便只可默默忍受这份的压榨。后来到了19世纪，携带式怀表开始普及，价格低至工人阶级也买得起，便有人带着怀表来上班，直接证实工厂时钟不准。
制造于1876年的古董怀表，截图于拍卖网站。随身怀表在更早之前已被发明，但在19世纪价格才便宜到连工人阶级亦可购买，今日便也不算太过稀奇的古董。
随身怀表流行之后，世人才终于知道资本家舞弊工时的情况有多严重。英国等工业国家的许多民众皆提倡应当立定新法，对工厂营运加以更严格管控。然而工厂老板们却不理会，反而更加霸道，开始禁止工人带怀表来上工，入工厂时又给工人搜身，一旦发现怀表就将其开除。
并且随着工业革命的脚步继续加速，欧洲的资本家势力只是越来越大，便游说政府逐步修法，消除各种例行数百年的假日。过去在农业时代，欧洲各地的假日曾经很多，高达每年40%至50%的天数，而进入19世纪后却急剧降低，尤其在工业发展最为蓬勃的英国，更是仅剩15%为假日。英国资本家们甚至一度企图将星期天也列为上班日，让他们的工厂一周七日皆可营运，却总算遭到教会的抵制，因为星期天依圣经规定必须是崇拜上帝的日子，工人们便只有在这天得到喘息。
同一时期，各国法律也不对工作时间设以上限，老板们便可将每日工作时数不断拉长，从8小时升至10小时、12小时。又且在街灯等夜间照明普及之后，工人在入夜后回家也不成问题，工时更可高达14至16小时之久。若将19世纪的英国工人和200年前相比，他们每日工作量已增加80%左右。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亦在此时期暴增，但工人薪资却无增加，反而稍微减少，而这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精准时钟的发明，让资本家得以更加有效率地剥削工人。
加拿大左派思想家伍德卡克（George Woodcock 1912~1995）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和时钟的发明息息相关的。他说资本家们为了彼此竞争，便是丁点蝇头小利也要抢夺，所以他们是对时间最为敏感的一群人。时间和其他物质性的原料一样，都是营造利润的基本要素，所以当精准计时的科技出现之后，最能利用这项科技的资本家就变得最为富有。财富带来的影响力让他们得以单方面制定新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甚至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将精准守时与任劳任怨升华为至关重要的美德。
让资本家来评断道德，是件十足可笑之事。他们勤施诡计、给自家工厂的时钟动手脚，就证明他们也并不在乎守时，只在乎利润，但资本家却很喜欢将自己打扮成卫道人士。19世纪工人工人阶级在职场饱受压迫、薪资又低，下班后便有愈多人在酒馆酗酒、游荡夜街，住处也在城市中的贫民窟，拥挤破烂又有很高的犯罪率，逐渐成为社会问题。
19世纪后期伦敦贫民窟街景
这些贫穷问题明显是劳资关系之间的不正义所造成的，但资本家们却以财力架空了舆论，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工人们自己。再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当时各大报纸便常见文章讨论世人的道德败坏，认为是因为这些工厂劳工不够自爱，不多读圣经，所以才会酗酒并变得贫穷。
这套说法把一切问题推脱到穷人身上，工厂老板们便可继续他们的剥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忍无可忍的群众组织出一波波的工会运动，成立左翼政党，合乎情理的劳工法规才终于出现，各大工业国家逐渐有了最低时薪以及最大工时等约制。
如今西方世界为了贬低社会主义国家，常称之以“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意思就是要彻底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层面。但从近代历史看来，真正企图控制人民的其实乃是资本家，他们用工厂排班的时间表奴役人们的生活作息，就连下班后喝酒闲逛都会被称为道德败坏，一天里简直没有时候能逃出他们的操控。
过往数百年来，资本家们仅凭一只机器时钟，就已几乎达成了他们的极权专制。而今日科技日新月异，赚钱的机会只是更多，倘若再放任资本主义坐大，可不知会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