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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论中国哪里的男人最怕老婆，大概得数川蜀之地。
川蜀之地形容怕老婆的男人，有个专用词叫做“𤆵耳朵（也常写作耙耳朵、粑耳朵）”——在四川方言里，“𤆵”是软乎乎的意思。
怕老婆有专用词，已绝对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气象”了，但这还不够，一名四川男人甚至撰文把怕老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而一举奠定“四川男人怕老婆”社会形象的，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篇文章。
创造怕老婆“哲学”的，是活跃于清末民国的文化人李宗吾。
李宗吾是四川富顺自流井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清末时服务于四川教育界，参与过辛亥革命。他于抗战期间写下一篇名作，题为《怕老婆的哲学》。内中称，自古以来凡成就功业的英雄豪杰，大体都怕老婆，比如实现南北统一的隋文帝怕老婆，助唐太宗踏平烽烟的房玄龄怕老婆，支撑东晋司马氏政权的王导、谢安也怕老婆。总之，“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否则）不能支撑全局”。李宗吾还说，全中国最怕老婆的地方是四川，“河东狮吼”这一流传千古的怕老婆典故，其主角便是生于四川眉山的北宋名士陈季常。据此，李宗吾颇为自豪地写道：“怕老婆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并且要英雄豪杰才做得来。……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惟怕学（怕老婆哲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希望外省的朋友，协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发扬光大”。[1]
李宗吾；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宗吾想表达的，其实是未受教育开化的乡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只有读书明理之士才知道怕老婆。他呼吁天下人向四川男人学习，全都养成怕老婆的好品性，其实是失望于民国时代天不怕地不怕的恶人太多——他说，“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意思是在家里怕老婆，去到社会上大概率也不会为非作歹。故此，掌故学者喻血轮赞誉《怕老婆的哲学》，说它“立论谲奇，尤使人读之妙趣横生”[2]。
李宗吾的文章刊出后流传甚广，一举奠定了“四川男人怕老婆”的社会形象。同时代的四川军政要人似乎也很“愿意”佐证李宗吾的论断。比如刘湘就是个人人皆知的“𤆵耳朵”。他身为所谓的“四川王”，却只有原配周玉书，至死不敢纳妾。在当时川蜀舆论场的传言里，周玉书性格勇悍，是人人闻之色变的“母老虎”，单枪匹马就敢去掀成都警备司令家中的神祖牌位[3]。周玉书在传言里越悍，刘湘就越𤆵。
当然了，“𤆵耳朵”刘湘未必真怕周玉书。聂绀弩有篇文章《论怕老婆》，内中一针见血写道：“怕老婆是一回事，怕老婆的故事是另一回事。表面上看，怕老婆故事多，似乎就是怕老婆的人多，其实刚刚相反。正因为怕老婆的人少，怕老婆的事才被认为稀奇，不正常，可耻可笑，才被编成故事，传播开来。……新闻记者们有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就是这意思。”[4]刘湘留下的只是怕老婆的故事；他在家庭生活中是否真怕周玉书，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时节，正值文化界与舆论界将怕老婆视为文明开化的标签，胡适成立有“怕太太协会”，辜鸿铭有名言曰“老婆都不怕，那还有王法吗？”对刘湘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言，𤆵耳朵的名声广为流传，不算坏事。
怕老婆这种事情，不像人口调查与赋税征收那样有统计数据可用，也无人去做田野调查。好在，自李宗吾以蜀中文化人的身份，拿个人生活经验当依据，得出“四川怕学最盛”这个结论后，迄今尚无人能够将之推翻。2014年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全国怕老婆城市排行榜里，成都仍然高居第二，仅次于上海[5]，可见李宗吾所言不虚。只是很可惜，他兴致勃勃揭破事实，却无意解释事实的由来。
其实𤆵耳朵的历史成因并不复杂。川蜀之地出现这一现象，最重要的缘故是清初规模浩大的“湖广填四川”事件。明末清初，川蜀之地迭遭兵灾，先是有张献忠疯狂屠蜀，后又有清军入川烧杀抢掠，再后来又发生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蜀地再成战场。待到三藩之乱平定，川蜀已是荒无人烟。康熙三年（1664年）成都、华阳两县各只有400余户人家，共计人口4400余人。康熙二十四年清廷统计四川人口，全省仅得9万余人。迫不得已，康熙三十三年，清廷颁布了《招民填川诏》，以减免赋税等手段招募湖广百姓前往四川垦殖，要求四川与湖广等省文武官员给愿意“奉旨填川”的百姓全面开设绿灯，“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6]。清末之时，傅崇矩调查成都人口，发现基本全是外省“奉旨填川”而来，而以湖广最多。其中：
简言之，清末成都人几乎全部来自外省。[7]
有资料称，自康熙中晚期“湖广填四川”启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有约600万人口自发流入四川。可想而知，相比留在原籍的底层百姓，这批人更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与这些家庭一并迁入四川的女性，自然也是如此。陈世松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一书，利用县志资料和民间所藏族谱，部分还原了这批女性的精神面貌和家庭地位——她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本就是驱动家庭迁入四川的决策者。比如，原籍广东长乐县的“钟黄氏”，在丈夫和婆婆去世后，面对旱灾，毅然亲率子孙迁至四川简阳。她在简阳操持家庭运转二十余年，至去世时有子9人、孙31人、曾孙191人，已形成一个大家族。再如，原籍湖南宝庆府的周肖氏，嫁给周宗升为妻，周宗升中年去世，留下三子，生计艰难。于是周肖氏毅然决策，率三子西行入川定居于金堂县。其墓志铭记载道：周家入川时家无余资，到周肖氏晚年已拥有良田三百余亩，“皆孺人所积也”，全是周肖氏努力操持所致。[8]
引自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第355-356页。
当然了，更多的“填川家庭”是在男性主导下迁徙入川的。这些家庭中的女性同样富有冒险与开拓精神——外部环境要求她们必须如此。川地荒芜已久，外省百姓空降至此，要想白手起家过上富足的生活绝非易事。这种艰难，客观上会对“填川家庭”中的女性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她们不能给家庭的经济状况提供有效增益，首先会影响该家庭是否有勇气做出入川的决定；其次会影响该家庭入川后能否站稳脚跟存续下来。故此，留存在民间族谱与地方县志中的那些参与了“湖广填四川”的女性，往往都有着内可俭以持家、外可宽以御众的品性，能力出众，可受各种艰难困苦。[9]
换言之，在康熙中期开启的这场人口大迁徙里，一个家庭要想在筚路蓝缕中成功扎根为“新四川人”，会很需要家庭中的女性贡献力量。为了让女性贡献力量并回报女性贡献的力量，男性也很需要给予女性以相当程度的尊重，让她们在家庭中获得相应的地位。于是，迥异于其他省份的“怕老婆”现象，就在川蜀之地的“新四川人”中出现了。
遗憾的是，当筚路蓝缕的时代结束，“新四川人”里的男女地位，终究还是向男尊女卑的“常态”靠拢。毕竟，他们仍然生活在“夫为妻纲”的清帝国。呈现在史料中的一个典型迹象，便是进入清代中晚期之后，四川地区的家庭棉纺织业开始兴盛，当地的裹小脚之风也呼呼地刮了起来。哪里的家庭纺织业越发达，哪里的缠足习气就越浓厚[10]。𤆵耳朵的本质是尊重女性，裹小脚的本质是压迫女性。看似迥异的两种现象，实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尊重与压迫皆出自男性，驱动力皆与女性能给家庭提供何种帮助有关。
当然，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持续了百余年，𤆵耳朵这种现象在“新四川人”中也被需要了百余年。一种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社会现象，要消失也会有个漫长的过程。李宗吾在晚清生活了三十余年，他感受到的“四川怕学最盛”，正是漫长消失过程中的余绪。而随着“夫为妻纲”时代终结，随着“怕老婆”被胡适这些新时代知识人誉为文明的标配，𤆵耳朵终于在民国时期止住颓势再度崛起并延续至今，成为四川男人引以为豪的性格标签。
[1]李宗吾：《怕老婆的哲学》，晨钟书局1946年版。[2]喻血轮：《绮情楼杂记》第二集“李宗吾怕老婆哲学”条。[3]刘以治：《我的叔父刘国鋕》，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4]聂绀弩：《论怕老婆》。收入《聂绀弩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9-450页。[5]《全国怕老婆排行：上海第一 成都拿第二》，天府早报2014年7月28日。[6]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436页。陈书认为，此诏书存于民间族谱，不见于官方档案，但诏书中对川省荒芜的描述与对填川百姓的优待政策，与当时的历史信息是吻合的。[7]傅崇矩：《成都通览》。转引自：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页。[8]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339页。[9]同上，第341-345页。[10]姚遂：《耕织经济与中国灰姑娘：中国缠足兴衰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学报》2017年第2期。
撰文 | 谌旭彬，知名历史学者，著有《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