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初，我国边疆地区警报频传。1月3日，英国派兵侵占我国云南西北边境要地片马。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而陈兵滇边。
同月24日，中俄之间于1881年在俄国圣彼得堡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伊犁条约》）已满30年，按规定，其中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应该届满废止。但是，沙俄政府却于1月12日向清政府提出无理新要求，共35款，并于2月16日归纳为6点，要求扩大在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的免税贸易范围、领事裁判权，使免税贸易无条件永久化等，声称如不允许，将“自由行动”。3月24日，沙俄政府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8日之前做出完全满意的答复。27日，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复照“承认俄国按约一切要求”。
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标志着中国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于是，由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掀起一场以拒英、拒法、拒俄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传说，列强在巴黎开会，计划瓜分中国，仅将河南、陕西两省留给中国。为此，中国留日学界发表《中国危亡警告书》，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救亡。这一运动是同年5月轰轰烈烈展开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奏，在舆论准备、社会组织、发展商团等民间武装等方面，为辛亥革命做了准备。
然而国内研究者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运动，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对此几乎没有叙述。杨天石先生在多年前即注视这一课题，收录、抄写了大量资料。杨天石先生特将当年抄录的资料编辑、整理成书，以飨学界。
一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端于云南谘议局的呼吁。
1月28日，云南谘议局致电全国报馆：“英人派兵据我片马，势将北进，扼蜀、藏咽喉，窥长江流域，大局危甚。拟先文明对待，不卖英货，请转各商协力进行。”同时，又上书云贵总督李经羲，要求他一面与政府协力争议，一面在腾越、思茅等地编练重兵，以备不时之用。2月7日，云南绅商在谘议局开会，议决成立中国保界会。该会决定：第一，联合全国各报馆、各宣讲所，分别著论演说，号召人民起而斗争；联合各省志士仁人，上书外务部，请与英人严正交涉，并以此案发交海牙和平会裁判。第二，在买卖货物、乘载轮船、雇请佣工等方面对英国进行限制，同时奖励并补助自设工厂和轮船公司。宣言要求全国及海外华人在各自驻地普遍设立保界会，并特别声明：“我国现值积弱，只宜用文明之抵制，不可为野蛮之举动。”2月11日，商会集会，决定抵制英货，以当月23日为“不卖英货日期”，“过期如有再买卖英货者，即公同议罚”。
云南谘议局的呼吁迅速得到各省谘议局的响应。贵州谘议局复电称：“英据片马，先以不卖英货抵制，各界协议，表同情，并电政府力拒。”陕西谘议局复电称“非人自为兵，无以救亡”，建议以3月9日为期，联络各省谘议局，同时致电资政院，奏请就地开办团练。当时，俄国政府企图借修约之机扩大侵略权益的阴谋已经暴露，因此，各谘议局除通电拒英外，又大力呼吁拒俄。3月2日，江宁谘议局议长张謇致电全国各谘议局，提议联合各局议长，上书清政府，表示“俄旧约万不可徇”。当时，立宪派已经在北京发动过四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召开民选国会，实行内阁制。3月11日，总部设在北京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长篇文章《对于中俄交涉之抗议》，指责“俄人之阴险狡诈”和清政府的“畏葸无能”，要求各方人士联电政府力争。20日，福建谘议局在得到山西、江西等省谘议局的支持后，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要求召开官设的中央咨议机构――资政院临时大会，以民气为外交后盾。
在各省立宪派的鼓噪声中，资政院在京议员联名上书总裁溥伦，认为“修订中俄商约一事，实关系西北大局”，要求溥伦根据院章，奏请召开临时会议。但身为皇族的溥伦置之不答，议员们赴溥伦住宅求见，溥伦又闭门不纳。尽管如此，清政府仍然认为溥伦等压制议员不力，于3月22日下令撤去溥伦、沈家本的资政院正副总裁职务。其间，议员们不肯死心，再次上书，说明各省谘议局纷纷申请开会，不可置之不理。书上后，清政府的内阁大员们连看也不想看，“温谕阻拒”。
新的民族危机也使海外的立宪派不能安坐，企图借此发动第五次国会请愿运动。2月下旬，在美国的中华帝国宪政会致电国内各团体，声称：“敌迫，国会迟必亡，速五请。”但是，国内立宪派由于对清政府镇压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记忆犹新，不愿再行自找没趣，帝国宪政会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当时，立宪派的兴趣在于提前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按规定，该会会期应在夏历六月（公历7月），现因召开资政院临时会无望，遂由福建谘议局提议提前召开联合会。5月12日，该会在北京开幕，到会的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及资政院议员共63人，以谭延闿为主席、汤化龙为审查长。会上，代表们普遍提议编练民兵，保卫边疆，反映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愤懑、绝望，以及忧患意识的加深和自保要求的增强。据该会整理的资料，在全部27个议题中，与编练民兵或救亡相关的议题即达14件。讨论中，代表们一致同意，编练民兵，主要用于对外，宗旨在于救亡；在定名上，代表们上书都察院，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均采“国民皆兵”主义，要求各省、厅、州、县会同自治团体，选择土著而有职业者编练“备补兵”，“取民兵之意，而变通练军之法”。同时，号召各省谘议局议员协同各团体，组织体育社，召选学生学习步兵操法、射击教范等科目，以“提倡尚武精神，补助军事教育”。
联合会开会期间，云南籍资政院议员顾视高、张之霖提出片马一案，汤化龙认为：“上奏亦无效，不如作为我辈攻击政府之资料。”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片马问题即成为立宪派射向皇族内阁的有力子弹。6月13日，联合会致电各省谘议局等称：“片马交涉，政府主延宕、退让两说，丧权误国，请径电内阁，力争重勘。”6月18日，云南谘议局议长段宇清及资政院议员李增到京出席联合会。段称：“仍恳诸公念片马非云南之片马，乃全国之片马，片马失，则云南失，云南失，则中国不保。”24日，联合会通过由湖北省谘议局副议长张国溶起草的《通告全国人民书》，全面抨击皇族内阁的内外政策。当时，清政府曾准备同意英国前驻腾越领事烈敦的要求，“永远租借片马”。对此，通告书评论说：“夫永远租借实割让土地之变名词。”26日，联合会又上书外务部，要求将片马问题提交内阁，请另派大臣重行勘界，以固国防。
皇族内阁准备租让片马的消息激起了云南各界的强烈愤怒。
8月，云南谘议局再次致电各省谘议局，呼吁采取联合行动：“片马案，阁议永租，请协力电争，力争重勘。”9月又电内阁称：“片马让租，民情愤激，恳勿退让，中国幸甚！并请从速解决，再迟恐为祸愈烈。”当时，保界会一类组织遍布云南各地，“会员之泣血断指，誓以死争者前后相继。”据时在云南的清军第38协统领曲同丰报告，“每接见绅耆，彼无不谆谆以片马为词”“中心愤懑，词意遂多不平”。这种种迹象表明，与立宪派的愿望相反，一场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留日学界一向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策源。1911年2月25日，豫晋秦陇协会于中国留学生会馆集会，筹议行动办法。次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遍发传单，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1200余人。会上同盟会员邹资州、刘揆一、陈策三人提议：“对于中俄条约，俄国殊属无理，此事万一政府含糊答应，于吾国北省殊有损害。吾辈当竭力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谘议局，拒绝此约，且须运动各省谘议局成独立机关，组织国民军，以防外敌。”会议决议在一星期内成立救亡机关，向内地及欧美、南洋华侨发送警告书及电报，同时成立国民军，请驻日公使汪大燮代电政府，要求拒俄。会后，河南留学生、同盟会员刘基炎提议到使馆要求赞助经费，得到热烈赞同，于是，他被推为总队长，率领全体人员列队向使馆进发。
汪大燮慑于学生的浩大声势，表示赞助国民军，并认捐日币1000元。当时参加游行的自费生及官费生纷纷认捐，谈妥官费生每人认捐10元，由使署预支，以后月扣2元，并由汪大燮签字为信。
27日，留学生总会召开临时各省职员会，会后，以留东全体学生名义向上海《民立报》及21省谘议局发电：“俄侵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若稍退步，全国沦亡。政府无望，已集全力，捐现金两万余，设立救国机关。”电报要求各省谘议局，“开临时会，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同时，又致电爪哇中国会馆，要求南洋各埠华侨“协力进行”。
3月5日，留日各省同乡会约80名代表集会，在熊越山主持下达成“武力救国”的一致意见。会议决定不用“国民军”名义，而称中国国民会，推举同盟会员李肇甫、傅梦豪、陈策、袁麟阁四人为章程起草员。8月，国民会全体职员集会，通过《留日中国国民会草纲》，确定该会宗旨为“以提倡国民军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同时决定各省于12日前推举代表二人组成演说团，共为五团，分往21省演说，宣传救亡。13日，又以留日全体学生名义公布《中国危亡警告书》，陈述俄、英、法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说明治标之法是“要求政府严拒俄人之请”，治本之法是“联合各省速创国民军”，本中之本是“革政治、励教育、兴实业”。
当中国国民会组建之际，留日女学生也建立了专门的爱国组织。3月5日，同盟会员林演存、刘其超、唐群英及朱光凤四人，发起召开留日女界全体大会，到会者百余人，会议选举唐群英为会长。
驻日使馆虽然答应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并不准备兑现。
3月13日，留日学生代表赴使馆领取官费生捐款，并要求会见汪大燮，但汪大燮拒而不见。会计课长吴某称：如欲领款，非各人签名捺印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办到的条件，因为留日学生分散在100多个学校里，南到长崎，北至北海道，不可能人人办理这一手续。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没有结果。15日，留学生召开评议会，报告13日交涉结果，并决定再次向使馆交涉，但汪大燮已先期避走横滨。参赞吴兆麟称：原允垫付的经费由公使做主，已不能付给。于是，48名代表即决定模仿北京国会请愿团在庆亲王门前长立一夜的例子，在公使馆静坐，直至天明。
3月16日，各校留学生闻讯赶来的已达五六百人，当即在使馆内集会，群情激愤。有人主张昼夜死守，“不得款勿归”，有人主张“自由行动”，但始终没有扰乱行为。汪大燮不得已，委托横滨总领事传言，要求学生推举少数代表次日在横滨相见。学生对此表示同意，并于晚8时撤离使馆。
3月16日下午，国民会理事长李肇甫、干事熊越山、职员马伯援（同盟会会员）、颜振兹四人赴横滨领事馆见汪大燮。汪称：“此次举动非尔等所应为。”学生答以“留东全体，同此忠忾，非某等一二人私意”。汪继称：“派代表回国一事，须查明所派之人及演说内容，始能决定。”他还建议将国民会改为爱国会，并再次强调，官费捐必须每人盖印，要求李肇甫等将国民会办法详细录呈，次日至使馆相见。
李肇甫等向汪大燮告退后即得悉，当日下午三点，使馆指责熊越山等“挟众要求，彻夜不散，殊属无理取闹”，要求学生们“笃志劬修，确循绳尺”。使馆态度的变化根源于清政府的强硬立场，当日，学部致电使馆，声称“学生干预政治，例禁綦严”“倘有抗拒情事，仍应从严究办”。外务部也致电汪大燮，严词指责其处理不当，声称倘再听任学生等“轻佻跋扈”，将予以革职处分。18日，汪大燮接见李肇甫、熊越山、马伯援三人，出示外务部及学部电报，要求解散国民会。同日，留学生监督处发表禁止国民会布告，声称“此中情形，必系贪人败类，借题生事”。
3月19日，中国国民会全体职员开会。有人提议开大会与使馆宣战，熊越山力主以慎重态度处理各事，李肇甫称：公使既不接受我等要求，强迫亦迥非本会宗旨，今后除依赖各人出资，讲究活动方法外，别无他法。最后决议：（1）募集自由捐；（2）根据金额数量，组织演说团赴各省演讲；（3）派代表赴东三省、云南、上海三处；（4）在上海创办日报，作为总机关，联络各省谘议局及公共团体，力图救亡。散会时到会诸人重签姓名，相互勉励说：“凡我中国男儿，当有决心，无论前途有如何危险障碍，吾辈必毅然行之。”
4月6日，发布《留日中国国民临时哀告内外同胞意见书》，详述成立经过及与使署交涉情形，批驳对该会的种种谣诼和误解。《意见书》放弃了组织“国民军”的提法，声称国民会的宗旨在于“兴团练，办体育”“人以武力来，我不可不以武力应”，要求清政府“许民间以讲武之路”。同日，又发布经修订的《中国国民会章程》，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资格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诸大端”。18日，归国代表、同盟会员黄嘉梁（云南）、萧德明（四川）、蒋洗凡（山东）、金树汾（东三省）、王葆真（直隶）、傅梦豪（浙江）等六人由东京启程，分赴云南、东三省及上海，国内外运动开始合流。
第一批代表归国之后，留日学界只平静了几天，一个新的高潮又出现了。
4月上旬，上海《时报》《民立报》陆续刊载惊人消息，列强派大员在巴黎集会，商议瓜分中国。这则消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革命党人为鼓舞民气而有意编造的。果然，留日学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由拒英、拒法、拒俄发展为全面反对瓜分的爱国运动。23日，留日学生总会、留日学生国民会再次召开大会。在会上，云南留学生赵某指责清政府为“外人之走狗”。直隶学生王某说：“有一言告满族兄弟，今日中国处此瓜分时代，满人也要亡了，汉人也要亡了，满汉皆亡，争持什么呀！”他表示，“今日要救国，第一是泯除满汉。”会议做出11项决议，其主要者为：（1）清政府禁止国民会，当以不纳税相抗；（2）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政府；（3）不言满汉二字，以免侵犯满汉一致之权利；（4）再次派遣代表归国，联络各省谘议局，协力工作；（5）向世界各国华商团体募集国民会之基本金。显然，与会者正确地认识到，在瓜分危机面前，满汉民族有着一致的利益，因而能将“满族兄弟”和清政府加以区分，对“满族兄弟”强调“一致之权利”，对清政府强调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这是正确的决策。
会议前后，各省同乡会陆续选出归国代表约57人，他们归国后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运动。
除留日学生外，留德、留美学生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2月21日，留德学会致电京沪各报，声称：“俄以兵要约，掠地、侵权，时势危急，各国亦不直俄，望速筹救亡，并迫求政府力抗。”3月3日，再电上海《神州日报》等，指责“当局昏庸误国”。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也摆脱国会请愿运动的影响，于4月初致电上海《民立报》及各省谘议局称：“俄约败，瓜分著，速鼓民气，倡民捐，练民兵，为国效死。”这就从而表明，他们和留日学界以及国内运动发展相一致了。5月，由依利诺斯大学中国学生会发起，成立军国民期成会，提倡尚武。29日，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召开会议，议决改名为爱国会，以“保全主权，联络友国”为主旨。
清末时，云南有一批学生在越南求学，当他们得悉法军陈兵滇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清政府，要求迅速调拨北洋新军迎敌。其后，又刊发小册子，报告法国处心积虑地准备侵略云南的情况，作者沉痛地问道：“行将被人宰杀，被人淫辱，被人芟荑，被人掠夺……我父老思此，其能忍乎？”建议就地征兵，编练新军，以便保卫乡邦。
三大洲的中国留学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很少见过的事例。
继留日学生之后，上海各界奋起响应，其中，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尤为活跃。
2月26日留日学生全体大会召开后，云南留学生、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即束装归国。3月5日，到达上海，至《民立报》社会晤宋教仁。旋即发布《通告书》，力陈保卫片马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人不欲为亡国民，则必预备死战”“我国人欲死战，则必先练民兵”。9日，马良、王河屏等人响应云南谘议局的号召，发起组织中国保界会上海分会，并称此举欲“联四百兆有用之身”，“以为政府后盾”。11日，分会在张园集会，到会者约千人，会议公推豆米业资本家、沪南商会委员、同盟会员叶惠钧为临时议长，同盟会员朱少屏、王九龄、沈缦云和女医生张竹君等相继发表演说。银行家、工业资本家沈缦云称：“前保矿会、保路会等都无实力，以致未能收效。此次应准备实力，庶几收获巨效。”会后，马良再次发表公告，宣布改名为国界调查会。
3月12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沈缦云、王一亭（银行家、工业家、同盟会员）、虞洽卿（轮船公司创办人、银行家、工业家）、胡寄梅（钱商）、周豹元、叶惠钧、顾馨一（银行、面粉业投资者）、袁恒之（布商）等人联合发表致南北商团启事，声言“西北风云迫在眉睫，同人等现拟组织义勇队，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俟各处商团成立，再行组织义勇队，以达‘人自为兵’之目的。”宋教仁在会上阐述了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修约诸问题的由来，认为“小之关乎一地，大之关乎全国，亡灭瓜分之祸，悉系此焉”。会后，即以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为全国商团事务所，一面分函各省商团，一面接受工商各界报名。至3月19日，工、商、学、绅各界报名者达二百余人。
商余学会是上海商界最早响应的团体。
3月17日，它通告招收16岁以上青年进行兵学、徒手、器械、枪操等各种训练，培养“商战人材”“建立商团基础”。
与组织商团同时，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朱家骅等发起组织敢死团，并于3月3日发表公启，宣称：“外患日迫，强邻胁我以兵，处此危急之秋，非有死士起而捐躯，毁家纾难，断难救祖国危亡。”3至4月20日前后，报名男女共150人。该团以朱家骅为团长，团址设于张静江的通义银行内，它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其美、戴季陶、于右任、宋教仁、范光启等人的积极支持。
为资助商团，夏月珊、潘月樵等艺人在新舞台演出《国民爱国》新剧，将所得戏资均作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经费。演出中，观众感泣，争先向台上掷捐。沈缦云即席发演说称：“今日并不愿来观新舞台之《国民爱国》，实愿来观诸君之爱国。”4月9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开会欢迎新会友，选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副会长，名誉正会长暂缺。张瑞兰在会上发表演说：“四民之中，士农工三者均无团，惟吾商团发起联合会，可知商在民中，最为热心有志者。”会后公布简章，规定商团须由各省商会发起，全国凡人烟稠密、商业荟萃之区均应组织商团；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设事务所，各府厅州县等设分事务所。
商团最初只是商民维护地方治安的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家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表明这个阶级已经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正在准备以武装力量保卫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
受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的影响，4月23日，朱伯为等在西园开会，组织中国学界联合会。到会者七百余人。沈缦云代表全国商团联合会致词，他说：“当今时代，当固结团体，一手保守自己，一手抵御外侮，则列强不能侵入。”刚刚归国的留东国民会代表傅梦豪、黄嘉梁也在会上力陈外患日亟，建议各省普遍成立民团，加速准备武装。
傅梦豪等到沪后，立即展开活动。4月26日，他们举行招待会，上海知识界及商界头面人物沈敦和、王一亭、沈缦云、杨千里、陈其美、包天笑、朱少屏等二十余人出席。傅梦豪在答词中表示：“愿联合各界组成一大团体，做总机关，以激发全国。”
5月7日，由上海日报公会、嘉定旅沪同乡会、全国商团联合会、福建学生会、全国学界联合会、湖北旅沪同乡会、中国精武体操会、云贵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学会、四川旅沪同乡会等十团体发起召开欢迎国民会代表的大会。会上，傅梦豪再次提出：“全国团体总机关之设，为我人不可刻缓之任务。”11日，傅梦豪及山东归国代表蒋洗凡邀请上海各团体及报馆记者集会，讨论成立事务所。6月11日，上海各界四千人在张园召开大会，宣布中国国民总会成立，以沈缦云为正会长，马相伯为副会长，叶惠钧为坐办。15日发布宣言，声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次日，又布告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设立分会。为了支持国民总会，留日中国国民会派同盟会员章梓到上海工作。
自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上海商团发展迅速。
书业、参药业、豆米业、珠玉业、水果业及闸北、沪南、回教等商团纷纷成立并开始操练。根据7月26日叶惠钧在沪南商团体育研究社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当时上海商团已发展到2000人之多，是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了。
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后，福建、南昌、营口等地陆续建立商团，通州商团还派人到上海联络。《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为通商之大埠，上海商学界之举动，国人恒取为模范。今沪商既有义勇队之组织，全国商学界必竞相效法，将来我国民兵之基础，或因是以立，未可知也。”作者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是，如果引导得法，商团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发展并非没有可能。
运动首先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不安。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声称京外各报，登载中俄交涉事，“肆意诋毁，摇惑人心，请设法抑止”。同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也照会外务部，反对中国人民普练民团。照会说：“近来奉、吉各处商民，啸聚日多，日夜操练，名为防匪，实系排外，若不即时查禁，恐又肇拳匪之祸，务请设法解散，以遏乱萌。”
清政府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3月1日，外务部致电各省督抚，指责外间报纸关于片马、伊犁的交涉“言多失实”，又指责留日学生的举动“摇惑人心，牵动全局”，要求各省督抚“解释谣言，严密防范，勿任酿成事端”。同时，汪大燮也密电外务部，声称东京留学生“其势汹汹，不可复遏，诚恐激成暴动，关系大局，请转致学部、陆军部设法预防。”其后，清政府学部、陆军部、政务处纷纷致电各省督抚，要求“切实查禁”“严加防范”，甚至声色俱厉地表示：“嗣后倘有前项情事，惟各该主管是问。”在清政府的严词督责下，各省督抚及有关官吏纷纷照办。
首先是控制舆论。早在2月下旬，两广总督张鸣岐就根据清政府新近公布的报律，出示禁止各报登载中英、中俄、蒙藏交涉各事，违者罚款，或将记者监禁六个月。3月初，汉口某报登载留日学生来电，湖广总督瑞澂立命巡警道传谕各报馆，不准刊登有关函件，违者按律究罚。
其次是禁止开会集议。瑞澂称：“边务交涉，朝廷自有主持，岂容无知学生开会干预。”陆军部要求各省陆军学堂严禁学生预闻。保定陆军学堂有几个学生试图开会，竟被诬以“将据火药库作乱”，遭到逮捕。
清政府尤为恐惧的是人民结社。当时，清政府虽已颁布结社律，但那不过是一种装饰。保界会向清政府申请立案时，清政府即以“国家政事不准干预”为理由，通电各省禁止。对于敢死团，清政府更为惶恐，密电江督，“严查团内主名，速行驱散”。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后，驻日使馆向清政府报告，“广东革党起事，确系国民会主谋”，要求拿办归国代表，于是，皇族内阁立即电令各省严防国民会员至内地“煽惑”，并查禁国民军。但是，这些禁令并未起多大作用，运动还是在一些省份内得到发展。
东北 留日中国国民会派赴东三省的代表王葆真（卓山）、金树芬（鼎勋）于4月下旬抵达奉天后，即从事公开和秘密两方面的活动。公开活动有：会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联络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团体，组织体育会及国民会奉天总会，同时又注意团结满族、蒙古族爱国人士。他们还在旗籍人士广铁生、关天生的积极支持下，创办《国民报》。秘密活动有：会见陈干、商震、刘艺舟等同盟会骨干，决定分头联络同志，促进革命运动。19月14日，国民会吉林分会成立，以蒙古族人士庆山、杨梦龄为会长，满族人士松毓为副会长，金树芬为干事长。
福建 3月中旬，福州城乡大量出现速办团练的传单，陈述英、法、俄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声称“在今日欲求自保之道，莫如筹办乡团”。传单还要求“乡乡有团，人人能兵”“由一乡而一县，由一县而一府，由一府而一省”，形成乡团的大联合。22日，福建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仿照上海办法，筹办福州商团公会，规定每一商号至少须出一人入会操练。26日，闽县城镇自治联合会提议市区组织商团，近郊组织体操会，乡村组织农团。4月7日，上海福建学生会急电福州《建言报》，声称各国在巴黎密议瓜分中国，要求故乡父老“速办民团，图死抗”。此后，《建言报》连续发表《呜呼福建》《再告我福建同胞》等文章，号召福建人民行动起来，拯救福建。5月上旬，留日国民会代表孙容居等30人及福建旅沪同乡会、学生会代表等结伴归闽，访问谘议局议长及常驻议员。22日，谘议局、教育总会、商会、实业协会等团体集会，议决用个人名义签禀呈递闽督，请求速办民团。
在各方倡议下，厦门体育会、建宁府体育会、福州商团、霞浦团练筹备会、福建团练期成会等先后成立。
浙江 6月上旬，留日学生代表俞景朗、詹麟来、吴玉、李砥、李复真及旅沪同乡代表许开甫等回浙，访问谘议局议长沈钧儒。15日，在法学协会集会，决定组织全浙国民尚武分会，推沈钧儒起草章程。该会发起人除沈钧儒外，还有同盟会员陈训正（布雷）、许炳堃、褚辅成及地方知名人士经亨颐等。30日，该会召开成立大会，以徐班侯为会长，褚辅成为副会长；上海国民总会代表章梓、陈其美自沪莅会，以示支持。
全浙国民尚武分会要求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团、商团、工团、农团。成立会后，俞景朗、李砥、吴玉、陈训正等分赴绍兴、台州、湖州、衢州、宁波、嘉兴、严州、金华、嘉善、石门等地活动，陆续建起了一部分国民尚武分会和民团。
运动发展得较为顺利的还有山东、江苏等省。留日山东国民分会所派代表丁惟汾、颜仲文于6月1日抵达济南，遍访绅学各界，先后在谘议局、教育总会等处召开谈话会，决定成立山东国民分会。江苏由于工商业、教育业较为发达，因此，无锡、南通、苏州、宜兴、江都、丹徒、丹阳等地普遍建立了国民分会、商业体操会、体育会、商团体育会一类组织。此外，运动在云南、广西、广东、湖北、直隶等省也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国内反帝运动的发展。
3月份，秘鲁侨商何贺民等致电粤商自治会称：秘报盛传瓜分中国，侨民震悼，迄速电复，并分呈各界。同月，横滨华侨致电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声称“列强无理要求，南北进兵据扰”，要求“筹策对待救亡”。5月28日，横滨富商张泽广、缪菊辰、邓浩辉等人发起召开在日华侨大会，邀请李肇甫、马伯援、夏重民等参加，呼吁创设国民军，并募集经费。侨商们表示：“能救中国者，吾辈愿生死供养之。”4同月下旬，泗水华侨散布传单，主张“有力者出力，有财者出财，联合各省民团，倾覆恶劣政府”。16月初，泗水书报社发起筹集救亡捐，以之作为国民军的后盾。不少华侨表示：“区区军费，当竭力相助。”
上述事实说明，只要帝国主义的侵略存在，只要清政府坚持媚外卖国政策，那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就必然是不可阻遏的。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之后不久，保路运动又以更大的规模爆发，并且迅速演变为推翻清王朝的全国性武装起义。
同盟会领导层在1907年春夏之后，即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孙中山长期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灰心失望，并一度产生过抛弃同盟会，另建新党的打算。这种情况到1910年冬才有所改变。当年6月，孙中山经檀香山到日本后，陆续会见同盟会骨干。11月，又命刘揆一复兴同盟会本部。自刘揆一被推为庶务，一批新人进入本部后，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出现转机。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专注于发动武装起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忽视合法斗争，忽视群众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当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生、发展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一心一意为筹备中的武装起义募集经费。他既对国内情况隔膜，又怀疑群众热情的持久性。曾经有人向他汇报上海敢死团的情况，但他却丝毫不感兴趣，声称：“上海之发生团体向无能坚持长久者，料此团亦不能免蹈此弊。”当然，不能认为孙中山的批评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必须指出，孙中山不懂得将群众的热情鼓舞起来，使之坚持下去，正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军事起义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波起浪涌，相互促进。和孙中山一样，黄兴也未能对运动给予应有的关注。如曾经有人建议，革命党应利用人们反对英军占领片马的爱国情绪，在云南发动起义，但黄兴由于顾虑会引起国际纠纷，决意将起义改在广州发动。起义失败后，他为复仇主义情绪所支配，力主以个人之力进行暗杀，仍然忽视对运动的领导或指导。
尽管如此，熊樾山、李肇甫、刘揆一、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叶惠钧、刘基炎、陈策、夏重民、孙竹丹、傅梦豪、黄嘉梁、杨大铸、蒋洗凡、萧德明、王葆真、袁麟阁、陈训正、褚辅成等一批同盟会员仍然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运动。他们不仅在各类组织、各类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团结盟友，表现出一定的斗争艺术。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虽然衰朽不堪，但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活动仍然十分坚决。
2月26日的留学生大会，决议成立国民军，其后改名国民会，废弃组织国民军的提法，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因为既名之为“军”，则不仅在日本无法活动，在清政府统治下也无法活动。运动中，同盟会没有公开出面，而是通过国民会这一群众性组织进行活动。部分激进分子曾经主张抛弃国民会，“以破竹之势与满洲政府肉搏”。但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力争不提出激烈的口号，不超出合法斗争所许可的范围，一切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以“留日全体学生公启”名义发出的《中国危亡警告书》特意加上“圣上御极”“两朝圣后，忧国爱民”一类的保护性字眼，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还力图说明：“国民会唯一之目的在救国，国为大家共有，则救之之道须大家努力。”此外，《哀告同胞书》声明国民会不提倡革命，归国代表的活动也规定为不得鼓吹革命。所有这些，都便于争取广大的同情者，并使清政府的镇压失去有力的借口。归国代表们之所以能在国内开展某些活动，这是原因之一。
同盟会的本部设于海外，其活动方式一般为在海外策划，在边疆或沿海地区发动起义。这种“输入式”的革命便于从海外获得武器和军饷，其缺点是难于和国内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缺少立足生根之地。留日国民会决定将中国国民总会设于上海，在各地设立分会，这就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国外转入国内，从边疆转入腹地，从而有利于国内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发展。后来，同盟会中部总会将本部设于上海，在各地设分会，显然也出于同一考虑。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前期着重利用会党。会党虽和社会下层联系密切，但散漫、落后，易于见利忘义，所以同盟会后期转而依靠新军。新军掌握现代武器，组织性、纪律性强，但因其处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动不易。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号召发展商团、民团以至体育会一类组织，这就开辟了新的武装力量的源泉。商团、民团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地方自保性的武装组织，既为清政府所允许，也易于为各界所接受。在筹建过程中，同盟会员们又特别说明，其目的在于“为政府之后援”“为国家宣力”，努力以合法的外衣包裹不合法的内容，这就便于为起义积蓄力量。事实证明，在武昌起义后的各地光复中，上海、福建等地的商团、民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谘议局的议员们一般主张君主立宪，维护清王朝，在政治路线上和革命派对立。但是，立宪派又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和革命派有一致之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没有把立宪派和谘议局看成敌对势力，而是以之为盟友，利用谘议局进行工作。2月26日的留学生全体大会的三个发起人中间，夏重民是同盟会员，胡源汇则是立宪派，会议决定发动各省谘议局参加抗争。3月3日，云南谘议局即复电赞同，声称双方的救亡办法“名异实同”。其后，留日国民会和各省谘议局之间函电往来，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归国代表们一般也都和谘议局联系，征求谘议局的赞同，或以谘议局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谘议局和绅、商、学各界联系密切，又是清政府承认的机构，这就为同盟会员们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运动中，同盟会员们还注意争取地方督抚如赵尔巽、增韫等人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条件。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这一阶级在各项政治活动中日益活跃。留日国民会注意联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各地商界人士，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微弱，仅仅依靠这一阶级决不足以成事。4月23日留学生全体大会上，同盟会员夏重民提议发动劳动者反抗清政府，会议并就此做出了相应决议，这就找到了推翻旧制度的真正强大动力。遗憾的是，革命党人始终未能贯彻这一决议，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他们始终找不到动员和组织劳动者的有效办法。
在运动中，某些同盟会员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主张。例如同盟会后期领导人刘揆一于3月上旬发表的《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主张“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党”。《意见书》克服了革命党人中长期存在的狭隘种族主义思想，强调各民族人民在反对瓜分问题上的一致性。《意见书》说：“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意见书》提出了在各族人民之间“通气谊”“通业学”等计划，认为这样“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权”，这是革命党人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民立报》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宣传机关，宋教仁、于右任、范光启等人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宣扬爱国主义，为运动推波助澜，其中，以宋教仁的作品为最突出。他先后发表《滇西之祸源篇》《二百年来之俄患》《承化寺说》《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俄人何足畏哉》《讨俄横议》等文，从世界大势、边疆地理、对外交涉等方面立论，说明“对英划界”“对俄改约”，是“近日存亡攸关”的大问题。他指责清政府“聋聩成性”“冥顽不灵”，不知“国际政局推移变化之理”，号召国民“急起直追，以自为计”。他和陈其美等一起，在联络上海资产阶级、推动商团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鼓吹和实行革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1907年以后，它的弱点、缺点也已充分暴露，到了不能不变的地步。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的上述做法就体现了这种转变；稍后，宋教仁等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为了进行这种转变。但是，形势不等人，在同盟会尚未完成这种转变的时候，武昌起义的炮声就响起来了。
本文选摘自：杨天石《1911：危亡警告与救亡呼吁》
书 名：《1911：危亡警告与救亡呼吁》
作 者：杨天石、闫妮 编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定 价：6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