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牵挂着在天津的这些人

最近，《话说天津卫》节目在热议天津卫老买卖家店铺的脸面——牌匾。其中，有听友提到天津“古籍书店”的店名是茅盾先生题写的，对此，节目话友邵桓先生非常感兴趣，经过一番搜罗整理资料发现，茅盾先生与天津的缘分真是不浅！

其实，茅盾一生中来过天津的次数屈指可数，大多是经天津乘船前往他处，其中较为详细记录仅有两次，第一次就是茅盾1913年前往北京途中经停天津一天。

1913年七月中旬，十七岁的茅盾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班，从上海乘船经过三日三夜到了天津，住在了一位在天津海关工作的亲戚家。转天亲戚带着茅盾在天津游玩，接近黄昏的时候，亲戚提议去听戏。关于这次听戏，茅盾回忆到：

我从没上过戏园，而且奇怪为什么在夜间演戏。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我们一行四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茅盾仅在天津呆了一天，随后就从天津乘火车去了北京。

图 | 1918年茅盾（22岁）在上海

茅盾第二次天津之行，要先从茅盾的小叔沈薰南说起。在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一书中，沈薰南的名字是沈凯崧（注：凯崧可能是沈薰南的小名，因为茅盾父亲沈永锡的小名叫景崧），是茅盾四叔祖沈恩增的儿子，茅盾称他为“凯叔”。茅盾和沈薰南非常亲近，1911年秋季，15岁的茅盾与沈薰南一起在嘉兴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茅盾和沈薰南因为反对学监专制而被学校开除了，沈薰南转入湖州中学读书，而茅盾则去了杭州的安定中学读书，两个人就此分开了。

1913年茅盾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转年沈薰南也来到了北京，原来经过茅盾的表叔卢鉴泉（注：原名卢学溥，字鉴泉，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曾任财政部次长、中国银行监事会主席）的推荐，沈薰南进入到了北京中国银行当了练习生。茅盾回忆到，沈薰南还曾到北大和自己见面聊他在中行的工作。沈薰南当练习生期满后，在总行办事三四年，然后总行派他去南昌中行当科长，后来屡次迁升，1936年他任天津中国银行襄理，抗战时茅盾在重庆与沈薰南还见过面。茅盾的回忆文字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沈薰南在中国银行的工作经历完全相符。

沈薰南（1895 - 1945），原名沈永钰，字薰南，浙江桐乡人，妻子是来自江苏新市镇大户人家钱氏的钱玲珠。沈薰南曾在乌镇立志小学，植材小学，嘉兴中学，湖州中学读书，毕业后经卢鉴泉推荐，1915年进入到北京中国银行当实习生，后来先后调任南昌中国银行（1918年），开封中国银行，郑州中国银行，天津中国银行。这段期间，沈薰南曾于1923年和1924年在《东方月刊》发表过两篇文章《储蓄歌》和《家庭与储蓄》，劝导人们节俭持家。1931年接受过《新光月刊》访问，畅谈自己收藏地名邮票的心得。1933年宋哲元率二十九路军在喜峰口大败日军，天津各界纷纷捐款慰劳，沈薰南也踊跃捐款。

全面抗战爆发后，沈薰南1939年调任重庆中国银行，后调任由天津中国银行在西安组建的西安中国银行（内部称为“雍行”）任襄理。抗战胜利后，沈薰南乘坐飞机回天津准备开展恢复业务工作，不料，1945年10月2日，沈薰南所乘坐的飞机，在陕西省柞水县失事，沈薰南以身殉职，年仅50岁！沈薰南遇难时随身携带者五十岁生辰时别人赠送的“寿比南山”的小红简。同时遇难的还有沈薰南的同事刘渐新、刘冠儒。1945年11月4日在西安的卧龙寺举办了隆重的公祭大会，陕西省主席顾祝同将军偕夫人及各界人士参加。

沈薰南家属自沈薰南调任天津后，就居住在位于贵州路的津中里（注：津中里为天津中国银行1926年建筑的员工寓所）。沈薰南去世后，当时的民航局还曾前往乌镇了解沈薰南家庭情况，进行抚恤。

1981年4月12日《天津日报》刊登了沈薰南的儿子沈德溥的回忆文章《缅怀我们的大哥沈雁冰》，文中写到：

德鸿大哥幼年丧父，青年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家中度过。我母亲对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常常向我们讲起青年时代的德鸿大哥刻苦功读的事迹......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不久，德鸿大哥与大嫂专程来天津看望我母亲（德鸿大哥的四婶）。当他看到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家里闲着的时候，觉得十分可惜。他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即将成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你们年青人应该多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他的一席话，对我们教育很深。至今回忆起来仍觉非常亲切。我的弟弟、妹妹和爱人，经德鸿大哥介绍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由此可见，茅盾先生曾于1949年来天津，前往津中里看望四叔沈薰南的遗孀钱玲珠女士和她的子女。

虽然茅盾一生中来过天津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作为一代文学大师，他关心和帮助天津文学发展的故事很多。

茅盾对于天津工人文学发展的指导和帮助是很大的。1949年，茅盾就在《略谈工人文艺工作》一文中倡导文艺工作者“帮助工人开展文艺活动，养成大群的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家。”因此对于天津涌现出来的工人作家，茅盾非常关注，1951年茅盾在《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一文中对于天津北站铁路工人董逎湘《我的老婆》，中纺二厂的技术工人吕文润（笔名大吕）《于师傅这二年》和《郝家俭卖布》做了详细的点评。

1956年，茅盾先生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大会上提出了“建立文学创作小组的倡议”。在茅盾的倡议下，天津作协从常来天津一宫图书馆借书的文学爱好者中，挑选出十几个借书量多、喜爱文学的青年，成立了“天津市工人文学社”。文学社成立后，涌现出了以万国儒为代表的闻名全国的天津工人作家群体。

对于万国儒的作品，茅盾在《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和1962年的《读书杂记》中对他的短篇小说《欢乐的离别》、《踩电铃》和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龙飞凤舞》给予了详细的点评和充分的肯定。更可贵的是，茅盾对天津工人作家们的作品不是走过场式的表扬，而是认真阅读后的指导，中肯地指出了作品中还有待提高的部分。因此，作为全国第一家，也是坚持到今天的天津工人文学社团，在它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茅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茅盾对天津青年作家的提携也是应该被铭记的。天津著名作家冯骥才在1981年4月2日《天津日报》上发表的《缅怀茅盾老人》一文中回忆到：

刚刚茅公亲属来告，久病的茅公于昨日凌晨遽然长逝。初闻时心中怦然一动，随之潸潸泪下而全不自知。哀痛未尽时，却不由得想起两件小事来。

第一件事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所用的是繁体字，而出版社根据一般常规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便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过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而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 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核桃大小的字颇为吃力的。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

第二件事是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了茅公。那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全国部分中长篇作者座谈会”上，茅公来讲话。

当时，新旧观念激烈抗争，多年来“左”的思潮正在受到“拨乱反正”的时代新潮流的猛烈冲击。出版社收到了三部中篇小说。其中包括我的《铺花的歧路》。这三部以十年动乱为题材的小说，都涉及到当时尚未明朗化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故此众说纷纭。出版社为了促进在出版和创作两方面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事先把这三部中篇的梗概打印出来，请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发表意见。那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大会议厅，茅公在讲话中先后两次热情和率直地肯定了这三部中篇的创作倾向和立意。由于我的中篇的结尾部分尚未定局，严文井和韦君宜同志叫我上台讲讲这部中篇，以求教于茅公。严文井同志引我到茅公身前说“这就是您给题书名《义和拳》的作者冯骥才。”

我终于见到这位渴慕已久的当代文学大师。在台上大灯的强光里，看到了他苍老而慈祥的面容，连颗颗老年痣与一脸皱痕都看得清清楚楚。头顶上那历尽沧桑的稀疏的发丝银白闪亮。老人和我握手，让我坐在他身旁，却叫我面对大厅内在座的人们讲话。我一口气说了二十分钟。说话间，我时而扭头看看身旁的茅公，他却一直把目光凝聚在我脸上，仿佛把他衰老的并不旺盛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我所讲的内容里。偶然间偏过耳朵，为了听清我的每一句话。待我讲过，他即刻肯定了我的创作意图，并即刻给我小说的结尾一个在艺术上颇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就这样我改好了小说。小说出版后，在我收到许许多多读者来信时，就想起了茅公。在当时“左”的思潮仍在禁锢某些人的大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这位风烛残年、体弱神衰的老人的思想锋芒仍然是犀利的；他像怀着一颗童心那样，直截了当、无所顾忌地打开自己的心扉。青年们勇敢的尝试多么希望老一辈这样鲜明有力的支持呀！

在此悼念茅公之际，这两件小事重现眼前。重温往事，想到从此再不能见到老人，聆听教诲，痛切万分。但转而又想，自己一个刚才开端写作不久的青年，有幸接触到与我年龄相隔半个世纪的文坛巨匠，受过他的关切，仅见一面，却留下这两桩值得记下的事情，也算是一种慰安吧！

1979年冯骥才与茅盾见面后，还曾去过茅盾家几次，因为茅盾在写回忆录，每日来访者又是接踵不绝，因此冯骥才没有再去打搅他，两人便通过书信交流，茅盾在信中对冯骥才文学创作方面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创办了《小说月报》，时年84岁的茅盾欣然接受出版社邀请，为《小说月报》题写了刊名，并担任名誉顾问。后来他还应出版社编辑之邀，为期刊拍摄作家肖像系列。摄影编辑蔡诚忠回忆，当时茅盾身体已经不太好，拍照时自然的坐在平日的书桌前，没有梳妆，胡子也没来得及刮。当编辑说明来意后，茅盾答应，瞬间抓拍了照片。没过多久，一代文学大师去世，这张照片是茅盾生前留给人们的最后影像。

天津市古籍书店建于1956年，隶属天津市新华书店，名称为天津市新华书店石旧书门市。1978年，更名为天津市古籍书店，茅盾先生题写了店名。

茅盾曾在文章中写过“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是春晖，给别人以温暖。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如此。朋友之间，待之以诚，肝胆相照，不就是相互照耀，相互温暖吗？”我觉得这句话正是茅盾对待生活在天津这座城市中亲人、朋友、文学青年、读者们的最真实写照，正因如此，他也得到了天津人民对他的无比敬重。

资料来源：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

图片提供：邵桓、唐文权、陈硕、张翔

片头题字 海报制作：唐文权

编辑 整理：刘长虹、邵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