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法国地”一户北京人家纵贯七十年的春节记忆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倒酉；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脍炙人口的民谣道出忙年的记忆。年味儿，到底是什么？“40后”孙天祥先生为我们回忆他记忆中的年味儿……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家住在曾经是法国租界地的长春道西头，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不仅人文荟萃、商贾云集，还聚集着许多政、商、军、学各界名流。像奉系直系的鲍毓麟、杨麟春、孙传芳，翻译家杨宪益、杨苡，收藏家李盛铎，小德张的律师夏琴西，名医董晓初、丁蔚然、白家祥等等。尤其五十年代初期，两航起义人员从香港归来以后也多定居明德里，他们带来了南风北渐的兴起。因此，这一街区的日常生活集中了传统的、西洋的、中西合璧的各类民风习俗，形成多元文化的融合。尽管如此，每到逢年过节时还是民族传统的习俗占据主流，气氛也更显得异常热闹。

距过年还有一段时间，妈妈（旧时保姆叫妈妈、母亲称娘）和母亲就商议给我们做新鞋的事。于是打夹子、排样子、纳底子，一双双新鞋为我们准备好。

快到过年的时候姐姐们已经放假了，大约腊月十五前后就开始忙着操办年事。扫房子，打烟筒（清理烟灰），洗衣裳，拆被子几乎天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大规模的清扫结束，小而细致的活计就开始了：擦玻璃、净铜活、买年货、放鞭炮，直到祭灶的腊月二十三，开始制作吃食。

蒸馒头是过年必不可少的活计，每天都要蒸一锅白白的馒头，还要在馒头顶部点上红点、红花、梅花之类的点缀。点红点很容易，用一根筷子粘上红食色就能做到。点红花要使用完整的大料（也叫八角）印上去，梅花的图案则是用六只筷子的小头捆绑起来组成一个梅花状，每到这时家里年的气氛开始显现了。炖肉、煮鸡汤、煎鱼，到腊月二十八、九才停歇，只等着“三十”那一天。

空竹（闷葫芦）是男孩子们过年必不可少的玩具，抖起来“嗡-嗡-—”作响，街里街坊都能听到。有了嗡葫芦的声响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年味儿来了”。

挂吊钱、贴福字、粘春联当然不能少，只是我家的春联是从不用买的。因为父亲的书法很好，平常也不断有人来求字。因此，自家的需要就不用外购了。

“三十”的晚上是过年的重头戏。由于父亲和老人们都是从北京迁居天津，所以还保留着许多京城的旧俗。白天，妈妈们要在佛堂里把供品摆放好。佛堂里供的什么像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有菩萨和弥勒佛。晚上父亲要在吃团圆饭之前先到佛堂去上香，然后把珍藏的祖宗单子（家谱）取出来也供奉在那里，再把灯台、烛台一一点燃。

祭祖开始，父亲先给祖宗磕头跪拜。旧时的跪拜是有讲究的，要先作揖然后左腿上前一步，右腿屈膝下跪，再收回左腿并拢双手扶地，磕头。起身后再一次作揖。

跪拜不仅有尊卑长幼的顺序之分，也有“神三鬼四”的数量区别。就是给在世的老人拜年要嗑三个头，给过世的故人牌位或遗像要磕四个头，同辈之间拜年只要作揖问好、祝福就可以了。

在父亲给佛像和祖上祭拜之后，就要到老祖那里去跪拜请安。母亲作为孙媳也是要同去的，叔叔、婶婶在父亲之后也会依次去给老人家请安、拜年。只是母亲和婶婶们是不必磕头，只须行蹲礼（俗称蹲儿）即可（蹲礼是北京人的旧礼：女人双手扶左膝，略做屈膝鞠躬的姿势，适用于对长辈或平辈之间）。之后是我们晚辈依次祭祖给长辈请安拜年。此时大人们就会说一些吉祥话、寄予希望和勉励的话，晚辈们则是祝福的拜年话。再后才是平辈之间的互相拜年。

那时虽然已经时兴中山装和西装，但是三十晚上人们的服饰还是讲究传统。父亲和叔叔们要着一身崭新的棉袍、礼服呢面的骆驼鞍鞋；母亲和婶婶们则是缎面花色的丝棉旗袍，着精美的绣花鞋，当然都是天顺和德华馨的精品。孩子们也都是新衣、新鞋、新袜子。大人们一袭的传统装束与孩子们活泼的新装为年夜增添了不少色彩。

拜年以后，丰盛的团圆晚餐开始了。家里人口多，团圆饭要到半地下的厨房外间去吃。厨房的大师傅早已按照每年的习俗准备好几桌饭菜，并把平时少有使用的景德镇精致餐具，例如万寿无疆、五福捧寿、吉祥如意等等的成套餐具摆放好。家人们按尊卑长幼依次就坐。饭食自然是肉当家，鱼是必不可少的，带红点的白馒头摆在饭桌上，显出节日的喜庆。晚餐期间，一些犯忌讳的话是绝不能说的，只有吉祥话、祝福语充斥于整个团圆饭的过程。饭后，大人们都去了牌桌或三三两两的叙家常，孩子们则追逐着楼上楼下地跑起来，为的是赶快消化刚吃进的美食，以便等着子夜时分的饺子。

吃饺子是人们守岁到午夜的宵夜，也是年夜饭的补充。只有这时才是“岁（祟）末年初”的交子之时。吃饺子时大人们的压岁钱来了，于是又一轮的吉祥话和祝福语充斥于各个房间。孩子们把到了手上的压岁钱会诊藏起来，用于寒假后开学时的用场或自己喜欢的开销。饺子吃到最后，老人们会嘱咐一句“年年有余啊！”。意思是饺子不能完全吃光，要在盘子和碗里剩一两个饺子，以示“有余”。

无论三十晚上的团聚还是大年初一的走亲戚，女人的头饰都是不可或缺的。俗语说，“闺女要花，小子要炮”就是指女人头上的花饰和男孩喜欢的鞭炮。女人们常戴的有石榴花、聚宝盆、福寿字之类，小闺女一般戴金凤凰；小男孩用压岁钱再去买回爆竹、鞭炮，用香点着一个一个地放。这些美丽的花饰、“叭、叭！”的鞭炮和钻天猴声充斥着街道、里巷和庭院，更增添了红与火的热闹气氛。

看“过会”是旧时过年的又一内容，也是那个时代过年不可或缺的节目。“过会”本是旧时迎神赛会的一种形式，人们装扮成历史故事里的各种人物，一边行走一边表演。沿途的邻里，过往的行人会驻足观看，很像后来流行的游行只是比游行更活泼一些。“会”是由街公所、乡公所号召，各个街区和乡村自发组织的。

五十年代初的过会，已经去除了许多传统故事里不健康的杂耍内容，仅仅是些高跷、小车会、跑旱船、扭秧歌和打腰鼓。表演的故事虽然还是八仙过海、猪八戒娶亲，也有了解放区的大秧歌。腰鼓队、秧歌队和出会的人们在行进中还会唱一些当年的流行歌曲。像“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嘛要和平……”，“胜利的花儿开，遍地香，解放区的人们喜呀嘛喜洋洋……”等等。孩子们看到过会的来了，就会高喊着“来过会的啦！”。邻居们也都会应声跑出来观看。

各种“会”的路线一般都是从市中心的老城里或劝业场那边往外走，也有在自己的街区里巡演的。队伍前边打着红旗、彩旗、本会的旗帜和街区（乡村）的旗帜。每当秧歌会、小车会沿着马路走过，街上立刻热闹了许多。从初一到十五经常有过会，有时一天能过好几拨队伍。直到正月十五进入高潮，过了“十五”年就过完了。

当我们渐渐地长大，儿时的过年风俗也开始渐渐地改变。“年”的概念也逐步淡化，直至被“春节”取代。

五十年代中期，一些旧的礼仪和习惯逐渐受到批判，许多新的观念开始主导着过年的习俗。比如，跪拜被称作旧礼教不再提倡，只在老年人的范围还少许保留着一点儿磕头的旧习。揖拜——拱手礼作为单一的拜年礼仪逐渐流行。

五十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发生困难，商品匮乏，食品短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工业品都要凭证，连日常需要的油盐酱醋等调料都要凭副食本计数购买。到了过年的时候市民需求量大增，供应就更加紧张。有票证、有副食本也不一定能买得上可心的物品。于是，“过年”的主旋律变成了采购，排队成为了常态。如果家里有需要买的东西，必须早早地起来去排队。谁要是听说副食店来了好一点的货品，比如黄花鱼、快鱼、刀鱼之类，必定要提前去占位等候。否则只能买到些大路货的咸带鱼、明太鱼（一种从朝鲜进口的鱼）。当年有一句俗话叫“买的是有，别想买得好”。意思是，能买到入心的商品是件难事。这时已经无法有什么讲究了，买到东西就应该满足。 

那时过年的新衣裳也就是做一双新布鞋，用工业证给大人买一顶长毛绒的新帽子或着围脖，给孩子买一顶灯芯绒的学生帽，配上藏蓝色的条绒夹克，女孩子则是一件新作的小花棉袄很好看了。

虽然那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可是节日里还是需要点商品用以点缀市场的繁荣气氛。于是，商店就特别在空空的货架上也摆出许多应节的商品。但那只是展示，都要注明“非卖品”或者直接写上“展示品”的字样，直接告诉顾客就不要问津了。

这个时期的过年，只有做卫生还保持传统的样子，扫房子、打烟筒、擦铜活、擦玻璃还是要干的，至于三十晚间的团圆饭已经有些奢求了。一直以来，人们喜欢的黄花鱼被咸带鱼取代，做元宝肉的五花肉变得薄了，四喜丸子变成了素丸子，虽然年夜饭菜品的名字没有变，可是食材多是替代品。那时许多食品都有新鲜的名词：比如，人造肉。所谓“人造肉”就是用豆制品做成的，是仅有肉的形色和微微的味道食品替代物；做米饭也有增量法，就是把米用水泡的时间长一点蒸得软一点，出锅时米饭显得多了许多。

那一年过年最难忘的，是一家人吃饭再不用称重分餐了。平时因为每月每人的口粮都是有限的，孩子二十几斤，大人三十二斤。平时为了能够保持粮食吃到月底，都把每月的粮食定量平均成三十份，每天吃多少都有数，不然到月底就没有吃的了。而过年时要讲究团圆，不好再限量吃了，所以就稍微随便一些。也正因为家长不再限制了，“三十”的晚饭后许多孩子出现了上吐下泻。起初以为吃的食物不干净闹肚子，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小孩子们平常肚子里清油寡水，过年时突然集中吃了许多肉和油腻的东西，胃口一时不能承受，造成消化不良。那一次年夜饭真是难忘。

尽管供应紧张，粮食短缺，但“三十”晚上的仪式还是保留着，只是简化了许多。家里的祭祖也仅是给过世的人上些供品点上一炷香，其他就全免掉了。孩子们只剩下给老人作揖和同辈之间的鞠躬互拜。

初一清晨，人们依旧穿上新衣，女人们戴上头花去走亲戚。

鞭炮继续放，二踢脚也不时地爆响，但“过会”已经没有了，街区的邻里也冷清许多。人们相见的话题都是盼着饥荒赶快过去，生活快些好起来，渴望着食品丰富的日子。

困难时期以后，国民经济逐渐好转，社会文化陆续恢复，食品供应也略有改善。虽然多数食品还是凭本计量供应，但可选择的品种已经有所增加，工业品已经放开不少。人们的心情也不断松弛，对过年的憧憬与希望大大增加。

六三年的春节出现了新变化，一些传统的年庆文化活动逐渐恢复。听说北京的厂甸要开张，庙会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天津也模仿北京琉璃厂的形式，把天后宫的庙会搞了起来。

腊月伊始，娘娘宫的南北大街上人们开始聚集，过了十五人流越来越多，以致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爆竹声、空竹声、叫卖声此起彼伏，龙灯、鱼灯、宫灯、彩灯挂满街头。卖吊钱、卖窗花、卖对联的摆满了街道两旁，画糖人、捏面人的艺人实时做艺，硕大的糖堆儿和应节的糖瓜遍布街巷。孩子们重新有了节日的欢乐，满街都是吉庆与祥和之声。

按照民俗，每当过年人们总是要添置些新的生活用品。如，锅碗瓢盆之类，借以象征添人进口，人丁兴旺。这时要票证的商品略有减少，而且品种还是多了一些。遇上略微好一些的生活用品时还是会抢购。比如，铝制品、搪瓷制品。尤其稍精致一些的出口转内销商品，无论花色还是品种都要好于直接内销的商品。为了买到这些可心的东西，排队就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甚至会起大早去排队等待。我家那时就在辽宁路的瑞祥栈商店排队抢购来一个面盆。因为这个面盆的花色造型比起当时家用的面盆好看许多，虽不一定需要，出于新颖也要排队买回来。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怎么使用它，闲置了很长时间。             

那年的年夜饭也丰富了，尽管凭票、凭本、限量的办法没有改变，但总算品种多了，选择的余地有了，供应量也充足了，遇到热卖品只要排队也能买到。人们在年夜饭前的揖拜依旧，贴窗花、挂吊钱、粘春联还是老样子。

转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社会的空气立刻有些凝重。劝业场地区是重点街区，每到中午，马路上的广播喇叭就开始播放“四清”运动的文件，例如二十三条、前十条、后十条。间或有大报的社论和移风易俗的文章，号召人们注意阶级斗争。

从秋天开始，阶级斗争的提法日渐频繁。“过春节”已经不是单纯的节庆娱乐，而是移风易俗的“大事”，是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斗争”。街区的人们有些茫然，但只能响应“四清”工作队的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老人们不再烧香拜佛，女人们不再戴花、穿衣打扮，讲究无产阶级式样的朴素。一时间，蓝制服、灰制服、棉猴、大衣成为人们春节的标配，甚至有人穿着洗干净的工作服过年，以示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了拜年，没有了龙灯，更没有了“过会”，刚刚兴起的庙会改成了年货市场。人们索性都在自己家里各过各的春节。

紧跟着就是那个“十年”，从“革命化的年”开始，向与“封建余毒的年”决裂。“过年”属于“四旧”，“过春节”才有革命的意义。尤其67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提出“当前正处于……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于是那年的春节真是一个更“革命化的春节”：春联的吉祥祝福统统变成了革命的口号，吊钱改称“春纸”，内容也换成“艰苦朴素”、“移风易俗”、“继续革命”等时兴的词语。人们见面谈论的话题就是“夺权”，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都不属于工人阶级”。窗花更属于“封、资、修”的“四旧”，一律改成革命样板戏的题材。

图 | 1966年8月23日，二十一中红卫兵攻占老西开

随着样板戏的普及，“忆苦思甜”更成了当年过春节的主题。那一年“三十儿”晚上的收音机里各个波段都播放全本的《白毛女》，“忆苦饭”成了年夜饭的一道主菜：麸子和棒子面掺合起来做的饽饽，冬天没处找野菜就用白菜帮子代替熬汤。家常的炖肉、四喜丸子、红烧鱼成了辅菜，年夜的饺子是素的倒不相背还是照吃。只是吉祥话改成了“继续革命”和“万寿无疆”的祝福语。没有了喜庆的彩灯，“守岁”本就很难熬，人们更没有了那份心思，纷纷洗洗早早睡下了。只有小孩子们并不耳会，依旧是放着自己的鞭炮，偶尔的钻天猴和摔炮带来点儿节庆的热闹。

八、九十年代的过年已经大不一样了。物质不仅开始丰富，思想也解放了，人们的心情舒畅了好多。企业一松绑，活力即刻迸发出来，经济效益直线上升。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下，许多人的腰包开始鼓了，“万元户”、穿西服成为了时尚。市场丰富，品种繁多，又取消了票证，人们终于有了自己选择商品的机会。更有许多企业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的福利不断地改善。

春节来临，整筐的苹果、成盒的水产品、整袋的米面都是职工的过年福利，有的企业甚至连副食调料都准备齐全，“吃”基本不再是问题。“过年”不再仅仅具有符号意义，而且已经成为企业效益和人们心情的象征。

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陈规旧习。过年的年货不必费心，鞭炮就成了人们表达兴奋、喜悦心情的手段，烟花更是必不可少。一进腊月，街上就有了鞭炮声。许多人都整箱整箱地买回鞭炮和烟花，燃放的是璀璨的烟花，释放的是自己的心情。过了腊月十五爆竹声陆续此起彼伏，小年一过则越来越密集，直至三十夜晚，烟花爆竹能把夜空装扮得星光灿烂。初一醒来，满街的炮屑给环卫工人增加不少麻烦。

住房条件的改善，让人们告别了靠吊铺居住几代人的拥挤小屋，纷纷搬进了有厨房、厕所的单元房。燃气替代了煤球，暖气取代了烟筒炉子。屋子宽敞了，窗户明亮了，家具新颖了，在新房子里的开心劲真是溢于言表。一系列的变化助推了人们红红火火过大年的兴趣，以致那一年的天津卫视春节晚会的主题都是“红红火火过大年”。

这时的年夜饭已经真不那么重要，七大碟八大碗，在仅有三口人的家里会成为节后的负担。虽然“三十”的意识仍然存在，但社会风气的改变，“三十”的仪式感逐渐淡化。人们都希望赶快吃完团圆饭，聚在电视机旁。“春晚”成了年夜的必备。

“守岁”也不再是被动的熬夜，“春晚”带着人们去聆听子夜倒数的钟声。瞬间的鞭炮声、烟花声与绚丽的灯光交汇成奇光异彩的夜景，成为人们发自心底的衷心祝福。欢声笑语中流露出老百姓心里的满足，“日子真的好过了”。

初一早上走出家门的女人，虽然不时还有石榴花、聚宝盆的头饰，但身着多是一袭的时尚：反绒的大衣、精美的首饰，心仪的化妆带来崭新的西风渐进的气息。事业有成的男人们西装革履、呢子大衣成为过年的标配；实现深造愿望的年轻人满面的春风，无忧无虑的童稚孩子得到的礼物是书籍和游戏机，让“年”增添了新的味道。

那一年的“年”，真是改变了模样。

当今的过年，物质已经十分丰富了。吃的、喝的、用的应有尽有。票证已经失去了意义，排队抢购成为了历史故事。这几年的“吃”，大鱼大肉已经不受欢迎，年夜饭的形式虽然还保持着，可是“味道”已经变了。从家里的自制烹调改成酒店里包桌，简单、快捷、省事。效益好的单位，年货配给也仅仅是一种象征，货币化的福利成了普遍的方式。更多家庭的“过年”则是选择旅游度假：一家几口到风景名胜休息几天，或者出国旅游度过年的假期。

鞭炮被禁止了，改换成张灯结彩。街门变宽了换成硕大的春联，红色的灯笼也高高挂起；窗户落地了，吊钱贴一米的；妇女喜欢的头花再次受到青睐……。住房条件的改善，让室内室外都有了更多美化的空间。一时，古文化街上的地摊都供不应求。腊月一到，尤其过了“十五”年货市场陆续开张，“小年”一到更是非凡热闹。大人、孩子、放了假的学生，在娘娘宫前的南北大街尽请地逛着，买着，浏览着，观看者，尽享着久违的欢乐。花会、高跷会、跑旱船、社戏成为一道道美景。幼童的宫灯、少儿的空竹，传统的鲤鱼灯和“莲年有余”的年画重新挂满街头。一派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祥和、繁茂景象。人们腰里的钱包虽然又瘪了那不是因为贫穷，而是信用卡和电子支付的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老了，可是看着儿孙们发自心底的欢笑，心里也一样感觉着幸福、快乐和慰藉。

“年”真的又有了年的味道。

关于年的味道、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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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

图片提供：孙天祥、唐文权、陈硕、张翔

片头题字 海报制作：唐文权

编辑 整理：刘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