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04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电影《华氏911》的政治风暴

电影纪录片《华氏911》可能是2004年度西方公共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迈克尔·摩尔试图在电影中惊爆内幕——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及本·拉登有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当局先是玩忽职守，使美国陷入恐慌，尔后出兵伊拉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整个影片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激烈地抨击了布什的反恐战略。今年5月，《华氏911》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关于美国政府曾试图禁止影片发行的消息广为流传，反而成为该影片最佳的促销广告。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最初几周场场爆满，创下了电影纪录片票房的历史纪录。摩尔本人立即出版了两本新书，并在欧美各大媒体频频亮相，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借此影响年底的总统大选，把布什赶出白宫！在愈演愈烈的反布什浪潮中，《华氏911》成为知识界与大众媒体热烈讨论的话题。

在激起大众兴奋情绪的同时，舆论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对《华氏911》的批评甚至攻击。许多评论指出，整个电影完全抛弃了纪录片惯常的审慎与客观的姿态，通过带有诱导性和煽动性的叙事剪接策略，大量使用阴谋理论和“情况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以达到谴责和嘲弄的效果。一个名为“华氏911”的网站应运而生，专门收集对摩尔歪曲事实的批评、投诉以及各种负面报道。这部电影无疑是非常“解气”和“解恨”的，但其立场的客观性和证据的可靠性却非常可疑，因此以这种愤怒的方式介入政治讨论是否正当，便成为公共舆论的一个焦点。有评论家坦言：“是的，电影是不公平的，是蛮横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对不起，美国人已经没有耐心了！”摩尔本人也说，“《华氏911》就是自由的燃点”。而另一方面，许多评论指出，摩尔的话语策略与布什如出一辙，是“煽动性的政治宣传”，是好莱坞式的娱乐。目前已经有一部名为《摩尔憎恨美国》的新纪录片面世，导演迈克尔·威尔逊（Michael Wilson）检讨了摩尔的纪录片制作方式，批评他的不正当操作手段，同时也有揭露“摩尔真相”的新书出版。整个论战透露出美国公共舆论在政治意识和文化态度上的严重分歧。

德里达去世的风波

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10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乔纳森·坎德尔撰写的讣告，这篇讣告以轻佻的笔法描述了德里达的生平与学术生涯，对解构主义仅以“晦涩

难懂”一言蔽之，并称引说，“许多并无恶意的人仅仅为了能减免理解解构主义的负担而期望它死去”。这篇讣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德里达的朋友和倾慕者们被深深地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篇讣告是“不公平的、无礼的、怀有偏见的”。十几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分别致函抗议，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讣告是污辱性的，而将讣告的写作交给一名不学无术且心存恶意的作者，标志着《纽约时报》专业伦理的堕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部分教授建立了“纪念德里达”网站，并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四千二百名学人参加，形成了一场捍卫德里达的运动。

在舆论压力下，《纽约时报》做出了及时的应对，除了刊登一些言辞激烈的抗议信函之外，还在10月14日发表了马克·C.泰勒教授的正面评论文章《德里达究竟想说什么？》，称德里达将（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起）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之一被人纪念。英国《卫报》在10月11日发表的长篇讣告中，对德里达做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也透露了学术界对他的非议与排斥。1992年5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巴里·史密斯（Barry Smith）教授为首的十八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致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的写作虽然具有原创性，或许在电影或文学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作为“哲学家”，他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为此，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三百三十六票赞成、二百○四票反对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随后在10月15日的《卫报》发表《不要嘲弄德里达》，批评英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对德里达的嘲弄，并认为多半是出于无知与误解。

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身前死后都是如此。除去意识形态的原因，德里达的讣告风波或许也反映出欧洲大陆与英美的学术传统，以及所谓“后现代”与“正统”学派之间的争议和冲突仍在继续。

反对“弱智化”的文化战争

对当代文化“平庸化、粗俗化和弱智化”倾向的抨击，是保守主义者的老生常谈，在公共知识界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今年9月英国出版的一部新书——《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仍然引起了热烈反响，作者是执教于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富里迪本人属于“激进的左派”阵营，曾在1981年参加创立英国“革命共产党”。这本著作的基本论题是，那些以追求真理和介入公共事务为使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英国慢慢消失，结果是日益增长的庸人主义（philistinism）弥漫于社会生活（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等）的各个领域。但富里迪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平庸的大众，而是所谓“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文化

体制。他认为，在一种时尚而肤浅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精英越来越倡导“容纳”精神和政策，一方面使得大学向那些曾被排斥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开放；另一方面，对学生的“迎合”代替了严谨的知识要求，导致整个教育自上而下变得平庸化。当今大学（甚至包括牛津和剑桥这样的英才重镇）的教育标准严重下滑，“为知识而知识”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浅薄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使整个年轻一代陷入“弱智化”（dumbing down）的文化氛围之中。

该书出版后，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书评，称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保守派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在《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也支持富里迪的观点，虽然他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有所保留。《卫报》《观察家》《高等教育纪事报》以及许多网络杂志也都纷纷评论，参与了这场所谓的反“弱智化”的文化辩论。有批评者指出，富里迪具有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倾向。对此，富里迪在接受采访中申辩说：“民主不仅仅是包容多数，而且是为了包容在有价值的目标之中；而‘弱智化’的文化将使我们都被包容在一种共同的庸俗之中。”

围剿乔姆斯基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是美国最为激进和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他矢志不移地指控美国公共舆论受到权力与资本高度垄断，而他本人由于在公共舆论界极为活跃而名声大噪。许多人因此认为乔姆斯基的批评显得有些故作矫情，甚至有著名学者称他为“知识骗子”。而且，右翼人士对他更怀着意识形态上的敌视。这种积蓄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形成了对乔姆斯基的围剿行动——《反乔姆斯基读本》的出版。

这部文集由彼得·科利尔和大卫·霍洛维茨编辑，汇集了九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论及他和大屠杀之间奇异的关联、对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对“9·11”事件沾沾自喜的评判，并指责他长期、大量地“捏造事实”和“篡改数据”。文集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但攻击的领域还不只是这些。在西方知识界，很多学人会将乔姆斯基的学术贡献与他的政治写作区别开来，前者是里程碑而后者则多半是“义愤”。这部文集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章出自语言学家保罗·波斯塔尔和罗伯特·莱文，他们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发现其品质与他的政治言论相当一致——“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在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形势下，对乔姆斯基的围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法国知识界讨论民族的认同危机

今年夏季，法国主要媒体《费加罗报》发起了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从6月到8月，有四十多位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陆续发表文章。在此之前，已经有几本反思当前法国危机的著作（如尼古拉·巴弗雷的畅销书《没落中的法国》）在读书界引起关注，成为触发这场讨论的一个契机。许多文章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基调，透露出知识界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深重忧虑，并讨论列举了法国衰落的症状：在全球势力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欧盟中角色的削弱，衰败的经济和高失业率以及难以整合的移民族群等。其中，哲学家尚塔尔·德尔索尔的一句话被许多媒体广为摘引：“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在今天做法国人就是去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她还表示，某些精英人士企图掩盖这种衰落，使人民得以生活在虚幻的自得之中，她对此感到羞耻。语言学家克劳德·阿热日认为，法语正在走向衰落，而这与法国民族的衰落是不可分的。

这场讨论充满了对往昔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对当前民族认同的危机感，以及深切的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讨论的发起者《费加罗报》编辑主任在总结中写道，过去二十年的欧盟计划被看作法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独特道路，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2004年的法国是一个处在疑问中的民族”。

一些欧美报刊对这场讨论做了报道。有评论认为，这是法国人过于内省和自恋的体现，“法国是处于危机之中，但从来都是如此”。也有评论赞赏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指出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出现了衰落，但唯有法国人能够这样坦白地讨论，也只有在法国，这样的文章才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亨廷顿新作引发争论

今年5月，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一部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可以看作“文明冲突论”的国内演绎版：来自南美的大量西班牙裔移民与其他外来人口不同，他们与故国具有很强的文化联系，难以融入美国的“大熔炉”，使美国日益分化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和两个民族，这对美国的民族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率地表示，如果最初在美国定居下来的人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教徒，美国将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而可能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亨廷顿的新论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有人赞赏他不顾“政治正确”教条的威胁，公然讨论商界和政界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敢触及

的问题。有人指出，他将盎格鲁—新教主义（Anglo-Protestantism）作为美国正统文化的代表，有偏颇与狭隘之处。也有评论认为，亨廷顿的观点表明了他自己对美国文化固有的包容与宽容能力缺乏信心。还有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戴着面具的种族主义”论调。对于这本书的争论，目前还在持续展开。

沃尔夫对哈罗德·布鲁姆的指控

今年2月的一起“性骚扰指控”由于涉及两位文化名人，一时成为美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指控者娜奥米·沃尔夫曾出版《美丽神话》一书，揭露资本和男权如何在瘦身美容工业中合谋，制造出美丽的流行标准，然后反过来统治女性。该书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畅销著作，沃尔夫也因此声名鹊起。而被指控者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经典文学理论领域中的泰斗和耶鲁大学的明星教授，著有《西方正典》等二十多部学术专著。沃尔夫在《纽约》杂志发表文章，声称在1983年就读耶鲁大学期间，布鲁姆教授有一次在她的住处与她共进晚餐，曾把手放在她的大腿内侧，这对她造成了精神创伤。但她同时言明，重提二十年前的旧事并不是要提出法律诉讼，也不是针对布鲁姆本人，而是出于道义来敦促耶鲁大学确立严格的投诉保护机制。而布鲁姆回绝了所有传媒的采访，一直保持沉默，对这项指控不予置评。

然而，沃尔夫并没有赢得舆论的多少同情。许多报道和评论对她指控的动机与可信性提出质疑。更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借此批评了美国女性主义的走火入魔。英国著名女性主义者佐伊·威廉斯在评论中写道：“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将每一个暧昧的身体姿态都加以政治化，还好像我们都在肩并肩地反对心怀恶意的男人——这绝不是女性主义。”

电影纪录片《多瑙河》追忆海德格尔

继2002年柯比·迪克制作的关于德里达的纪录片获得成功后，今年两位澳大利亚电影人丹尼尔·罗斯与大卫·巴里森合作完成了另一部“思想家纪录片”——《多瑙河》（The Ister）。“Ister”是多瑙河的古罗马名称，也是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的标题。影片取材于海德格尔1942年开设的“荷尔德林系列课程”。海德格尔极为推崇荷尔德林，称他是“诗人中的诗人”，课程不仅包括对荷尔德林的哲学阐释，同时贯穿着对时空、存在、艺术、技术和政治等主题的广阔思考。《多瑙河》长达三个小时，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为主线，伴随着多瑙河从黑海直至其源头黑森林的影像画面，穿插了对三位哲学家的深度采访，他们分别讲述了海德格尔思想与生涯的不同侧面。

今年1月，这部影片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后获得如潮好评，此后该片在世界十多个城市参加影展，并在法国和加拿大等多个电影节中获奖。这部“极小众电影”虽然不可能获取“大片”那般的高额票房收入，但引发了许多知识界人士浓厚的兴趣，也获得了电影批评家的高度赞赏，有评论称之为“奇迹”和“里程碑式的电影纪录片”。

结语

2004年西方的思想图景似乎没有露出新世纪的晨曦。纷乱的言说仍在延续着20世纪的基本纷争，保守主义的顽强勃兴，伴随着激进话语的日趋昂扬。这种两极化的冲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面是意识形态谱系中左右两翼的冲突，一面是知识立场中“前卫派”与“传统派”的对峙，彼此纠结缠绕，难解难分。那么，自由主义在哪里？著名史学家约翰·卢卡奇在12月发表文章指出，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明确地将“自由主义”视为一个贬义词。还记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吗？他宣告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还不到十五年，但自由主义的柔声细语已经被激进主义的昂扬嘶鸣和保守主义的“神圣”呐喊所淹没。或许，自由主义的根本困局在于其自反性：它借助对传统的反叛而兴起，却又不得不依傍某种传统来维系。如果说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当年被“魏玛的幽灵”所困扰，最后对纳粹政权的起源做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见解的判断，那么类似的幽灵在当代又再度显现，这个幽灵就是可以被多样阐释的“9·11”事件。对于美国，甚至对于整个西方，这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正在向思想界敲诈勒索一个极端的方案，一个非此即彼的最终解决之道：要么以独断的神圣真理统治全球，摆平世界，要么解放全人类，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彻底的平等与自由。而自由主义不可能给出如此决断的解决方法，也正因如此，所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不过是另外两种极端势力此起彼伏之间的一个短暂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