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05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萨特百年诞辰纪念

今年6月21日是让—保罗·萨特的百年诞辰，法国国立图书馆举办了大型纪念展览，欧美各地也为此举行了许多讨论会，出版了关于萨特的新书或特辑，报刊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位20世纪影响卓著的哲学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英国《独立报》称，萨特在去世二十五年之后迎来了其影响力的“第二波”，因为他的著作和政治生涯同当代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他的思想也仍然会引发争论和新的理解。美国学术纪念讨论会的主席斯科特·麦克里米指出，如果说萨特的思想遗产曾一度因冷战而衰落，那么，现在它显然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相关。萨特的著作中对于系统性的暴力、寻求解放的斗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论述在今天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当然，萨特的思想总是具有争议。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认为，萨特倡导的政治理想由于缺乏道德或宗教的指南而陷入了永无根基的虚无病症之中，最终将会走向危险的死胡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指出，法国在萨特去世之后出现的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似乎早已取代了萨特的地位，今天人们之所以仍然怀着极大的热忱纪念萨特，是因为他的著作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今天的年轻人总是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思想线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思想试图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不可控制的环境所决定——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世界中一个最令人困扰却又最富有感召力的问题。

佩里·安德森批评“自由左翼”的国际政治理论

新左派首席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他主编的《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1期）上发表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论文，题为《武器与权力——战争年代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这篇文章明确针对当代西方三位最重要的自由左派理论大师——美国的罗尔斯、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意大利的诺尔贝托·博比奥，讨论他们在冷战之后的十年中对国际秩序和正义问题的论述，对他们试图继承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而重建当代国际秩序的理论学说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安德森的文章主要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层面（比如康德的理想与当今世界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展开，同时也分析了三位理论家各自的成长史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秩序的理想，反而掩盖了美国以及国际强权对地域冲突和非正义行为的干涉，因此，他们的努力在无意之中可能会沦为国际霸权的理论工具。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可能显示了新左派理论发展的一个动向，表明批判的对象不只限于右翼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而且也要揭露那些被称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论述。我们至今还未读到哈贝马斯对此做出的任何直接回应（罗尔斯和博比奥已经去世），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也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英国政治哲学教授克里斯·伯特伦（Chris Bertram）在网络上撰文对此文提出批评，并引述具体文本指出安德森对罗尔斯的误读与曲解，认为这篇文章是傲慢且充满偏见的，妨碍了他对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做出任何内在的具有同情性的解读。

新教皇对理性与宗教的看法引起争议

《逻各斯》（Logos）期刊今年春季号发表了新教皇本笃十六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而作，在《寻求自由》的标题下抨击了“堕入病态的理性”与“被滥用的宗教”。教皇在论及西方民主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冲突时指出，重要的问题是重建理性与宗教的关系。启蒙理性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宗教信念，但目前理性与宗教两方面都出现了病症，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对宗教的滥用威胁着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病态的理性瓦解了信仰。在此，教皇明确批评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认为德里达解构“好客”（hospitality）、民主和国家，最终也解构了恐怖主义的概念，剩下的只有理性的消散，使所有确定的有效价值和所有坚持理性真理的立场都变成了原教旨主义。

在教皇看来，理性和宗教的两种病症都妨碍了我们寻求和平与自由。《逻各斯》在同期刊登了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纳（Stephen Eric Bronner）教授的回应文章，他认为教皇的论点表达了重新肯定欧洲“基督教之根”的愿望，这反映了许多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而教皇所期望的“重建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在提议：要在东方世界多一些世俗理性，在西方世界多一些宗教信仰。布朗纳指出，妨碍自由与和平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真正的冲突也不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世俗自由国家以及多元公共领域的支持者与那些意欲将自己的宗教信条强加于他人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

西方公共知识分子评选

今年，美国《外交政策》与英国《视野》（Prospect）联合发起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评选活动，具体办法是读者通过网络投票，最终在一百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候选名单中有多位华人上榜，包括经济学家樊纲、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王缉思和政治学家郑必坚等。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4827票），学者兼作家翁贝托·埃科（2464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1990票）和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近十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在前二十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七，经济学家阿马亚·森以1590票名列第八，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1037票名列第十八。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比如法国就只有让·波德里亚（名列第二十二）进入了前四十位的名单之中。

保罗·利科去世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于5月20日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岁。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大师的足迹遍及欧洲和北美的一流大学，曾任教于巴黎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去年去世的德里达曾担任他的助教。利科一生共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五百多篇论文，在哲学领域的代表作有《意志哲学》《解释的冲突》《接受现象学的熏陶》等。利科把现象学和诠释学相结合，开创了意志现象学，强调人的意识中的自愿活动与非自愿活动之间的联系；他还以历史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著有《历史与真理》《记忆、历史、遗忘》等书；他的《活的隐喻》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赏，所提出的“隐喻的真理”概念为修辞学提供了深刻的思考；他还以《恶的象征》《思考〈圣经〉》等书开辟了宗教诠释学的全新视野。2000年，利科获得了享有盛名的京都奖；2004年11月，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女性主义风潮再起

200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了一个“科学假说”：性别之间的先天性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这番言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南希·霍普金斯当场退席，随即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指责这是性别歧视的言论，甚至有人要求萨默斯引咎辞职。萨默斯起初接受采访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即男女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这是可能的，可是人们宁愿相信男女表现不同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但他也承认，他的这一观点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舆论压力下，他发表了道歉声明，保住了校长的职位。但也有评论持不同看法，哈佛著名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撰文指出，这场风波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科学证据和理性的争论，而只有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主导了一切，使得女性主义者丝毫不愿意考虑是否存在某种可能——女性在数学方面有先天性的弱势，对此，任何要求证据的人已经被看作对女性构成了伤害。曼斯菲尔德认为，我们需要女性主义，但不是这样脆弱和具有虚假独立性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更爱好自由的新的女性主义。类似地，南加州大学著名法学与政治学教授苏珊·埃斯特里奇（Susan Estrich）发动五十名妇女联署签名，抗议《洛杉矶时报》发表的《女性思想家到哪里去了》一文，并在电子邮件中以威胁性的口气，要求评论版主编迈克尔·金斯利发表这份抗议书，在金斯利以不接受胁迫（blackmail）为由拒绝之后，埃斯特里奇投书其他报刊，随后报刊公布了埃斯特里奇与金斯利之间有关的全部电邮通信内容，其中埃斯特里奇咄咄逼人的言辞令人惊讶。《洛杉矶时报》的一位女性专栏评论家发表文章，称这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歇斯底里”。

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

与言论自由问题相关的另一场风波，涉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种族研究系主任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教授。他在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对“9·11”事件做出评论，其中将纽约世贸中心的遇难者与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小艾希曼”，并认为他们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了仇恨以及恐怖分子的报复。而且，他说这些“小艾希曼”自愿地服务于这个政体，但没有对它的行动及其后果担负责任，因而他们并不是无辜的。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引人注目，但今年1月丘吉尔受到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的演讲邀请，遭到数百名“9·11”事件遇难者亲属和消防队员的抗议。1月31日，他辞去了种族研究系主任的职务。他在辞呈中写道，目前的政治氛围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表示，依照宪法，丘吉尔教授拥有表达政治观念的权利，但他的文章“让我们和公众都感到震惊”。媒体在此风波中又披露了丘吉尔的某些更为偏激的论调，他曾在去年接受一家杂志采访中说，美国可能需要更多的“9·11”事件。科罗拉多大学是公立学校，在许多市民的要求下，州长欧文斯要求科罗拉多大学考虑解雇这名教授。许多知识分子就此展开发表文章，辩论自由权利及其限度的问题。

美国主流报刊开展阶级问题讨论

今年夏季，《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就美国当代的阶级问题和社会流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讨论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移民、宗教、婚姻和文学等方面展开，使“阶级意识”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有作者在讨论中指出，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神话，而旧的阶级界限似乎也已经被消费生活的表象所抹去，美国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语言开始消退，但阶级的差别没有消失。实际上，近三十年来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不是更自由而是更困难了，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性急速加剧的时代。也有论者指出，财富与阶级是事关权力的问题，阶级与其说是关于生活方式或消费时尚，不如说是关于“谁有权做决定”的问题，这包括决定大多数无权者的生活。富有者使用自己的各种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权生活，让社会为此付出代价。软弱的民主反对派所鼓吹的“自我成就”的神话只能使普通百姓吞咽右翼的苦果。因此，阶级是重要的，阶级意识也同样重要，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是阶级问题的关键。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在奥地利被捕

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毕业于伦敦大学，是英国最受质疑的历史学家，其著作与译作多达三十多种，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纳粹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文自己以及少数新纳粹主义者将他标榜为“我们时代最为勇敢的”的反潮流历史学家，而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所谓研究著作充斥着对历史事实的蓄意歪曲。他长期以来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暴行，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完全是虚构的。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他认为希特勒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都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也没有证据显示曾施行过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所有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都是下属所为，而且其规模远比现在的主流看法要小得多。1994年，欧文曾起诉控告美国历史学教授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Lipstadt）和企鹅出版社，因为利普斯塔特在其《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一书中称欧文是“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诋毁了他的学术声誉，也损害了他的职业生涯。经过长达六年的司法诉讼和审理，伦敦高等法院在2000年4月判决欧文败诉，认定他出于某种目的对历史进行了歪曲。欧文于1989年在维也纳等地公开演讲，法庭曾为此签发逮捕令，但直到今年11月再次访问奥地利时，他才落入法网。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在奥地利（以及法国和德国）有相关法律将否认纳粹罪行视为非法，刑期最高可达二十年。据BBC报道，历史学界对欧文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在挖掘和收集历史档案的工作中有很强的钻研精神，但他从中作出的阐释和结论是非常可疑甚至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