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开始，宣告西方体制正濒临崩溃的声音便不绝于耳。而到2016年底，在欧美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变之后，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已无需任何先见之明，几乎成为舆论界的时尚，因为证据是如此重大、直接而明确：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法国、意大利与荷兰的脱欧势力正跃跃欲试，而匈牙利和波兰已被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所俘获，欧盟解体似乎危在旦夕。特朗普宣扬的“美国优先”政纲与大西洋彼岸的反全球化运动遥相呼应，也意味着美国将试图摆脱其不堪负重的引领责任。怀着“自由世界的灯塔”会黯然失色的忧虑，有人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连任可能，这是过于沉重且前景渺茫的寄托。

 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三天，福山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坦言，“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1950年代起构建的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开始遭到来自愤怒而强健的民主多数派的攻击。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时刻。”①今年西方思想界最为频繁和突出的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破裂、全球化的逆转、民族主义的回潮、宗教保守力量的复兴、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危机、民主政治的衰败以及国际自由秩序的崩溃。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明白无误地显示，2016年将被铭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二战之后持续70年的西方自由秩序就此终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Roger Cohen)感慨道，“苏联曾被证明易受失爱(unloved)之殇，而今愤怒的季节正降临西方。”②

 然而，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在25年之前，宣告“自由秩序的最终胜利”也具有至少同样重大、直接而明确的证据：苏联解体，德国统一，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出狱不久的曼德拉在南非展开寻求和平与和解的政治努力，美国的“沙漠风暴行动”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侵占中解放出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随后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1991年发生的这些变化几乎是“圣经尺度”的巨变。③那么，时下对“自由秩序”失败的绝望真会比当初“最终胜利”的欢悦更为持久吗?如果彼时预言的“历史终结”未曾落实，那么此刻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会更加可信吗?理解2016年世界变局的思想努力，需要在时代的潮汐之下探寻结构性的力量和趋势。

 本文将着眼于两种重要的结构性裂变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全球化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之间的断层线，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未能有效地应对国内的不平等，导致民众意愿的分裂，出现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对立。其次，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品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本地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文化冲击在许多欧美国家引起了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形成了民众之间文化认同的分裂格局。第三，全球化及其许诺的自由、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事业(比如接纳移民和收容难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对于特定人群的感受而言，这些代价可能过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担，或者损失大于收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和对现存“自由秩序”不满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既有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也有文化认同的缘由。这种不满在民主社会中表达为政治诉求，但建制派政党由于固执和僵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性与回应能力，而原本边缘性的政治力量乘虚而入，及时俘获了不满的群体，汇聚和强化了他们的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发起对建制派的愤怒反叛，促成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现象。

　　特朗普与“沉默的大多数”

 社会的经济断层、民众的文化裂痕以及由此导致的民粹主义兴起，构成了2016年世界变局的主要特征，突出地体现在充满戏剧性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叱咤风云的特朗普成为今年《时代》周刊与《金融时报》的年度人物。这位“政治素人”几乎单枪匹马闯入美国政坛，突破建制派的重重围剿，出乎大多数观察家和民调的预测，最终击败资深政客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难以计数的分析评论文章中，如何解释特朗普的崛起成为一个思考的焦点。为什么主流媒体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误判?是因为忽视了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吗?

 半个世纪之前，左翼激进运动的急风暴雨席卷着美国政治，但赢得1968年总统大选的却是保守派政客尼克松，他宣称自己回应了“沉默的大多数”要求恢复“法律与秩序”的愿望，此后“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术语开始流行。特朗普在竞选中同样打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旗号。然而，他并没有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最新统计结果表明，克林顿获得的大众选票(popular votes)超出特朗普286万张(优势率2.01%)。三个关键州(密执安，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的竞争非常激烈，特朗普在这三个州超出对手的选票总和仅有7.7万张，却获得了决定性的46张选举人票。④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反映出民众的分裂。

 因此，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是一个杜撰，那些愤怒的民众既不是大多数，实际上也并不沉默。已故的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早在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就觉察到这种愤怒，并预言特朗普式的政治强人有朝一日将会崛起。⑤而纪录片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从夏季开始反复发出“特朗普将会获胜”的警告，在列举的五大理由中，他明确意识到那些在经济与文化上双重受挫者们的愤怒。⑥的确，他们并没有沉默，只是长期被建制派精英和主流媒体所忽视，或者说被遗忘了。

 《被遗忘的那个人》(The Forgotten Man)是犹他州的画家麦克诺顿(Jon McNaughton)2010年的作品。在画面中，美国44位历届总统聚集在白宫前，围绕着一名年轻白人，他坐在长凳上神情沮丧。奥巴马脚踩《美国宪法》的第一页，双手抱臂背对“被遗忘的那个人”。在目睹着这个场景的历届总统中，华盛顿、林肯和里根表现出明显的关切，试图引起奥巴马的注意，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比尔·克林顿却为此鼓掌。这幅画作问世六年之后，在不久前被Fox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收购，据说将作为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悬挂于白宫。⑦

 在大选年，被遗忘的人群终于醒目地进入了公共视野，也使得民众的分裂格局更加显著。《时代》周刊在年度人物一期的封面上，将特朗普称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在经济上，全球化在美国同时造就了加州硅谷那样的受益者人群以及大湖周边“锈带”地区的挫败者人群；而在文化上，自由派长期推动文化多元主义身份认同，受到城市中教育良好的“进步人士”以及少数族裔的支持，但这与传统美国的所谓“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身份认同相抵触，后者的声音虽然在主流媒体中受到“政治正确”的规训而不断式微，却仍然深藏于美国郊区与乡村的居民之中。经济断层与认同差异的叠加效应，在政治强人的对抗性竞争之中，转变为选民的政治极化。于是，出现了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局面：如果特朗普胜选是民粹主义的胜利，标志着民主的危机，那么假如特朗普败选也会被证明是民主的危机，因为那些“被遗忘的人群”仍然未获得充分的政治表达。而事实上，当社会分裂达到如此严峻的程度，无论谁当选执政，民主将始终处在危机之中。民主政治不只是民众意见的多样性在政治议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健康运行还依赖于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

 西方国家面临着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内社会分裂，要求改变惯常的政治思考与政治机制来克服极化的分裂、寻求基本的共识。2016年世界变局标志着一个“裂变时刻”，民主政治再次面临深刻的挑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民主政治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历经挑战的历史。

 全球化的断层线

 显然，如英国国际问题权威专家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所言，今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现象是人们“对全球化深切不安的明显征兆”。⑧《金融时报》主编巴伯(Lionel Barber)分析指出，今年有两个方面的动向值得重视，首先，欧美出现了“一种奉行本土主义、保护主义以及沉湎于文化乡愁的新型政治”，他称之为“第四条道路”。其次，西方民主国家对于全球化的幻灭感越来越普遍。他认为，二战之后的全球化现象由三个阶段性趋势构成：风靡于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1994年“乌干达回合谈判”驱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这些趋势的结果是对资本、物资、服务和劳动力逐渐放弃管控，典型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形成，并在2007年夏季走向极致。“在2016年，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可以称其为全球化2.0版的)时期结束了。”⑨

 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在于造成了一条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挫者，也都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群体。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分歧日益严重，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也意味着任何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顽强抵制或强行推进全球化的举措，实际上只能取悦部分民意而背离另一部分民意，从而将加剧已然严峻的民众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困境。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由此终结，可能在势均力敌的双方不断角力之中以更为曲折的方式展开，也可能在新的妥协中以及更加平衡温和的方案缓慢推进。

 全球化的断层线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经济学新著《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在皮克迪(Thomas Piketty)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⑩作者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是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美籍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目前是“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纽约办公室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著作基于经验数据提出了一个长时段不平等的解释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阶层间的不平等)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到了工业化后期，国家间的不平等(地域间的不平等)变得更为突出。而自1988年以来，新一轮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米兰诺维奇使用了“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的概念来说明这种变化。用通俗的语言说，在新一轮全球化之前，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最主要地取决于其公民身份，或者说在哪个国家工作，这远比做什么工作重要得多；而在全球化之后，公民身份对收入水平仍然非常重要，但其权重有小幅降低(“公民身份租”有所贬值)，而从事的职业类别变得相对重要。

 米兰诺维奇绘制了一张图表，显示在1988年之后的30年间全球实际收入的累计增长率。在此期间，全球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在25%左右，但各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出现严重分化。处在全球收入分布45%-65%水平的人群(他们是全球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率最高(增幅在70%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以全球标准来衡量仍然属于高收入阶层，处在全球收入分布的80%-95%水平(属于前五分之一)，但他们在这30年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或增幅极低。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分布位于99%-100%的水平)收入增幅在40%以上。(11)

 这里需要区别“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这两个概念。在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着程度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但其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持续降低(在2000年之后尤其显著)，这主要归功于一些贫穷国家(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全球(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的精英，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严峻的困境出现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过去30年间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或非常缓慢，与本国富裕阶层以及精英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严重。

 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在民主体制中往往表达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抗议、社会运动以及党派势力的兴起。福山今年2月在德国柏林的演讲中指出，全球化同时造就了赢家和输家。在美国，受益者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教育水准较低的白人工薪阶层是其受害者，他们形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感到生活变得更为艰难而复杂，成为威权型民粹主义政客的支持者。(12)他后来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还指出，美国两大政党都未真正帮助那些全球化中的受挫者。共和党代表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支持开放移民和自由贸易的政策，这两方面都会损害白人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民主党则着眼于身份政治问题，在满足多种身份族群诉求的同时，却忽视了白人工薪阶层的诉求。(13)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及其引起的反弹对未来前景的影响，成为许多经济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明肖(Wolfgang Munchau)4月底发表文章，分析“全球化挫败者的复仇”，认为全球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正陷入失败，并将引起政治反弹。这些国家未能有效地应对全球化造成的各种经济冲击，包括20年来实际平均收入的停滞，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交叠效应更为严酷，在过去损害了老一代的工人阶层，而如今对中产阶级下层的技术工作者也构成了威胁。文章引用经济数据表明，欧洲国家中对全球化不满的民众比例正在上升。这是一种警示信号：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并没有如其所愿，造就一种无人更穷(worse off)而有人更富(better off)的局面。如果政治家对此无所作为，必将会有民众自发的政治行动。(14)

 全球化议程的再设定

 今年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集聚爆发的时刻，但现在要为全球化敲响丧钟或许还为时过早。无论“逆全球化”的趋势多么强劲，这仍然只是故事的一半。构成故事另一半的人群及其力量并未退场，并将重新集结。《经济学人》发表的数据表明，各国认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这一观点的人群比例几乎都高于其反对者，只有在法国双方的人数几乎相等，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支持全球化的人群是压倒性的多数。(15)

 但在全球化断层线的影响下，未来的全球化必须做出调整。不同立场的学者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9月发表文章也指出，全球化进程有濒临崩溃的可能。他指出了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与敏感性，但认为不能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全球化，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等其他因素也对就业和收入造成了负面冲击。而全球化进程如果停滞不前或者出现逆转，将会损害经济增长并减少全球穷人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需要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内外政策来改善管理机制，推动全球化进程。(16)

 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皮克迪11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并提出另一种全球化的议程。在他看来，特朗普获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积累的经济不平等与地域间差异的爆发，但特朗普对公司利润大幅减税的方案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的趋势。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全球化必须在根本上重新定位”(fundamentally re-oriented)，使得国际协议能够回应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挑战——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我们需要促进一种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球化模式。他主张调整国际贸易的着眼点，贸易自由化不再是主要焦点，“贸易必须再次成为服务于更高目标的手段，它从来不应当变成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他建议在贸易协议的制定中必须考虑其财政和环境的影响，通过税收和司法监督实施限制。皮克迪认为，“现在到了转变全球化的政治话语的时候了”：贸易是好事，但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也要求公共服务系统、基础建设系统、健康与教育系统，而这些要求本身进而要求一种公平的税收体系。达不到这些要求，特朗普主义将会大行其道。(17)

 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12月初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也提出需要反思全球化的得失并为此“重新定位”。他指出，就统计数据而言，2016年世界经济与近几年完全相似，重要的变化在于政治方面。二战以来西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将将促进繁荣与和平，而当前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标志着这种共识的解体。在非西方国家，土耳其、俄国、中国和印度的领导人呼吁民族自豪感、自身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优势，而贬低开放性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复兴与对全球化的抵抗成为普遍现象，这源自许多人群的一种无力感：他们的生活被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侵扰。在地理意义、文化意义上，也在缺乏共享认同的意义上，人们之间的距离感加剧了。他们对其领导人保护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人们的不安全感往往会“招致返祖现象”。二战以来70年的时间，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与挑战，但在人类解放、增进繁荣、延长寿命和减少暴力等方面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而现在所有这些成就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全球经济对话的方向，转向提升“负责任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为其本身谈论国际一体化。首先，让国际社会介入这种对话的关键是全球合作，经济外交需要聚焦于一种措施，得以使各国政府扩大扶助国内中产阶级工人的政策范围。其次，需要在防止资本收入逃税方面做出全球努力，从中获得的收益将有助于对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时，为了防止企业出于躲避更严格的劳动与环境保护标准而转移到别处，需要通过国际对话来建立相关的全球最低标准与协调措施。最后，藩篱与围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不合意的人员流动。对于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唯一持久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得以使人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家园。支持难民来源国的建设获得的全球收益，将会远大于在接受国内部对难民提供有限的支持。萨默斯认为，2016年的诸多事件将被铭记为一个转折点：我们要么从此开始背离全球化，要么开始对全球化的战略做出朝向大众利益的重新定位。而未来几年的选择事关重大。(18)

 文化认同的裂痕

 在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断层线上，还交叠着另一种裂痕：文化身份(认同)的分野。在每个国家内部，经济断层与文化裂痕彼此交织，却并不完全重叠。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倡导“全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等论述，欧美左翼和自由派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包容他者”和文化多样性，使平等与尊重的价值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实现。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主义的论述和政策逐渐获取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原本挑战正统的道德事业本身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政治正确”在媒体与教育界造成某种的禁忌，一些保守主义倾向的人群感到自己在文化上被边缘化，受到规训与压制。2016年，大西洋两岸遭遇到保守主义文化强劲的反弹。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这是来自英国脱欧派与美国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怒吼。往日那些藏匿在角落里的窃窃私语，如今汇聚为响亮的抗议之声。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声音的政治代言人开始在西方核心国家的权力舞台上登场亮相。信奉世界主义价值的卡梅伦首相辞职之后，他的接任者特蕾莎·梅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还相信你是个世界公民，那你就是个无名之地的公民(citizen of nowhere)。你根本不懂‘公民身份’这个词本身的意思。”《经济学人》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都在扩展地盘，并结成联盟。(19)自由派人士所主张的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进步事业，连同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受到严重的挫伤。许多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从未如此陌生，惊恐与沮丧时而转化为对“野蛮的种族主义”的斥责。但这个令人畏惧的标签开始丧失原有的震慑力，政治正确的禁忌开始松动。2016年，我们见证了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造反，以“祖国”和“人民”的名义向全球主义者复仇。野蛮与率真的界限一时变得模糊不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文化身份的分裂对立?纽约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9月发表一篇长文，提出了相当独特而精湛的阐释。(20)作者首先回顾了全球主义文化的兴起。“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对60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些国家几乎都比以往更加富裕，这在价值观方面促成了两个重要的总体趋势转变：首先是疏离传统价值(宗教、礼仪和敬重权威等)，转向“世俗理性”的价值(向变革、进步和基于理性考虑的社会方案开放)；其次是淡化经济和物质保障的“生存价值观”(常见于家庭、部落和其他地方性群体之中)，转向强调个人权利以及普遍保护原则的“自我表达”或“解放的价值”。随着繁荣与安全的增长，这些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全球化与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接触来自其他文化的食物、电影和消费品，“这种开放性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世界主义态度的兴起”。由此，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信奉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同胞都视为“世界公民”。

 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么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渎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杜尔凯姆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2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杜拉特(Ross Douthat)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22)

 实际上，全球主义者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是部分人群，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大都市、商业中心和大学城，在年轻的城市精英中占据主流。因为教育和文化地位上的优势，他们主导着主流舆论的价值和态度取向，但欧美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众信奉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他们对全球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意。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就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瓦特(Stephen Walt)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23)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性传统)两种文化认同与价值观，不同取向的两类人群之间隐含着持久的分歧，但在过去几十年间基本能够和平共处。为什么最近几年彼此的紧张日益严重，以至于在今年全面爆发?

 海特分析指出，在经济因素之外，近年来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冲击，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并转化为明显的政治冲突。在他看来，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针对欧洲移民政策的争辩，并不是高尚与卑下之争，而是两种道德视野的冲突。坚持对陌生人(尤其是处于危难中的陌生人)负有救助的义务，与主张保持自身共同体的完整性，这两者都是合理的道德诉求，却又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彼此“不可公度”的价值。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合理地平衡这两种诉求。但一部分全球主义者常常以“种族主义”之类简单化的指控代替必要的同情理解，这激化了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反弹。海特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使用“种族主义”的标签是浅薄而缺乏解释力的。一些民族主义者的确会表现出类似种族主义的言行，但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严格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是仅仅因为厌恶(异己的)差异本身而无理由地排斥外国人。但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排外情绪却有自己的理由：感到外来者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或者感到他们的行为令人厌恶，或者感到自己所珍视的事物受到了威胁……这些感受或许与现实不尽相符或者被煽动家所夸大，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理解近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那么‘种族主义’不能成为终结点，而必须是探究的起点”。

 借助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海特强调，民族主义者在感受到所谓“规范性威胁”的时候会变得格外极端、非理性甚至诉诸暴力。因此，他提议一种“降低规范性威胁”的移民政策方案，这必须同时考虑三项指标：外国出生居民的比例，每个移入群体与本地文化的道德差异程度，以及每一群体的孩子可以实现的同化程度。他认为全球主义者有可能吸引民众远离右翼民族主义政治，但前提是必须重新思考民族认同与道德凝聚共同体的价值，这需要在移民问题上放弃“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方案而采纳“同化方案”。作者最后写道，在2016年之后西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许是：“我们如何在尊重(而不是淡化或摧毁)世界上许多(带有其自身传统和道德秩序的)地方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狭区性’身份的同时，收获全球合作在贸易、文化、教育、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果?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能够和平共处?”(24)

 身份政治与美国传统的界定

 美国著名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拉(Mark Lilla)11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分析“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政治失败。(25)这篇文章引发了一些争议，作者随后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访谈中做出了回应。实际上，里拉并不反对文化多样性，正如他在文章中指出了那样，美国的多样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问题在于“多样性应当如何塑造政治”。对此，新一代自由主义的标准答案是认识和“赞美”差异。的确，强调身份的特殊性具有正面的道德教益，尤其有助于少数族裔和边缘文化认同的群体获得尊重。但在政治上，着眼于差异，将此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灾难性的错误。里拉提醒自由主义者，“美国政治中第一场身份运动是三K党人，至今仍然存在。那些玩弄身份游戏的人应当做好失败的准备。”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后身份自由主义”(post-identity liberalism)：着眼于扩展自由主义的基础，为此需要诉诸具有美国共性的整体的“美国人”、面向一个作为(共同生活其中、必须彼此相助的)“公民国家”的美国发言，并重视绝大多数人关切的问题。这是值得汲取的过去“前身份自由主义”的成功经验。而对于触及性取向和宗教等之类“高度充满象征性并可能驱赶潜在同盟的狭窄议题”，后身份的自由主义会带着恰当的尺度感平稳而敏感地应对。在文章的结尾，里拉意味深长地回忆他多年前的经历：他应邀在佛罗里达工会的大会中讨论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讲”。不同性别和肤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聆听罗斯福当年的演讲录音，沉浸于共同分享的自由信念，这使他感到震撼，也提醒他罗斯福所说的“世界上每个人的自由”才是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

 里拉的反思蕴含着“求同存异”的取向，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立足于共同的普遍价值来容纳多样性，他担忧固执于差异的“身份自由主义”可能会自毁根基。显然，特朗普的成功秘诀之一，正是从自由派那里夺回了这个身份政治的王牌，他呼唤那种狭义的美国身份认同，承传WASP文化的正统美国人，其著名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被许多评论(包括《纽约客》、《纽约时报》和《新政治家》发表的三篇文章)解读为“让美国再次变白”(Make America White Again)。(26)

 虽然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当作美国认同的核心传统，但“正统美国”的概念本身是高度争议的。从历史角度看，早年美国的移民主体来自欧洲，欧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国文化主流。但在理念层面上，新大陆的移民许多是欧洲的“弃儿”，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压制使他们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所以，与欧洲大陆那种基于“血与土地”的民族身份不同，美国的认同又是观念性的：凡是信奉美国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宪政等等)的人，不问来历都可以是“美国人”，这种普遍主义也构成了美国文化和认同的一种“正统”：这是始于从《独立宣言》的普遍权利，经由林肯的废奴主义，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所代表的传统。如果将这条政治文化线索从美国的传统中割裂，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而丧失了其“新大陆”的精神特质。

 无论如何，全球主义文化在今年遭遇的反弹值得深思，但这并不是所谓终结。正如《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的那样，年轻人并不惧怕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变化。在法国虽然只有37%的人认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这一观点，但其支持率在18至24岁的年轻人当中高达77%。因此，“新的民族主义者正趾高气扬地许诺要封锁国界，并使社会恢复到过去的同质性，但如果下一代人沉住气，未来可能会再度走向世界主义”。(27)

　　民粹主义的威胁

 在2016年的政治评论中，“民粹主义”(populism)或许是使用频度最高的术语。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Nigel Farage)，美国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法国“民族阵线”主席勒庞(Marine Le Pen)，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以及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他们似乎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特点：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极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他们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要根本改变腐败或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带给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民粹主义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概念，用来概括这些新兴政治势力的特征。今年学术界和媒体涌现出大量关于民粹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论述。澳大利亚的《对话》杂志汇集了18位著名政治学家(包括中国学者俞可平)的简要观点；(28)《外交事务》在年末刊出“民粹主义的力量”专辑；(29)同时，至少有三部相关专著作正逢其时地面世。(30)关注的焦点议题包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与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它本身是一种民主形态或病症，还是对民主的威胁?它会导向法西斯主义吗?应该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蔓延?

 然而，民粹主义的概念相当复杂，也容易被滥用。早在半个世纪前，伦敦经济学院为此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虽然有用，但涵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某种单一的定义。(31)这种状况几乎延续至今，但今年出版的《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一书对于这一概念的澄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格外引人注目。作者缪勒(Jan-Werner Müll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也是活跃于欧美思想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先后在《卫报》、《波士顿评论》和《伦敦书评》等报刊发表文章，对民粹主义的辨析并针对当下政治现象的阐释都具有敏锐而深邃的见解。(32)

 缪勒反对时下对民粹主义一词过度宽泛地使用。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缪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缪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中，绝不存在单一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说单一的政治观点了。这是所有欧美社会的政治现实。英国脱欧公投中有48%的投票者选择留在欧盟，美国总统大选中，克林顿获得超出特朗普286万张大众选票，欧尔班在匈牙利策划公投“抵制布鲁塞尔在移民问题上发号施令”，但投票人数未达到一半，实际上失去了法定效力。但所有这些事实都不妨碍民粹主义政客声称代表全体人民。法拉奇宣称，英国公投的结果是“真正的人民的胜利”，这意味着反对脱欧的公民算不上“纯正的英国人”；特朗普也曾在竞选集会中宣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联合一体，因为其他人毫无意义”。显然，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的代表。

 民粹主义会对民主政治带来两个直接有害的后果。首先，民粹主义者将指控其他所有的政治竞争者为非法，这不是指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美国一名极右翼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且收到特朗普本人的电话致谢)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克林顿和奥巴马真的都是从地狱中上来的人，“如果走近他们，你会闻到地狱的硫磺气味”。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者否认多元主义，坚持将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主张将那些异己人群——不支持他们或者不认同他们“人民”观念的那些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缪勒早年曾发表过研究施米特的专著，可以推断他对民粹主义反多元主义的敏感性来自他对施米特“同质化人民”的批判性研究。)

 缪勒针对许多关于对民粹主义的流行误解展开批判分析。首先，民粹主义据说更具有直接民主的倾向，会使政治更贴近民众。但缪勒认为，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只要他们自己是那个代表，他们也可以不反对精英，只要精英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呼吁要让“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但完全不关心广泛的民主参与，他们热衷于政治和道德的断言，而不是促进开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辩论。他们制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间接的)民主程序之外来定义人民。第二，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并不直接相关。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低收入人群，美国大多数经济状况最差(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人群在总统大选中投票给克林顿。将民粹主义的支持者群体与现代化的失败者相联系缺乏真正的经验证据基础。实际上，特朗普的成功之处在于，使许多白人(仍然占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相信自己的地位已经变得像是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从而将“白人身份运动”与“美国人民”关联起来。第三，许多自由派分析家认为，民粹主义政客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抗议政治，而抗议者无法统治，因为在逻辑上人们不能抗议自己。缪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总是取之不尽的。

 实际上，在俄国、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仅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普金、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被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更带有合理化辩护或自觉的意识。因此，以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那么，应当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势力的蔓延?缪勒认为，我们首先需要防止对民粹主义一词的滥用。不应当将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混同为一个类别，统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第二，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但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他们接触，而且不是用民粹主义的方式(排斥和妖魔化)来对待民粹主义者。第三，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那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这当然是抵制民粹主义战略的一部分。但缪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民主政治面临的考验

 民粹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缪勒认为，至少会让一个国家浪费多年时间和机会，就如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的情况。而在美国，可能意味着毫无保留的裙带资本主义以及破坏权力制衡机制的企图，而最坏的情况是，美国发生“政体变更”(regime change)。美国难道会发生“颜色革命”吗?《金融时报》的主编巴伯抱有同样的忧虑。他认为美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多元主义、宽容和法治等民主价值的标志，而在2016年陷入了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赌博，其结果难以预料。特朗普的立场是英国脱欧者更极端的镜像，要求不惜代价地遵从他言称的“人民的意志”，而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来自媒体、反对派还是司法机构——都有被定性为“人民公敌”的风险，“这不只是民粹主义的猖獗，这是对政治本身的否定”。(33)

 那么，民粹主义会滑向法西斯主义吗?政治理论家伯曼(Sheri Berman)教授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认为，民粹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有可能成为其温床。她分析指出，法西斯主义与民粹主义都是极端主义，两者具有相似性，但彼此的差异更为明显：“目前的极端主义者宣称，他们并不要抛弃而是要改善民主，他们批判当代民主运转不良，但并没有提出另辟蹊径的方案，而只是给出含混的许诺：要使政府更强有力、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另外，两者的历史背景也相当不同。但她认为，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民粹主义更加危险，在那里民主政治的根基不深。而在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英美，民粹主义很难转变为法西斯主义。因此就其特征而言，对目前右翼极端主义者更恰当的定性是民粹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他们固然是反自由的，却未必赴反民主的，这两者的区别并非无足轻重。如果民粹主义者上台执政，民主机制的持续存在将会通过下一轮选举将他们淘汰出局。“让国家从其错误中恢复，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优势。”(34)

 “自由秩序”的未来

 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中考察，2016年的变局是西方自由秩序冒进扩张的反弹效应，如果没有重大的战略性改变，仍然将面对难以摆脱的困境与风险。所谓“自由秩序”初建于二战之后(以“马歇尔计划”为标志)，实际上主要是局部世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但在冷战结束后，“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向外扩张，在带动新兴经济体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首先，西方秩序更为直接和深入地卷入了(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南美国家在内的)人口总数高达30多亿的新兴经济体的内部秩序，引发了非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种反弹，与此同时，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资本流动也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中产阶级的挫折与失望，这都构成了对自由秩序正当性的质疑。

 其次，冷战时代中曾被基本限制在其地理区域的“伊斯兰世界”，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再次)与西方世界更为直接地相遇。伊斯兰文明本身也是一种普遍世界秩序，与西方文明秩序如何能够和平相处是一个悠久的难题。目前全球有16亿穆斯林人口，高生育率将带来其人口的迅速增长。在未来的全球秩序中，伊斯兰文明可能将发挥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至少就目前境况而言，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战乱与失序，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的兴起，欧洲的难民危机以及文化与宗教的冲突，都显示出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正在导致其不可承受的后果。

 最后，今年对于人工智能棋手“阿尔法狗”(Alphago)与人类围棋大师对决的热烈反响，以及学术界对“后人类”问题的新一轮探索，都预示了新技术文明不可预知的前景。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生物工程的迅即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同时蕴含着崭新的可能和巨大的风险。如果“后人类社会”真的不期而至，西方自由秩序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并不是被解决，而是可能被完全取消或根本改变。

 2016年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2016年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由哈佛大学著名人文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获得。格林布拉特以莎士比亚研究而闻名，被视为新文学研究学派“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创始人，评委会称“他的工作在历史实践、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莎士比亚传记《现世的威尔》(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和诗人卢克莱修研究著作《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The Swerve：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等。2016年的坦普尔顿奖(The Templeton Prize)的获奖者是前任英联邦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勋爵(Rabbi Lord Jonathan Sacks)。萨克斯是著名的哲学家和犹太教学者，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领袖。在担任英联邦首席拉比期间，他领导了英国犹太社群的复兴运动。他主张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强调承认彼此的价值是对抗全球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唯一道路。萨克斯勋爵著述颇丰，主要著作包括《差异的尊严》(The Dignity of Difference)、《非以上帝之名》(Not in God's Name：Confronting Religious Violence)等。

 1月3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莱纳德·伯考维茨(Leonard Berkowitz)逝世，享年89岁。伯考维茨曾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主要研究环境因素对人的侵略性的影响，他也是第一个使用实验方式研究利他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家。1月3日逝世的还有丹麦天文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彼得·诺尔(Peter Naur)，享年87岁。他是2005年图灵奖获得者，在软件工程及软件架构领域中都有着重要贡献。1月13日，美国哲学家威廉·克雷格(William Craig)逝世，享年97岁。克雷格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主要研究领域是数理逻辑和科学哲学，最著名的成果是“克雷格内插定理”。1月24日，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逝世，享年88岁。他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建者之一，由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69年图灵奖。他的研究对当代哲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

 2月11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逝世，享年82岁。他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以来中国政治史、社会史，重视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来寻找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原因。其代表作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叫魂》一书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2月19日，意大利著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逝世，享年84岁。他的博学举世闻名，学术研究涉及神学、美学、哲学、建筑学、大众文化理论、中世纪历史学等领域，主要的学术著作有《启示录派与综合派：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理论》、《不存在的结构》等。同时他的小说代表作《玫瑰之名》、《傅科摆》以及《波多里诺》等具有世界声誉。

 3月13日，美国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逝世，享年89岁。他是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语言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学、道德哲学等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对科学与真理的关系、指称、实在论等方面具有深入研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的理论发展。他提出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在哲学界内外都广为人知。主要研究著作包括《逻辑哲学》、《意义和道德科学》、《理性、真理和历史》等。3月27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阿兰·德科(Alain Decaux)逝世，享年90岁。他曾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在学术研究之外，注重通过电视等传媒手段，展开历史文化的社会普及工作。他的代表作有《重探路易十七》、《法国人的法国史》等。3月31日，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逝世，享年86岁。他少年时代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这段经历反映在其小说《命运无常》之中，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月31日，美国著名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逝世，享年83年。他是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以研究中国文学见长。他耗费数十年精力完成了《金瓶梅》的英文译本，包括4400多条注释，以质量精良而广受好评。7月2日，美籍犹太作家埃利瑟·“埃利”·维瑟尔(Eliezer “Elie” Wiesel)逝世，享年87岁。维瑟尔是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0月13日，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Dario Fo)逝世，享年90岁。他是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拒绝付款》等。12月13日，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逝世，享年95岁。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由于通过博弈论分析对冲突与合作问题的研究贡献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著述与活动对于美国公共政策和思想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属于笔者2003年起所作的年度综述系列，议题的选择与述评受作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仅供参考。前十年的综述已结集收入《纷争的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2007至2015年度的综述报告曾在《学海》刊登。

      本文发表于《学海》(南京)2017年第20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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