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06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按】自2003年起每逢年终，笔者都会接到《社会科学报》等报刊的邀请，要求对当年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影响的公共事件做出年度回顾综述。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深感力不从心，所做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本文是作者勘定的完整版，其中的部分内容曾载于2006年12月29日的《社会科学报》以及30日的《东方早报》。

1. 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鲁拉，厄瓜多尔的柯利亚，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5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的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获得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The Left Forum）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但是，“新自由主义”遭遇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2.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杨－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些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杨－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最近在《伦敦书评》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3. 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1989年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17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10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最终将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是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4. 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去年9月，因丹麦《日兰德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而引出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兰德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100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害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5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说，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5. 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伊朗著名哲学家与作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发表过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公开信中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内格里，恩内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安伯托·艾柯，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ISIS）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6. 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是“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读施特劳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尔（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劳斯导论》（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7. 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200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二十一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保守。这种“遵从主义”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2006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8. 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揭示出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最激烈的抨击来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现属波兰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泽）。格但斯克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外，《纽约时报》也刊登评论，题为“格拉斯：一个非常的德国耻辱”。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纷纷为其辩护。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在《卫报》上刊文赞扬格拉斯的勇气与道德。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事实证据：二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的岁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9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100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2003年，时年76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2004年，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2005年该奖空缺。今年的克鲁格奖授予华裔与非洲裔的历史学家，似乎表明克鲁格奖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开放取向。余英时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的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富兰克林今年91岁，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门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从奴隶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纪的黑人领袖》等。

10. 2006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被称为与凯恩斯、萨缪尔森齐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他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倡导依靠个人责任感的自由竞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是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经济杠杠。他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即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自然率假说理论，著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自由选择》等。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结识了罗斯·戴瑞克特，六年后两人结为终身伴侣。1998年他们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问世，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回顾了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经历。他曾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向中国介绍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特殊而富有争议的影响。

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法拉奇说，她每次采访经历里都“倾注了心和灵魂”，一如她对于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与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人》与《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两书满载着她对生命的礼赞和热爱。在2001年9·11灾难之后，沉默已久的法拉奇发表八万言的《愤怒与自豪》，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的“野蛮”，由此招致“种族歧视”的指控。而她的回答是：“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他妈就做你的，我就是要说出我想说的。”无论人们对她的言论有多少争议，她的离去让世界少一个桀骜不逊的女性声音。

10月30日，文化人类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骤逝，享年80岁。格尔茨从1970年开始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他在社会文化理论上贡献卓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符号人类学理论，而且延伸到地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他的《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作影响深远，被公认为20世纪学界的一位“具有原创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岁高龄逝世。除了《1929年大崩盘》《富足社会》等经济学名著之外，他还留下了包括自传、小说在内多种文体的50余种书。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学家、“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仅57岁。她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政治学，在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而使她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正义与差异政治》。杨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妇女、劳工等弱势群体有切实的关怀，著有《包容与民主》《论女性身体经验》等。

7月1日，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辞世，终年84岁。早在1950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的瑞夫与苏珊·桑塔格闪电结婚，并维持10年婚姻。多年来，桑塔格的声誉似乎遮蔽了瑞夫的光芒。而瑞夫是20世纪不容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罗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和《治疗主义的胜利》，并富有洞见地提出，西方文明从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先后受到“政治人”“宗教人”和“经济人”的统治，如今则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领袖关于“自我”的信念。

6月16日，《纽约书评》二主编之一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死于肺癌，终年77岁。爱泼斯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负责编辑轰动全球的《安妮日记》。1963年加入《纽约书评》之后，她负责文学、文化方面的组稿与校订，与这本刊物一同走过了43年。如今《纽约书评》已成在知识界声誉卓著的书评期刊。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把“终身成就奖“授予《纽约书评》的两位创始人和两位联合总编。

4月30日，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ois Revel），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他也是一位政论家，曾担任法国《快报》社论作者15年，后又成为《观点》周刊的专栏作家。在他一生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最著名的有《无马克思，无耶酥》《极权趋势》以及《和尚与哲学家》。其中，《和尚与哲学家》一书是他与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在山顶上的一场西方哲学与佛教之间的对话，拷问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