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依赖于可证伪的假设，即通过不断尝试推翻理论来逼近真理，而这一过程排斥了任何无法被经验验证的形而上学或先验知识。相反，施特劳斯则强调，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于理解那些超越经验层面的、深植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往往蕴含在古典著作的隐喻和象征之中，需要通过诠释学的方法来揭示。（诠释什么，如何诠释，完全取决于教授的选择和倾向，这是施特劳斯让人怀疑的地方）
波普尔在其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观点，主张科学理论应当是可被证伪的，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科学理论的资格。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和绝对真理的断言，认为这会导致思想的僵化和科学的停滞。
施特劳斯则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一书中，提出了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思，认为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源于对古典政治哲学原则的遗忘。他主张回归古典，尤其是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强调通过哲学教育唤醒人们的理性，使他们能够认识到更高层次的真理，从而指导政治实践。（施特劳斯无非是希望获得对古典思想的解释权，从而让自己的存在显得有价值，这种工作类似现在的乐评人，有一个长头发，戴眼镜的，号称专业的乐评人在电视上夸夸奇谈，其实输出的都是垃圾）
波普尔的著作更多地聚焦于科学方法论，他试图建立一套能够指导科学研究、避免伪科学的逻辑框架。他强调，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试错、修正的过程，任何声称拥有绝对真理的学说都应受到怀疑。（波普尔的学生很多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施特劳斯的著作则侧重于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探讨，他深入分析了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正义、美德、自然法等，并试图揭示这些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真正的政治智慧不在于制定具体的政治制度，而在于理解人性的本质和政治生活的深层逻辑。（施特劳斯的学生很多是华尔街的政客）
波普尔在五十年代谋求芝加哥大学的职位时，施特劳斯曾与另一位政治哲学名家佛格林联手加以封杀，使波普尔终于没有在美国找到工作。（施特劳斯狭隘如此，为哲学圈德高望重的人士所不齿）
施特劳斯则针锋相对，他反驳说，波普尔对科学方法的过度推崇忽视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他强调，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智慧并非简单的逻辑推导，而是基于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哲学直觉。施特劳斯认为，波普尔对可证伪性的执着追求，实际上限制了科学探索的范围，排除了那些无法用经验证据直接证明但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他主张，真正的智慧不仅在于知识的积累，更在于对人性、社会和政治本质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往往需要超越科学方法的局限。
（这一点上，施特劳斯偷换了概念。波普尔说的是科学范畴的真理如何得以证明，施特劳斯说的是如何探索科学真理的范畴，两人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件事。从施特劳斯的范畴看，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只有科学真理才是唯一值得探索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神学和宗教。这些东西有它存在的意义，但是并不能用证伪或者证实的手段加以分析。这些东西对人类生活也有重大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讨论。）
后来争论过渡到知识的本质和来源的讨论。
波普尔坚持认为，知识是通过科学方法的不断试错和修正而获得的，它必须基于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知识的资格。他批评施特劳斯过于依赖古典文献中的“智慧”，认为这些智慧往往缺乏科学验证，因此不能作为可靠的知识来源。（在波普尔的范畴内，这样说没毛病。）
施特劳斯则反驳说，知识的来源不仅限于经验观察，还包括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他指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许多智慧，如正义、美德和自然法等概念，虽然难以用经验证据直接证明，但它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证明了它们作为知识的价值。施特劳斯认为，真正的知识不仅在于对事实的了解，更在于对价值和意义的探索，这种探索需要超越科学方法的局限，诉诸于哲学直觉和批判性思维。
（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范式转换”在逐渐替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原因，波普尔在探讨真正的问题，但是这些所谓的政治哲学家在谈论是人的感受，以及如何妥善的安排人的行为。施特劳斯这些人是在哲学和社会学的边缘地带开展投机活动，希望依靠自己的微薄的学术贡献来获得江湖地位，他们会感觉臊得慌吗？)
哲学历史上，或者说在任何的学派上，都会有两个相互不同的派别，他们探索发展出了互相对立的学派。看起来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他们探讨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
苏格拉底，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巴克莱，爱因斯坦，牛顿，摩尔这些人讨论真正的问题，并设计各种方法来总结规律，揭示真理。他们关注问题本身，对问题做出纯粹的回答。
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阿伦特，施特劳斯这些人则关注问题的外部，或者说他们关注外部的问题。并非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他们谈论问题的姿态，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疑。
休谟，康德，波普尔，罗素这些人的讨论涵盖了问题本身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对一个基民来说，这些人的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
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政治系，思想史课程中，波普尔的著作被教授们从“必读”转到“参考阅读”书单，甚至被忽略。这并不是波普尔的论述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波普尔当年选择去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任教，8年之后才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回到伦敦教书。二是社会背景的巨大变化，让人们对问题的外部，或者说外部的问题更加关注。
如果你是政治哲学家，你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你把时间花在外部问题上，你似乎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但如果你是一个基民，似乎关注真正的问题是更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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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金有它的脾气
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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