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07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欧盟五十年：纪念与沉思

1849年8月，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的开幕词中，想象了未来欧洲“将会来临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欧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独特品质和光荣个性的同时，将会紧密地融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将形成一个欧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时，仅有的战场是展开贸易的市场以及开发思想的心灵。到那时，子弹和炸弹将被选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选投票所取代、被一个伟大主权议会的庄严裁判所取代。”在历经了20世纪更为惨痛的战争创伤之后，欧洲的发展似乎走向了雨果所梦想的前景。1957年3月2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在罗马签署，这一年也被视为欧盟的诞生之年。今年是欧盟成立五十周年，欧洲各国举办了难以计数的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

5月9日是“欧洲日”，当天十多位欧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厅，在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格特·珀特林的主持下，对欧盟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展开讨论。他们普遍赞赏欧盟是人类解决冲突与和平合作之文明成就的典范，但同时分别指出了欧盟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包括欧洲内部的语言壁垒、欧洲精神世界受到物质主义的冲击，以及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3月14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金融时报·商业》等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欧盟：未来五十年”的大型讨论会，邀请了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的五十位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和商业领袖，就欧盟的未来展开辩论，会后出版了文集《欧盟：未来五十年》，由德国总理、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默克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作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撰写导言，收录的文章大多富有洞见和启发性。

3月23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接受德新社记者的采访，在这篇题为《欧洲现在需要什么》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对欧盟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审慎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确立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在欧盟内部完善治理和发展政治行动的能力。他指出，《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欧盟创始成员国的全民公决所否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深化发展的阻力来自人民。实际上，在大部分成员国中存在着支持巩固欧盟的“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哈贝马斯建议，在2009年的欧洲选举中，应该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让公民来决定：欧盟是否要有直选的总统？是否要有欧盟自己的外交部长和金融基地？与此同时，这种全民公决应该只对那些国内多数公民已经投票支持欧盟改革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如果全民公决获得通过，

那将会打破目前那种由最保守迟缓的国家来限定整个欧盟发展步伐的僵局。

宗教与政治：神学灵光的再现

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发表在8月19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当期的封面以大号字体摘录了文章的要义：“神学的思想仍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灵，鼓动起能将社会置于毁灭的救世之激情——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认定这不再成为可能，认定人类已经学会了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分离，认定政治神学在16世纪的欧洲已经死亡。但是，我们错了。我们才属于那种脆弱的例外。”这篇文章选自里拉9月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其核心命题可以称为“西方例外论”，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学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以政教分离和立宪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例外，始于欧洲在历经惨痛的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种应对抉择，即所谓政治与神学的“大分离”（the Great Separation），其基本理念源自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利维坦》将变换政治的主题，着眼于“心理学”而放弃政治神学。但政治哲学从来没有驯服政治神学。政教分离的共识不仅是脆弱和不稳定的，而且是一个特例。西方人如果以为自己的现代世俗政治具有普世性的效力，并向非西方文明推广，那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文章和著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热烈的争论，里拉本人也在报刊与广播媒体上频繁接受采访。马克·里拉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八年之后，今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文与宗教学教授，重返作为美国思想文化中心的纽约（他曾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执教十年），再度活跃于公共思想界。

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近九百页的新著《世俗时代》，通过浩瀚而复杂的思想史考察，探讨“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探讨了政治世俗化的问题。今年年初，若瑟·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与哈贝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辩证法：论理性与宗教》英文版出版，与其说这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者的合作。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青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随着“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幻，欧美公共讨论中宗教话语日渐活跃与强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

委内瑞拉政局引发的讨论

拉美持续几年的“红色风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战。查韦斯的修宪提案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导致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十多万人的示威抗议。12月2日，全民公决否决了查韦斯的提案，委内瑞拉的局势与未来变得扑朔迷离。11月30日，耶鲁大学“拉美与伊比利亚研究会”举办“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国际研讨会，会议由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发起并组织，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包括委内瑞拉驻美大使）和社会活动家，旨在对委内瑞拉问题展开独立的学术性讨论。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会运动在确立玻利维亚革命的道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度依赖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的石油，使这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紧密纠葛之中，暗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次会议展示了真正具有思想性的辩论，揭示出玻利维亚革命所包含的可能与局限，与主流媒体的危言耸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西方左翼学者对委内瑞拉的局势更为关注。齐泽克在11月15日《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后现代左翼”的所谓抵抗策略倾向于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投降”。他赞赏查韦斯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认为这虽然具有风险，却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国新左派领袖人物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在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之后立即撰写文章，指出当下对修宪的辩论过多地集中在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争议上，而没有足够重视修宪提案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在草根层面上对此展开辩论，公民没有充分参与讨论来界定什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恰恰是修宪流产的经验教训。但阿里坚信，查韦斯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只要总结经验、把握时机，在他任期结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会有新的转机。显然，对西方左翼来说，查韦斯革命代表了一种希望——在冷战之后第一次诞生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因而对此寄予了热忱的期许。

“大屠杀工业”与学术自由

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于198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其二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一直处于争论的漩涡之中，因为他的研究著述对大屠杀历史的主流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芬克尔斯坦并不像少数右翼人士（如英国的大卫·欧文）那样否认历史上发生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本人是犹太裔，其父母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认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已经被篡改和编造，成为他所谓的“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被犹太精英权力集团所利用，服务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芬克尔斯坦通过大量著述和公开演讲长期致力于揭露批判“大屠杀工业”的骗局，其主要论敌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兼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等人，而著名学者和异见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一直是芬克尔斯坦最强力的支持者。

芬克尔斯坦曾在几所大学任教，今年已经五十四岁却仍未获得终身教职。今年年初他在任教已六年之久的德保罗大学提出终身教职申请，虽然获得院系一级的多数支持，却遭到大学“晋升与终身教职委员会”的否决，其主要理由是芬克尔斯坦的著述对其他学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个人攻击，将学术问题变成简单的立场对立，不符合专业的学术标准。芬克尔斯坦坚持认为，校方受到了外界压力的干涉，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侵犯。他表示要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予以抗议，校方则取消了他原本在下一学期开设的课程。这立刻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反应与辩论，成为所谓的“芬克尔斯坦事件”。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争论与谈判之后，德保罗大学与芬克尔斯坦达成协议。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双方表述了各自的立场，协议以芬克尔斯坦的辞职而告终，但未公布学校给予他的赔偿。芬克尔斯坦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乔姆斯基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美国精英势力打压异端思想、践踏学术自由的又一例证。10月12日芬克尔斯坦与乔姆斯基和英国新左派主要代表阿里等一起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保卫学术自由”会议，继续反思在保守派精英集团的压制下如何维护学术自由的问题。而另有一些学者对芬克尔斯坦著述的学术品质有相当的保留。早在《大屠杀工业》一书刚刚出版的七年之前，布朗大学著名欧洲史专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就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文章，批评芬克尔斯坦恰恰与他所指控的“大屠杀工业”的媒体制造者一样，同样在论述中充满了刺激性的修辞、自鸣得意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同样漠视基本事实，对历史进行混乱和可疑的阐释。巴托夫最后指出：“现在可以说，芬克尔斯坦已经创建了他自己的大屠杀工业。”

《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创刊

齐泽克如今无疑是国际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两年前，名为《齐泽克》的纪录片在文化知识界引起相当的关注。今年1月由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主办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正式创刊。为一位仍然在世的学者创建一份专业性的研究刊物，这在学术界虽然不是首创（鲍德里亚曾享有此殊荣）却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份刊物由保罗·泰勒担任主编，编委会中包括著名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而齐泽克本人也名列其中。编委会的构成在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上体现出高度国际化与跨学科的特征。学刊沿用学术界常规的公开投稿和同行评审的编辑方针，但发布方式却是新颖的网络在线期刊（http://zizekstudies.org/），内容完全对读者开放。在线期刊的方式更适合齐泽克的作品特征，也创造出一种学术讨论空间来避免主流媒体对其批判锋芒的收编。该刊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的四期，包括“齐泽克与巴迪欧”“齐泽克与电影”“齐泽克与黑尔格”等专题讨论，少部分文章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本（虽然中文译稿的质量似乎有待改进）。在第一期中的开篇文章《为什么是齐泽克？为什么是现在？》中，保罗·泰勒指出，从事这样一份刊物的编辑既是机会又有风险，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他不仅是健在的，而且他向世人保证他自己不是所谓的“齐泽克派”。因此要坚持完整公正地对待齐泽克的不可复制之独特性总是要面对艰巨的压力。但作者认为值得承担这个风险，以进一步增强齐泽克作品对现有建制的学科所提出的挑战。文章还借用佛家“以指示月，愚人观指不观月”的类比，形容“齐泽克的理论努力在于顽强地审问那些执迷于观指而不观月的学者的刚愎自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齐泽克吸引并继续保持对他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