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5年西方知识界回顾

震惊之后：辨析恐怖主义的渊源

震惊的感受来自恐怖袭击的残暴、突发及其目标的不可预测。《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如是写道：“黎巴嫩内战前的贝鲁特曾以中东的巴黎为人知晓，而今天的巴黎却越来越像是西欧的贝鲁特，一个涌动着族裔冲突、人质劫持和自杀式炸弹的城市。”贝鲁特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今天的巴黎，也可能发生在明天的伦敦、柏林、纽约或者任何地方（甚至北京在圣诞节期间也发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警告）。所谓“伊斯兰国”（ISIS）11月公布的最新“敌国名单”列入了全球六十个国家。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暗自庆贺“风景这边独好”。

更深的震惊源自思想上的晦暗不明。从《查理周刊》事件到“黑色星期五”，激发了西方思想界风暴般的讨论：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如何才能有效地遏制与防范？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将就此被改变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获得确定无疑的答案。但受惊的心灵往往急需一个简明的解答才可能平复。迫切与焦躁中，久已窃窃私语的一个词汇浮现出来——“伊斯兰”。那么，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与伊斯兰宗教传统之间是否相关？这是相当敏感和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成为当下辩论的一个焦点。

驱逐困扰的一个方式是将两者做干净的切割。奥巴马总统声明：ISIS“不是伊斯兰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联名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也是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观点。美国官方呼吁用“达伊沙”（Daesh）来替代以往媒体常用的“ISIS”或“ISIL”的指称。但困惑与质疑之声仍然遍布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切割”声明或者“更名”手法似乎很难平息实际上持续存在的激烈争议。

《大西洋月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015年2月发表了该刊最受关注的长文《ISIS究竟要什么？》（网络版有近一万七千条留言评论）。作者伍德（Graeme Wood）大胆宣称，“实际上，ISIS就是伊斯兰的，十足的伊斯兰。……它最热衷的追随者所布道的教义，源自对伊斯兰教融贯甚至精深的阐释。”伍德承认，将ISIS问题仅仅视为“伊斯兰的麻烦”是流于表面的，甚至是为其辩白，因为伊斯兰教允许多种阐释，ISIS的支持者只是在道德上固执于自己选择的一种阐释。但是，反过来简单地将它“指控为非伊斯兰的（un-Islamic）却可能无济于事”，因为“这个哈里发的许多实践在平白写就的经文中得到了背书”。伍德的文章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他随后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做出澄清、修正与回应，但并没有收回其基本观点。

普林斯顿大学的海科尔（Bernard Haykel）教授被带入了辩论的漩涡，因为他被伍德誉为“在IS意识形态问题上最具发言权的世俗权威学者”，也是其文章所援用的主要学术依据。海科尔在一次长篇访谈中指出，ISIS是在特定历史脉络下的偶然产物，“伊斯兰教中没有什么注定的东西会导致ISIS”。虽然ISIS的确根植于纯正的伊斯兰经文，但这些经文必须经由阐释才能得到理解，而阐释总是具有其时代性。ISIS却认为，任何对旧有阐释的挑战都是叛教行为。“他们声称我们必须返回第七世纪，这是要否定过去一千年伊斯兰教法传统的法理复杂性。”因此，ISIS的问题在于其“非历史的神学”，假装过去多少世纪的历史从来没有发生，以此为他们的暴行辩护。但与此同时，海科尔没有放弃自己原初的看法。“许多人说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有时是和平的宗教，有时是战争的宗教，这取决于我们在讨论哪个时代。”最后海科尔强调，对ISIS的诊断与应对不应局限于宗教维度，而必须将此理解为“逊尼派阿拉伯世界更深的结构性问题的症状”，包括政治、经济、就业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需要阿拉伯社会本身开启漫长的改革。

《大西洋月刊》随后发表了宗教研究教授达戈里（Caner K. Dagli）的文章，对伍德予以批评。作者首先质疑了伍德专业资质的可信性：一名非穆斯林的作家何以有自信辨识《古兰经》和《圣训集》的“平白含义”？何以判断什么样的阐释是“严肃的”？“引经据典”的解说并不是正当和严肃阐释的证据。此外，作者指责伍德的观点会使众多穆斯林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选择沉默，会被那些要求他们“发声”的人所谴责，但如果他们表达了在宗教上与ISIS的根本区别，又会被看作是在自我欺骗或欺骗众人。在这种残酷的逻辑中，“他们想要与ISIS真正决裂而免遭怀疑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抛弃伊斯兰教”。

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11月23日在法国北部城市奥贝维利埃发表演讲，现场视频几天后上传到YouTube。12月11日长达二十六页的演讲英译文本在多家左派网站上发布。他主张，真正的思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原则：“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所有非理性的、罪恶的和病态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思考的对象。“宣称不可思议永远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思想的失败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恶行径的胜利。”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阐释图景，分析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何以造就了三种病态的当代主体性（西方的主体性、渴望西方的主体性以及虚无主义的主体性）。而ISIS正是资本主义病态主体性的产物，本质上是当代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宗教只是为其提供身份标识和神圣外衣。他呼吁年轻人、流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开启新的思维方式，为“重归解放的政治”创造条件。他相信，在当下的危机中有可能创造第四种主体形象：“寻求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而自身不陷入虚无主义”，这将赋予我们“一种消化和废除猖獗的法西斯化的能力”。

法国人类学家奥特朗（Scott Atran）曾领导研究团队多年实地考察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和活动。他在《永世》（Aeon）网络杂志发表长文指出，西方有许多人将ISIS轻蔑为虚无主义的冲动，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发现了更为险恶的威胁：ISIS 是一场革命，如同此前许多革命一样，带着救赎的使命。这是“一种具有深刻诱惑力的改变和拯救世界的使命”。

世界将会因此而根本改变吗？年末，《纽约时报》刊出杜拉特（Ross Douthat）的评论《自由秩序的崩裂》。这位年轻而知名的保守派作者哀叹，“2015年对我们的制度是一个死亡象征时刻。”在冷战后的二十五年间，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整体大厦虽不理想却一直相对稳定，没有什么外部对手（无论是俄罗斯、伊斯兰或者中国）能真正提出更好的选择。而今天，那个自称的“哈里发”提供了新的反抗现代性的样板，并且已经抵达了欧洲的心脏。“这是体制崩裂、防范溃败的一年，这是提醒所有秩序可能消失的一年。”

西方舆论每年都会有类似“狼来了”的呼叫，这一次会是真的吗？“黑色星期五”的暴行常被比作“法国的9·11事件”。许多美国人当时都说“9·11改变了一切”。的确，此后十多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然而远不是一切。

欧洲移民危机与捍卫西方价值的左右共识

“野蛮人就在里面，而且这里没有门”——以此为标题，保守派的悲情斗士斯丹恩（Mark Steyn）迅即写下了他对巴黎袭击的时评，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赞叹这是“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强有力的反应”，并在其《旗帜周刊》网站转载。斯丹恩的要点简洁明了：这并不是奥巴马所谓的“对整个人类和我们共享的普世价值的攻击”，这只是对西方的攻击，对西方人造就的现代文明的攻击。穆斯林并不信奉言论自由之类的西方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对当今世界“大部分区域是完全异己的”。但欧洲却决定邀请几百万穆斯林来定居，而其中大部分人要么希望现代西方社会和所谓“普世价值”灭亡，要么对这种灭亡完全冷漠，这就给ISIS的生长蔓延提供了“很大的适宜地带”。斯丹恩在接受Fox新闻频道的电视访谈时指出，欧洲想要以情报系统和监控检查来阻止恐怖袭击是徒劳的，根本无法应对如此众多的移民和新难民。同化机制也不会起作用，穆斯林移民不会作为公民效忠于移居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忠诚与归属所向是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这是比民族国家更高的信念。他说自己在十年前就发出了警告，但“人们都说我是危言耸听”。的确，斯丹恩是一以贯之的，他在2006年出版的畅销书《孤单的美国》中对欧洲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完整充分的分析：只有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仍然可以维系，而欧洲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定的二元化：西方的欧洲和穆斯林的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导致的奇特结果是改变欧洲去适应新移民的文化，而不是相反。但福利国家的困境、欧洲人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完全无法匹敌年轻的、生育旺盛的穆斯林移民扩展他们的信仰和价值。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主要在本土之外，而在欧洲同时是一场“内战”。放任的移民政策会使欧洲持续不断地伊斯兰化，结果就是“我们所知世界的终结”（原书副标题）。

捍卫西方价值，这不只是保守派的呼声，也成为左派诉诸的目标，虽然各自出于相当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这是2015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

年初，左翼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异议》杂志发表《伊斯兰主义与左派》，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漠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虐现象，采取无批判的同情态度，放弃了自己理应坚持的启蒙主义传统及其基本价值。在沃尔泽看来，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左派格外害怕被指责为患有“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是右派的标志。

“伊斯兰恐惧症是宗教不宽容甚至仇恨的一种形态”，这当然是错误的。它混淆伊斯兰宗教与其极端主义和狂热分子之间的区别，是误解和歪曲当代穆斯林的一种固执偏见病症。然而，避免偏见的良好愿望并不能成为回避正当批评的理由。否则，“伊斯兰恐惧症”就成为一个借口，只要一触碰伊斯兰问题就会被谴责为种族主义。但我们可以做出“完全正当的批评，不只对伊斯兰狂热分子，而且也可以对伊斯兰教本身——就如同对于任何宗教一样”。而大多数左派陷入了“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恐惧”。沃尔泽的文章引发了丰富的辩论，《洞察力》（Fathom）杂志还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

几个月之后，更为激进的左翼明星知识分子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作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s”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过于放任宽容，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因为将“欧洲解放的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情投意合，“文化多元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等），“经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取向吗，或者会被当作“叛教者”驱逐？

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奥巴马是第一位入主白宫的黑人总统，几乎所有回应者都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学者一致认为“奥巴马医保”的胜利将被铭记；也有很多人预言美国经济的复苏在未来会获得更高的评价；在他执政时期，美国未出现大规模战争和恐怖袭击，这获得了不少肯定，但为此采取的安全监控措施以及在国外使用无人机轰炸的决策也招致许多非议。自由派学者大多赞赏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更接近“彩虹国家”的理想（推进种族多元与文化多元的融合发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感到担忧。部分保守派的学者严厉批评奥巴马强化行政权力的倾向。外交方面引起的分歧较为严重。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进展、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获得了许多肯定，但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则受到一些负面评价。多数学者承认，奥巴马是言辞卓越而极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但也都看到他竞选时期展现的理想主义气质已经褪色，在执政后转向了实用主义，使许多年轻选民感到最初的期望被辜负。奥巴马以承诺“改变”开启他的总统生涯，但最终他达成的只是在延续中修复，而不是转折性的变革。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在9、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包括九篇文章，从国际战略的多个方面总结评估奥巴马的遗产。在美国思想界的辩论中，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常常被保守派或“鹰派”人士指责为“软弱”、“退却主义”或者走向了新孤立主义，这正在导致“全球失序”，也终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针对这种流行的批判，杂志主编罗斯（Gideon Rose）做出了回应。在题为《奥巴马做对了什么：保持冷静并继续自由秩序》一文中，他对奥巴马的外交遗产给予相当积极的评价。罗斯指出，小布什留给奥巴马的遗产是“两场战争和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而奥巴马已经使美国从一些老问题中解脱出来，避免陷入一些新问题，并同时获得了一些扎实的收获。这是相当不错的成就。奥巴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大局的把握”：“他重视美国在过去七十年中培育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并认识到要从全球边缘地带误入的冒险和纷争中撤退，以此救护这一秩序的核心。”在罗斯看来，奥巴马是“带有保守主义气质的思想上的自由派”。在经过“鲁莽的过度扩张与好战的单边主义时期之后”，他感到推进美国的长程外交目标的最佳方式是“短期收缩”，通过放弃边缘来巩固自由秩序的核心，这是他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美国大战略，而是尽力从其前任的失当中拯救这一战略”。在这背后是一种“自信的认识”：“从长远来看，开放社会将击败封闭社会（因此，只要堡垒能被守住，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终将会看到它们地位的下降而非提升），这表达了对过去美国外交最佳教益的重新发现。”

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

马云6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选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举办。这家酒店在1931年美国大萧条时期欣然开业，时任总统胡佛对此致意，赞誉它“向整个国家展示了信念和勇气”。而今天，华尔道夫酒店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的保险公司。“这整个事件似乎象征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以这段文字作开场白，《经济学人》10月3日推出了“世界经济”特别报道。其中关于中国的文章题为《更远的长征》（A Longer March），阐述“中国震撼了世界，却不是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最近的状况和趋势，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等现象中剖析背后的结构和制度性的难题，以及改革面临的困难。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巨大经济体会期待一种自然的特权：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的规则享有更大发言权，以及被广泛使用的货币，这是容易理解的雄心。但如何在实现雄心与保持稳定之间，在经济的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却是中国一直面对的挑战。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正在成为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的巨人，成为在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的中等强国。这种温和的雄心或许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这并没有解决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种种问题。中国不会很快成为美国的制衡或替代力量。”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测评起始于1990年。这一指数综合了人口的收入水平、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12月4日公布的最新一期报告显示了过去二十五年各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和速度。在指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卢旺达的增长速度），目前达到了韩国1990年的指数水平。

中国的迅速发展常常与“中国模式”相关联。清华大学的加拿大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发表新著《中国模式：政治优绩制与民主制的局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入选“《金融时报》2015年最佳书籍”。作者试图论证，中国式的政治优绩制（political meritocracy）有助于克服选举民主制的关键缺陷。他将“中国模式”界定为顶层的优绩制、中层的实验以及基层的民主制的三者结合，他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民主优绩制的模式，在道德上是可欲的而在政治上是稳定的。10月15日美国亚洲学会与《纽约书评》杂志为此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贝淡宁与其他五位学者参加，部分内容随后以《中国模式优于民主制吗？》为题，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布。

贝淡宁在讨论中阐明，他的著作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中获得启发。传统的公职人员选拔，首先是依据科举考试，然后依据政府低层所作的绩效评估。而这套体制过去三十年在中国重建了，尽管并不完善。他的写作并不是要为现状辩护，而是出于他的“语境化政治理论”方法。“垂直的民主优绩制”启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他相信这个理想本身是好的，并且可以在未来继续激发中国的政治改革。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指出，如果中国真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模式，那是好事，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平稳发展，也可以使西方拥有一个严肃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而避免自身的盲目自负。但谈及中国模式的问题，如果承认目前政治优绩制运行得不够好，那么阿什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实际上它并不是贝淡宁描述的那种政治优绩制。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首先强调，这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实际上不是一本关于真实中国的书。他随后表达了自己最主要的质疑：“德才兼备的优绩选拔是否能形成一个更好的政府？”在他看来，这本书关键的理论失误在于忽略了权力的行使，只关注官员的选拔，而无视官员如何受到制衡并受到一个自由社会的监督。目前所谓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贝淡宁在论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时候，从不提及两者的差距，只是指出现实的民主制度的不足。因为这是实践的制度，当然会存在不足。黎安友随后又在《国家利益》11、12号发表了长篇书评《伪造的中国模式》，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知识分子的黄昏或黎明

2015年西方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讨论相当活跃：从《高校纪事》组织的“公共知识分子”专辑，到研究法国智识精神的专著，还有两部批判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论著。

“知识分子问题”常常是知识分子才格外关心的问题，只要这个议题仍然活跃，就意味知识分子并未消失。但是，知识分子的构成、气质及其公共影响可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这正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关注的问题。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指出，在1950年代之后，上一辈独立不羁的“城市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迅速衰落，新兴的一代大多不再是面向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主要为同行写作的“专业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原书副标题）。这本书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并在2000年出版了修订版。在初版发表近三十年之后，《高校纪事》12月发表专辑《“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四篇文章着眼于考察雅各比的论题在当下的有效性。

专辑的首篇文章是雅各比的《最新的知识分子》，回应了诸多的批评质疑，虽然承认当初有个别失误之处，但自认为总体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在当今仍然有效，因为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并未逃脱学院体制诱惑与规训，反而愈陷愈深。虽然人们总是可以发现个别反潮流的事迹，但并不能逆转总体趋势。值得赞许的是一批为公众写作的“新科学作家”，他们的成功表明了普通读者群依然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科学家推出了平白清澈的著作，人文学者却在拥戴瘀结的文风和繁琐的理论。互联网的冲击是他当初未曾预料的现象，但他很怀疑通过博客和推特而流行的文章，可能会丧失那种“反思的慢功夫”：“危险在于我们进入了一个片刻思考、即刻评论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必在专著与推特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在他看来，“处于两者之间而面向普通读者的严肃作品可能正在消失，一同消失的是它们的作者，最后的知识分子。”

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波特（Claire Bond Potter）教授的文章题为《互联网是最终的波西米亚吗？》。在她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在政治上无政府的空间，很接近雅各比的波西米亚咖啡馆。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在虚拟空间中集结，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博士，他们以“学术计件工人”方式进行公共写作，成为新一代的“剩余知识分子”（surplus intellectuals）。不稳定的工作造就了他们的精神气质，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方式相对抗，同时他们也在这种对抗中形成了共同的事业，寻求一种新的波西米亚方式，推广一种摆脱体制束缚的激进视野。一代创造性的知识工人正在兴起。“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分散开来；他们遍地开花。”

实际上，《高校纪事》早在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对此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索和出色的见地。作者格瑞夫（Mark Greif）是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年轻教师，《n+1》杂志创始人和主编。他通过讨论《党派评论》的兴衰历史，挑战了学院规训使得知识分子衰落的流行看法。在格瑞夫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院化”，而在于我们对公众的错误想象。《党派评论》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是面向公众写作，而是对公众的期许更高，他们“瞄准的位置总是略微高于被想象的公众的顶端，那是他们必须踮起脚才够得着的位置”，而与此同时，“这种写作也总是略微高过《党派评论》的作者群本身”。这些知识分子感到必须竭尽全力，才配得上他们渴望加入的更深邃、更嘹亮的智识群体。讨论二十一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业，应当更少关注他们职业的来龙去脉，更多地着眼于恢复对公众的最高尊重。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

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却同时更加不平等的时候，人们应当过怎样的伦理生活？耶鲁大学出版社在4月推出了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学教授辛格（Peter Singer）的新著《你能做的最大善事》，以清晰的哲学思考辅以真实生动的事迹，论述了“有效利他主义如何在改变伦理生活的观念”（副标题）。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格林纳（Joshua Greene）称之为“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在世哲学家”所写过的“或许最具影响的著作”。

“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是始于新千年的一场社会运动，同时也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一种道德哲学，辛格是其主要的理论倡导者之一。他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要过一种充分的伦理生活，我们就应当尽己所能去做最大的善事。而要发现怎样才能做最大的善事，我们需要运用理性和证据。”目前在慈善机构的捐赠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了解这些机构的有效性，只是被其形象所感动而行善事。辛格从效益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汲取灵感，发展出有效利他主义的理论，主张依靠科学的方法来确定改善世界的最有效方式，这区别于传统的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的理念。辛格理论的一个特色在于淡化感人的“温情效应”，也不诉诸那种否定自我利益的“牺牲奉献”。许多践行者的典型感受并不是自己做出了“牺牲”，而是感到自己的生活比从前获益更多也更加丰沛。因此，有效利他主义并不主张否定自我利益，而是鼓励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何为真正的自我利益。

这本书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评论。《波士顿评论》为此举办专题讨论，邀请十一位学者和作家就“有效利他主义的逻辑”展开辩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批评，首先，将本来属于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职能转交给个人和团体来承担，可能隐含着危险。即便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替代政府的角色就其长期后果而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本来预期从国家获取的重要服务由其他组织接管，那么要在其他关键领域中培养对国家的信任和发展国家能力就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其次，有效性测量也是可质疑的。捐赠给大赦国际，还是捐助某个提供疫苗或教科书的NGO？相比之下哪种选择社会价值更大？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得以使千万人摆脱贫困的发展，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有效利他主义会将公共的关注点偏离重要的制度因素。更为激进的批评意见来自左派网站《雅克宾》上的一篇文章，它指责有效利他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体现，无视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对类似的批评，辛格在回应中指出，有些策略可能比有效利他主义者目前使用的策略更有效，但这一事实并不足以驳倒这一运动的实践者，因为他们可以随之采纳更有效的策略。有效利他主义并没有忽视能够减缓贫困的大幅度政治经济改革，如果有证据表明这种改革的预期有效性更高，那么我们就会倡导从事这类改革。对于救助贫困，这一运动常常被批评为“创可贴式”的治标不治本。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分辨“标”与“本”，就算有时我们确切知道什么是贫穷的某些根本原因，却也一时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治标”可能意味着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辛格说，有时候“创可贴也不坏”。

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

《前沿》（edge.org）被英国《卫报》誉为“全世界最聪明的网站”，以倡导科学与人文之融合的“第三种文化”而著称。每年伊始，主编布鲁克曼（John Brockman）都会公布网站的“年度问题”，并邀请世界各地二百位思想家和科学家应答。2015年《前沿》的年度问题是“你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获得了一百九十二份回复，陆续在网站发布，最后汇编为文集出版。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人文学者和作家，二十多家媒体对此予以报道。

1980年代哲学界曾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焦点之一在于计算机是否能够“真正”地思考（具有意识）。近年来，这一领域获得了巨额的研发经费支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迅速的进展，许多成果更新了旧有的知识和观念，也引发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机器思维与人的思想真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吗？人工智能将会超越人的智能而达到“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吗？最终这对于人类生活的前景意味着福祉还是灾难？

在众说纷纭的应答中，可以辨识出比以往更显著的“物理主义”倾向。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卡罗尔（Sean Carroll），追溯了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美特里的名著《人是机器》，认为他预见了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源自粒子和力，没有给外在于物理的生命力量留下空间。神经科学虽然不如物理学成熟，但已经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与大脑中特定的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若要问他对会思考的机器的想法，他不禁要说，“嗨，你在说的那些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会思考的机器。不同类型的机器之间的区别正在销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尔泽克（Frank Wilczek）认为，“所有智能都是由机器产生的智能（机器要么是神经元形成的大脑，要么是硅芯片制造的机器人）。”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丘奇（George Church）回答说：“我是思考的机器，由原子组成。”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里斯（Martin Rees）认为，无论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所长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教授是超级智能研究的专家，他提出了更复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首先，目前的机器思维的水平相当低（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狭隘领域），将来有可能超过人类（正如机器现在已经比任何生物体更为强壮和迅速），至于超级智能何时出现，我们知之甚少。但他认为，人工智能要从目前的水平到达人类智能水平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从人类智能水平达到超级智能的水平会相对更快。超级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这取决于超级智能的默认动力机制以及如何才能予以控制，这些问题远比人们预想的困难得多。

阿伦特逝世40周年

《国家》杂志发表政治理论家罗宾（Corey Robin）长文《阿伦特的审判》，重新考察和评价了阿伦特因报道1961年“艾希曼审判案”而卷入的争议。文章将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论置于她复杂的思想脉络之中，突出了她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阐释与她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永世》网络杂志发表牛津大学现代欧洲史博士生麦卡莱（James McAuley）的文章《影子与实质》，富有洞见地论述了阿伦特的“自觉贱民”意识与她远离乡愁的世界主义气质之间的内在关系。

《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文章题为《摩根索与阿伦特：一种智识激情》，出自批评家、《纽约书评》的编辑葛温（Barry Gewen）。文章追溯了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与阿伦特之间长达20多年的亲密交往。列奥·施特劳斯、摩根索与阿伦特有相近的背景：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在纳粹兴起之后从德国移居美国，也都研究政治问题。摩根索与施特劳斯起初彼此赞赏，关系密切，但很快就因为“观点与性格的深刻差异”而相互疏远。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早在德国的学生时代就相识（传言施特劳斯曾“追求”过她），但两人从来彼此不合。阿伦特将摩根索描述为自己的“智识伴侣”（虽然她对摩根索晚年的求婚感到“惊慌不安”，但妥善处理了这个短暂的插曲）。他们各自在逆境中获得了对方的坚定支持，彼此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终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共享着与众不同的智识倾向和政治立场：对苏联从不抱有幻想，理解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怀疑国际主义的自由理念，同时也反对麦卡锡主义。他们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美国政治的标签无法恰当地用于把握他们的欧陆视野。他们都明白世界的暴力性处境，抵触美国进步主义者的乐观态度。他们共同面对的思想挑战是“学习在这个不确定、时常野蛮的世界里不抱希望地生活”。微妙的区别在于，阿伦特仍然坚持为光明的希望留有一道门缝，而摩根索则断然将它关闭，这是所谓的现实主义。

2015年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英国学者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获得。她任教于伦敦大学贝克学院，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历史、神话，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颁奖词突出表彰了她对神话研究的贡献，以及在小说创作中对性别角色和女权主义的彰显。坦普尔顿奖由加拿大天主教哲学家、神学家金·凡尼尔（Jean Vanier）获得。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活动，以救助发育性残疾人的贡献而著称。当代两位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与查尔斯·泰勒分享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

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逝世，享年70岁。他长期致力于“自反性现代化”的研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性”等重要概念。2月3日，英国历史学家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逝世，享年78岁。他著作等身，尤其以对丘吉尔的研究见长。4月13日，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逝世，享年87岁。代表作《铁皮鼓》、《猫与鼠》、《狗的岁月》被称为“但泽三部曲”。他在两德统一后致力于反对仇外主义和新纳粹势力。他在晚年的自传体小说《剥洋葱》中承认自己曾是党卫队队员，引起轩然大波。5月12日，德裔美国历史学家盖伊（Peter Gay）逝世，享年91岁。他的著作《启蒙时代》具有文化史的典范意义，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5月23日，美国著名数学家、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逝世，享年86岁。他的“纳什均衡”博弈理论在经济均衡与博弈均衡之间建立了联系。他也是电影《美丽心灵》男主角的原型人物。7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逝世，享年77岁。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于1998年获得熊彼特奖。9月10日，被称为“预防自杀之父”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法布罗（Norman Farberow）逝世，享年97岁。9月13日，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逝世，享年86岁。著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战争状态》和《雷蒙·阿隆与国际关系理论》等。10月5日，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作家陈玉平（Grace Lee Boggs）逝世，享年100岁。她致力于美国社会平权运动，为消除族裔歧视、性别歧视和改善黑人地位付诸巨大努力，著有自传《为改变而生》。10月21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沃林（Sheldon Wolin）逝世，享年93岁。他的政治理论富有独特的洞见和批判视野，也是学术界对阿伦特思想最重要的批评之一。11月23日，美国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逝世，享年95岁。他是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于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12月13日，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逝世，享年79岁。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享誉世界，转变了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范式。他对于东南亚问题的研究也贡献卓著。

（受版面限制，在此发表的版本删节了原文约四分之一的篇幅以及全部注释。完整版将在《学海》2016年第1期刊出。本文属于笔者2003年起所作的系列年度综述，议题的选择与述评受作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仅供参考。前十年的综述已结集收入《纷争的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