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痛苦,叫手机分离焦虑

文化   2024-10-28 08:49   上海  

我们都有在无聊的时候伸手去拿手机的经历:在商店里排队结账的时候,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或是坐在自己车里的时候。我们越是频繁地切换到一项新的、更刺激的任务, 大脑就越频繁地得到奖励。我们用数字设备来暂时避开无聊的局面,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也会更容易感到无聊,这种情况似乎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在享受手机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它同样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脑神经科学卡尔·马尔奇在一个实验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新情况,我们使用手机可能伤害到了我们的大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焦虑、抑郁,更容易感到无聊,更容易分心,也更容易紧张的原因,当然问题还远不止这些。马尔奇将这一发现写在了他的新作《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中,我们从中节选了一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那天的情形在我记忆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身为公司总裁和首席科学官,我并非总是参与我们的实地研究工作。但公司有些高管计划参观实验室,现场观看我们的研究如何进行,所以那天早上我坐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去了曼哈顿中城,好监督这次参观。多个小起居室里都有闭路电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前几位参与实验的人。这些年轻女孩子会看一小时电视,我们则会记录她们在此期间怎么使用智能手机,还会记录她们的眼部运动,并传给波士顿的研究团队以供分析,而她们每人会拿到150美元。她们当中有一半被要求把手机放在别的房间,而另一半人可以把手机留在身边,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她们这两组人的行为。
我马上注意到这组第一个参与人员有些奇怪。手机不在身边,她明显很苦恼——皱着眉头,如坐针毡,在座位上扭来扭去。她紧紧抓着椅子扶手,魂不守舍。刚开始我还以为她只是在适应陌生环境,要不也可能是焦虑症发作了。但过了一阵,这些古怪行为并没有消失。随后我想她是不是在嗑药,我们有些研究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但在这次研究进行之前,研究人员并没有注意到任何奇怪的行为。
随着实验进行,她的古怪行为愈演愈烈。我开始琢磨她会不会早走。大概10分钟后,这事儿真就发生了。她一跃而起,冲出房间,抓起手机和其他随身物品,钱也没拿,也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大楼。这样的人不是只有她一个。


2011年秋天还是智能手机革命的早期阶段。特纳广播公司的研究团队付钱让我们做一项消费者神经科学研究,用来了解一个新现象:在观看电视画面(媒体和广告业高管通常称之为“第一屏幕”)的同时也在使用第二屏幕(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情形。我们预计,观众会在有手机的时候玩手机,看电视广告的注意力也会显著分散,而没有智能手机的观众会更专注于电视广告。我们发现事实的确如此。但让我们没有料到的是那些手机被拿走了的参与者的反应。
我们招募的女性,年龄都在18岁到22岁之间。她们都是重度媒体多任务处理者:她们跟我们的招募人员说,她们经常一边看电视,一边玩手机。所有参与者被随机分成两组。我们要求第一组女生看一小时电视,同时她们的手机也在手边,也只给了她们一些简单指示:“就像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那样玩手机。”而第二组的女生则被要求整个研究期间都把智能手机和其他所有科技产品放在一个安全的等待区。 
这些年来我们研究过的参与者有好几千人,但没有一个让我像那天一样惊讶。年纪轻轻、身强体健的人,身体上和精神上却极为痛苦,似乎完全就是因为手机被拿走了。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在第一位参与者身上看到的古怪行为,在另外几个人身上也出现了。而获准把手机留在身边的那一组,所有人都是完成了一小时的研究后才离开的。她们都镇定自若地看着电视,时不时地看看手机,然后拿钱走人。
此情此景让我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女孩子因为跟她们的智能手机分开了,所以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戒断反应?我突然想到,她们的行为就跟20世纪50年代放在斯金纳箱里做药物研究的那些老鼠一样,我还在读医学预科和心理学本科的时候就在教学录像上看到过。斯金纳是行为理论之父,他把实验鼠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老鼠可以在里面按下控制杆,得到糖水或可卡因、海洛因之类的毒品。斯金纳老先生可谓名满天下,而这个实验也是他出名的原因之一。实验鼠很快学会了选择毒品而不是糖水,过了一段时间后甚至成瘾了。随后斯金纳从实验鼠那里拿走毒品,并观察它们的行为有什么变化。毒品被移走的老鼠在盒子里焦躁不安地扭来扭去,表明有一定程度的躁动。这是深入了解成瘾大脑无法继续滥用药物后的戒断反应行为表现的早期尝试。
这些新出现的智能手机使用习惯也会让人成瘾吗?看到那个女孩子在那儿坐立不安的时候,我也直接看到了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比我们那些庞大的媒体客户感兴趣的、可怕得多的现实。特纳广播公司极为关心,这种强大的移动媒体技术会以哪些方式改变电视消费习惯,以及这种改变会多快发生。但他们关心的事情主要是跟广告收入有关。我看到了别的问题。我有幸跻身媒体研究前沿,看到人们的习惯在我眼前改变。而身为训练有素、已浸淫大脑研究多年的医生和精神科专家,我认为广告收入还不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问题。


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改变,飞速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的旅行方式、我们自娱自乐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互动和交流的方式。实际上,变化实在是太快了,甚至让我们都很难理解过去十年发生了什么变化、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大脑的装配方式无法理解这么复杂的局面。我们会在此时此地储存和回忆跟我们有关的事物,而如果变化发生得太快,我们把事物放在历史背景中去理解的能力就捉襟见肘了。
我们的大脑作为信息处理器并不完美,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我们的大脑想成是电脑。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强大了,以至于现在如果说我们是装配起来的,或是说需要重装,这样的说法也不会再让我们觉得难为情。但在电脑的处理速度、效率和容量都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人脑的处理速度、效率和容量却似乎在下降,后果会非常严重。本书要讲的就是这些。


现代媒体格局为儿童、成人、父母、照顾者、教育工作者、政治家和研究人员等提出了重要问题。了解应该什么时候让小孩子们接触什么类型的媒体,以及如何设置限制,是我们所有人越来越关心的问题。互动程序,无论是教育类的应用还是休闲游戏,都越来越受欢迎。其中有些对学术研究人员来说实在是太新颖了,以至于他们除了能提出一些初步见解,无法给出更多评估。因此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些以前的研究,把旧媒体研究当成解读新媒体影响研究的指南。而借助现代神经科学视角,有些相关主题也变得清晰起来。


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从我们出生那天到死亡那天,神经系统一直都在重装,尽管在我们生命的不同时期重装的方式有所不同。所有经历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份和变化。无关紧要的经历对大脑的影响较小,而重要经历对大脑的影响则会很大。有些经历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好,也有些经历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糟。我们在移动媒体、通信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经历也没什么两样。在教室里,在工作场所,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角落,屏幕都无处不在。屏幕很容易移动也很容易获取,促使我们每天都会得到无数次或大或小的屏幕经历。这些经历带来了新的习惯,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定义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我们的人设),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与此同时也重装了我们的大脑。


“重装”这个比喻贯穿全书,但并不是说重装我们的大脑就必定是好事或者坏事。这么说是想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改变自身习惯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仅此而已。如果我们对巨大的变化视而不见,面对口袋里的超级计算机的力量也不够积极主动,这个重装过程可能就会产生负面后果。对于全球都转而使用这些设备会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不闻不问或是淡然处之,那么对于这个越来越依赖于同一种设备的社会的所有层面,就都可能会产生极为恶劣的结果。这些都是本书将展开探讨的主题。
本书第一部分题为“装配:已连线的大脑”,为探讨这些话题做好了准备。我回顾了媒体和广告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节点,这些节点为我们美其名曰智能手机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随后我介绍了跟人脑中最复杂、最精细的区域——前额皮质有关的一些关键概念。无论是在物种进化史上,还是在个人生命体从童年到成年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前额皮质的威力都显而易见。人之所以为人,前额皮质是其中关键。执行功能就从前额皮质中产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前额皮质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人际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装配成了作为社会性生物要互相连接起来的样子。前额皮质也是大脑中最容易受到我们不断变化的媒体和技术行为影响的区域。

与此同时,前额皮质也是我们在数字时代抵御诸多新威胁的最佳防御系统。那些过度刺激和其他网络上的花招和诱惑,带着无穷无尽的奖励和强制循环,真的是触手可及,而大脑的这一部分非常强大,能保护我们不受这些诱惑。运转良好的前额皮质会帮助我们解读并管理从更原始的奖励和情绪中枢得到的反应,是形成人际关系和有益的自我认知的关键。前额皮质能帮助我们在学业上和工作中取得成功。
上面这些能力结合起来,就使前额皮质成了控制冲动的重要仲裁者。前额皮质守护着我们,让我们不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从而也减轻了会带来不良习惯、让我们成瘾的不健康行为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当前额皮质受到压力、疏忽、疲劳、媒体多任务处理、信息过载影响,或是屈服于网上无处不在的过度刺激和虚假信息时,哪怕是轻微受损,都会让我们自己处于极大风险之中。随着我们为自己、家庭和社会做出有益判断和决定的能力下降,我们形成不良习惯并最终成瘾的风险也在与日俱增。
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重装:受冲击的大脑”的主题。这一部分会引领我们去了解,智能手机在我们生活中迅速崛起,会带来哪些后果。我研究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从生命之初开始对我们的影响,确认了从婴儿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对前额皮质的主要影响,也探索了这些现象对正在成长的大脑和人有什么不良后果。这部分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框架,让家长和所有人都能以现有的最好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来理解这些新的建议。 


人生每个阶段都会给大脑带来独特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媒体多任务处理,参与纽约的时代华纳媒体实验室的研究的年轻人,面临的就是这个挑战。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习惯,但这个习惯有其危险。我会介绍一项研究,结论是多任务处理骗过了所有年龄段的人,让我们以为我们的工作效率变高了。实际上,多任务处理会让速度和效率双双下降,因此就算工作更加努力,我们的产出也可能会变少。随后我转向了针对成年人的研究,探讨了大脑中习惯和成瘾的细微区别,并讨论了忽略新习惯的后果:可能会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和身心健康都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我们的数字习惯在生命任何阶段都会造成危害,我们也并不是没有机会保护我们的大脑。在本书第三部分“重装之后:更好的大脑”中,我会引领读者全面了解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告诉大家如何在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朋友和爱人身上发现数字时代的问题。这部分也包含了十条经验之谈的建议,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大脑,尤其是前额皮质。面对时代的冲击,我们要时刻想着自己能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仅仅弃绝数字生活并不可行。我们也做不到。而且这些技术中也有很多可取之处。智能手机及相关工具提供了信息、交流、媒体和商业的便携式动力源泉,让我们得以(并鼓励我们)与娱乐、新闻、工作、教育、朋友和家人建立持续联系。这些技术真正把世界放到我们指尖,很少会离我们而去。
这些技术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也无可辩驳,但我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实际上,我想冷静审视一下这些技术的代价和负面结果,以及我们都有哪些减轻负面影响的机会。迅速采用这些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行为变化,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关注,即便我们对这些技术的无孔不入也已经越来越适应。新习惯,新的内容形式,以及适应移动媒体、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新方式,正在以意义重大的方式改变我们孩子的发育过程和我们成年人的大脑。在探讨智能手机等技术对发育中并最终成熟的前额皮质的影响时,我的目标并不是把所有可能出现的话题都一网打尽,而是想要重点强调那些清晰地证明了数字素养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的研究。
智能手机尽管带来了那么多挑战,但由于好处实在是太大了,肯定会继续存在下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在我们曾亲切地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地方设置一些红绿灯和警告标志。我们也需要了解,如何利用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为我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服务,同时避免其不良后果。这个移动技术的世界瞬息万变,连接从未中断,奖励从未停止,后果也非常真实,而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需要更加主动,而不能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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