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之前读王安忆，她说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讲故事的方式。或许真正有意义或者感触入骨的并无法得以言说，或许还有更多的研究心路并不值得言说。因而，保持沉默是最好的保留故事复杂性的方式。特别是在学界的知识越来越缺乏社会消费的时代，研究者的工作转化为社会理念、价值、共识和理性的通道越来越窄，我经常感受到我不过是在打一份工而已，并以此宽慰自己，并平息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从事着平淡无奇的研究工作。
在我博士毕业多年后，回看自己的研究历程，感触最深的并非是如何试图紧跟学界的前沿和发表，而是深深感受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议题甚至不是自己的选择，不过是大时代的一粒微尘，所谓学术的前沿或许也只是历史大浪淘沙沉淀下来的一缕烟尘。学术研究不仅嵌入在个人人生历程之中，还嵌入到了历史和时代进程之中。自己经常仰慕七八十年代上大学的师辈经历过时代巨变和曲折的人生历程，但是，现在回头看，自己的学术成长居然也见证了历史的起伏和变迁。历史总是更让人产生意义感。因此，应承了时间社的邀约，尝试着叙说一下作为一名70后研究者的学术成长历程。
作为一名70后，我199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政治学专业，是当时人大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当时党史系的政治学是从中外政治思想研究所师资转过来，所以政治学的训练主要是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硕士阶段，我转到中共党史专业，接受了非常精彩的中共党史训练，通过党史的学习加深了我对活生生的政治的认知。我的硕士导师是温乐群教授，他当时做邓小平研究，是邓小平研究专家，而当时的我还没有认识到邓小平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2003年，熊景明老师接受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称“港中文”）的大学服务中心(USC)访问，时任中心主任的关信基教授给了我一个博士面试的机会。当时，王绍光老师刚从耶鲁回港没几年，在面试后决定招收我读博。由于我并没有考托福、雅思和GRE，这个机会对我可以说是非常难得，否则，我可能就不会读博继续走上学术的道路。能够用六级英语申请港中文的博士，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氛围。我入学没多久，校园里到处贴满了反对刘遵义校长国际化办学的招贴和宣传画，本科生要求撑母语，认为母语是最有助于思考的语言。所以，学生提出拒绝用英文作为所有课程的教学语言，而坚持要求允许粤语教学和中文写作。现在想起来，香港是绝佳的例证来展现政治力量和政治制度往往并非社会分裂的表达和转化，反过来，在一个半开放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力量在比例代表制下所进行的广泛政治动员，对公共议题和社会分裂的塑造，真是无比巨大的力量。2004年，我进入港中文政治与行政学系读书，第一次接触到社会科学的训练。那时候内地政治学界依然是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天地，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并未得到普及和接受。当时的港中文是在英式博士培养体系和美式博士培养体系之间的糅合。博士三年学制，如英式教育一样，没有开设讲授课程，只有两门directed reading的课程，但是，却有美式的博士资格考试，选择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两个科目考核。当时港中文政治学还没有开设任何社会科学方法的课程，也没有我们今天苦苦教导博士生的学术写作和研究设计课程。到我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后来的师弟师妹才有了李连江老师开设的统计课程和牛铭实老师一度开设的博弈论；阅读的中国研究书单，在今天看来，也很多是区域研究，还未进入比较政治的理论对话，但是，即便是这样，对我来说，也是绝大的科学研究冲击。大量的系统英文阅读以及之前从未接触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议题，与过往思想史和党史的学习形成了鲜明的断裂，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却感受到社会科学化所舍去的或许与它所给予的同样重要。那个年代正好处于中国政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生长出来的时期。比如，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1949年后国家政权建设，用的是1949-1976广东省市区三级开放档案。这个问题是如何来的呢？简单地说，或许是因为我的导师王绍光教授是中国国家能力研究的开创者，并且，王老师在康奈尔关于文革的博士论文也是用武汉的档案历史资料。这样看上去只是一个遵循师门传统的研究选题。但是，2000年代初的国家能力问题关心的其实是什么问题呢？是和欧洲国家政权建设比较、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权建设比较的问题吗？毫无疑义，这些是文献综述逃不过去的问题，也是研究理论对话的焦点。但是，其实，当时国家能力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问题核心的是从探求“应然”问题的规范研究而来。从规范研究的哪一部分来的呢？早在我本科和硕士阶段，中国大量的研究就是在争论是否国家能力重要。即便是王绍光老师的国家能力研究，也是对当时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主导的规范研究的冲击。这不仅是经验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规范研究的问题：一个国家“应该”就要政治民主化，还是“应该”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否强大国家能力“应该”在政治民主化之前，先有国家能力，再有国家权力的民主化问题。所以，在当时，国家政权建设或者国家基础权力研究的最大意义，并不是与西方去比较我们的现代国家形成和建构有何差异，而是非常清晰地回应本土规范研究价值上的争论和蕴含。甚至可以说，当时中国研究中的国家能力和国家基础权力的概念本身最大的蕴含就是针对国家政权性质（regime type）而言，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政权性质的关系是最核心的问题。虽然我自己的博士论文讲的是1949年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也试图用欧洲国家形成研究中关注的财政理性化去解释1949年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演进，但是提出的问题首先在于用党政体制和共产体制的变化去衡量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是否可以完整地呈现中国政治演进的面向，并做出不同的预判。其中，核心关系的问题依然是国家政权性质与国家基础权力关系的问题，即在国家政权性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1949年后的国家基础权力何以得以建立，何以摆脱晚清到民国以降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具体来说，毛时代在财政供给极为缺乏且并未实现财政理性化的情况下，如何遏制住包税人制的行政体系（patrimonialism），八十年代包税制人的行政体系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何以在九十年代末得到遏制和逆转，为一个有效的国家基础权力奠定基础。这些问题看上去的确是经验研究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试图揭示：国家基础权力的演进的确具有相对于国家政权性质的自主性，中国政治演进及其前景预判的确有区别于国家政权性质和共产主义体制不同的衡量标尺。潜在的规范研究意涵还是在于：中国“应该”何处去的的讨论中，在中国政治学规范研究中大部分以民主和民主化作为核心议题的研究中，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视野，会有新的经验基础去支撑中国政治“应然”层面的判断。如今，我回头看2000年代初学者的社会科学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可以修正规范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实然“的想象和对中国政治”应然“的论断，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构成了经验研究的意义。我会深深地感受到那时候的研究或许就科学化程度而言没有如今那么“科学”，但是这些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隔阂并不大。他们在共享相同的关怀和问题意识，之间可以对话，甚至事实上就是在争论和争辩，处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今天看来，当时新左派和新左派的批评者，就我熟识的学者而言，不管是王绍光老师，还是任剑涛老师，可以说，他们是处于相同的关怀和问题之中，成就了一批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学者。回想起来，这个图景仍然让我觉得充满了意义。用王绍光老师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也应具有“解放思想、怀疑一切”的批判性精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在人大接受了思想史训练，但是毕竟是本科生，所知的确还是比较浅薄，所以我至今觉得，如果我的经验研究缺乏规范研究的支撑，我有时候会困惑我做经验研究最后的皈依在哪里，价值虚无感会非常强烈。斯特劳斯批评韦伯的价值中立，认为实证研究最后会价值虚无。在我的体验中，在我们中国学者当下所处的情境下，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争论相比，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更为重要，而更加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脱节。特别是在中国的学术界越来越“制内市场”的情况下，以及在其他系统越加封闭推动了学界越加封闭的情况下，不仅社会科学研究极度缺乏体制外的市场激活，缺乏社会消费，对公共问题失语，而且这种封闭也进一步加剧了社科研究与规范研究的隔离，最终使得社科研究的价值虚无成为更突出的问题。我经常会问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寻找了一个新的自变量，或者说发了一篇论文，又怎样？宽慰自己：打工打工，两眼空空。
